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不少報紙、網絡刊登過有關「陳璧君終身被囚之謎」一類的文章，其內容不僅與史實不符，而且在客觀上也抬高了漢奸陳璧君的人格地位，在海內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下面筆者根據所掌握的史料，撰寫了解放後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的真實的陳璧君一文，以期還原真相，匡正史實。
筆者自1972年10月起，一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和上海市監獄管理局工作，並於1990年1月開始，從事上海監獄的編史修志工作，主持《上海監獄志》和5本《上海監獄年鑑》的編撰出版，參與了《中華民國史大辭典》等書籍的編寫，參與了上海監獄陳列館和上海公安博物館的籌建。我全面查閱了陳璧君的改造檔案，看了她在監獄中所寫的全部材料，還訪問了管理過陳璧君的有關幹部，對陳璧君在提籃橋監獄的服刑情況比較了解。我還訪問過常到獄中探視陳璧君以及全程處理陳璧君後事的陳之長媳譚文素（陳璧君長子汪文嬰之妻）的弟弟譚文亮先生。為匡正史實，筆者把真實情況概述如下。
陳璧君因犯「通謀敵國、謀圖反抗本國罪」，於1946年4月被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先後關押於蘇州獅子口監獄、蘇州長春巷吳縣看守所、蘇州司前街公安局看守所。1949年7月1日移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女監。她因高血壓和心臟病，並發大葉性肺炎，於1959年6月17日晚上9點15分病亡於提籃橋監獄醫院。陳璧君在提籃橋監獄關押期間，先後5次在監獄醫院住院治療，累計前後共計1791天。這也就是說，她生命的最後的近10年中，有一半的時間是在監獄醫院裡度過的。當時陳璧君的子女（三男二女）都在境外，陳璧君兄弟姐妹共11人，陳排行第四，當時在大陸的人員中，有其同父異母比她小11歲的妹妹陳舜貞，其先後住在上海巨鹿路和陝西南路，1958年11月遷南京（1963年病故）。陳璧君的後事是由譚文亮處理的。1959年6月22日，陳的遺體經屍檢，在西寶興路殯儀館火化後，由譚文亮領回骨灰，通過郵局寄往廣東。
1951年10月拍攝的陳璧君（20304系獄中番號）
宋慶齡、何香凝為陳璧君於1949年9月25日找毛澤東和周恩來一事沒有事實根據。查《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和《宋慶齡年譜》均無記載。可以查到的是1949年9月25日毛澤東出席新政協會議，當天晚上在中南海召集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問題協商座談會。宋慶齡在1949年9月21～30日出席了新政協全體會議，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並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6日，宋慶齡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和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禮堂的集會，紀念蘇聯科學家巴甫洛夫誕辰100周年。另外，各媒體上也沒有1949年9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為陳璧君特赦之事找毛澤東、周恩來的內容，亦無毛澤東、周恩來會見宋慶齡、何香凝的記載。
另外，按照監獄管理制度規定，政府機關來文或親屬來信，首先要經監獄管理人員籤收；經審閱後，再轉交給服刑的犯人。特別是對時任國家重要職務，極有社會影響的宋慶齡、何香凝的來信不可能不做記載。如果有來信，首先要通過監獄管理人員看閱後，再交給犯人。如果中央領導機關或中央領導對陳璧君有什麼具體批示，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都應該有備案。現在上海政法機關保存完好的檔案材料中，根本找不出宋慶齡、何香凝寫給陳璧君的書信的抄件和任何線索。上海市監獄管理局保存著陳璧君服刑時的各種檔案中也反映不出宋慶齡、何香凝寫信給陳璧君的情況，更沒有要陳璧君發一個認罪聲明的原件或抄件以及相關的線索資料。甚至陳璧君獄中所寫的各種自傳和思想匯報中，都沒有提到宋、何向她寫信的任何情況。經核實1949年7月～1959年6月，管理過陳璧君的人員也從未聽到過宋慶齡、何香凝聯名寫信給陳璧君一事。
多年來，上海監獄系統對陳璧君的管理十分重視，提籃橋監獄及其上級部門上海市公安局勞改處常有專報、簡報上報或轉送市公安局領導，並抄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如1956年9月2日，當陳璧君病情稍有惡化，思想有頹唐傾向時，勞改處就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光池、馬敬錚送發簡報；同年9月27日，勞改處又向市公安局領導報告陳璧君的病情。當1959年6月，陳璧君病亡後，上海市公安局黨組還寫報告給上海市委。
解放後，由於種種原因，在押提籃橋監獄服刑的陳璧君等漢奸犯沒有被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他們仍持國民政府江蘇高等法院的判決書。所以，陳璧君在監獄服刑期間最大的思想問題，是表示不接受國民政府的判決，希望能更換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她多次說過也書面寫過這樣的話：「我申請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我，我願死在人民的判決下，不願偷生在蔣介石所判的無期徒刑中。」陳璧君在提籃橋監獄服刑中思想有一個轉變過程，開始她不認罪，存在「成王敗寇」的思想。後來她經過學習和通過多次的生病住院治療，切身感受到革命人道主義的待遇，感到人民政府確實是關心她、挽救她。
陳璧君獄中思想匯報手跡（片段）
在1955年7月書寫的思想匯報中，她這樣寫道：
1949年7月1日，我到女監。初期是很不能心平氣和的。以為成王敗寇。但每天的解放日報和我幼子（指汪文悌——筆者注）送進來的書，令我心平氣和。知道共產黨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後來見到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後，我更心悅誠服了。更後來，我摯友龍榆生（江西萬載人，曾是陳璧君子女的家庭教師，中國著名詞學家，解放前曾與陳璧君一起關押在南京。解放後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筆者注）又送來許多進步書來給我學習，且每月寄一封勉勵我努力改造的信來，我更加了解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了……啟發我的第一個思想轉變的人是我的幼子和龍弟（指龍榆生——筆者注）了。我從書報的學習、吸收、反省和先生們（指監獄管理人員——筆者注）的教育，更從廣播的教育中得到更多的事實道理了。關於改造犯人思想的材料很豐富，有深奧的、有通俗的，都能適合各犯人的文化程度。我是一個自問很努力學習的人，也覺得恍如置身於革命大學，但可惜我的病亦隨著我的年齡增加了。
在她留下的各種文字中，完全看不到她拒絕認罪，準備一輩子坐牢的任何痕跡。
國內第一部全面敘述百年來
上海監獄往事與現狀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