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印度——玄奘行願的由來
天佑
玄奘（西元六〇二至六六四年），俗姓陳，名禕。自幼「圭璋特達、聰悟不群」，「溫清淳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不染俗習。陳禕的二哥在洛陽淨土寺出家，察覺他是道器，便帶去寺院培養。住在廟裡，耳聞目染學習佛教經典，同時也兼通諸子典籍。
年近舞勺，恰逢度僧。洛陽城得到十四個名額，卻有數百人競爭；小玄奘因為年齡不夠，未能參加遴選。他良久站在考場之外，滿臉殷情懇切。主考官（使人大理卿）鄭善果看見這位沙彌長相莊嚴，覺得好奇，便前去攀談。玄奘儀態沉穩，對答出眾。
鄭善果來了興趣，問道：「你為什麼要出家啊？」玄奘答道：「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同上）」鄭善果大吃一驚，真是龍象之才啊！（「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於是破格給予僧籍，得到正式身份。
玄奘十分好學，且超常刻苦。他在景法師座下學習《涅槃經》，從嚴法師座下學習《攝大乘論》，幾乎廢寢忘食。由於天賦異常，完整聽聞後，再複習一遍，就能掌握其旨，纖毫不遺；讓他升座覆講，「備盡師宗」。這是一個只有十三歲的孩子啊！眾人無不嘆服。
唐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天下大亂。玄奘對兄提議：「這裡雖是故土，但已喪亂不堪，我們不能在這裡等死。聽說，在唐王的治下，長安非常太平，可謂天下歸心；我們也一起過去吧？」
來到長安，生活有了保障；可惜身逢戰時，凡事軍務優先——完全顧不上文化。他們不想荒廢時日，遂往蜀地求學。其後，兩兄弟四處遊方，走遍半個中國；順便隨處參訪，求教名宿大德。
他們在道基、寶遷二師座下學習《攝大乘論》和《雜阿毗曇心論》，從震法師座下學習《發智論》，在道深法師座下學習《成實論》，在道嶽法師座下學習《俱舍論》；精進無懈，學通諸部。武德五年，玄奘年滿二十，在成都圓具。
通過數年遊學，玄奘胸有成竹；再到長安，他的佛法造詣已經頗為不凡。一時倍受讚譽，名滿京邑。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瞧門道」；玄奘自覺不足：「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
問題出在「系統性」：佛教傳入我國，不成體系，且有「因人而異」的特點——由於過分仰賴宗見，故有不同「口徑」之現象。當時，各種佛教思想異常紛亂，甚至還發展出偏離佛教原義、似是而非（不了義、偽託）的說法。最為嚴重的是各個學派間不能調和的宗教情緒。
我國自漢代起，頻繁接觸西域；佛教在此時正式傳入，歷經魏晉南北朝，已發展得十分興盛。佛經都是外文，要想廣泛傳播，必先解決「文字關」——需要翻譯。
然而，當時進行此項工作非常艱難：首先，外來經典本身就有語言障礙；其次，許多文本為了嚴謹、莊重起見，採用雅語——「文言」記錄，理解、翻譯都不容易；再次，印度各地方言不盡相同，錄為文字便有明顯差異；還有，華竺之間隔著中亞，許多典籍可能已經有過轉譯；最後，翻譯人才未必是佛教人才，許多原本沒有的宗教專業名詞需要抉擇創造。
再加上民間譯場隨意性大，無法保證品質；翻譯錯誤、資料不全、固有思維之不足，導致譯經質量良莠不齊。當此事業未能形成一種規範、達到一定高度，影響力勢必受到局限。
除了文字關，還有連印度都沒有辦法處理的「義理關」。人們習慣將「宗教」當作一個詞語。其實，宗是宗、教是教，不是一個量級。佛陀滅後，僧團各自傳道；風格殊異，再加上治權的推波助瀾，致使部派分張。
兩三百年間，上座、大眾、分別說三大集團一再分裂，最終形成二十多個派別。部派中的獨立大隊分別朝向南北，對外宣導教義；依據傳播途徑，稱為「南傳佛法」、「漢傳佛法」、「藏傳佛法」。
大家都是依據釋迦教言，所以共同信奉佛教。然而，每個人基礎不同，又接觸到各類教說，從而引發不同知見，形成個人觀點；再以此為基準，判攝其他教言，遂形成一大宗見——宗派由此產生。這一狀況一旦相對固化（「通宗不通教」），便再難調和，甚至針鋒相對；這是教內部爭的直接緣由。
客觀來說，佛教發展有一個過程；前後本身就有諸多差異。經過部派糅集，形成側重不同之大部經典，難免距離更大；這才會有《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之說。比如阿含類經、般若類經和方廣類經，課題完全不同；就算是同一「時類」的經中，也有各自表述的問題。
如果不能把佛教思想的發展脈絡理順，面對不同立場，必然心生疑慮。如何把這些宗見完全融入到一個系統裡，這是擺在所有佛教僧人面前的大問題。當然，對於我國僧人而言，這個問題更迫切。
天台智者就是這樣一位人物；他依《華嚴》「三照」、《涅槃》「五味」、《法華》「信解品」三段經文，判攝如來一代教法為「五時」，論定說法次第。「華嚴三照」，是用早晨太陽升起照物作喻，把教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日出先照時、第二日升轉照時、第三日沒還照時。
這個說法與《解深密經》類似，但各以成立自宗為懷。另據藏傳佛教的意見，由於偏重中觀，故以二時為最上。如法尊《入中論講記》云：「釋尊證覺，初對小乘初機，轉四諦法輪；次對大乘上根菩薩，說《般若》轉無相法輪；次對一類較鈍之機，說《解深密》等經，轉善辯法輪。」
「涅槃五味」也是一種比喻，據《涅槃經》說：釋迦牟尼教法總有五個階段：乳、酪、生酥、熟酥和醍醐。這些判教系統旨在成立自宗，並給予其他部教、宗見、經典一個合適的位置；彼此融攝、系統組織，使得三藏典籍、漢傳佛教融為一個整體。
對於漢傳佛教的僧人而言，所有經典都是「佛語」——神聖不可懷疑。這種「神秘感」是容易理解的：譬如對於一般學人而言，無著是高不可攀的菩薩；可是對於玄奘而言，那就是「曾師伯祖」。
相對而言，印度佛子在面對相同問題的時候可能會顯得理性；因為一切都發生在身邊（如同我們經歷儒家思想的變遷）。所以，他們的判教思想多少尊重一些時代因素。
無論如何，對於千年發展成果，總要有所總結；這就是上座之集結、龍樹之秉舵、彌勒之組織。尤其是無著菩薩對於整體思想源流的系統抉擇，編成一部《瑜伽師地論》（彌勒傳授《十七地論》；無著組織《瑜伽師地論》）；將印度佛教有機結合，堪稱大乘佛教的百科全書。
若非高屋建瓴，畢竟管中窺豹。如果只是學習一經、一宗，那是很難發現問題的。可是玄奘不同：他博學強聞，思維敏捷，自然覺察出不足；求知若渴，不可能輕易放過。
在多年的學習過程中，他聽說印度有那麼一部偉大的著作，能夠解決自己所有的困惑；於是暗自發願：志向遠大的先賢不辭辛勞西行求法，我何不效仿他們？我也要到佛陀的故鄉去，看看印度的佛教到底是什麼樣子？現在是什麼情況？對照現有的經典資料，到底有沒有缺漏？印度還有多少「真經」沒有流傳過來？而這些沒有流傳來的佛經又說了些什麼？（「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