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知音之悅」
—— 讀張棗《現代性的追尋》
文/林頤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來……」，《鏡中》被視為張棗的代表作，評論界認為它鮮明地亮出了張棗的詩歌方法論。用張棗自己的話來說，這種方法論就是「從漢語古典精神中演生現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啟示」。
《鏡中》寫於1984年，那時張棗23歲，考入重慶的四川外國語學院讀研究生。「在四川，青年詩人們像紅湯火鍋那樣熱騰滾沸起來，忙於假想或實際的詩歌江湖……」 （陳東東，《親愛的張棗》）。張棗進入了這個磁場，很快也成為了一個磁極。
張棗少年早慧，16歲就考入湖南師範大學英語系專業，20來歲就在詩壇成名。寫出《鏡中》之時，張棗對新詩創作及理論已經有了自己的理解，這個理解就是圍繞著「現代性」的追尋，在其後的幾年時間裡，張棗繼續向著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思考。
1986年，張棗與川外的德國外教達格瑪相戀結婚，隨即去了德國。德國的生活就像一隻表，晝夜不停地運轉，在嚴謹的學院氛圍裡，張棗逐漸把他早期有關詩學的碎思整合化，後來就成為了《現代性的追尋》這部詩論，該書在1990年完成，中譯版本隔了30年了。
該書的副標題叫「論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為什麼時間點放在1919年呢？因為，張棗曾將「對『現代性』的追求」稱為「白話文學運動另一樁未了的心事」。談論中國新詩離不開新文化運動這個大的背景。新詩在當時被稱為白話詩，它從誕生之日起就有著濃厚的啟蒙色彩，就是與社會思潮聯繫在一起的。回顧新詩的歷史，有破壞，有建設，破壞的目的是為了建設。新詩的成熟伴隨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的加深，對西方詩歌的創作方法的移植及借鑑，然後再經過內部艱難的消化、吸收和新的傳統的構建的過程。
張棗認為，「一種存在的語言反思和批判立場，使得寫者面對創作過程以及自身姿態的意識都得以強化，這是現代詩的最顯著的標誌之一。」 胡適的《嘗試集》是公認的首部白話詩集，但在張棗看來，這一標誌沒有出現在《嘗試集》裡，魯迅的《野草》更加符合。張棗致力於重新闡釋《野草》，認為它是第一代白話詩人追尋現代性的代表性例證，並嘗試將《野草》的生成解讀為作者對生存危機的語言上的、象徵主義的克服。
張棗的詩論有明顯的多元文化結合的特徵。他非常注意早期啟蒙者對於象徵主義詩歌的模仿和創新，在他看來，魯迅是真的現代，因為生存困境已經成為魯迅思考的首要主題，隨之，壓倒性的虛無主義成為《野草》獨有的象徵。張棗對於卞之琳、馮至、梁宗岱的關注，也正因此。張棗說，卞、馮的寫作不僅展現了他們各自詩藝的圓融，也預示著白話文作為一種語言的成熟，足以承載眾多詩人共同肩負的文學現代性的重任。梁宗岱對法國詩人瓦雷裡詩學的接受，對於象徵主義、傳統和「宇宙意識」的認識，實際上意味著，詩的現代性是可以在傳統中以一種「古典」的方式建立起來的。
張棗用「現代性」的視角把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詩人重新劃分為四代：第一代詩人由早期的文學先鋒組成，以魯迅為代表。第二代囊括了李金髮以及其他的一些象徵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比如馮至。第三代包括了戴望舒、卞之琳、廢名跟其他的「現代派」。第四代主要由1940年代的詩人構成，比如穆旦、鄭敏、陳敬容等。這些詩人既具有個性又有共性地探索著新的詩歌形式，來配合他們的詩的主體性的表達。
新詩的探索之路在特殊時期斷絕了。後來，北島作於1976年的《回答》揭開了「朦朧詩」的序幕。現代性成為年輕詩人更加自覺的追求。張棗曾經說過，「文學是尋找知音的活動」，他文學活動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984年與柏樺的相識。1985年早春，北島走進張棗的宿舍，那是另一段恆久的友情的開端。張棗去世之後，陳東東在紀念文章裡，把《鏡中》形容為「知音之悅」，映照以印證，以構築起超物理維度的精神空間，與爾同銷萬古愁。在廣大的意義上，《現代性的追尋》或可視之為張棗超時空的一場場詩的「知音之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