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線新疆訊 新疆庫車地區的龜茲石窟壁畫中的比丘多為佛家弟子，在因緣佛傳類敘事性壁畫中予以表現。除此以外，比丘大略可分為四類。5—7世紀龜茲壁畫中的非故事性比丘主要有兩種：其一是站在供養人前面的引導僧，為現實僧人之再現（圖一）；第二類比丘常常繪製在券頂中脊，身份不明。他們虛空飛行，身體兩側冒出火焰或水（圖二）。回鶻龜茲時代，以庫木吐喇79窟為代表，引導僧依舊出現。同期庫木吐喇75窟也繪製了非故事性的禪定比丘。前後兩期比丘圖像既有形象差異，也有主題不同，可窺石窟壁畫的語境——佛教部派及其政治環境之轉變。
早期龜茲壁畫引導比丘衣著體現小乘有部特徵
早期龜茲壁畫中的引導比丘中，克孜爾第205窟壁畫最具代表性。此壁畫中，僧人身穿坦右袈裟，腳穿黑色靴子，靴筒上沿朝前的位置有開口。佛陀對於僧衣的剪裁、染色、穿著，有一些原則性的規定。部派分裂之後，部派間為相互區別，形成各具特色的著裝特點。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描述了「說一切有部」的僧衣，雲「然四部之殊。以著裙表異。一切有部則兩邊向外雙褶。大眾部則右裾蹙在左邊。向內插之不令其墮……上座正量制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插為異」。此外，「說一切有部」關於僧裝的規定還包括「下擺要在腳踝上部四指」，不允許「下擺高至過膝」、「系帶在臍下」、「裙一角下垂像象鼻」、「兩角下垂像多羅葉」及使用乾陀色等要求。霍旭初將克孜爾壁畫比丘服飾與佛教部派的不同衣制進行了比較，認為其衣制帶有小乘有部的特徵。
在筆者看來，圖像有趣之處在於引導僧和供養人衣著在季節性上的反差。克孜爾壁畫中比丘皆坦右肩。很難想像在龜茲寒冷的冬天，供養人已經穿上了厚重的套裝，僧人仍然坦露右肩。合理的解釋是：正如供養人喜歡以一種體面的狀態被繪製（身份越是尊貴，套裝越是複雜），早期龜茲僧人喜歡將自己的形象表現為印度比丘的狀態。「說一切有部」約在公元前3世紀脫離自上座部，經由罽賓、犍陀羅傳入龜茲。一方面，壁畫圖本保留了較多印度元素；另一方面，和大眾部及大乘佛教相比，「說一切有部」原教色彩濃鬱。龜茲比丘的圖像特徵可能正是這種意識的反映。
以克孜爾118窟為例，克孜爾券頂的飛行比丘可確認為僧人神變之態。佛經常常提及佛陀或其弟子神變時「身上出火，身下出水」。由於石窟同樣位置有時繪製世尊，這些神變比丘可能也屬於世尊時代的歷史人物。有學者提出，這些神變比丘意指禪定，表現僧人禪定後獲得神通。但除了修行，佛陀和弟子常常為了教化而顯神通（如世尊降服六師外道，及優樓頻螺迦葉為頻婆娑羅王所表現）。恰恰是這類故事，而非禪定構成了早期龜茲石窟的壁畫主題。出現在相同位置的「須摩提女緣」故事亦如此，壁畫把神變飛行的阿羅漢繪製在了一起。總的來說，克孜爾壁畫中神通比丘的表現沒有超過小乘範疇。神通證明了阿羅漢的成就，也證實了其對涅槃的追求。它的展示價值在於召喚和鞏固大眾對於佛法的認同。
回鶻龜茲壁畫深受漢傳大乘佛教影響
漢傳大乘佛教和之後回鶻人進入龜茲後，壁畫展現出不同氣質的比丘。以庫木吐喇79窟（圖三）為例，留有漢字榜題「法行律師」的僧人內穿領口寬鬆的交領右衽長袍，外披坦右袈裟，腳穿低幫鞋（鞋尖向上翹起）。這種僧裝本來在漢地及高昌流行。僧人姿態及其與供養人的關係也和早期龜茲壁畫有所不同。龜茲供養人朝拜世尊，比丘則回首言語，不同動態暗示出世尊、比丘與供養人的微妙關係。在克孜爾205窟，引導比丘和供養人的不同還體現為足部差異。供養人足尖點地以示虔誠，引導比丘足部則為常態。庫木吐喇第79窟壁畫與之不同，由於比丘和供養人姿態統一，人物關係的重點在信眾和偶像，以及童子和成人之間。僧人和供養人相向展開的隊列表明，比丘不僅主持，也參與了供養祈禱。僧侶和供養人位置一致，都將目光轉向具有神性的菩薩及淨土崇拜，這表明，他們和阿羅漢的關係變得疏遠。
然而 「大乘」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這並不能表達大乘佛教內部不同維度的區別。庫木吐喇75窟（圖四）亦為回鶻人贊助開鑿，側壁排列繪製禪定比丘，正壁滿鋪畫一禪定僧人，旁有地獄、畜生、人趣及須彌山天宮圖像。禪定僧人腹部放出數道墨線，連接五趣人畜。壁畫表現禪僧觀想內容：觀想自身從頂至胸為色界廿八天，從胸至小腹為六欲天、須彌山大海四洲，從此至足為三惡道眾生；又在小腹想一乳海，其冷乳注入地獄滅盡炎火，又流注至人道令王臣庶民等悉皆飽滿。壁畫中的五趣觀想與毗盧遮那法身世界相互關聯，同時以往生西方淨土為主旨，反映出回鶻龜茲時代的宗教特點主要是漢地顯宗，同時夾雜陀羅尼。後者流行於唐代河西地區並常常體現出針對顯宗偶像的兼容性。
克孜爾壁畫中的比丘神變可作為阿羅漢精神狀態的一種譬喻。而回鶻龜茲壁畫中，帶有陀羅尼屬性的觀想將比丘自身幻化為救世主，乃至宇宙真理本身。觀想內容較直觀，其難度不在於抽象的思辨，而在於被刻意隱藏的咒密。藉助對回向理論的發展，大乘教派滿足了「佛法」對現世苦難更為積極的幹預。因而，回鶻龜茲時期的壁畫已深受大乘教派的影響。
回鶻龜茲壁畫顯示小乘有部逐漸失去優勢
5—6世紀的龜茲石窟多為龜茲王族資助。7世紀，漢僧和大乘佛教隨著唐朝西域都護府的進駐開始在龜茲立足。8世紀末，形勢再次改變。由於安史之亂，以及吐蕃對西域及河西的入侵，唐朝和龜茲的聯繫中斷。旅行僧人悟空大約785年至788年期間在龜茲居住了一年。依據他的筆記，當時安西副大都護郭昕仍然和龜茲王白環共同堅守此地。隨後，回鶻人展開對龜茲的爭奪。歷史上漢朝、唐朝又或匈奴、突厥控制龜茲，主要是確保龜茲成為己方屬國。但回鶻人最後成為龜茲之主。這個過程如何開始不甚明確。庫木吐喇75窟和79窟漢僧和回鶻王族作為石窟供養人取代了過去龜茲僧人和龜茲王族，一定程度彌補了史料不足。帶有偶像性的禪定比丘繪製為石窟主尊，此形制未見於龜茲小乘時代。壁畫表明，回鶻立足龜茲之時，與大乘佛教互為輔佐，長期依賴龜茲王族供養的小乘有部逐漸失去優勢。（文：任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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