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小園香徑長
來源|關天茶舍
作為東漢末年的一對軍事人物，皇甫嵩和董卓之間有太多的相似和相近。比如，都是涼州人氏，都是出身軍人之家，同樣參加了鎮壓「黃巾起義」和徵討邊章、韓遂之亂，都在當時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書寫了不易消除的歷史印跡，在當時都享有過「威震天下」的名聲，甚至他倆的生卒年都應當十分接近；並且兩人還有過密切的合作關係，又結下了難分難解的私人恩怨，兩人的命運呈現出一種若即若離、生死糾纏的狀態。所有這一切，都應當很容易讓人把他倆放到一起。不過，歷來正兒八經的歷史學者，好像從未有人專門研究過皇甫嵩和董卓的關係。把這兩人放在一起說事，如今也只有在百度貼吧才看得到。但這不意味著皇甫嵩和董卓的故事，也是一個關公戰秦瓊的笑話。
事實上，皇甫嵩和董卓還真有過一番比較和較量。唐李賢注《後漢書》引《獻帝春秋》中有一句：
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徵邊章、韓遂，爭雄。（《後漢書 皇甫嵩列傳》，以下凡引自《後漢書》者，只寫篇名）
「爭雄」二字，恰好點題。
這句話在《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山陽公載記》裡被表述為：
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徵韓遂，各不相下。
「各不相下」是「爭雄」的同義詞。
皇甫嵩的侄子也對皇甫嵩說過：
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皇甫嵩列傳》）
這更是明確把皇甫嵩和董卓放在了完全對等的位置上，而且，前面還有一個「唯」字。
說來湊巧的是，皇甫嵩和董卓的名字，一個是嵩。一個叫卓，都有「高」的意思，他倆到底誰更高一些呢？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結果也很有意思。
皇甫嵩和董卓的第一次比較，是在平定「黃巾起義」中。
皇甫嵩的名字，基本就是跟「黃巾起義」連在一起的。說到「黃巾起義」，就會說到皇甫嵩；說到皇甫嵩，就會說到「黃巾起義」。範曄的《後漢書》，甚至把對「黃巾起義」的主要介紹，都放在了《皇甫嵩列傳》裡。
「黃巾起義」剛一爆發，正在首都參加御前最高軍事會議的皇甫嵩，即率先提出要先解除「黨錮」，以防「黃巾」與黨人合流。漢靈帝在徵詢了中常侍呂強的意見後，很快同意了皇甫嵩的提議。隨後，皇甫嵩就被任命為左中郎將，跟右中郎將朱儁一道，前去徵討潁川「黃巾」。
潁川緊鄰首都洛陽，直接關乎朝廷的安危。
當時東漢朝廷面臨的形勢可謂已是岌岌可危。儘管事先已得知消息，並且作出了相應的處置，但「黃巾起義」的爆發，還是給東漢王朝帶來了山呼海嘯般的衝擊。河北全境瞬時淪為「黃巾」的天下。安平、甘陵兩國的國王，分別被當地人劫持，以響應「黃巾起義」。就在皇甫嵩、朱儁受命出徵之際，同樣緊鄰首都洛陽的南陽地區，「黃巾」張曼成部攻殺了太守褚貢。出徵之初，性格偏急的朱儁，又在跟潁川波才部「黃巾」的交戰中，吃了一場敗仗。常言道：「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候又傳來汝南「黃巾」在邵陵擊敗太守趙謙、廣陽「黃巾」殺死幽州刺史郭勳和太守劉衛的消息。形勢這叫一個亂！一個緊急！東漢朝廷急需要一場勝利，來挽救迫在眉睫的危局。在這種形勢下，皇甫嵩領兵進駐潁川郡的長社，跟波才部「黃巾」展開了對峙。
當時皇甫嵩只有兩萬人馬，「黃巾軍」則人多勢眾，且呈圍攻之勢，皇甫嵩軍中人心惶惶。但皇甫嵩發現了「黃巾軍」的一個弱點：「依草結營」，於是，當機立斷，採用火攻戰術，夜襲「黃巾」，「黃巾」大亂。恰在此時，騎都尉曹操也領兵趕到，皇甫嵩與朱儁和曹操的兵馬匯合一處，大破「黃巾」，斬首數萬級。
這是自「黃巾起義」爆發以來，東漢朝廷取得的第一場勝利，一場「及時雨」式的勝利，首都洛陽的危機暫時得以緩解。
隨後，皇甫嵩和朱儁乘勝追擊，又相繼擊破汝南和陳國「黃巾」，「三郡悉平」（《皇甫嵩列傳》）。
戰局開始朝向有利於東漢朝廷的方向逆轉。
之後，皇甫嵩和朱儁兵分兩路，皇甫嵩向北攻擊東郡「黃巾」，朱儁向西南攻擊南陽「黃巾」。皇甫嵩再次取得勝利，生擒「黃巾」首領卜己，斬首七千餘級。
皇甫嵩和朱儁領兵徵討潁川「黃巾」的同時，尚書盧植也被任命為北中郎將，前往徵討河北「黃巾」。
河北「黃巾」是張角兄弟直接領導下的「黃巾」，可以說是「黃巾軍」的大本營，不僅人數眾多，實力也要更強一些，所謂「梁眾精勇」（《皇甫嵩列傳》）。本來盧植已經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由於得罪了前來視察軍事戰況的宦官特使，遭到宦官誣陷，結果「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盧植列傳》）。
盧植無辜被囚後，朝廷任命董卓為東中郎將，代替盧植繼續攻打河北「黃巾」。
這是董卓在平定「黃巾起義」中的第一次出場，也是董卓唯一一次跟「黃巾」直接交手。
但董卓未能取得勝績，「軍敗抵罪」（《董卓列傳》）。
這時候，已經攻破東郡「黃巾」，在戰場上節節勝利的皇甫嵩距河北只有一箭之地，於是朝廷下令，皇甫嵩繼續向北攻擊，徵剿河北「黃巾」，這等於是接替了董卓的任務。
這是我們看到皇甫嵩和董卓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同一個地方，雖然是以「交接班」的形式，一前一後，他倆這一次很可能連面都沒有見到，但畢竟也算是一次重合。
經過幾番激烈鏖戰，皇甫嵩最終剿滅了張氏兄弟領導的「黃巾軍」。皇甫嵩因鎮壓「黃巾」有功，被拜為左車騎將軍，封槐裡侯，領冀州牧。
至此，除了朱儁仍在南陽地區與「黃巾」進行勝負已定的最後決戰外，由張氏兄弟領導和發動的「黃巾起義」，在中平元年（184年）的當年，就已經被基本平定。
「黃巾起義」之所以能在一年之內就被東漢朝廷平定，從軍事決戰的角度說，皇甫嵩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人物。蔡東藩在《後漢演義》裡說，「黃巾」之平，皇甫嵩為首功，這是實至名歸的評價。站在東漢王朝的立場上說，皇甫嵩是「黃巾之亂」中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而將傾的人物。如果沒有皇甫嵩，東漢王朝的終結時間，就有可能被提前。相比之下，董卓雖然也參加了鎮壓「黃巾」的行動，卻表現得像一道影子，一晃而過，沒有取得任何勝績。總而言之，徵討「黃巾」，皇甫嵩立下了赫赫戰功，董卓則是寸功未立。
平定「黃巾」給皇甫嵩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使皇甫嵩的人生達到了輝煌的頂點。《後漢書》說：「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皇甫嵩列傳》）。這種「威震」的效果之一，是一個名叫閻忠的人，跑到皇甫嵩面前，一通長篇大論，希望皇甫嵩考慮一下「南面稱制」，——就是要皇甫嵩自己當皇帝！這種「非常之謀」的想法，當場被皇甫嵩拒絕了。（我們後面會看到，皇甫嵩好像特別習慣拒絕人）
董卓呢，不說是灰溜溜的，起碼也是個兩手空空的失敗者，——東中郎將的軍銜肯定也給弄沒了。
這是皇甫嵩和董卓的第一次相遇與比較。
轉眼皇甫嵩和董卓就迎來了他倆的第二次相遇和比較。
「黃巾起義」快被平定的時候，甘肅金城（今蘭州）又發生了湟中義從和先零羌的叛亂。
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為軍帥，攻殺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孝靈帝紀》）
湟中義從，原指在湟中地區跟隨漢族將領徵戰的非漢族勇武之士，帶有義勇軍或志願軍的性質。起初是一批小月氏人，後來也有了羌人和其它少數民族加入其中。先零羌則是羌族部落中最具戰鬥力的一支，是東漢政府最為頭疼的邊疆對手之一。
圍繞對付這支武裝力量，皇甫嵩和董卓之間，有了更直接的比較機會。
皇甫嵩在「黃巾起義」爆發之前任北地太守。北地郡治所原本在今寧夏境內，後因羌亂，漢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將郡治內遷到當時的池陽，也就是今天陝西涇陽和三原一帶，差不多就在長安的正北面。皇甫嵩任北地太守，郡治應該是在這裡。中平二年（185年）三月，湟中義從和先零羌開始騷擾三輔地區，於是，朝廷任命時在冀州的皇甫嵩移師關中，「回鎮長安，以衛園陵」（《皇甫嵩列傳》），說白了，就是專門來對付北宮伯玉和邊章、韓遂這夥人。
調動皇甫嵩來執行這一任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一是利用皇甫嵩剛剛平定「黃巾」的威名、威力；二來，也是讓皇甫嵩重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1]
與此同時，朝廷重新起用了之前「軍敗抵罪」的董卓，讓他跟皇甫嵩一起協同徵戰。
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徵之。（《董卓列傳》）
這是董卓的名字跟皇甫嵩的名字第二次出現在一起，董卓成了皇甫嵩的副手。這也是嵩、卓二人的第一次合作。這一次，兩人的見面估計應該是肯定的了。
但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關於皇甫嵩與董卓的這次正式合作，現今能看到的史料中，幾乎沒有留下一星半點的具體記述，除了確實有過這麼一次合作外。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想必是因為這次合作的時間太短，只有四個月，到同年七月，皇甫嵩就被免職了。免職的原因，一是沒能取得像徵討「黃巾」一樣立竿見影的戰績；另外，也是得罪了當權宦官，結果被收繳了左車騎將軍的印綬。
皇甫嵩遭免職後，朝廷改派了張溫任車騎將軍，來擔任前線總指揮。值得注意的是，皇甫嵩被免職了，董卓卻原地不動，不僅如此，還升了一級！由原來的中郎將，提升為破虜將軍。一升一降之間，皇甫嵩和董卓的起伏曲線，在這裡發生了一絲不易覺察的變化。形式的變化，往往都有內因在起作用，只是史書在這裡，並沒有給出相應的解釋和敘述。
董卓在張溫的手下，有過兩次閃光的經歷。一次是乘邊章、韓遂他們受驚於自然天象，準備主動撤退時，董卓聯合友軍趁機發起攻擊，取得斬首數千級的勝利。還有一次是與先零羌遭遇，董卓巧施妙計，「全師而退」，而其它幾支遭遇先零羌的部隊，全都吃了敗仗。為此，董卓被朝廷封為邰鄉侯。
這是董卓生平第一次被封侯。皇甫嵩在取得「長社大捷」後，也是被封為鄉侯，平定河北「黃巾」後，才被封為侯爵中最高的縣侯。
此時的皇甫嵩，在史籍記載中，呈靜默狀態。
嵩、卓兩人的差距，似乎正在縮小。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即從中平二年（185年）到中平五年（188年）——皇甫嵩和董卓二人在現有史籍中，都呈現出空白的狀態，無事可記。而他們的對手，邊章、韓遂的部隊，卻在經歷了幾番讓人眼花繚亂的整合後，變得更加兵強馬壯。一個名叫王國的人，被推舉為這支武裝的首領。中平五年十一月，王國率眾圍攻陳倉。陳倉是陝甘邊境的重鎮，陳倉一破，兵鋒即刻可直指長安。於是，朝廷再次起用了一直在靜默中的皇甫嵩，同時任命董卓為前將軍，共同聯手對付王國的進犯。
五年，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皇甫嵩列傳》）
一個「督」字，表明了皇甫嵩的主帥身份。
這是皇甫嵩和董卓兩人的名字第三次出現在一起，也是他倆的第二次正式合作，當然，也可以說他倆的又一次同臺競技。
關於嵩、卓的這一次合作，範曄的《後漢書》表現得出奇的大方，在書中記下了嵩、卓二人大段大段的對話。
這些對話和這次合作的經過，可以概述如下：
嵩、卓聯軍組成後，董卓提議立即進兵解陳倉之圍，但被皇甫嵩拒絕了。皇甫嵩大段引用《孫子兵法》，對形勢作出了自己的判斷，說明應當採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靜待形勢發生轉變。後來的事實證明，皇甫嵩的判斷是正確的，「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敝，果自解去。」這時，皇甫嵩決定對王國發起攻擊，董卓卻一改之前的積極、主動姿態，認為不可，並且也引用《孫子兵法》作為依據[2]。皇甫嵩又說出了自己的理解，最後，「（嵩）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皇甫嵩列傳》）
兩次判斷的結果，都證明皇甫嵩是對的。
如此一來，戰役雖然取得了勝利，皇甫嵩和董卓的「梁子」也算是結下了，「卓大慚恨，由是忌嵩。」 （同上）。
我們現在可以回顧一下，從最初的平定「黃巾」，到合作徵討韓遂、王國，皇甫嵩和董卓的幾次同場競技。從總體上看，無論是實戰效果還是對兵法（理論）的理解，皇甫嵩的表現都要優於董卓，明顯更勝一籌。皇甫嵩始終像個戰場上完美的高材生；董卓呢，不說是個成績起伏不定的「差生」，起碼是個「備胎」和專給人「打下手」的配角。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提醒一句，在傳統史書的書寫中，董卓從來是個不折不扣、無可爭議的壞人，皇甫嵩則是一個倍受推崇的正面人物。[3]因此，在閱讀史籍時，在事關皇甫嵩與董卓二人的評述中，我們始終不應忘記這一點。《劍橋中國秦漢史》中有這麼一段話：
重要的是應該記住，這個動亂時期流傳下來的材料都是出於有偏見之手。當材料是來自有關係的人士時，它自然就吹噓他的優良的品質和完美的謀劃；當它來自敵人方面時，它就反覆描述對方的殘暴、愚蠢和卑劣無恥。[4]
話可能說得簡單絕對了點，但這份提醒，不為無益。
如果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較到此戛然而止，那他倆的勝負高低就不難判定了，但問題是遊戲還沒有結束，或者說，真正的遊戲高潮部分，還沒有開始吶。
「陳倉之戰」後僅僅只隔了一個月，漢靈帝就駕崩了。
漢靈帝的駕崩，給東漢王朝留下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好像是專門給董卓預備的。
就在「陳倉之戰」結束到漢靈帝駕崩這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董卓連續遭遇了兩次來自東漢朝廷和靈帝本人的考驗，這事還跟皇甫嵩扯上了關係。
中平六年（189年），應該就是「陳倉之戰」結束不久，朝廷下詔徵董卓為少府。少府是朝廷九卿之一，董卓以一封書信的方式，回絕了朝廷，說明他為什麼不能去京城赴職。
到靈帝病重時，朝廷又以璽書的形式，——璽書本來是指皇帝的親筆書信，靈帝既已病危，是否還能親筆書信？——給董卓下了一道新的詔書（東漢朝廷跟董卓的兩次通聯，在時間上可說是前後相踵，我們今天都能感受到其中的那份緊迫感）。詔書（璽書）的內容，一是拜董卓為并州牧，另外是「令以兵屬皇甫嵩」，就是要董卓把他的軍隊全部交給皇甫嵩。
董卓又給朝廷回了一封信，他答應去并州履職，——實際並沒有去，而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董卓列傳》）。河東郡在當時屬司隸校尉部，在今山西西南。——但拒絕把自己的部下兵馬交給皇甫嵩。
董卓對朝廷的兩次回絕，尤其是第二次，顯然已是明確的抗旨不遵。但此時的東漢政府和漢靈帝，已經拿董卓無可奈何，所謂「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董卓列傳》）。
朝廷要董卓把兵交給皇甫嵩，並且被董卓拒絕的事，也傳到了皇甫嵩的軍營。當時同在軍中的皇甫酈對他叔父說：
「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兇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兇害，此桓、文之事也。」（《皇甫嵩列傳》）
第一句話就將董卓和皇甫嵩放在了一個對等的位置上。皇甫酈看到了皇甫嵩和董卓之間的矛盾，並且認為到了「勢不俱存」的境地。皇甫酈同時認為，董卓的抗拒行為，是一種「逆命」，而董卓的「駐兵河東」，更是一種居心叵測的危險舉動。皇甫酈希望皇甫嵩能當機立斷，剷除董卓。
皇甫酈的建議，被皇甫嵩拒絕了。
皇甫嵩說出的理由很簡單，董卓抗命固然有罪，但自己如果擅自徵討，也是一種越權之舉。於是皇甫嵩也給朝廷寫了一封書信，說明了有關情況。漢靈帝接到皇甫嵩的書信後，「讓卓」，就是批評、責備了董卓一番，於是，董卓「又增怨於嵩」。
在事關歷史未來走向的關鍵時刻，皇甫嵩和漢靈帝的舉動，看起來更像是輕飄飄、軟綿綿的兒戲之舉。
不過，從皇甫叔侄的對話來看，人們有理由得到一個印象，即此時此刻的皇甫嵩，似乎仍然握有相當的實力，可以降服，甚至清除董卓，主動權似乎仍在他的手上，就看他的選擇了。
皇甫嵩又一次選擇了拒絕。
如果實情確是如此，那麼，這應該是皇甫嵩對董卓最後一次有勝算的機會。從此，機會對皇甫嵩來說，就像離岸之船，迅速消失在岸邊人們的視野裡。以後皇甫嵩再也沒有機會對董卓居高臨下、勝券在握，甚至連平起平坐的機會，都徹底失去了。
漢靈帝死了，何進聽了袁紹的攛掇，引發了東漢宮廷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混亂和大屠殺，東漢外戚和宦官勢力同時同歸於盡，董卓進京，成為東漢王朝新的實際統治者。
董卓一進京，他和皇甫嵩之間相互的位置和形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大逆轉。
經過半年忙碌，董卓坐在新的位置上，想起他的老同事、老上級，也是他暗中積怨已久的那個人來了。
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皇甫嵩列傳》）
在此之前，董卓剛剛殺死了一位城門校尉。
皇甫嵩頓時陷入了生死抉擇。
去，還是不去？這是一個問題。
這時候皇甫嵩在哪呢？扶風。
扶風位於長安（今西安）和陳倉（寶雞）之間，擊退王國之後，皇甫嵩應該就一直留在了這個地方，繼續堅守他那「回鎮長安、以衛園陵」的任務。
董卓召皇甫嵩進京時，關東群雄已經舉起討董大旗。
為了應對關東群雄的討伐，董卓先是命人毒死了被廢黜的少帝，接著將首都由洛陽遷往長安，——長安靠近涼州，那是董卓熟悉和起家的地方。不過董卓本人沒有隨皇帝和朝廷同時西遷，而是暫時留在了洛陽。
這時候，依然手握重兵留在扶風的皇甫嵩，對董卓來說，肯定是一個不能忘懷的人物，何況董卓的心裡，早已積攢下了多時的忌怨。
這一點，皇甫嵩的長史（幕僚長）梁衍看得很清楚。皇甫嵩接到來自董卓的召令後，梁衍對皇甫嵩說：
「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皇甫嵩列傳》）
這段話有兩層意思，前面是說皇甫嵩不能去，去了就有危險；後面一段，可以說是皇甫嵩生平聽到的第三次「非常之謀」。簡單說，就是梁衍希望皇甫嵩「挾天子以令」，響應正在東邊的討董義舉，東西夾擊，活捉董卓。
這提議應該是東漢歷史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嚆矢。
這一回，皇甫嵩還是拒絕了。他越過長安，去了洛陽。
結果皇甫嵩一到洛陽，就被抓了起來，「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皇甫嵩列傳》）
關鍵時刻，兒子救了父親一命。據《後漢書》記載：
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皇甫嵩列傳》）
董卓不僅同意赦免皇甫嵩，還任命他為議郎，後轉為御史中丞。
旬月之間，皇甫嵩的生死命運，在董卓手上翻了個個。
故事至此並沒結束。
第二年，也就是初平二年（191年），董卓也從洛陽回到了長安。對於董卓的這次回長安，《三國志》和《後漢書》的《皇甫嵩列傳》與《董卓列傳》，都以細緻的筆墨，留下了一筆極富現場感的細節描寫。通常情況下，像《後漢書》這樣的正史，很少會出現帶有重複性的細節描寫。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皇甫嵩列傳》）
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董卓列傳》）
《皇甫嵩列傳》的後面還有一句：「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董卓暗中指使，讓官級在御史中丞以下的（自然包括御史中丞），都要到路邊屈身施禮相迎（此「拜」字是否指跪拜，不好確定，但躬身屈體是肯定的），以此讓皇甫嵩感受屈辱並屈服。
皇甫嵩有沒有屈服呢？後面一段文字是：
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同上）
「抵手」該作何解釋，確切詞義不容易說清楚，大概相當於現在的握手、撫肩吧，但董卓此時的姿態，想必是貌似親切的。「犕」在這裡是服的意思，義真是皇甫嵩的字。董卓問：嵩哥服沒服？——這完全是大哥的架式和語言，直率而略顯粗魯。
皇甫嵩的反應呢？「笑而謝之」。——這時候皇甫嵩臉上泛起了笑意，「謝之」，是皇甫嵩向董卓說「對不起」。
皇甫嵩有什麼對不起董卓的？（因為爭雄？不相上下？）
「卓乃解釋」，是說董卓跟皇甫嵩和解了，他最終放了皇甫嵩一馬。
並世而立的兩位豪傑，就此心照不宣。
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較和較量，算是畫上了一個句號。
董卓對皇甫嵩取得了完勝。
——董卓贏了！
一個拜字，定格了董卓和皇甫嵩兩人的地位與關係，也順便回答了本文開篇的那個「誰更高一些」的問題。
關於董卓和皇甫嵩的這場路邊相見和對話，史籍中還有兩個不同的版本。這兩個版本，都見於裴松之注《三國志》：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徵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這個版本與範曄《後漢書》有一些不同的信息，但關於路邊見面和聊天的內容，則大體接近，只是更加豐富和生動，頗有文學意味，強化了兩人的形象，使之顯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平添了一份可信性。不過，魏晉時的史家張璠，卻提供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以上兩則，均見《三國志 董卓傳》裴注引）
董卓的姿態和問句是相似的，皇甫嵩的回答卻與它本大相逕庭，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顯得義正辭嚴！
關於張璠的這段記載，今人周天遊先生在其所編《後漢紀校注》中有一段案語：
按此段《三國志 董卓傳》注引《山陽公載記》、《範書 皇甫嵩傳》注引《獻帝春秋》同，而裴注引《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與《袁紀》大異。《通鑑》取張璠紀。然何焯曰：「《山陽公載記》之語尤近實。觀義真後此，其氣已衰，未必能為是言，僅足以避兇人之鋒耳。」何說是。
周天遊先生的案語是對的，我也認為何焯（清代學者）說的有道理。
那麼問題來了：皇甫嵩怎麼就從一個橫掃千軍、所向披靡、力挽狂瀾、「威震天下」的第一名將，淪落為一個在路邊排除恭候、低頭致歉的人？而且他低頭致歉的對象，是他曾經的副手，那個惡名昭彰、天下洶洶、皆欲食肉寢皮的董卓？僅僅兩年前，董卓還作為副手跟在他身邊，聽他講解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孫子兵法》。這種人生大逆轉的情景劇，是怎麼發生和上演的？
很顯然，這事得從董卓帶兵進京說起。
董卓帶兵進京，不僅是東漢歷史的一道分水嶺，也是董卓和皇甫嵩兩人命運的分水嶺。
董卓進京之前，雖然不能說皇甫嵩對董卓有絕對優勢，但至少是並駕齊驅的。事實上，皇甫嵩有兩次都是董卓的直接上司。
到董卓一進京，嵩、卓二人的乾坤，就被徹底顛倒了。
什麼事情的發生，導致了這種結果的出現？
董卓進京之後，以疾風暴雨的方式，發生了連串密集的重大事件。我們只挑揀幾件跟董卓和皇甫嵩有關的事情說說。
首先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董卓身份的變化。
董卓帶兵進京時的身份，是并州牧和前將軍，所以，《劍橋中國秦漢史》上說：
他在朝廷裡沒有一把正式的交椅。[5]（本來有的，少府，他沒要）
沒有就想辦法自己弄一個。
八月，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董卓列傳》）
司空是所謂「三公」之一，從官秩來說，是萬石。董卓這樣就從一名地方官，升到了東漢朝廷的最頂層。由此看來，當初不接受少府的任命是對的，——純屬多餘。而且，按東漢「三公」與九卿的對位管理，少府正好是司空的屬下。[6]
但司空肯定不是董卓的目標。
九月，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同上）
從名義上說，太尉是「三公」之首，主管軍事。這下董卓名正言順成為全國最高軍事首領，統掌兵權，前將軍的職務不變，又平添了加節傳斧鉞虎賁。這裡稍解釋一下，節指符節，相當於身份證；傳指信符、憑證，類似介紹信（其實節傳的意思大致相同）；斧鉞是軍權皇授的標誌，表示軍權在握，可任意徵伐；虎賁是從前王出行時的隨身護衛，也是一種特殊身份標誌。不僅如此，爵位也從之前的鄉侯升為縣侯，皇甫嵩最後的一點優勢，也被輕易抹平。
一言以蔽，所有這些，都是董卓新獲得的特權標誌，但董卓心猶未足。
十一月，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同上）
兩漢四百年，蕭何之後無相國，現在董卓把它給恢復了。「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在董卓之前，只有蕭何和梁冀享有過這種待遇，但董卓的野心和欲望，蕭何和梁冀也不能相比，有一回，董卓當著賓客的面吐露自己的心聲：「我相，貴無上也」。（《三國志 董卓傳》注引《魏書》）這是公然視天子為無物了。
總而言之，經過一番精心打扮，原來只是一名邊將和地方官的董卓，此時已是身價倍倍增！成為東漢王朝事實上的僭主，將仍然在扶風守衛陵園的皇甫嵩甩得遠遠的不見了蹤影！先前所謂的戰績、名聲，統統變得不值一文。曾經的「高材生」皇甫嵩，跟曾經的「下手」和配角，——如今的董相國相比，剎時間黯然失色，一落千丈。
身份的變化是權位變遷的表現。
到皇甫嵩在長安路邊排除迎候董卓之前，董卓的身份再次向上提升：
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董卓列傳》）
這就相當於從法制上確定了，整個東漢王朝，除了徒有虛名的漢獻帝外，董卓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那一人。
此外，進京之後，董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廢少帝、立獻帝，殺太后，殺少帝，將朝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一系列的行為和動作，奠定了董卓在京城的絕對統治。
軍事上，董卓同樣以凌厲的手腕，吞併了何進、何苗兄弟的部隊（包括了原來宦官掌握的部隊），以及丁原的并州兵。進京之初只有三千人的董卓，此時已是手握數萬重兵的絕對強者。
董卓已完全今非昔比、煥然一新。
韓非曾在文章裡引用過前輩法家慎到的一句話：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韓非子 難勢》）
賢不肖的暫且拋開在一邊不說，由權位帶來的輕重尊卑的巨大落差，在皇甫嵩和董卓身上，得到了清楚的顯現。
權位的變化，就是董卓本人進京後最大的變化。
不過，要說皇甫嵩和董卓之間人生的大逆轉，僅僅只是董卓進京造成的，又未免把事情說得簡單了點。跟董卓先後進京的，還有其他人，比如被呂布殺了的丁原，他的身份和地位並不比董卓低，實力也不差，但卻沒有成為董卓這樣的強者，反而被董卓輕而易舉給除掉了。再說，帶兵進京本身也是一個結果，——為什麼董卓帶兵進京了，而皇甫嵩沒有？董卓進京後，憑什麼就能迅速站穩腳跟，並且很快攫取了東漢朝廷的控制權，最後能夠穩定地大權獨攬、一手遮天？董卓遷都長安，與其說是出於關東群雄的逼迫，不如說更多是出於自身的戰略選擇。如果不是王允和呂布設計刺殺董卓，董卓政權無疑能維持得更久，以至於皇甫嵩可能要在這個由董卓組建和掌控的政府中終老一生。董卓當政，袁紹、曹操等一干人早早就逃出了京城，為何皇甫嵩沒有？——事實上，他應該比袁、曹更有條件這麼做，——而甘心一直匍匐於董卓的卵翼之下？以上這些疑問，顯然並非簡單歸於董卓帶兵進京一事所能解釋。一定有更多的、來自皇甫嵩和董卓雙方的原因，參與了兩人人生際遇的大變化。
這會是些什麼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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