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梨園戲的靈魂人物、劇作家王仁傑去世。他提出並踐行的「返本開新」的創作理念、寫下的《節婦吟》《董生與李氏》《皂吏與女賊》等劇作，不但讓一度消沉的梨園戲再度煥發光彩，也為其他地方劇種乃至傳統文化走向更廣闊的舞臺，提供了成功的示範和標杆。
對話人：傅謹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中國戲曲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
北青藝評：王仁傑先生辭世後，人們用「這個時代最後一個古典詩人」表達對他的敬意和惋惜，大家把這樣一種美譽給了一位劇作家。
傅謹：王仁傑首先是這個時代最傑出的劇作家之一，他有著出色的文字功力，對曲牌嫻熟的把握，以及作品中傾注的豐富情感，尤其是他作品中充溢著古典情韻。今天還能讓作品充滿這種古典神韻的人幾乎找不到了，所以，說他是「這個時代最後一個古典詩人」一點兒也不過分。
僅從寫作技巧層面上說，這個時代能用曲牌體寫戲的人，一隻手就數得過來——大致只有王仁傑、郭啟宏、張弘等很少幾位，其中王仁傑的作品是最多的。
他這一代人從小接受傳統文學薰陶的機會和條件應該不會特別好，但是他顯然自己有意識地補上了這塊短板，而且達到超越群倫的程度。當然，在這裡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泉州濃鬱的古典文化氛圍，他把對家鄉的愛，對傳統文化的愛，對泉州方言、音樂、戲曲的愛好都融匯在一起，通過自己的想像力、創造力和對人性的洞察表達在舞臺上，這一切的融合才有了王仁傑。
還要談到一個重要背景。王仁傑作為劇作家成長的年代，正值改革開放後西方思想文化潮流蜂擁而入之時，大多數作家、編劇都被這股潮流裹挾，認為吸收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和批判傳統文化，才是走出「文革」模式的通道。只有包括王仁傑在內的屈指可數的幾位劇作家，才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知道戲劇創作之所以走下坡路，出不了優秀作品，是因為傳統文化的根脈斷了。
這裡所說的傳統文化，具體到王仁傑，就內在地包含他所生活的泉州的在地文化。泉州的文化底蘊之所以深厚獨特，首先當然是宋室南遷給這裡帶來中華文明最成熟的形態與最絢麗的光芒，同樣重要的是，明清以來這裡地處邊陲，在文化上反而少受衝擊與摧殘，中華文明達至頂峰之顯現的一抹餘暉才得以完好地傳承至今。這種文化已經深深浸潤在泉州地方文化之中，王仁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與熱愛泉州的在地文化是一體兩面。我想他應該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意識到，藉由在地文化回歸傳統，這是一條有可能出現優秀文藝作品的道路。
所以王仁傑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對當代文化發展有很多啟發。今天大家都在講「文化自信」，發自內心的文化認同才是「文化自信」的基礎。王仁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對泉州這座城市的熱愛，對泉州在地文化的自豪感、滿足感，是支撐他用古典化的文體為梨園戲寫劇本的重要原因。他深信中國的古典文學好得不得了，梨園戲好得不得了，所以才會寫出那麼精彩的劇本，並且讓古老的梨園戲在今天大放光芒。所有這些，都是因果。
北青藝評：王仁傑先生不但提出了「返本開新」，也是這樣做的，並且最終讓梨園戲走出泉州，您認為成功的因素是什麼？
傅謹：「返本開新」是王仁傑對當代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貢獻。他不僅提出這樣一個抽象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不遺餘力地推動梨園戲走「返本開新」的道路，並且獲得了巨大成功，使之成為當代文化、當代戲曲健康發展的優秀範本。
全國有許多戲曲劇種，其中有一些和梨園戲一樣有悠久歷史和深厚積澱，有鮮明的風格。比如與梨園戲一母同胞的潮劇，歷史上的覆蓋面和影響力一直遠超梨園戲，為什麼現在喪失了影響力？為什麼反而是梨園戲脫穎而出？中國的文化古城不止泉州一個，為什麼只有泉州孕育出王仁傑和梨園戲？
王仁傑、曾靜萍、梨園戲、泉州，是四位一體、互相成就的關係。
王仁傑是梨園戲的靈魂人物。他不僅有情懷，有堅持，更有影響力，能夠推動地方文化決策，並且吸引大家齊心協力幫助梨園戲，營造出一個很優質的文化群落。以我的了解，如果不是王仁傑的堅持，梨園戲劇團未見得就能持續地走在這條從修復到堅守傳統的藝術道路上。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即使是曾靜萍，一度也對梨園戲喪失了信心。但上世紀90年代，在泉州以王仁傑為精神領袖的這個對傳統與古典文化有很深的眷戀之情的群體推動下，曾靜萍、龔萬裡等人找回了梨園戲的藝術傳統。新世紀前後，戲曲理論界的參與，更是把梨園戲推向全國的重要動力。泉州鄉賢的認同和肯定固然是梨園戲的根本，但外界對梨園戲傳統的肯定，進一步強化了藝術家的信心，不再只是他們的自我陶醉。
「返本開新」的前提是「返本」，這種文化選擇在當時並不流行，還很稀罕。「返本」要從細節開始，比如語言。梨園戲傳統上就是用方言表達的，語言是文化的內在生命。在20世紀末，很多劇種都有強烈的「走出去」的焦慮，這種焦慮使很多地方劇種不惜改變甚至否定自我，比如把唱念語言從方言改為普通話，把獨特的藝術風格變成通約化的藝術表達，以為這樣才能獲得更廣泛的認可，走出劇種的危機。然而，這些去劇種化的努力沒有任何成功的例子，相反，某些劇種在風格鮮明時很受歡迎，由於擔心劇種風格太獨特影響觀眾欣賞，於是通過去個性化的方式迎合、獻媚於想像中的所謂「年輕觀眾」，結果反而因流於普通連成年觀眾也失去了，陷入更深重的危機。梨園戲不是這樣，梨園戲守望傳統，堅持個性，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反而取得了成功。
北青藝評：現在戲曲領域裡「返本開新」的同道中人多嗎？
傅謹：越來越多了。梨園戲的成功是具有示範意義的，當然，另一個具有示範意義的模本是崑曲青春版《牡丹亭》，他們都為戲曲這門藝術，乃至為傳統文化指出了一條陽光大道，這是新世紀中國文化特別重要的選擇。堅守自我、發覺地方藝術的價值和魅力，才能真正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王仁傑和梨園戲的當代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背離這一規律，就很難有成功的例子。
當下，如浙江的紹劇、調腔等，都因回歸傳統而得到越來越多人關注，充分說明了梨園戲的示範性價值，這是全球化時代最好的文化策略和文化選擇。
北青藝評：2000年王仁傑先生的《三畏齋劇稿》出版時，您撰寫的文章曾評價他的劇作是「近20年中國戲劇創作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又一個20年過去了，「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這一評價仍然是合適的嗎？
傅謹：我的《欲望的旗幟──王仁傑劇作的社會學解讀》，應該是我唯一一篇為編劇的劇本集寫的評論文章，我覺得直到今天，我的評價依然合適。
當代戲曲創作很繁華，但不敢說繁榮。大部分劇種都不可能擁有王仁傑那麼優秀的編劇，更有趣的是，他的代表作《董生與李氏》是由現代小說改編的。戲劇影視界經常看到古代小說的現代版改編，很少有人想到可以把現代小說改成古代版，就像我們善於把外國故事中國化，而不是把中國的故事外國化。一個當代題材改成古代版本，是一個很奇特的想法。這個作品被廣為認可有個曲折過程。記得當年它參評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我們評委團有個默契，看戲後不交流，不要互相影響，要讓每個人有獨立的判斷，但看完《董生與李氏》，大家都忍不住了，非常激動。在藝術上，大多數評委一致認為它是這個時代最好的作品。近20年之後的今天，仍然如此。
時間是最好的評論家。現在它的價值得到了越來越普遍的認可，在當年要給出這樣的歷史定位還不那麼容易。現在我們都承認，改革開放後的新編戲曲作品中，《曹操與楊修》和《董生與李氏》無疑是最優秀的作品。如果把時間拉得再長一些，也許《董生與李氏》的地位會超過《曹操與楊修》。它們當然都是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在思想性層面，《曹操與楊修》是一種思想性，《董生與李氏》是另一種思想性；在藝術上，《董生與李氏》的古典韻味和傳統底蘊，或許更能賦予它永恆的生命力。而且它更具超越性，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對話，其中對人性的理解和洞察，具有超越文化界限、超越時代的魅力，尤其是如此風趣，把人性寫得如此活色生香。
在王仁傑的作品裡，藝術和思想是完全融為一體的，不僅《董生與李氏》是這樣的，他的《節婦吟》和稍晚創作的梨園戲《冷山記》同樣如此。王仁傑寫得最好的是女性，說得更準確些是寡婦，我們都戲稱他是對寡婦心理探索得最深的劇作家。他的作品的現代意識，就包含在這些作品對女性的存在方式與內心世界的深度開掘中，純淨，自然，細膩，靈動，既是純粹的古典美人，又能與現代觀眾對話。很少有劇作家能做到把對人生和人性的思考純粹用藝術的方法表達出來，用人物的故事、經歷和情感表達出來，我們看到的大多數作品思想和藝術多多少少都會顯得「兩張皮」，有時候作者經常忍不住要站出來說話，但在王仁傑的梨園戲作品裡永遠看不到這個現象。
王仁傑有思想深度，對文化、對當代社會的思考以及人文情懷，在當代知識分子裡都算得上標誌性的人物。他不寫抽象的哲學文章，而是把所有的才華都留在戲裡，他所有的思想光芒，都在活色生香的人物關係中。這才是真正偉大的劇作家。
文|傅謹
圖片來源（除署名外）|福建省梨園戲傳承中心微信公眾號
編輯|於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