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稽疑》是揚州大學
《後漢書》是南朝劉宋時期著名史學家範曄在眾多同類史書的基礎上刪定而成，系記載東漢一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當時範曄自為「本紀」、「列傳」，而將「志」交由好友先作，待其作成後再由自己刪定。不料紀、傳九十卷作成後，範曄竟以謀反的罪名而慘遭殺害，其好友為免受牽連，將所成「志」稿全部銷毀。梁朝劉昭為《後漢書》作注時，以其無志，乃取晉司馬彪《續漢書》八志，分為三十卷補之，但兩者各自單行。直到北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才由孫奭奏請，將二者合刊為一書，此即今傳一百二十卷本《後漢書》。
目前通行本《後漢書》為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之點校本，系以原商務印書館百衲本為底本，參考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對校而成。此本大量吸收了宋代以來特別是清代學者對《後漢書》的研究成果，對其中的訛誤之處做了校勘，並以《校勘記》的形式附於各卷之末。但是毋庸諱言，因當時各種條件的限制，點校本也存在著一些失誤，留有不少遺憾，尤其是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因點校時遵循儘量簡潔的校勘原則，未能予以充分汲取，沒有達到「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預期效果。而自點校本問世以後，數十年間不斷有對其疏誤進行糾謬補訂的單篇論文公開發表，即可說明這一問題。但是，這些單篇論文零散孤立，遠不足以形成對《後漢書》的再一次全面校勘與考訂。
有鑑於此，曹金華教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即開始對《後漢書》的校勘與考訂予以關注，至2002年起則把全部研究精力投入到考校工作中來，並於2006年形成初稿。此後又不斷修訂完善，先後在2008、2009年成功申報全國高校古籍整理重點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並在此後五歷寒暑，以題「《後漢書稽疑》」的最終研究成果，由中華書局於2014年9月出版。全書共分上中下三冊，以中華點校本《後漢書》為工作底本，對其正文、注釋及《校勘記》皆作全面系統的校勘考訂。凡作者認為錯誤、疏漏及有異之處，均列出條目，括明原書頁數、行數，力求通過自校與他校的方式辨明是非，闡明己見，對暫時不能得出結論者，則指出其異，以俟後人考證，共成札記8500餘條，125萬餘字。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對某部史書的某些篇章進行考訂辨疑，最晚在三國西晉時就已出現專書，此即譙周的《古史考》，專門考證《史記》之訛誤之作，可惜沒有流傳下來；稍後又有司馬彪專門糾正《古史考》的訛誤之書，可惜連書名都未傳世。兩宋時期，歷史考據學形成為專門學問，無論是考據理論還是考據實踐，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及至清代，對「二十四史」中某部書的某些篇章進行考訂辨疑，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極大成就。但對一書逐篇細緻地考訂辨疑，不放過任何一處疑點疑問，以一人之力，形成八千餘條、百萬餘字的成果，這在「二十四史」的整理史上，仍不能不推《後漢書稽疑》為首創，錢大昕、王鳴盛以及近現代學者們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故其意義、價值，不僅是範曄及《後漢書》研究的功臣，是學術界《後漢書》整理之集大成，而且就是在「二十四史」整理史上，也是一部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著作。毫無疑問，此後研讀《後漢書》和開展秦漢史的研究，這部書定為案頭必備之作，是可斷言也。
《稽疑》全書，校勘考訂、辨疑糾謬的內容相當廣泛，粗略歸納，至少有以下十個方面：
第一，文字校勘考異。如《方術傳》載「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 （《稽疑》，第1127頁），作者加按語（以下簡稱「曹按」）說：「『張堪』當作『張湛』。《張堪傳》不載為光祿勳。《張湛傳》載建武『五年，拜光祿勳。……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杜林傳》載建武『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祿勳』。故建武七年時，郭憲代張湛為光祿勳也。諸本皆誤。」這是指出文字訛誤之例。但有的因為史料缺乏，難以明辨是非，作者便並列二說，以考異的形式出現。如《李固傳》載「遂誅之，時年五十四」（第833頁），曹按：「此謂李固年五十四卒，而《水經·江水注》載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二者必有一誤。」此屬文字考異之例。
第二，突破字句與版本限制，注重對史實的考查。如《楊震傳》載「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第693頁），曹按：「『先葬十餘日』，《後漢紀》卷十七作『以禮改葬之日』，皆謂楊震改葬時也。而《太尉楊震碑》載『神鳥送葬』，時在楊震『慷慨暴薨』之後，『王室感悟，奸佞伏辜』之前，即楊震首葬時。」然後又據《華嶠書》、《謝承書》、《續漢書》均載於首葬時，而得出了「當以碑文為據」的結論。又如 「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條（第826頁），作者在指出此引李固對策，與袁宏《後漢紀》引文大異，二書各以意刊削，同之者才十之三的同時，復謂「覆審範書所引詔書、奏疏等，多與他書文字不同，知範氏皆據文義增刪，蓋非檔案原文，凡治史者須知此矣」，提醒讀者力求注意範曄《後漢書》「以意為主，以文傳意」的編纂特點。
第三，對《後漢書》及注所引用文獻，皆儘量查對原書原文。如《應劭傳》載《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第635頁）曹按：《尚書·皋陶謨》作「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㳟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如《宦者列傳》（第1039頁）謂《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曹按：「《易·繫辭》作『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屬此類。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對讀者更好更閱讀和利用《後漢書》幫助極大。
第四，補充《後漢書》的一些缺漏。《後漢書》的一些記載，往往會有缺漏，不便於閱讀和利用，作者利用相關資料補其罅漏。如《光武十王列傳》 「而為簞食［與肉以］與之」 （第565頁），《校勘記》：「據汲本、殿本補。」曹按：「此謂《左傳》曰，《左傳·宣公二年》作『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又前引文多有刪略。」又如《逸民列傳》載「範泰字伯倫。祖汪。父寧，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第1161頁）曹按：「此謂沈約《宋書》曰，而據《宋書》，其文略甚，非原文也。簡之，當作『範泰字伯倫，祖汪，父寧。宋高祖受命，拜泰金紫光祿大夫』，『拜金紫』者乃範泰也。」等等。
第五，對《後漢書》劉昭和李賢注，進行考證。如《光武十王列傳》載：「中山、臨淮，無聞夭喪」（第573頁），李賢註：「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曹按：「此說大謬。本傳雲『中山、臨淮，無聞夭喪』，蓋指中山王焉無聞、臨淮公衡夭喪也。傳載『臨淮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而中山王焉『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何謂『二王早終』耶？」又如《郡國四》劉昭註：「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恆汲飲此水，疾遂瘳」 （第1544頁），曹按：「『父』當作『久』，『南陽』當作『南歸』。《類聚》卷八一『藥』、《御覽》卷九九六『菊』皆引作『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恆汲飲此水，後疾遂瘳』。《胡廣傳》注、《元龜》卷七八四『壽考』皆引作『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恆飲此水，後疾遂瘳』。此誤二字，義莫屬矣。」又如《皇甫嵩朱儁列傳》載「亦弭於越」，章懷註：「謂平許昭也」（第942頁）。曹按：「此說大謬！本傳載光和時交阯刺史朱儁率七郡兵討平交阯賊梁龍與南海太守孔芝之亂，降者數萬人，即弭於越也。而《臧洪傳》載熹平時洪父臧旻為揚州刺史，破平會稽妖賊許昭，斬首數千級。二事風馬牛不相及也。」等等。這都超出了《後漢書》原書的範圍，但又與《後漢書》密切相關，說明作者心思縝密、考慮周全。
第六，對相關史書的失誤進行考證。在利用《後漢紀》、《三國志》等其他古代文獻與《後漢書》對校過程中，作者因勢乘便地對這些古書的失誤進行了考證。這也超出了《後漢書》的範圍，但又與《後漢書》密切相關。如《董卓列傳》載「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第945頁），章懷註：「《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曹按：「此說誤矣。《魏志·董卓傳》謂『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而範書《靈帝紀》載是年七月『司徒丁宮罷』，八月『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為司空。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自六月雨，至於是月。』《五行志》謂『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後漢紀》卷二五作『六月雨，至於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宮、司空劉弘』。故云『以久不雨』誤也。」等等。
第七，對中華書局點校本《後漢書》「目錄」進行分析，從體例上指出了三點不足與錯誤之處。此前學者對《後漢書》的部分篇章有所考證，但從未像本書這樣，對中華點校本《後漢書》「目錄」進行分析，而且還高屋建瓴地從宏觀類例入手。這個原創性的工作，表明作者在工作中善於總結歸納，宏觀理性，視野開闊。
第八，對點校本《後漢書》標點誤斷的校勘。如《延篤傳》注「又會檉、首止、戴寧、母洮、葵丘也」（第841頁），曹按：「『首止、戴寧、母洮』，當標點為『首止（戴）、寧母、洮』。《左傳》作『首止』，《公羊傳》、《穀梁傳》作『首戴』，經及三傳並作『寧母、洮』也。」又如《順帝紀》 「黃尚字伯，河南郡邔人也」（第127頁），曹按：「此當作『黃尚字伯河，南郡邔人也』。本紀正文作『大司農南郡黃尚』，《郡國志》載邔縣隸屬南郡。又《周舉傳》載：『尚字伯河，南郡人也。』」等等。
第九，對《後漢書》的「校勘記」進行考證。「校勘記」是前輩學者對《後漢書》的校勘考證，本書作者則是對前輩學者考證之考證。如《李杜列傳》 「聘黃金二萬斤」（第835頁），《校勘記》按：「汲本、殿本作『一萬斤』。」曹按：「汲本、殿本誤矣。《皇后紀》載：『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後故事，聘黃金二萬斤。』《御覽》卷一三七引《續漢書》雲『納採乘馬束帛如孝惠、孝平故事，聘後黃金二萬斤』。《漢書·王莽傳》載『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皆作『二萬斤』。」又如《郡國五》 「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第1595頁），《校勘記》謂「張森楷《校勘記》謂按如此文，則戶不能二口矣，非情理也，疑『八萬』上有脫漏。」曹按：「其說非是。此謂遼東郡戶口之數，而前載遼西郡『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兩郡口數完全相同，戶數字文又相接近，豈偶然乎？其間必有舛誤！」等等。
第十，作者在一些考證中，還糾正了近現代學者的一些失誤。如《吳漢傳》 「宕渠楊偉、朐忍（月旁）徐容等」（第290頁），曹按：「『徐容』範書僅見本傳，《後漢紀》卷七作『徐客』。周天遊《校注》云：『《範書·馬援傳》徐客作「徐容」。』然《馬援傳》無『徐容』，天遊注誤也。張烈校本《兩漢紀》作『徐客』，《校勘記》謂『《後漢書·吳漢列傳》作「宕渠楊偉、朐忍（月旁）徐客」』。其作《吳漢列傳》是，而作『徐客』又誤矣。當雲《後漢書·吳漢傳》作『徐容』。」等等。
以上十個方面，前五個直接針對傳世《後漢書》本書及古注，是為《稽疑》全書最主要的內容，這當然是由其工作性質決定的；而後五個方面，則遠遠超出了對《後漢書》本書的考證。這兩個方面在全書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顯示出作者對《後漢書》進行全面校勘與考訂工作的把握，是非常全面、系統而又圓通的。作者的目的，就是給後人利用《後漢書》提供沒有任何疑問的資料，洵為立意高遠。尤其是在當今重義理輕考據的時代，作者能夠潛心從事資料考訂工作，而且做得如此縝密，其精神就值得欽敬效法，值得晚輩後學沉心學習！
在《稽疑》全書校勘過程中，曹金華教授態度嚴謹，絕大部分條目都引證多種史料，其中既包括各種相關文獻資料，也包括現代考古發掘所得，既引證古代學者的研究結果，又廣泛參考近現代的研究成果，可謂博引諸家，以成一是。而對那些無更多史料證明者，則以考異形式出現，並列異說而不強作解人。對那些稍有史料依據而不能遽然定論者，則以「疑作」、「恐誤」、「未詳孰是」等語氣揭示自己的觀點。凡此種種，既是作者工作態度嚴謹求實、縝密細緻的表現，也是毋固毋我、為人謙遜的現實寫照。
在考證方法上，作者除用本書自校、他書互校的多種文獻參互考校外，還重視史書體例如對點校本《後漢書》「目錄」的考證；重視利用統計學、訓詁學、音韻學等原理的考證。如《律曆志》記載六十律的「實數」和「律」「準」數字，多不準確，作者即用列表分析的形式進行考訂，而利用訓詁學、音韻學原理進行考證，更是貫穿於全書當中。這說明作者在工作方法上，很自然、很明確地注重了微觀與宏觀的緊密結合。
此外，作者不僅利用傳世文獻，而且更利用考古發掘材料，這是此書成就能夠超越前人的一個突出之處。如《光武帝紀上》載「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第22頁），李賢註：「海西，縣，屬琅邪郡。」而本書作者在據諸多文獻資料證明海西此時屬東海郡的同時，復謂：「又據1993年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西漢末簡牘，海西縣也屬東海郡，如《東海郡屬縣鄉吏員定簿》、《東海郡吏員考績簿》都涉及到『海西』吏員。」從而得出「屬琅邪郡」之說為誤的結論。此外，作者還指出：「無論文獻或文物資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在利用時，都要認真鑑別，並注意其特點。」如東漢時史書常見以災異策免三公的記載，而相關碑刻述及此事時，則往往用「以疾病免」字樣，就是一個顯著特點。又如史載經師碩儒教授門徒、黨人名輩卒後會葬，動輒數千、數萬人，「疑皆多為誇誕之辭」。如《姜肱傳》載「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而《彭城姜肱碑》作「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陳寔傳》載寔卒「海內赴者三萬餘人」，《魏志·陳群傳》同，而《陳寔碑》作「遠近會葬，千人以上」。「這就使我們不能不懷疑此類事件的真假面貌，影響到對相關人物、事件的評價」（曹金華《考竟源流 發覆求真——寫在拙作〈後漢書稽疑〉出版之際》，《南都學壇》2014年第6期）。這說明，作者對史料的運用，一直都持嚴謹而縝密的態度。
當然，作者在利用考古資料時，也偶而會出現個別差誤。如《光武帝紀》建武三年「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條（第21頁），作者引用居延漢簡《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相關文字來考證當年閏月是哪一月，這在書中很好地得到了解決，但該引文並無標點斷句。作為當代研究，筆者以為還是予以斷句更好。不過這個情況既屬偶然，通觀全書也為例極少，自是瑕不掩瑜。
通觀全書，這部《稽疑》內容宏富，研究性與資料性並重，而且兩個方面的工作都質量上乘，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成就。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是前輩大師們時時強調的史學研究的基本功。史學研究要出精品、要出上乘之作，就必須坐得住、坐得穩，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浮躁，不是隨便喊喊、到處逛逛、悠哉悠哉就能出來的。這部《稽疑》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也是一部相當成功的傳世之作。
歷史研究的最基本任務是追求歷史的真實性，也正因此之故，史學界多年來一直呼籲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進行修訂。而自2007年中華書局啟動修訂工程以來，復為提供更為廣泛有效的學術支持，又集中力量做好兩個配套項目的出版工作：一是以此前已編輯出版的「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為依託，構建相關研究的基本資料庫；一是編輯出版「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彙編今人校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著述，為修訂工作提供廣闊的學術園地，如自2008年至今已出版梁太濟、包偉民的《宋史食貨志補正》、龔延明《宋史職官志補正》、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王瑞來《宋史宰輔表考證》、陳美東《歷代律曆志校正》、丁福林《南齊書校議》、吳玉貴《唐書輯校》，（臺灣）詹宗祐《點校本〈唐書〉校勘匯釋》、佟佳江《清史稿訂誤》以及王仲犖的《宋書校勘記長編》（手稿影印本）十部。曹金華教授的《後漢書稽疑》，正是「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中的重要一部。該書的出版，不僅為目前《後漢書》的修訂本提供了直接廣泛的學術支持，為整個「國史」的修訂工程而添磚加瓦，而且也為秦漢史乃至整個中國史的進一步研究，打破了史料固化、蹈常襲故、因循坐誤的僵局，為獲取歷久彌新的創新性成果提供了有效的能量和動力。因之，它自身也必將隨著時間的延伸，越來越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歷久而彌新。
原文刊於：《理論與史學》第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