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一個更大的風暴，正在迅速逼近香港，剛剛過去的銀行風潮，與之相比，不過是茶杯裡的風波。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成千上萬的「革命小將」，嘯聚街頭，到處張貼標語、傳單、大字報，集會演說，批鬥「牛鬼蛇神」。許多當年的資本家、華僑，被戴高帽、剃陰陽頭、遊街示眾、抄家。
與廣東一水之隔的香港、澳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風暴的衝擊。1966年4月，由於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九龍區出現騷亂，顯示香港社會，已瀰漫著不安定的情緒。11月15日，澳門凼仔發生警民衝突事件，12月3日，前往南灣澳督府陳情的群眾，被葡國軍警毆打，引起華人市民的極度激憤。上千名群眾在市政廳廣場（議事亭前）集合示威抗議，並衝入市政廳與仁慈堂大肆搗亂，發生了嚴重騷動。
11月25日，新任澳門總督嘉樂庇抵達澳門上任，何賢等華人領袖拒絕參加歡迎儀式。從11月30日開始。大批民眾聚集總督府外抗議，有人揮動「紅寶書」，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形勢一觸即發。12月3日，澳葡保安部隊開槍驅散人群，並宣布戒嚴。當日有63名華人市民在衝突中，喋血街頭，晚上葡軍又擊斃三名華人。
當天傍晚，澳門綠村廣播電臺，播出何賢的緊急呼籲：「我是何賢，我是何賢。這次凼仔事件，根據凼仔居民提出的五項要求，全澳同胞正在爭取圓滿解決。請大家安靜，現在事情正在協議解決中，無事請勿外出。」然而，事情還沒解決，4日，再有五名華人在街上示威時，被葡國軍警打死。
流血事件發生後，澳門的左派勢力號召群眾貯存武器，隨時準備著，要與澳葡當局「刺刀見紅」，同時向廣東省尋求支援。澳門華人對葡萄牙人實行罷工、罷課、罷市，全澳所有市場、辦館、餐廳、攤販，一律不賣任何食物予葡萄牙人，其他華人則以「休假」以示抗議，澳門遂頓時變成死城。霍英東、何鴻燊的澳娛公司，賭場門可羅雀，員工紛紛告假，加入到這場澳門開埠400年來最大規模的騷亂之中。
澳門各社團推舉何賢、馬萬祺等13人為代表，與澳葡當局交涉。1967年1月28日，澳督嘉樂庇被迫前往澳門中華總商會，籤署認罪書。
一批左派人士，受到澳門鬥爭勝利的鼓舞，希望在香港也搞一點事端出來，變成另一個澳門。
1967年5月，香港新蒲崗一間塑料花廠發生的勞資糾紛，一點小小的火星，便點燃了震驚世界的香港暴動的導火線。中環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中發生了一些衝撞和損壞財物行為，警方拘捕了400多名示威者。
從5月16日起，香港左派發動各新聞單位、工廠、學校、電影公司和其他中資機構的員工，到港督府遊行示威，張貼大字報，勒令港英政府立即釋放被捕的中國工人、居民，並向全港中國同胞賠禮道歉。5月16日到20日，「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立，各行業的工會領袖，多為鬥委會成員，意味著動亂將進一步蔓延與升級。
幾天後，局勢忽然風平浪靜。但這只是暴風雨前短暫平靜。
這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令霍英東心神不寧，寢食難安。他十分擔心自己會陷入暴烈的群眾運動旋渦中。他的好朋友胡應湘、何添都已被激烈的勞資衝突，搞得焦頭爛額。何添是恒生銀行的董事總經理，霍英東每天到恒生大廈上班時，都看見那些靜坐抗議的工人，圍在大廈門前。霍英東不敢肯定，他是否能夠倖免於難。一想到這些，他覺得額頭上就開始冒出冷汗了。
在匆匆權衡過形勢之後，他決定三十六著，走為上著，離開香港，暫避風頭。
5月7日，霍英東沒有通知公司的管理層，只收拾了一些簡單的行李，口袋裡揣著幾萬塊錢，就一個人直奔啟德機場。當他穿過市區時，示威群眾和手持盾牌的警察，正在馬路上對峙；紅紅綠綠的傳單在風中飛舞；兩旁的高樓，幾乎每扇窗口都懸掛著一條條的標語。夏天仿佛過早地來臨了，整個城市都在熔爐中沸騰著。霍英東急急買了一張最快前往英國的航班機票，迅速飛離香港。
在霍英東離開後不久——7月8日，香港的局勢急轉直下。位於新界東北角，橫跨中、英邊界的沙頭角村內的一所警崗受到襲擊。襲擊者來自內地，五名警察被射殺。同日，有人在中環和灣仔發動暴力示威，打人、放炸彈、燒巴士、燒電車、炸郵局、燒建築物、用石頭投擲行人和汽車，並開始向巡邏警察投擲炸彈和腐蝕性液體。7月13日，香港《明報》發表《恐怖世界，人人自危》社評，譴責左派。文章引起軒然大波，《明報》老闆查良鏞（金庸）被左派列為十大漢奸之一，以「豺狼鏞」相稱。
位於維多利亞商業區的中國銀行大樓，每天用高音喇叭向港人傳達中國政府和工會支持工人的信息，並在金錢上資助罷工工人，號召人民上街遊行示威。霍氏集團旗下有榮公司的淘沙工人和運輸工人，也響應罷工。港英政府依據緊急狀態權力，實施宵禁和進行拘捕，並突擊搜查左派分子的活動據點。
四天後，大埔鄉事委員會被炸彈炸毀。香港各區長達數月的炸彈狂潮，由此拉開序幕。香港社會出現了類似內地文革的騷動，群眾湧上街頭，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高呼口號，襲擊警察和英資機構。罷工風暴從私人企業，席捲了交通、煤氣等公共服務行業，甚至部分公務員也起而響應。英國向香港派遣航空母艦，並採取了強硬的高壓政策，試圖平息騷亂。警察和示威者爆發了激烈衝突。
霍英東身在國外，卻密切關注著香港局勢的變化發展。隨著炎夏的到來，內地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支援香港愛國反帝抗暴鬥爭」運動。8月22日，北京數萬名紅衛兵包圍了英國代辦處，始而抗議示威，繼而縱火焚燒，衝突達到頂點。「解放香港」的標語和口號，時有見聞。
到1967年底，內地文革已進入兩派武鬥階段，對香港的「反英抗暴」鬥爭，無暇顧及。香港暴動再衰三竭，終於偃旗息鼓。
為了舒緩市民的不滿情緒，港府在1968年修改勞工法例，大幅加強對勞工的保障。為改善與市民在地區層面上的溝通，進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於1969年成立民政處。而香港警隊在「六七暴動」中的表現，則受到英國政府的嘉許，1969年獲英女皇賜予「皇家」封號，香港警察從此成了「香港皇家警察」。這個稱號，經電視、電影等大眾傳媒的傳播，深入人心，一直叫到1997年回歸之日。
騷亂雖然平息了，但經濟卻出現嚴重滑坡，客商卻步，貿易萎縮，旅遊、飲食、零售，更是一片秋風掃落葉。
1966年，全港樓市積壓了1.6389萬個空置單位；中小型工廠紛紛倒閉，工業大廈大量丟空，形同廢墟；不少工業區廠房的租金，低至每方尺0.35~0.45元，亦難邀一顧。富商大賈、中產階級人士爭相割價變賣物業，套現移居海外。地價一路急挫，暴跌了一半；1967年港府賣地收入為4379萬元，僅及1962年高峰時的18.7%。殊令人有「繁華散盡，無處話悽涼」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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