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闡釋史上，對李商隱《錦瑟》紛紜多歧、層出不窮的解讀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如果從北宋劉攽的《中山詩話》算起，對這篇詩謎式作品的解讀已經延續了近千年。一篇只有八句五十六個字的作品，竟引起歷代讀者如此執著的關注，這種現象本身就很值得探討。本文不打算在紛紜的歧說之外再另添新說，而是企圖通過對歷代紛紜歧說的梳理，發現其中所顯示的總趨勢。從而從闡釋史的角度說明：融通各有依據、各有優長的主要歧說，可能是使《錦瑟》的解讀更接近作品的實際，更能顯示其豐富內涵，從而也更能為多數讀者所接受的一種解讀方式。
宋元明三代對《錦瑟》的闡釋
據現存文獻材料，最早記述對《錦瑟》的闡釋，是著於熙寧、元祐間的劉頷《中山詩話》：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也。
義山詩集編定於真宗景德至仁宗慶曆間（約1004-1042），第一首就是《錦瑟》，人們注意到它併力圖解讀原很自然。但《錦瑟》卻一開始便顯出了它的難解性。從「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也」的記述口吻看，這可能只是轉述當時人對題意的一種理解，未必就是劉攽自己的看法，也未必真有事實或文獻依據。實際上，錦瑟是金狐楚家青衣之說，與其說是依據某種記載或傳聞，不如說是讀者的一種猜想。因為詩的首聯很容易讓人認為「錦瑟」是人名，詩即因見五十弦之錦瑟而聯想到錦瑟其人的華年而作。而「錦瑟」作為人名，又頗似女子甚至侍女之名。因此「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之說就這樣產生了。它既是對題目含義的說明，也是對詩的內涵意蘊的解讀。從考據學的觀點看，這個「或謂」很可能查無實據甚至毫無依據，但從闡釋學的觀點看，卻自有一定的文本依據。這正是此說雖乏實據卻長期流傳而且日後以「悼亡說」改頭換面出現的原因所在。
稍後於劉攽，北宋末年成書的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則記述了從另一思路出發而同樣具有合理性的闡釋：
義山《錦瑟》詩……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詩，「莊生曉楚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劉貢父《詩話》（按：即劉攽《中山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後世詩評家對「適怨清和」之說是否出於東坡頗有懷疑。很有可能是此論的發明者（也有可能是黃朝英本人）為了加強這一闡釋的權威性而故意抬出兩位當朝詩壇巨擘來撐門面。從闡釋史的角度說，東坡是否發表過這一意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從詠音樂的角度對《錦瑟》進行解讀的新說。唐代有許多詠樂詩，其中著稱者如李賀《李憑箜篌引》、韓愈《聽穎師彈琴》、白居易《琵琶行》均以各種形象化的比喻描摹樂聲和樂境。「適怨清和」說正是將《錦瑟》看成一首詠瑟聲與瑟境的詩。如果不過分追究中間兩聯所展示的境界是否完全切合「適怨清和」四境，那麼這一解讀無論就切合詩題、首句及頷腹二聯看，都有其文本依據與顯然的合理性。但這一解讀也有明顯缺陷，即無法解釋「一弦一柱思華年」和「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因為次句已明確顯示聽奏瑟而思憶人之華年，不管這人是詩人自己或他人。如果只是單純詠瑟聲瑟境，「思華年」及「追憶」、「惘然」都無所取義。正如胡應麟所批評的：「宋人認作詠物，以適怨清和字面附會穿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憶』處，更說不通。」（《詩藪內編》卷四）
但託名蘇軾的「適怨清和」說在南宋卻有很大影響。其具體表現是這一時期對《錦瑟》的闡釋，幾乎都離不開詠瑟聲瑟境這一話題，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將「適怨清和」說成《瑟譜》中的四曲，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甚至說《莊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雖認為《錦瑟》以景物故實狀瑟聲「不中的」，但卻反映出他也認為《錦瑟》是詠樂詩。更有將託名蘇軾解《錦瑟》之法加以活學活用，反過來解讀蘇軾《水龍吟》詠笛之妙的（註：見張侃《張氏拙軒集》「孫仲益說《水龍吟》」條。），可謂即以其人之道，還釋其人之詞。認為東坡不但用此法解讀義山《錦瑟》，且用之自創詠笛詞。
由於「適怨清和」說在闡釋「思華年」及尾聯時存在明顯缺陷，因而有的詩評家企圖對它加以改進。成書稍後於《靖康緗素雜記》的《許彥周詩話》說：
《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柱如其弦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句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為說如此。
在「適怨清和」之外又添出「感怨清和」的或說，並將它和「能彈此四曲」的「令狐楚侍人」聯繫起來，「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很明顯，這是企圖將「適怨清和」說與「詠令狐楚青衣」說融合起來。既補「適怨清和」說之脫離「思華年」與「惘然」，又補「詠令狐青衣」說之脫離中間兩聯。許氏的記述中未及蘇、黃而是拉出了章子厚與趙推官。這正反映出此說的假託或傳聞性質。許氏所引此說在《錦瑟》闡釋史上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它在紛歧闡釋出現後不久，即顯示出融通歧說的努力與趨勢。而之所以出現這種趨勢，根本原因在於兩種說法既各有其文本依據與合理性，又各有其缺陷，客觀上需要互補。
金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十二是直接對《錦瑟》作出新闡釋的：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此詩乃是首創《錦瑟》為義山自傷身世之作的一篇詩論。「佳人錦瑟怨華年」一句實即元氏對《錦瑟》主旨的詩意闡述：李商隱這位「佳人」正是借《錦瑟》這首詩來寄託他的華年之思、身世之悲。他的一生心事，都寄寓在如杜鵑泣血般哀怨悲惋的詩作中了。由於詩寫得很概括，又有「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語，歷代論者多以為它僅僅是慨嘆義山詩寄興深微，無人能解其意，殊不知遺山已借點化義山詩語對《錦瑟》乃至義山一大批性質類似的詩作出了箋釋。元氏對義山詩的真諦深有體悟，故對《錦瑟》的闡釋也獨具手眼。
至此，除自敘詩歌創作說及悼亡說以外，《錦瑟》闡釋史上三種主要的解讀（懷人說、詠瑟說、自傷說）均已先後出現（懷人說與悼亡說只是對象有別，後者實為前者的變異）。至明代，雖有好幾位著名的詩論家都談到過《錦瑟》，但基本上是沿襲舊說，很少新的發明。如王世貞雖認為中二聯「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藝苑卮言》），雖贊同詠瑟說，又指出了它的缺陷。胡應麟則堅持詠令狐青衣說，指出詠瑟說之不可通之處。他列舉詩中一系列用語，認為《錦瑟》的性質類似無題，只不過「首句略用錦瑟引起耳」，並將詠令狐青衣說簡括為「題面作青衣，詩意作追憶」（《詩藪》），但他對中間四句的具體涵義卻避而不談，而這正是令狐青衣說難以解釋的要害。胡震亨則對令狐青衣說、適怨清和說均加否定，認為《錦瑟》是商隱之情詩，系借詩中兩字為題者，但他對詩的具體的內涵卻無任何解釋（見《唐音癸籤》）。周珽認為《錦瑟》是閨情詩，不泥在錦瑟，看法似與胡震亨接近。但他所引屠長卿（屠隆）之說則基本上沿襲許彥周之說，即將令狐青衣說與適怨清和說融合起來。饒有趣味的是屠氏將「錦瑟」二字分屬「令狐楚之妾名錦」及「善彈（瑟）」，謂其所彈有適怨清和之妙。（見《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從而將題面與詩面完全統一起來。這算得上是對「令狐青衣」說與「適怨清和」說最巧妙的結合了。
清人對《錦瑟》的闡釋
清代《錦瑟》闡釋史上最引注目的現象是悼亡說、自傷說的雙峰並峙和自敘詩歌創作說的異軍突起，從而改變了宋元明三代令狐楚青衣說與適怨清和說長期主宰《錦瑟》闡釋的局面。
悼亡說的發明，一般都認為是清初的朱彝尊。其實，最早啟示悼亡說的應是明末清初的錢龍惕。他在《玉溪生詩箋》卷上箋《錦瑟》時分別引《緗素雜記》、《劉貢父詩話》及《唐詩紀事》之說，並加按語云：
義山《房中曲》有「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之句，此詩落句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或有所指，未可知也。唯彭陽公青衣則無所據。
錢氏引《房中曲》「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來類證《錦瑟》，是以義山詩證義山詩的典型例證。儘管錢氏未對《房中曲》作箋釋，但《房中曲》的悼亡內容非常明顯，故錢氏之箋釋離悼亡說的正式提出實僅一步之遙。朱鶴齡的《李義山詩集箋注》採錄錢氏箋而又有所前進：
按義山《房中曲》：「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此詩寓意略同。是以錦瑟起興，非專賦錦瑟也。
指出「此詩寓意略同」於《房中曲》，悼亡說實已呼之欲出。果然，朱氏的《補註》中就明確指出：「此悼亡詩也。」
但朱鶴齡只下了判斷，並未對《錦瑟》作具體闡釋。朱彝尊乃進一步對全詩作了解讀：
此悼亡詩也。意亡者善彈此，故睹物思人，因而託物起興也。瑟本二十五弦，一斷而為五十弦矣，故曰「無端」也，取斷弦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接「思華年」三字，意其人年二十五而歿也。胡蝶、杜鵑，言已化去也；珠有淚，哭之也；玉生煙，葬之也，猶言埋香瘞玉也。此情豈待今日追憶乎？只是在當時生存之日，已常憂其如此而預為之惘然，意其人必婉弱而多病，故云然也。
這是自宋以來對《錦瑟》全詩作出詳細解讀的第一篇。它的主要發明是將題目「錦瑟」與所悼亡妻平日「善彈此」結合起來，從而比較順理成章地得出首聯是「睹物思人，因而託物起興」的結論。如果說許彥周、屠隆謂令狐楚侍人善彈適怨清和四曲僅僅是一種猜測，別無依據，那麼朱彝尊的「亡者善彈此」卻是有義山的詩作有力依據的。除錢龍惕、朱鶴齡已引的《房中曲》「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二句外，在桂幕期間作的《寓目》（系憶內詩）有「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櫳」同樣可以作為其妻善彈瑟的證明。悼亡說之所以自清初以來長期不衰，主要原因就在於義山詩中有這樣兩個有力的旁證。朱彝尊的其它解說，問題自然很多。如解「五十弦」為二十五弦之「斷弦」，以附會悼亡，便顯屬臆解。商隱開成三年與王氏結婚至大中五年王氏去世，夫婦共同生活的時間首尾十四年。如果按朱氏所說王氏年二十五歲而歿推算，開成三年結婚時王氏才十二歲，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開成三年義山年二十七，王氏為其續弦，年齡可能較商隱小一些，但至少亦當在十六七歲左右。說「無端」取「斷弦」之意，更屬望文生義。以下六句的解說，也多有牽強支離之處（尤其是第六句與尾聯）。儘管如此，朱彝尊的闡釋仍值得充分重視，原因就在於他抓住王氏善彈瑟這一中心環節，將生活素材、情思觸發到詩的構思、制題連成了一條線。從錢龍惕到朱鶴齡再到朱彝尊，悼亡說從萌芽到正式提出再到具體闡釋的進展過程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悼亡說在清代前期的《錦瑟》闡釋史上佔據主導地位。其時除個別論者仍沿襲「令狐青衣」說（如施閏章《蠖齋詩話》）或「適怨清和」說（如馮班評《瀛奎律髓》）外，多數學者（包括對《錦瑟》持否定態度的學者）大都認為它是悼亡之作。其中較有影響的是何焯《義門讀書記》：
此悼亡之詩也。首特借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泰帝禁不可止發端。次連則悲其遽化為異物。腹連又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曰「思華年」，曰「追憶」，指趣曉然，何事紛紛附會乎？錢飲光（澄之）亦以為悼亡之詩，與吾意合。「莊生」句，取義於鼓盆也。但云「生平不喜義山詩，意為詞掩」，卻所未喻。
何氏悼亡說與朱彝尊說不同之處有二：一是對詩的首聯結合用典（五十弦）作了新的解釋（悲思之情不可得而止）；二是緊扣「思華年」與「追憶」來證明此詩悼亡之「指趣曉然」，較之朱彝尊拐彎抹角解讀尾聯更為直捷。
此外，如陸昆曾、楊守智、姚培謙、程夢星、馮浩、許昂霄等注家均主悼亡說。其中，如陸氏解「藍田」句，引戴叔倫「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間（前）」之語，姚氏解首聯，謂「夫婦琴瑟之喻，經史歷有陳言，以此發端，元非假借……懷人睹物，觸緒興思。『無端』者，致怨之詞」，均各有所得。相反，專攻義山詩文的馮浩對此詩的箋解卻時涉牽強，謂「五句美其明眸，六句美其容色」，更顯得不倫不類。比較之下，許昂霄的詮釋則較少穿鑿拘實之弊：
三四莊生、望帝，皆謂生者也。往事難尋，竟同蝶夢；哀心莫寄，唯學鵑啼。五六珠、玉，以喻亡者也。月明日暖，豈非昔人所謂美景良辰，今則泉路深沉，徒有鮫人之淚；形容縹緲，已如吳女之煙矣。（張載華、張佩兼輯《初白庵詩評》附識引許氏《箋注玉溪生詩·錦瑟詩解》）
綜觀清代《錦瑟》闡釋史上的悼亡說，儘管它具有《房中曲》這樣有力的旁證，但在具體解讀中卻始終存在一個誤區、一個盲區。誤區就是將「五十弦」解作「斷弦」，從而導致王氏「年二十五而歿」這種顯然不符實際的推論，且使對此詩的闡釋一開始就陷於混亂。盲區就是很難將「悼亡」與中間兩聯所用的典故、所構成的象徵境界很好地契合。儘管許多學者作出了一系列各不相同或同中有異的具體詮釋，但真正切合文本的不多，即使像許昂霄的箋解，也只能較貼切地解說頷聯。這說明悼亡說雖有明顯的優長與有力的依據，但要想用它貫通全詩，卻相當困難，尤其是腹、尾二聯的解讀，更往往顯得有些無能為力。
與悼亡說雙峰並峙而時間稍後的是自傷身世說。持此說較早的是《李義山詩集輯評》所錄某氏硃批：
此篇乃自傷之詞，騷人所謂美人遲暮也。「莊生」句言付之夢寐，「望帝」句言待之來世。「滄海」、「藍田」，言埋而不得自見。「月明」、「日暖」，則清時而獨為不遇之人，尤可悲也。○《義山集》三卷，猶是宋本相傳舊次，始之以《錦瑟》，終之以《井泥》。合二詩觀之，則吾謂自傷者更無可疑矣。○感年華之易逝，借錦瑟以發端。「思華年」三字，一篇之骨。三四賦「思」也；五六賦「華年」也。末仍結歸「思」字。○「莊生」句，言其情歷亂；「望帝」句，訴其情哀苦。「珠淚」、「玉煙」，以自喻其文採。
《輯評》硃批系何焯批，故學者多以為上述各條即為何氏批。但何氏《義門讀書記》明言《錦瑟》為「悼亡之詩」，並作了具體解讀。而此硃批卻說是「自傷之詞」，且謂「諸家皆以為悼亡之作」，這「諸家」中當然也包括了《義門讀書記》的《錦瑟》批。二者顯有矛盾。同一評家，對某首詩的解讀固然常有前後不一致的現象，但硃批中並未提及先主悼亡，後改自傷之事，故硃批是否何氏批確實不能不打上問號。當然，從義山詩闡釋史的角度看，硃批的作者是誰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自傷說本身的合理性和價值。從《輯評》所錄的這幾條硃批看，儘管對每一句的具體解釋未必盡妥，第一條與末條亦有歧異，但就整體而言，顯然比悼亡說更能切合詩的文本。特別是「感年華之易逝，借錦瑟以發端，『思華年』三字，一篇之骨」數語，確實提綱挈領式地揭示了全詩的主要內容。謂「莊生」句「言付之夢寐」或「言其情歷亂」，「望帝」句「言待之來世」或「訴其情哀苦」，雖有歧異，但都較符合典故原意，不像悼亡說解「莊生」句旁扯莊子鼓盆，離開典故本意。謂「珠淚」、「玉煙」系自喻文採，更與自敘創作說相合。故《輯評》硃批在自傷說的形成過程中帶有裡程碑性質。此前元好問《論詩》（其十二）「佳人錦瑟怨華年」之句，雖已喻示《錦瑟》系自傷華年不遇之作，但語焉不詳，後世闡釋《錦瑟》者亦未注意及此。《輯評》硃批很可能就是從元詩得到啟發，演為美人自傷遲暮的具體闡釋。
自傷說一經明確提出，因其與詩的文本較為切合，且具有較大的包容性，遂迅速流傳開來，為許多注家評家所接受。王清臣、陸貽典等人的《唐詩鼓吹評註》、徐夔的《李義山詩集箋注》（見王欣夫《唐集書錄》十四種）、杜詔的《唐詩叩彈集》、汪師韓的《詩學纂聞》、薛雪的《一瓢詩話》、宋翔鳳的《過庭錄》、姜炳璋的《選玉溪生詩補說》等均主自傷身世說。錄較有代表性的汪師韓、姜炳璋二家之說於下。汪云：
《錦瑟》乃是以古瑟自況……世所用者，二十五弦之瑟，而此乃五十弦之古制，不為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即己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弦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心者，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嘆，唯見月照而淚；生煙者，玉之精氣。玉雖不為人採，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雲必傳於後無疑也。「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他。言後世之傳，雖自可信，而即今淪落為可嘆耳。
除首尾二聯之解，或稍牽強，或屬誤解外，其它均不乏精採。解中間四句，或結合其身世遭遇，或結合其文章才情，均能緊貼詩句本身。特別是解第五向為「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嘆，唯見月明而淚」，既發前人之所未發，又緊扣詩句，是相當精採切當的解讀。姜氏云：
此義山行年五十，而以錦瑟自況也。和雅中存，文章早著，故取錦瑟。瑟五十弦，一弦一柱而思華年，蓋無端已五十歲矣。此五十年中，其樂也，如莊生之夢為蝴蝶，而極其樂也；其哀也，如望帝之化為杜鵑，而極其哀也。哀樂之情，發之於詩，往往以豔冶之辭，寓悽絕之意。正如珠生滄海，一珠一淚，暗投於世，誰見之者？然而光氣騰上，自不可掩，又如藍田美玉，必有發越之氣，《記》所謂精神見於山川是也。則望氣者亦或相賞於形聲之外矣。四句一氣旋折，莫可端倪。末二言詩之所見，皆吾情之所鍾，不歷歷堪憶乎？然在當時，用情而不知情之何以如此深，作詩而不知思之何以如此苦，有惘然相忘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又豈能追憶乎？此義山之自評其詩，故以為全集之冠也。
同樣是以錦瑟自況，姜氏之解較汪氏更為直捷。以哀樂分屬頷聯出句與對句，亦一新解。以蝴蝶夢的樂境，著眼點在原典中之「栩栩然」、「適志」，即所謂「適」，其中實已融入詠瑟說之成分。腹聯從「哀樂之情，發之於詩」著眼進行闡釋，則又融進自敘詩歌創作說（此說發自程湘衡，見下文）。尾聯亦貼緊作詩之情解說，雖稍迂執，但其整體思路是著眼於作為詩人之義山的自況，而非一般自傷說之著眼於身世遭遇之不幸。故姜說實可視為自傷說之變體，蓋其已在內核上吸收了自敘詩歌創作說，並融入了詠瑟說的成分。「哀樂之情，發之於詩」，與後來主自敘詩歌創作說的錢鍾書所說的「平生歡戚……開卷歷歷」幾乎沒有多少區別。從姜說正可看出自傷說與自敘詩歌創作說原可相通與兼融。姜氏時代後於主自敘詩歌創作說的程湘衡，「此義山自評其詩，故以為全集之冠也」之語，便明顯源於程氏之說。
與自傷說同時產生的自敘詩歌創作說，據何焯《義門讀書記》，其發明者應是程湘衡。何氏在上引「此悼亡之詩也……卻所未喻」一段闡釋後附述云：
亡友程湘衡謂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次聯言其作詩之旨趣，中聯又自明其匠巧也。餘初亦頗喜其說之新，然義山詩三卷出於後人掇拾，非自定，則程說固無據也。
但王應奎《柳南隨筆》則謂：
玉溪《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迄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焯）以為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略）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略）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託諷於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於此也。中聯（略）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略）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從情理推斷，何氏既已在《讀書記》中明確記述此系「亡友程湘衡」之說，且在作出思考後認定「程說固不足據」，則其剿襲已被自己否定的亡友之說殆無可能。王應奎當是將何氏轉述程說當成何氏自己的闡釋。但由於王氏的記述，使後世得以了解程氏闡說《錦瑟》的具體內容。
自題其詩以開集首之說固無據，但自敘詩歌創作說卻有其明顯的優長與合理性。程氏將「一弦一柱思華年」解為「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將一部義山詩集視為「錦瑟」之弦弦柱柱所奏出之曲調，應該說是緊扣題目與詩句本身的。將頷聯解為「作詩文旨趣」，將「莊生」句解為「自傷其出處」，也較為貼切。將「望帝」句解為「或託諷於君親」，雖稍嫌拘鑿，亦自有典故方面的依據。謂腹聯以清詞麗句、珠輝玉潤來形況義山詩之匠巧，也大體符合其創作實際。惜尾聯之解泛而不切，特別是未貼緊「只是當時已惘然」來解說。但此說在總體上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在整個清代，持此說的除程氏外僅宋翔鳳（見《過庭錄》卷一六）、鄒弢（見《三借廬筆談》）數家，但其闡釋既貼緊題目與詩面，又較切合義山創作實際，值得充分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明三代相當流行的「適怨清和」說在清代基本上銷聲匿跡。這說明，清代學者普遍認為，這首題為「錦瑟」的詩，與瑟的聲音意境無關，根本不具有詠瑟詩的性質。他們或以為錦瑟為亡妻喜彈之樂器，或以為乃義山自身或者詩歌創作之象喻，故不再從瑟聲瑟境上著想，因而在解讀頷腹二聯時不再與瑟之聲與境掛鈎。這可能是清代學者在《錦瑟》闡釋中最大的失誤，即在闡述各自的說法時將前代一項理應充分重視的闡釋成果輕易拋掉了。
除以上三種主要說法外，清代還出現了一系列其他新說，如葉矯然的「自悔說」（見其《龍性堂詩話》），方文輈（見梁章鉅《退庵隨筆》引）、吳汝綸（見其《評點唐詩鼓吹》）的傷國祚興衰說，屈復的「就詩論詩」說等。其中屈氏之說頗為論者所稱引，略云：「此詩解者紛紛……不可悉數。凡詩無自序，後之讀者，就詩論詩而已。其寄託或在君臣朋友夫婦昆弟間，或實有其事，俱不可知。自《三百篇》、漢魏三唐，男女慕悅之詞，皆寄託也，若必強牽其人其事以解之，作者固未嘗語人，解者其誰起九原而問之哉！」他並不否認歷代男女慕悅之詞有寄託，但認為如無作者自序，則只能就詩論詩，不能強牽其人其事為解。在反對無依據的任意牽合穿鑿這一點上，屈氏的看法是正確的，足以矯義山詩闡釋中的積弊。但他對《錦瑟》的「就詩論詩」之解卻不免令人大失所望。《錦瑟》與《無題》諸詩，常被相提並論，實際上它們的性質並不相同。《無題》諸詩即使不探求其是否另有寄託，也能感受到它是深情綿邈的愛情詩，本身有獨立的欣賞價值。而《錦瑟》，如果不明白它的寄託，本身就是一個只具形式美的謎團。梁啓超說：「義山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詩，講的什麼事，我理會不著……但我覺得它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於此種文字，便不容輕輕抹煞」（《中國韻文裡所表現的情感》）。這段話亦每為論者稱引。其實他所說的含有神秘性的美，既包含《錦瑟》等詩在語言文字、聲律、對偶等形式方面的因素所構成的美感，也包含情思意境的朦朧縹緲所形成的美感。但這不意味著，「理會不著」就可以「不加理會」，只是這種「理會」必須是詩性的，不能「既解則意味都盡」（王世貞語），破壞了詩歌本身的美感。總之，對屈復的「就詩論詩」和梁啓超的「理會不著」，應有正確的理解。
最後，要特別提出來加以評述的是徐德泓、陸鳴皋在其合著《李義山詩疏》中提出的「就瑟寫情」說。徐解云：
此就瑟而寫情也。弦多則哀樂雜出矣。中二聯，分狀其聲，或迷離，或哀怨，或悽涼，或和暢，而俱有華年之思在內也。故結聯以「此情」二字緊接。追維往昔，不禁百端交感，又不知從何而起，故曰「可待」，曰「惘然」，與「無端」兩字合照，惝恍之情，流連不盡。
陸解云：
「無端」二字，便含興感意，而以「思華年」接之。物象人情，兩意交注，首尾拍合，情境始佳。若僅謂寫瑟之工，便成死煞。
徐的「就瑟而寫情」，即陸的「物象人情，兩意交注」；徐的「曰『可待』曰『惘然』，與『無端』兩字合照」，即陸的「首尾拍合」。簡言之，徐、陸認為《錦瑟》是一首借瑟聲抒寫華年之思的詩，其根本特點是「物象」（指瑟聲所顯現的音樂境界）與「人情」兩意交注。無論迷離、哀怨、悽苦、和暢之境，均有華年之思在內。他們解《錦瑟》，主要是抓住「思華年」這個中心和「無端」、「惘然」等關鍵性詞語，將聲象與人情融合無間地聯在一起，來揭示詩的豐富內涵（百端交感）。既避免執著一端（單純詠瑟、懷人、悼亡、自傷、自敘詩歌創作），又不排斥每一種有一定依據的具體解說。引導讀者沿著「無端五十弦」、「思華年」、「惘然」這條因瑟聲而興感的主線，在物象與心象、聲情與心境的交融中多方面地體味詩的豐富內涵。從而使詩的蘊涵在不同讀者的參與和再創造中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掘。可以說，這是自宋以來對《錦瑟》的各種解說中最不執著穿鑿、最通達而少窒礙的解說，也是最富包容性而能為持各種不同看法的讀者所接受的一種解說。如果不是真正把握了《錦瑟》百端交感，意蘊虛涵的特點，不可能作出如此切當而富包容性的解說。清代注家評家普遍屏棄不取的「適怨清和」說，經徐、陸的吸取與改造，使之與「思華年」的「人情」緊密結合，遂使《錦瑟》的闡釋在融通眾說的基礎上出現一個質的飛躍。
20世紀學者對《錦瑟》的闡釋
20世紀的前80年，對《錦瑟》的解讀基本上是沿襲前人成說而加以推衍發揮，但在有的解說中已顯示出以一種說法為主，兼綜諸說的趨向。間或出現某種新說，但影響不大。
張採田、汪闢疆都主自傷說。但張氏《玉溪生年譜會箋》不僅謂「一弦一柱思華年」句「隱然為一部詩集作解」，謂「望帝」句系「嘆文章之空託」，明顯融合了自敘詩歌創作說，且謂頷聯「悼亡斥外之痛，皆於言外包之」，又揉合了悼亡說。解腹聯附會李德裕之貶珠崖與令狐綯之秉鈞赫赫，則融合了寓託政治的成分。汪闢疆《玉溪詩箋舉例》所解較張氏更為貼切，而謂「望帝句，喻己抱一腔忠憤，既不得語，而又不甘抑鬱，只可以掩飾之詞出之」，謂「藍田日暖喻抱負，然玉韞土中，不為人知，而光彩終不可掩，則文章之事也」，也明顯融合了自敘詩歌創作論。
禹蒼（周汝昌）的《說〈錦瑟〉篇》（《光明日報》1961年11月26日）則將此詩看成一首聽瑟曲而引起對華年的追憶，抒寫「春心」之苦情的詩。其融通詠瑟、自傷、自序詩歌創作說的趨向也相當明顯。
20世紀後20年，發表了一大批專門闡釋討論《錦瑟》的文章。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錢鍾書的自敘詩歌創作說與王蒙的「無端」說。
錢鍾書對《錦瑟》之箋解，首見於周振甫《詩詞例話》引錢氏《馮注玉溪生詮評未刊稿》，再見於其《談藝錄補訂》，後者長達五千餘字，洵為其晚年精心結撰之作，節引如下：
「錦瑟」喻詩，猶「玉琴」喻詩……藉此物發興，亦正睹物觸緒，偶由瑟之五十弦而感「頭顱老大」，亦行將半百。「無端」者，不意相值，所謂「沒來由」……首兩句……言景光雖逝，篇什猶留，畢世心力，平生歡戚，「清和適怨」，開卷歷歷。所謂「夫君自有恨，聊藉此中傳」。三四句……言作詩之法也。心之所思，情之所藏，寓言假物，譬喻擬象；如莊生逸興之見形於飛蝶，望帝沉哀之結體為杜鵑，均詞出比方，無取質言。舉事寄意，故曰「託」；深文隱旨，故曰「迷」。李仲蒙謂「索物以託興」，西方舊說謂「以跡顯本」、「以形示神」，近說謂「情思須事物當對」，即其法耳。五六句……言詩成之風格或境界，猶司空表聖之形容詞品也……曰「珠有淚」，以見雖凝珠圓，仍含淚熱，已成珍稀，尚帶酸辛，具寶質而不失人氣……「日暖玉生煙」與「月明珠有淚」，此物此志，言不同常玉之冷，常珠之凝。喻詩雖琢磨光致，而須真情流露，生氣蓬勃，異於雕繪汩性靈，工巧傷氣韻之作……七八句……乃與首二句呼應作結。言前塵回首，棖觸萬端，顧當年行樂之時，既已覺世事無常，摶沙轉燭，黯然於好夢易醒，盛筵必散，登場而預為下場之感，熱鬧中早含蕭索矣。
錢氏博通古今中外，文中詳徵博引，相互參證，對發源於程湘衡之自敘詩歌創作說作了最詳盡而具現代性之闡釋。其中最有說服力者有二：一為論述以「錦瑟」喻詩，引杜甫、劉禹錫詩為旁證，將題目與對詩意的理解統一起來，這一點是程氏之說中所無的。二是據司空圖《與極浦書》引戴叔論「詩家之景」語，謂「滄海」「藍田」一聯乃言詩成後之風格或境界，亦猶司空圖之以韻語形容詩品。此解有一系列唐人詩文中以形象描繪喻示詩文風格之例可證。由於有以上二「硬體」，再加以博引旁徵的論證、細密的分析和對詩語的妙悟，此說遂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錦瑟》闡釋史上一大顯說。尤可注意者，錢氏雖主自敘詩歌創作說，但在實際闡釋中已經融合吸收了「適怨清和」說與自傷說。如釋首聯云：「言景光雖逝，篇什猶留，畢世心力，平生歡戚，『清和適怨』，開卷歷歷」；釋「珠有淚」、「玉生煙」云：「雖凝珠圓，仍含淚熱，已成珍稀，尚帶酸辛」。這些闡釋中就或顯或隱含有自傷及「適怨清和」說的成分。
王蒙的「無端」說則在更高的層面上顯示了兼融眾說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先後撰寫了一系列關於《錦瑟》及《無題》的文章。其中反覆論證並一再強調的一個基本觀點是：《錦瑟》的創作緣起（或動機）與內容是「無端」的。下面是論述這一基本觀點的一些重要段落：
一種淺層次的喜怒哀樂是很好回答為什麼的，是「有端」可講的：為某人某事某景某地某時某物而愉快或不愉快，這是很容易弄清的。但是經過了喪妻之痛，漂泊之苦、仕途之艱、詩家的嘔心瀝血與收穫的喜悅及種種別人無法知曉的個人的感情經驗內心體驗之後的李商隱，當他深入再深入到自己內心深處再深處之後，他的感受是混沌的、一體的、概括的、莫名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因而是略帶神秘的。這樣一種感受是惘然的與「無端」的。這種惘然之情惘然之感是多次和早就出現在他的內心生活裡，如今以錦瑟之興或因錦瑟之觸動而追憶之抒寫之麼？（《一篇〈錦瑟〉解人難》）
我們還可以設想，知樂者認為此是義山欣賞一曲錦瑟獨奏時的感受——如醉如痴，若有若無，似煙似淚，或得或失……李商隱的《錦瑟》為讀者，為古今中外後人留下了極自由的藝術空間。（同上）
蓋此詩一切意象情感意境，無不具有一種朦朧、瀰漫，乾脆講就是「無端」的特色……此詩實際題名應是「無端」。「無端的惘然」，就是這一首詩的情緒。這就是這一首詩的意蘊。（《〈錦瑟〉的野狐禪》）
含蓄與隱晦……其實質是對於感情的深度與瀰漫的追求。愛和恨都不是無緣無故的，當然，深到一定的程度，愛和恨又都不是一緣一故那樣有端的了……它們的費解不是由於詩的艱深晦澀，而是由於解人們執著地用解常詩的辦法去測判詩人的寫作意圖……而沒有適應這些詩超常的深度與泛度。（《對李商隱及其詩作的一些理解》）
王蒙的這一系列論述，從創作緣起到詩的內容意蘊、藝術手段、篇章結構、語言表達對《錦瑟》及與之類似的詩作了極富創意的理論闡釋。類似「無端」這種提法，在前人對義山詩的評論中並不是沒有出現過。如楊守智評《樂遊原》五絕：「遲暮之感，沉淪之痛，觸緒紛來。」紀昀評同詩：「百感茫茫，一時交集，謂之悲身世可，謂之憂時世亦可。所謂觸緒紛來」、「百感茫茫，一時交集」，即可視為對「無端」的另一種表述。但他們都沒有將它擴展為對商隱某一類詩特別是對《錦瑟》創作緣起及內容意蘊特徵的概括。對《錦瑟》，紀昀不僅不認為它「百感茫茫」，而且認為它內容本很簡單：「蓋始有所歡，中有所恨，故追憶之而作。中四句迷離惝恍所謂『惘然』也。」以為它不過是一首普通的情詩。徐德泓解《錦瑟》，雖說過「追維往昔，不禁百端交感，又不知從何而起」這樣的話，但像王蒙這樣從理論上深刻闡述「無端」的，卻前所未見。經他闡釋，遂使《錦瑟》及同類作品的創作特徵得到精到簡括的揭示。它表面上似乎沒有對詩的內容意蘊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實際上「無端」即涵蓋了「多端」，使古往今來一切有一定文本依據的紛歧闡釋在更高層面上得到統攝與融通。不但解開了《錦瑟》本身創作緣起與內容意蘊的謎團，而且為正確解讀這種非常態的詩提供了新的方法與思維。就這一點說，王蒙的「無端」說具有超越解讀《錦瑟》詩的意義。
自宋至今，一千餘年的《錦瑟》闡釋史，概括地說，就是從紛歧走向融通的歷史。而紛歧與融通，又都與《錦瑟》本身的性質與特點密切相關。
歧解迭出，既由於其創作緣起、內容意蘊的不明與「無端」，也由於其表現手段的非常態。頷腹兩聯所展示的四幅意境朦朧縹緲、不相聯屬的象徵性圖景，為持有各種不同看法的讀者提供了多種解讀可能。
自宋至今，對《錦瑟》的闡釋最主要的異說有令狐青衣說、適怨清和說、悼亡說、自傷說、自敘詩歌創作說。這五種異說既各有其文本依據或旁證，有其各自的優長與合理性，又各有其自身的缺陷。這就在客觀上提出了互補與融通的要求。
五種主要異說雖貌似互不相干，但實際上卻是一體連枝，異派同源。這個「源」和「體」就是具有悲劇身世，在政治生活、愛情生活和婚姻生活上遭遇過種種不幸的感傷詩人李商隱。他的詩，就是上述種種不幸的表現與寄託。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種異說實際上都是同一「體」「源」上的「枝」「派」。各種異說之產生，是由於不同的讀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感受，根據不同的內外證據去理解這首內容虛泛、表現「無端」的「惘然」之情的詩的結果。它們可以說都是對《錦瑟》這一藝術整體某一方面的真實反映與把握。因而對各種主要的異說加以融通，便有了合理的依據和基礎。不妨說，紛歧的異說是分別認識其一枝一節，而融通則是將它們還原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那些牽合附會政治的異說之所以難以被融通，原因也在於它們既脫離文本，又脫離這個「體」與「源」。
融通的方式，基本上是兩種。一種是以某一說為主，吸收融合它說的合理成分。這種方式比較常見，如上舉許彥周之說即是以適怨清和說為主而兼融令狐青衣說，屠隆之說則是以令狐青衣說為主而兼融適怨清和說。汪師韓、姜炳璋、張採田、汪闢疆雖主自傷說，而又吸收了自敘詩歌創作說，張氏還包含了悼亡說的成分。錢鍾書雖主自敘詩歌創作說，但又兼融了自傷說與適怨清和說。兼融的情況，主要視為主之說內涵的可容度。一般地說，像自傷、自敘詩歌創作說由於有較大的可容度，吸收融化異說便比較容易。適怨清和說也有較大變通餘地。而悼亡說與令狐青衣說由於所指過於具體，便很難兼融其它異說。從《錦瑟》闡釋史看，可容度大的異說往往比較通達，而可容度小的則往往牢守閫域而少旁通。
另一種融通方式是在主要異說的基礎上概括提升，從更高層面加以統攝。清代徐、陸的「就瑟寫情」說與當代王蒙的「無端」說便屬於這種方式。徐、陸之說既有適怨清和的成分，又有自傷的成分，但不是二者的簡單融合，而是從更高層面兼融眾說，他們所說的「情」，內涵可以很廣。王蒙的「無端」說更將《錦瑟》所抒的惘然之情視為一種綜合了許多情感基因的形態混沌的既深又泛的情。兩種不同的融通方式實際上反映了對《錦瑟》所抒之情的性質、內容、形態的不同看法，都各有其合理性。
人們對一個複雜對象的認識往往先從每一局部、方面開始，然後再整合概括，形成對它的整體認識。《錦瑟》闡釋史上從紛歧到融通的總趨勢正反映了人們認識複雜事物的歷程。
至此，我們或許可以對《錦瑟》的主要異說作這樣的融通：這是一首借詠瑟聲瑟境以抒因「思華年」而引起的「惘然」之情的詩。頷腹兩聯所寫的迷離、哀怨、清寥、虛緲之境，既是錦瑟的弦弦柱柱奏出的悲聲，也是詩人在聽奏錦瑟時引起對華年的思憶，與瑟聲共振的心聲心境，自然也不妨將它視為表現華年之思的詩歌中展現的種種境界。而詩人的懷人、悼亡之情也統包於上述諸境之中了。
來源：《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2003, 31(3):280-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