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飛彈危機的真相》美國在危機中的決策模型

　　《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飛彈危機的真相》一書是由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哈佛大學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和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教授所著，他曾在柯林頓政府時期任助理國防部長特別顧問、助理國防部長等職務。這本書是他的經典之作，對學術界、政界和大眾都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當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標題時，我是有些疑惑但卻又伴有非常濃烈的好奇心的。令我疑惑的是這本書的大標題——決策的本質。關於決策這一概念很好理解，而關於決策的本質卻認為十分錯綜複雜，很少去深究，那什麼是決策的本質呢？

　　從文章的小標題中可以看出，作者是通過古巴飛彈危機這一冷戰期間最危險的核時代標誌性事件進行分析與探討。這一點是令我十分好奇的，在之前傳統的歷史課堂中，教科書上的古巴飛彈危機事件只不過是在美蘇爭霸這一大章節中小段文字，人們對它的了解並沒有那麼深刻，也沒有真正體會到它的重大歷史意義與背後所蘊含的政治決策與博弈。

　　

　　而作者通過搜集大量文字與錄音資料等為我們儘量還原出古巴飛彈危機的真相，從多個視角分析蘇聯為什麼在古巴部署進攻性戰略飛彈？為什麼美國做出用海軍封鎖古巴、阻止蘇聯向古巴運送飛彈的反應？

　　為什麼飛彈會被撤出？帶領讀者回到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進入到那個兩個超級大國站在核戰爭邊緣互相針鋒相對卻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博弈的十三天。

　　關於本書的目標，一個方面是分析了人們在思考古巴飛彈危機之類的事件時，所使用的潛在假設對於分析所產生的影響。書中利用一些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新解密的美國與蘇聯相關檔案，通過古巴飛彈危機的案例分析，說明政府決策的過程及其本質，以理解國家的政策選擇和所採取的行動。

　　

　　在書中，作者分別用三種概念模式——理性行為體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組織行為模式（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 和政府政治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在第一、三、五段分別從理論層面進行解釋古巴飛彈危機中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清楚地闡述了潛在的分析模式並較系統地闡述了各種模式的內涵。

　　而另一個方面則就是關於古巴飛彈危機的分析，是在文章的第二、四、六段分別對應每種不同的概念模式提出三層截面，分析從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到美國的封鎖以及最終蘇聯撤出飛彈的原因。

　　這兩類內容相互間隔，理論性的一章之後就是案例分析的一章。本書通過依次運用三個參照系分析此次飛彈危機，不僅能對此次危機有更深的研究，有新的見解；

　　而且也能展示出不同的概念透鏡如何使人們觀察、重視和擔心古巴飛彈危機事件的完全不同的方面。

　　

　　這也正是這本書的魅力所在，它巧妙的將理論性部分與現實性部分相結合，力圖既面向那些把外交政策視為「藝術」的人，也面向那些將其視為「科學」的人。最後一章則是結論，討論為什麼會在有關此次危機的解釋中出現不同的結果，並對這些差異做出解釋。

　　模式一(「理性行為體範式」）把國家視為一個統一的行為體。通過分析國家或政府的目的和利益計算來解釋國際關係，這是這種決策模式的標誌性做法。

　　在這一章中，作者通過「分析範式」這一羅伯特·K.默頓（Robert K. Merton)在社會學研究中提出的一個術語，列舉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國際制度主義自由主義等多種經典模式，提出許多代表的領袖性人物及其思想，將行為體認為是具有特定目標的單一行為體，追求價值的最大化。

　　對古巴飛彈危機這一事件的分析時，從古巴防禦說、冷戰政治說、飛彈力量說、柏林問題說方面多種角度進行研究。在美國的應對措施選擇上也總結出了不做任何反應、外交施壓、與卡斯楚秘密接觸、入侵古巴、空中打擊、封鎖六種方案。

　　

　　最終美國在權衡利弊下還是選擇了強硬但又不失緩和的封鎖。這些假說與方案都是基於將政府置於一個統一的行為體中，但在現實的具體生活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是單一行為體，而是將之視為是一個由各種組織鬆散組合在一起的集合體，這些組織各自相對獨立。

　　當組成政府的這些組織處理各種信息時，也就是政府在提出各種選項和評估這些選項的後果；而當這些組織在照章行事時,也就是政府在採取行動。因此，就有了第二種模式的討論。

　　模式二(「組織行為範式」）則不是把政府視為如個人那樣的, 政府的行為與其說是一個精心選擇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各種政府組織根據標準行為模式運作的結果，是一個由各種組織構成的巨大的集合體。

　　

　　這些組織鬆散地連結在一起，每個組織都獨立而真實地存在著。政府通過這些組織來感知形勢與現實狀況；通過這些組織來處理信息、確定行動方案和評估結果；

　　通過這些組織依據組織常規的運作，政府做出行動。因此，在第二種概念模式看來，政府行為不是經過仔細計 算而精心做出的選擇，而是各個大型組織根據組織的標準運作程序的運作而產生的輸出。

　　在對美國與蘇聯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也仍存在著大量與理性行為範式相衝突和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應通過組織行為的透鏡來分析問題。

　　

　　這一部分則重點採用組織的視角更加細化的展示了在古巴飛彈危機中組織與部門之間發揮的功能與作用，通過大量現實記錄與證據，更加細節的還原真相，還進一步討論了組織的信息來源情報與軍事具體實施等問題。

　　組織中並不是完全一致，也存在許多分歧與矛盾，會影響著決策的制定與實施。

　　模式三(「政府政治範式」）則認為政府體系構成了一個有各種行為體在其上進行各種博弈的複雜舞臺。這個舞臺上的博弈者包括來自行政部門、媒體、非政府組織以及大眾等的行為體。

　　在政府（由行政部門代表）這個中心區域以外，還圍繞著社會的各個部分。而在這些外圍部分進行的鬥爭塑造著那些可以影響政府決策與行動的行為體所處的決策環境。

　　

　　集中關注那些實際上參與這些博弈互動的人。這種模式的聚焦點就更小了，由統一的行為體到分散的組織再到各種行為體的博弈。

　　在這場博弈遊戲中，各類長官、幕僚、事務官員、臨時參與者都是各居其位的博弈者，他們通過自己各自的職位，由於不同的認知、目標和利益、利害關係和立場、期限和問題的不同方面進行決策博弈。

　　時間的逝去，許多文件的解密使得關於古巴飛彈危機的歷史證據極大的豐富起來，而正是由於這些豐富的物料使得古巴飛彈危機中的更多歷史細節展現出來，可以更加細化的從每個博弈者不同的角度分析，使得研究更加深刻與細緻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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