左為張照堂在上海外白渡橋。攝影孫炯。右為新莊，1964年。臺大時期的張照堂的攝影，充滿了實驗色彩，照片中，他讓好友江建勳站在荒涼的鄉間小路間，在其右臉上塗滿白粉。
張照堂經常會去臆想——被自己拍的人當時正在想什麼？
左為新竹，五指山，1962年。這張「慘白僵瘦的赤裸男體」一經展出，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右為陽明山，擎天崗，1985年。從青年裸露的脊背到馬的巨大臀部，是經常出現的畫面。
張照堂說不清自己的性情究竟是熱烈還是冷寂。在交流場合，除了被安排發言，他始終沉默。遇到要辦攝影展了，按慣例要介紹攝影家，他的那一欄寫的是簡單的一行字：「他自己講得最少，被人講得最多。」
他不愛熱鬧，朋友也不多，大多時間是一個人獨處。即便在上海幾日，也會找出時間，獨自一人帶上相機出門。
跟張照堂有過幾次接觸的復旦大學教授攝影評論家顧錚發現，這是一位個性隨意、不太主動的攝影家，他的神經末梢，始終為攝影懸在半空。
他很少辦展覽，不少大陸攝影家聽過他的大名，但一直沒有機會系統地看到他的作品，甚至是畫冊，也沒有在大陸出版。
「當臺灣許多二三流的攝影家，汲汲於隆重出版自己印刷精美的大型攝影集時，張照堂至今沒有類似的興趣或行動。」臺灣攝影評論家郭力昕曾多次向大陸朋友推介這位臺灣的重要攝影家，當然也提到了讓他驚訝的「從容」。
郭力昕說，張照堂不急於展示自己，隨遇而安，這剛好說明他是一位一直向前看的藝術家，「他不覺得自己需要眷戀已有的成績」。
慘白而僵冷的人體
張照堂在去年獲得臺灣「行政院文化獎」，這是除郎靜山之外唯一一位獲該獎的臺灣攝影家。郎靜山是中國沙龍攝影的代表性人物，而張照堂則被認為是臺灣這五十年來攝影發展中最為重要的一位攝影家。
郎靜山因為模仿中國古代山水畫情境的畫意攝影，受到了當政者的歡迎與扶持。張照堂則是在這種鼓勵「沙龍攝影」、打壓寫實主義的攝影語境下突圍出來的一位攝影家。有意思的是時隔多年後，這兩位攝影主張迥然相異、處境不同的人，竟然得到了政府授予的同一個嘉獎。
張照堂1943年出生在臺北縣板橋鎮，他的成長時期恰好處在臺灣政治氣氛最為緊張的戒嚴時期，當時的臺灣社會與政治氛圍保守而閉塞。
1958年，張照堂擁有了第一臺相機，那是父親給剛考上大學的哥哥買的一臺日本產的120相機作為獎勵，張照堂帶著這部相機參加了臺北成功高中的攝影社，攝影師鄭桑溪是他的第一位老師。
起初，多少因為膽小，他常躲在正在勞作的大人身後拍。沒料到的是，少年一時的恐懼預設了此後一生對背影的觀看——在張照堂的攝影作品，從青年裸露的脊背到豬馬的巨大臀部，是經常出現的畫面。人的背影可以拆解原本直白的觀看，手持相機的張照堂，經常會去臆想——被自己拍的人當時正在想什麼？
當時談論現實話題成為禁忌，而來自西方思潮的存在主義、荒謬與殘酷劇場、超現實繪畫、文學等懾服了一批年輕不馴的心靈，張照堂就是其中又熱又酷的追風者。他形容當時的自己就是「夜半中孤獨、虛妄的狼」，不時想推開窗子向外嚎叫。
正是在這一段憋悶、壓抑的時期，張照堂用120相機拍下了一張後來被廣泛傳播、也遭到大量批評的照片。
在那張照片中，好友黃永松全身裸露，坐在山崖邊，頭部埋入胸口，四肢蜷縮，鏡頭前，只剩下青春背部光亮凌厲的線條傾倒著，遠處是山、大海。
張照堂在回憶當時的拍攝經過時寫道：
當時我們爬到山頂上，在一忘無垠的視野下呆坐。既然帶了相機，總要按幾下快門，但用什麼來面對這樣浩瀚又寂靜的大自然呢？我想只有人體了。永松在我吆喝下，二話不說地脫了衣裳。但我應如何處置一個身體呢？我不要一幅速描或雕塑般的僵硬身體，頭顱與四肢都很累贅、無趣，我想要的只是一個單純、異類的壺形背體。但他端正地坐落在那兒又太死板，他必須傾斜才能與大自然產生一種韻律與張力的互動關係。於是永松弓起身子傾斜，我將120相機儘量放低……當按下快門，我們兩人都知道完成了一件快意的工作，至少我們之前不曾見人這麼拍過。
三年後的1965 年，張照堂與老師鄭桑溪聯合舉辦了臺灣首個現代攝影展時，他用這張無頭的自拍照作為邀請卡，左上角懸著一幀簡單寫意的頭部，外加一行字：藝術是蒼白之上、無聊之上、火大之上的一種裸體展現。
旋即，這張「裸背」引得非議鋪天蓋地。很多人對那個「慘白僵瘦的赤裸男體」有激烈爭議與猜疑，他們在報上寫文章，有的說，這是頹廢派的遺孽；也有人說這沒有頭部的男體有如一個夢魘，仿佛已被苦悶的絕望所吞噬，很灰、很悶，但也很真。有人甚至拿它來和郎靜山的作品比較，說它極具現代感，郎老變成十八世紀的舊古董。
正是在這些批評的聲音中，張照堂發現自己好像知道了今後攝影的走向，於是一頭鑽進去。多年後談及這張照片，張照堂說，「這個『慘白而僵冷的人體』，陪我陷進一場影像迷宮的不歸路」。
一邊抵抗，一邊逃避
在這段時期，張照堂還參與了《劇場》季刊實驗短片展、現代詩畫展，並與一群對現代藝術有著同樣追求的朋友組成「V-10視覺藝術群」。1971年春天，「V-10視覺藝術群」舉辦「現代攝影——女展」，作品呈現出強烈的實驗與設計風格，抵抗沙龍攝影的詩情畫意成為他們鮮明的主張。
當時張照堂的攝影充滿了實驗性質，失焦模糊的兒童的臉、閉鎖於塑膠袋內的怪異頭臉如同鬼魅般從張照堂的鏡頭前冒出。張照堂的作品逐漸在這些試驗中，奠立了他後來為人稱道的現代主義風格：形式頡頏玩忽，視野危然孤高。
張照堂自稱是一個「典型60年代存在主義青年」，在臺大念土木工程專業的他整天泡在圖書館裡，體驗了四年瘋狂的閱讀之旅，從存在主義的加繆到敘述苦難的福克納，都成為他當時汲取的養分。文學之外，他還途經超現實主義繪畫的瑪格麗特，也觀看荒謬劇場。他被所有生猛的虛無、渴求的失落所感動。「也許是我偏好於描述人生黑暗的一面，對一切生存困境、失序時局感到好奇，我的攝影繞不開痛苦與殘酷。」
張照堂始終認為自己受到文學的影響最深，即便今天回顧過去，那些在圖書館抄寫的所有關於質疑、詰問的句子，一直是他攝影的座右銘。臺灣作家黃春明認為，張照堂和其他攝影師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將自己在文學、音樂、電影、繪畫等諸多領域的涉獵最終投射到攝影，這也正是其作品獨一無二的原因。
張照堂的作品在遭到一些沙龍攝影人的批評時，也收穫到了巨大的讚譽。在受西方虛無主義、現代美學滲透更深的繪畫界及現代詩界，張照堂戴上了眾多以「現代主義」為標記的榮耀之冠。其中「東方繪畫」的秦松，稱讚張照堂的作品有「人間性」、「深刻而又有內涵」、「終於，臺灣的攝影作品，超越了『寫情寫景』的寫真。」
在這段時期，臺灣的主流攝影實踐有兩種類型，要麼是作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新聞照片，要麼是唯獨容許在民間操作的「沙龍攝影」。在這片政治高壓空氣下，攝影文化顯得空白而貧乏。張照堂那種怪誕而富有劇場意味的照片，在戒嚴時期的臺灣，從未出現過，郭力昕對比當時的創作環境，作出這樣的判斷：「張照堂的攝影，無疑是當時社會環境下迸發出的獨醒的、清越的高音。」
「在戒嚴時代，張照堂通過現代主義來抵抗健康寫實主義，就像今天我們大陸敏感的藝術家不能接受所謂的和諧攝影。」顧錚在後來觀看臺灣的攝影作品時發現，對荒謬感的捕捉，臺灣至今沒有出現與張照堂類似的風格。
郭立昕還試圖以政治高壓下可能的抵抗性來評價張照堂的作品，不過，張照堂給出的卻是意想不到的回應，「我是一邊抵抗，一邊逃避。」
「其實，我也是在藝術空間裡逃避現實。」對張照堂而言，這個世界，更多地是由政治家、革命家或科學家在主導這個社會的發展，藝術家要做的，只是挖掘現實，提供想像的可能性。在談及「抵抗」一說時，張照堂說，「如果真有殘酷的因子，與其說是政治戒嚴的高壓，不如說是來自生命本身的思考與回溯。」
他甚至認為在解嚴後的臺灣，生命荒謬如常，和戒嚴時期沒有本質的區別。今年68歲的他，手背上已爬滿皺紋與黑斑，談到攝影中中的荒謬，他沉默良久後說，「這個世界悲苦一大堆，幹嗎一定要裝著明朗？」
溫暖與剃刀
這些年，作為攝影家的張照堂，其實從未將靜態拍攝作為他的正職。1980年以後，他陸續策劃、製作了包括《歲月中國》、《臺灣視角》、《雲門三十》等數部紀錄片。
在《看·不見·張照堂》一書中，他自稱做攝影展覽的態度並不積極，創作缺乏紀律。他還半開玩笑地說，「這樣去拍照，我會毫無壓力，且無職業疲勞」。
不過，這不意味著他的拍攝是隨機的，時斷時續的，恰恰相反，他的攝影創作持續了半個世紀，未曾真正中斷。
林懷民這樣評價張照堂，「他從大學時代到今天，頭髮都白了，仍在堅持攝影。這種態度以及他每一階段的突破，對於我個人，以及臺灣許多更年輕的藝術家，都是一個重要的典範。」
對張照堂的攝影頗有研究的郭力昕也發現，張照堂的攝影發生的一些變化，使「現代主義攝影家」這樣的「冠冕」既不準確、也不能完整地說明張照堂作為攝影家的多樣內涵，「張照堂同時存在溫暖人文質地，與剃刀般冷凝鋒利的雙重性」。
「他的作品全部取材自現實場景，但幾乎沒有一幅作品是直接描述事件本身」，郭力昕還注意到，在張照堂的照片中從來都沒有哭天搶地的喧囂，也很少出現歡樂或笑靨的畫面，即便偶爾出現，「照片中傳遞的也是深邃、無言，甚至是欲哭無淚的悲哀和喟嘆」。
「張照堂在解嚴時期的不少作品，凸顯了他對人性的肯定，這也許是他深入到具體社會脈絡後發生的改變」，郭力昕用一張照片做例子，「你看到了嗎？正午陽光下，一個老奶奶立在門前，她溝壑滿布的臉，無悲無喜，卻如此突出。」
「有些攝影家以為自己有著上帝賦予的特權，但張照堂是用司空見慣的日常語言去觀看生活的豐富性。」顧錚始終覺得，大陸的攝影師對張照堂了解得太不夠，他是一位能夠給大陸攝影帶來養分的人。
不過，這並不意味者這是一位善於總結攝影竅門的攝影家，拍照對他而言，其實是在路上發生的、「遇見」的藝術。
他就曾在埔裡鎮碰到一位手執拐杖的老人。一大早從家裡出門，緩慢地連續走了兩個鐘頭，老人才抵達街頭。不自覺他到了一家老舊的戲院。老人走到後座坐下等待，輕聲說，「再等兩個小時就有脫衣舞表演，活了這麼久，還沒看過。」張照堂望著他滿是皺紋的臉上浮出笑容，在旁輕輕按下快門。
張照堂堅信「拍照要走在路上」，他始終都帶著相機孤獨上路，因為他相信，對一名攝影師而言，沒有比腳更好的交通工具，「並且走路時，最好不要呼朋結伴」。
即便在上海短暫的逗留中，他也一個人帶上相機外出，他遇到一位正在放風箏的老人，當即掏出健身帶上的數位相機，按下快門。
到底在他的照片背後是否有特殊的積累，從而指引他按下快門，成就一個個經典瞬間？張照堂非常確切給出了回覆：「我並無羅蘭·巴特所說的特殊視力，只是『適時在場』」。張照堂用沉穩的語調說，「我不要喧囂什麼，我要安安靜靜地講。」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