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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媒報導,當地時間8月5日晚,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尼·莫裡森在紐約去世,享年88歲。
▲託尼·莫裡森
託尼·莫裡森於199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首位獲得此殊榮的非裔美國作家。她的代表作包括《所羅門之歌》《寵兒》《上帝救救孩子》等,她是公認美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黑人民間文化的繼承者
——談託妮·莫裡森的小說藝術
文 | 王家湘
瑞典文學院宣布,將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授與美國黑人女作家託尼·莫裡森(Toni Morrison)。她是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開始頒發以來第八位獲此榮譽的女性,也是得過此獎的共十位美國作家中第一位黑人。當代黑人女作家在美國文壇上是一支十分引人注目的力量,自美國民權運動特別是女權運動以來,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黑人女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如波勒·馬歇爾(Paule Marshall)、瑪雅·安奇洛(Maya Angelou)、託尼·凱特·本芭拉(Toni Cade Bambara)、艾麗絲、沃克(Alice Walker)、艾麗絲·奇爾德瑞斯(Alice Childress)、蓋爾·瓊斯(Gayl Jones)、澳德·洛德(Audre Lorde)、索妮亞·桑切斯(Sonia Sanchez)、尼基.喬萬尼(Nikki Giovanni)、格洛拉·內勒(Gloria Naylor)等。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從既是黑人又是女子的雙重邊緣狀態下走上美國文壇,為黑人、特別是黑人女性爭得了說出心聲的權利,創造出了一個有聲有色、轟轟烈烈的黑人女性文學。莫裡森的獲獎不僅是莫裡森本人的殊榮,也是世界對以她為代表的黑人女性文學所取得的傑出成就的首肯。
莫裡森是位對待創作極為認真嚴肅的作家。她重視小說的社會政治作用,也重視如何以高超的藝術技巧使小說發揮這個作用。在「根性:作為根基之祖先」(Rootedness: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一文中,她指出,
「小說應該是美的、有力的,但同時也應發揮作用。小說應有啟迪性,應能開啟一扇門、指出一條路。小說中應反映出矛盾是什麼,問題是什麼。」並進而強調「作品必須具有政治意義,作品的力量必須在此。在當今文藝評論界中,政治是個貶義詞:如果作品中有了政治、就玷汙了作品;我認為,恰恰相反,如果沒有政治,就玷汙了作品。」
▲託尼·莫裡森作品《寵兒》
莫裡森之所以如此重視作品的政治以及社會意義、作品的啟迪性,這和她的出身有很大關係。她於大蕭條的1931年出生在俄亥俄州鋼鐵工業城市洛雷恩的一個貧困的黑人家庭中,12歲起就開始打工掙錢幫助養家,同時她還頑強地堅持學習。後來她以優異的成績進入霍華德大學,繼而又深造於康奈爾大學,畢業後做了大學教師。她雖然離開了故鄉,卻始終不忘黑人社區,不忘普通黑人群眾的苦難。她說自己在觀察世界、描寫世界時,這個世界永遠是個黑人世界;在提筆創作時,筆底湧現的是黑人的村鎮、社區和黑人的生存境遇。她利用小說這個形式,因為她想到,在黑人大規模脫離土地流入大城市後,傳統文化失去了民間口頭傳說這一載體,「我們在家裡不再聽得見那些故事了,父母不再和孩子們坐在一起,給他們講述過去我們聽到的那些傳統的民間神話故事和傳說」。莫裡森認為,正因為如此,小說成了繼承傳布黑人民間文化傳統的有力工具。她對黑人文學的界定也反映了這一思想。她說黑人文學不只是黑人寫的作品、或有關黑人的作品、或使用了黑人喜用的詞語的作品,它還應是同時包含了黑人民族與文化傳統中特有的成份的文學。
▲託尼·莫裡森作品《所羅門之歌》
瑞典文學院的授獎決定中稱讚莫裡森「在她的以具有豐富想像力和充滿詩意為特徵的小說中生動地再現了美國現實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我認為這「極為重要的方面」指的就是美國黑人的生存境遇,以及在逆境中生存而仍不屈不撓地維護自己文化傳統的尊嚴和獨立存在的自我。這也正是莫裡森要反映的政治意義。她所創作的六部小說反映了黑人在美國社會中,在他們各自生活的環境及集體中,在被種族歧視扭曲了的價值的影響下,對自己生存價值及意義的探索,莫裡森通過人物的命運表明,黑人只有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才能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
莫裡森在追求作品的社會意義的同時,還十分注意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對她來說,作家的責任就是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既有鮮明的政治性,又有無與倫比的美,做到了這一點才達到了藝術的最高境界。莫裡森的藝術成就之一是她在小說中成功地吸收和發揚了黑人文化傳統中獨特的魅力,把從黑奴時代起就開始流傳的民間口頭文學的傳統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她要求自己的作品要利於朗讀,要具有黑人傳教士布道或黑人音樂那種震憾人心的力量,要留給讀者參與的天地,不僅要打動讀者,而且要他們和人物一起去哭、去笑、去思考、去變革,和作者一起進入敘述程序,去填補作者蓄意留下的敘述空白。莫裡森不在人物外形的描寫上多費筆墨,在寫對話時也很少去形容說話人的口氣聲調,她希望讀者在自己的想像中去完成人物的外貌,從故事行文中體會交談者的心境和狀態,聽到他們說話時的聲調和語氣,體會到寓於其中的感情色彩。
▲根據莫裡森小說《寵兒》改編的電影《真愛》的海報
莫裡森還善於利用群體背景話語,這和黑人口頭文化的廣泛流傳也是分不開的。在黑人長期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的歲月裡,知識的傳布主要依靠口頭媒介,一人講,眾人聽,並且加入議論、插話,在一遍又一遍的重複中豐富擴展。參加過黑人禮拜儀式的人都驚奇於他們與眾不同的參與性,在教師布道時,完全不像白人那樣無聲地靜聽,而是或大聲感嘆、或高聲贊同、或插話,最後便是眾人同時高聲傾訴,哭的、叫的,感情充分地抒發出來。讀莫裡森的作品時總能清楚地感到這種存在於主話語之外但又和主話語相互作用的群體背景話語的存在。小說中人物生活於其中的群體對主人公的言論行動進行著各式各樣的評論、施加著各式各樣的影響,這種背景話語拓寬了小說的空間、深化了小說的主題、增加了讀者觀察的視角。如《最藍的眼睛》中,基本敘述是以第三人稱進行的,這是描寫黑人小姑娘畢可拉的悲劇的主話語。但在小說四個部份各自的第一章中,莫裡森使用了畢可拉的女友克羅埃西亞作第一人稱敘述,以回憶的方式講述了她和姐姐聽到、看到、經歷到的有關畢可拉的故事。小城中各種人物對畢可拉命運的各種評論以及他們的不同身世遭遇通過尚未充分認識人事的克羅埃西亞的似懂非懂的敘述交織成了小城的群體話語,讀者從這群體話語的背景中意識到畢可拉的毀滅絕非個人的悲劇,而是歷史造成的整個種族悲劇的一部份。又如《蘇拉》中,俄亥俄州梅達林城一個叫「谷底」的黑人區,宛如一個無所不在的人物,讀者處處都能感到它的巨大影響。這片處於小山坡上的黑人區竟然被白人強行稱作「谷底」,而谷底也以其顛倒了的價值對主人公蘇拉和女友內爾進行著挑剔、審視、評價,以自己敵意、冷漠、封閉的群體話語孤立了蘇拉,也窒息了內爾的熱情與活力。小說結束時谷底已不復存在,它在白人世界的開發規劃中解體消失。谷底是莫裡森作品中唯一的一個沒有生命力並最終消亡了的群體。發展到《所羅門之歌》,儘管主人公麥肯的姓「戴德」意為死亡(源於白人登記官把應登在「父親」欄下的「死亡」錯寫在了「姓名」欄下)及戴德住的醫生街因得不到白人當局的承認而成了「不是醫生街」,也就是說,和「谷底」一樣,也是被顛倒了的存在,但因為在《所羅門之歌》裡存在著強烈的尋根意向的群體背景話語,指引著麥肯找到了自己祖先的故鄉,了解了自己家庭的歷史,使群體獲得了希望與生命力。這種群體背景話語在莫裡森作品中最大的作用莫過於使讀者看清美國黑人的悲劇不是性格悲劇而是歷史悲劇。大概這也是為什麼黑人更需要教堂中的高聲宣洩而不是獨自的懺悔。
▲根據莫裡森小說《寵兒》改編的電影《真愛》的劇照
莫裡森作品的又一特點是它的魔幻色彩,她認為黑人既現實又富於幻想,很能夠接受超自然的魔幻力量。這一點和美國黑人的歷史也是分不開的。生活在蓄奴制下的黑人,對美好的未來充滿了渴望,但現實的殘酷使他們寄希望於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如在黑人民間廣泛流傳的巫術。一些在別人看來怪異難信的事在黑人民間傳說中視作當然,為人們所接受。莫裡森的小說中常常出現許多無法解釋的現象,但她卻能使讀者把疑問置於一旁,被故事本身的魅力所吸引,悟出怪異現象的寓意。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寶貝兒》(《寵兒》)中那在藍石路124號作祟的兩歲的寶貝兒的鬼魂了。這個小女孩因為母親塞斯不願她落入奴隸主之手而殺死了她,但她陰魂不散,總在母親家裡出沒。後來,一個女孩子從誰也不知道的地方來到塞斯家中,塞斯立刻認為這是長大了的寶貝兒回來了,而這個女孩子的言談也真仿佛是從另一個世界回來的寶貝兒。從理性上分析,這是絕對無法接受的情節,但恐怕沒有一個讀過這本書的人會去糾纏到底有沒有鬼,他們會被莫裡森驚心動魄的故事和無與倫比的敘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這非理性的情節,並超越魔幻性而獲得對現實的深一步了解。《寶貝兒》從第一頁起就鬧鬼,嚇跑了寶貝兒的兩個哥哥。塞斯提出搬家,然而奶奶回答說:
那有什麼用?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一所房子不是直頂到房梁全都塞滿了死去的黑人的悲苦……你夠幸運的了,還有三個兒女活著,三個扯著你的裙子,只有一個在另一個世界裡鬧騰。知足吧,我有過八個孩子,個個都走了,四個被抓走,四個被追捕。我看他們全都在什麼人的房子裡鬧鬼呢。
奶奶的一席話訴出了黑人的苦難,也把人們頭腦中的懷疑趕到了九霄雲外。莫裡森作品中常常出現老人的形象,她們往往是民族傳統的體現者,作者稱之為「祖先的存在」,認為這能反映出作家的歷史感。她說「我的作品就是要說明,(保持與祖先傳統的聯繫)正是我們的任務。一個人要是扼殺了祖先,也就是扼殺了自己。我想指出這樣做的危險性,那些完全依賴自己不去自覺地與歷史傳統接觸的人不見得一定有好下場」。這些老人不僅是長者,而且是一種永恆的力量,他們以自己頑強的生命力和樸素的價值觀念面對生活中的艱辛,保護和指引其它人物,用黑人代代相傳的智慧的結晶守護著他們苦難的兒孫。《蘇拉》中的伊娃就是這樣的一位老人。她婚後五年丈夫就不告而別,留下三個幼兒,不到兩美元的現金、五個雞旦、三個甜菜頭。但她並未向命運低頭,她把自己的一條腿塞在火車輪下,用得到的賠償蓋起一所房子出租,養大了子女。她承受著生活給與一個黑人、特別是一個女人的一切不公正的對待,不屈不撓地活了下來。丈夫的懦弱使她終生痛恨在生活面前屈服的人,她的這種態度對蘇拉的性格形成和人生抉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所羅門之歌》的派萊特身上,更集中體現了一個繼承、保護黑人文化傳統的老人的形象,甚至還賦予了她幾分神秘的色彩。她沒有肚臍,會施巫術魔法,左耳上吊著的一隻銅製匣式耳墜裡裝著一張寫有自己姓名的紙條,住房裡掛著一個沉甸甸的綠色油布包。她十歲時和哥哥躲在一個山洞裡,當哥哥一心想著如何把在被殺死的白人老頭身下發現的黃金弄走時,派萊特卻聽見了死去父親的呼叫、看見了他離山洞而去的身影。不僅如此,父親的幽靈不但總是在她耳邊提醒她唱所羅門之歌,而且三年後又敦促她回到山洞去收拾白人老頭的屍骨。麥肯就是從這個完全生活在物質追求之外,只注重人本身的價值的姑姑嘴裡第一次聽到了所羅門之歌,又在故鄉黑人小村兒童嘴裡聽到這熟悉的歌詞後,逐漸追尋出自己家庭的歷史,了解了祖先所羅門「飛」離奴隸命運的經過。在派萊特的影響下,麥肯逐漸和黑人的文化傳統認同。
莫裡森的作品植根於黑人文化傳統,同時,在創作技巧上又廣泛運用現代手法。如她十分講究敘述角度的運用。有時分別用第一和第三人稱敘述一部作品的不同篇章,有時又在同一章節中自由變化敘述角度,有時利用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做敘述者,有時又以每個人物的內心獨白為基礎,以第三人稱敘述將其聯結為一個整體,如《爵士樂》的敘述結構。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個敘述者在書中不斷地改變著身份、口氣、心態、情緒,他時而像作者,時而又像個無所不知的第三者,裹在一層神秘的色彩之中。象徵也是莫裡森喜歡用的手法,讀她第一部作品《最藍的眼睛》的第一頁,三段不同排列方式的同樣的文字,其象徵寓意就給人無窮的回味。
第一段按規範的結構排列,展示了一幅美國中產階級的「美滿家庭」圖,漂亮的房子,爸爸、媽媽、狄克、珍妮,十分幸福。這是流行的識字課本中的一課,向兒童展示了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接下去同樣是這段文字,只是沒有了大小寫和標點符號;而再一次重複時連詞與詞之間的間隔也取消了。
畢可拉的悲劇的根源是佔主導地位的白人價值觀念所造成的黑人價值觀念的混亂和顛倒。《最藍的眼睛》表現的就是白人文化從政治上及文化上對黑人傳統價值觀念的肢解。而防止悲劇的重演就需要在黑人群體中解構白人的價值觀念,使自己的民族傳統得以保持。莫裡森在小說正文開始前把象徵白人價值觀念的啟蒙讀物從文字上徹底解構,使這個主流話語完全喪失意義,它所指的價值觀自然也就隨之被解構了。這正是莫裡森象徵手法運用的奧妙之處。
莫裡森將黑人特有的傳統表達方式和精湛的敘事技巧相結合,使緊扣美國黑人歷史和現實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感染力,贏得了無數讀者的喜愛。所以瑞典文學院在授獎決定中稱讚說:「人們喜歡她無與倫比的敘事技巧。她在每本書裡都使用不同的寫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寫作風格。」
來源 | 《文藝報》1994年1月15日 6版
編輯 | 王雅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