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地區的現代思想文化演進中，1970年代似乎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代。因為，在1970—1979年的整整十年間，既沒有1950年代由《自由中國》所點燃的思想硝煙，也沒有1960年代由《文星》所引發的激烈的中西文化論戰，更沒有1980年代以降狂飆突進的「本土化」思潮。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十年間臺灣的思想天空，可謂雲淡風輕，波瀾不興。然而，如果仔細梳理這一時期臺灣思想文化的變動軌跡，尤其是把這些變動與此前及此後臺灣社會思潮的衍生流變結合起來考察，情況則遠非如此簡單。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有人已把這個時段定義為臺灣地區現代歷史上「關鍵的十年」，稱它是「臺灣的文藝復興年代」；更有人把這十年稱為「戰後臺灣歷史上的軸心時期」。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對這一時期臺灣地區思想演進之內因外緣的分析及其衍生流變的梳理，釐清這十年間臺灣地區思想轉型與社會文化變革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
一 從「西望」向「回歸」的轉進
1960年代的臺灣地區，在由國際「冷戰」格局所造成、並隨「冷戰」局勢而不斷強化的「核心—邊陲」結構作用下，不僅在軍事、經濟、政治諸方面「一面倒」地接受美國的影響，而且其思想、學術、文化也都毫無例外地受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核心」的宰制和支配。隨著美國影響的不斷深入，「西化（美國化）主義」甚囂塵上。在一片「西化」「美（國）化」的風潮中，臺灣社會的上上下下都不乏被胡秋原（1910—2004）戲稱為「以他人船破後的『拋棄物』為彼岸者」的各色人等。於是，一方面是歐風美雨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方面則是中華傳統的萎縮、歷史的斷裂和文化的「失根」。1968年，杜維明在一篇題為《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的文章中，對當時臺灣知識界因深陷「西化」風潮而產生的迷茫、掙扎和思想困局，作過這樣的描述：
我們雖然生為中國人，但對中國自己的東西，不論古往今來，都了解得太有限了。學文學的不懂得莎士比亞是恥辱，但沒有摸過杜工部是可以原諒的；學哲學的不能不知道康德，但可以完全忽視朱熹；學歷史的沒讀過《羅馬覆亡史》是遺憾，但沒摸過《史記》卻很平常。再進一步來觀察，我們對現代中國經濟的發展、社會變遷、政治情況又能了解多少？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與現實環境不了解，對歐美的形形色色更是生疏，於是在國內時感到自己是失落的一代，在國外又覺得自己是異鄉人，出國前以為出國後就會萬世太平，出國後又覺得在回國前一切都毫無意義；未能出國的以出國為終極目標，既出國的卻以回國為最後歸宿，於是從失落的一代到異鄉人到無根的浮萍。
杜氏所謂「從失落的一代到異鄉人到無根的浮萍」，形象而又生動地道出了那個年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精神狀態。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無根失落」和「孤懸於（中國）歷史之外」，正是那個時代臺灣知識分子普遍的心理狀態和典型的文化人格特質。
面對日甚一日的「美化」風潮，遭遇因對自身民族歷史與文化的隔膜、疏離和傳統的一再萎縮而產生的「無根失落」，臺灣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先知先覺者，一方面開始了深切的反思，另一方面又表現出諸多的無奈。就在杜維明發出要「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的呼籲之後不久，代表臺灣知識界主流言論的《大學雜誌》，便在1968年12月舉辦「在西方文化陰影下的臺灣」專題座談會。應邀出席座談會的，都是當時有相當知名度的學者和作家，包括顏元叔、郭正昭、王曉波、張景涵（張俊宏）、瘂弦、馬莊穆、徐正光和洛夫等人。主持座談會的顏元叔（1933—2012），一開場就把「臺灣的中國文化會不會有一日大部分或整體被美國人同化」這個尖銳而又沉重的話題拋給與會者。對顏氏所拋出的話題，與會者儘管見仁見智，看法各有不同，但對美國文化的強勢支配，以及「西潮」衝擊下臺灣社會日趨扭曲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無不表示出深刻的憂慮。諸如，「美國是個朋友，但這個朋友是個巨人，而我們卻成了一個小矮子，和這個朋友怎樣維持友誼，怎樣才能維持自己的獨立性，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太小了，文化交流成了文化『倒流』」；再如，「近年來的臺灣，外來文化，尤其是以巨人姿態出現的美國文化，實在對我們具有不可抗拒的籠罩性，幾乎對每一個蟄伏於島上的人都直接間接地發生了撞擊與支配的力量。從『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這類社會心理的泛濫，從年輕一代留學成狂的追浪裡，不能不覺得事態的嚴重了。許許多多最可敬愛的師友紛紛走了……大家擠在熱騰騰的送行隊伍裡，都明白自己是『孤獨的群眾』，內心都有無限的空寂之感」。字裡行間，一方面流露出對「美化」風潮的抗拒，對傳統萎縮和文化「失根」的痛心，另一方面又分明折射出因無可奈何而產生的無力與苦悶。
思想的轉進固然有其內在的邏輯因果，但外在的客觀情勢也絕非可有可無。歷史發展至1970年代，臺灣地區自1950年代以來所處的「核心—邊陲」結構，開始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鬆動跡象。1970年9月，美國把包括釣魚島（臺灣稱為「釣魚臺」）在內的「琉球管轄權」交給日本，由此而引發臺灣社會洶湧澎湃的「保釣運動」。1971年，臺灣被驅逐出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R. M. Nixon，1913—1994）訪華，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同年9月，日本與臺灣「斷交」。逶迤至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臺美的官方關係完全中斷。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外交事件，以一波強似一波的烈度，不斷地衝擊著因「冷戰」鐵幕而日益強化起來的「核心—邊陲」結構。臺灣社會長期以來在此結構支配下所形成的普遍的文化心理狀態和價值取向，也因此而發生急劇的變動。由「西望」向「回歸」的歷史性轉進，正是伴隨著這一急劇的變動而底定的。
一波強於一波的政治外交事件，直接催生了臺灣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反美情緒的高漲，而在反美情緒的不斷高漲中，臺灣社會長期以來在「核心—邊陲」結構下所形成的近乎「完美」的美國形象，包括美國社會的萬事萬物，都迅速地變得模糊、甚至猙獰起來。正像時人分析的那樣，從美國把釣魚島劃給日本管轄到臺美最終「斷交」，都一再說明：「一個虛構的故事已經結束，這個虛構的故事是：美國外交的道義性。」美國的道德制高點既已不復存在，原先「以美國的解釋為解釋，以美國的標準為標準」的一系列觀念與意識，其真理性和正當性也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了。故而，從1970年代初開始，臺灣社會中的美國形象越來越趨於負面。到了臺美正式「斷交」，這種負面形象更是趨於極致。1979年2月出版的《大學雜誌》，曾刊登一封題為《現代化是美國化》的「讀者來信」，聲稱所謂「現代化」，其實就是「美國化」，是美國進行「文化殖民的技（伎）倆」。這年6月出版的《大學雜誌》，甚至還刊出一篇題為《美國·CIA·文化侵略》的編譯文章，不僅宣稱美國是「貪婪永無止境的帝國主義」，而且還歷數其「帝國道德觀矛盾愈來愈大」，質問美國「是哪門子的精神領導」，斷言美國這個「上帝不是萬能的」，最後還揭露分設在世界各地的美國文化中心就是「文化侵略的大本營」，對世界各國人民進行「巧而不妙的洗腦」。
與這種由反美情緒而引發的反思、檢視、批判美國霸權的聲音相對應，在上述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的強烈刺激下，臺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還油然而生出一種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情感。正像陳映真稍後回憶的那樣：
我們過去一個勁地往西方看，一個勁往東方日本看，總覺得人家好，所有美好的名詞都與美國、日本連上關係。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後，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奉以為師、視以為友的「自由世界」重鎮，竟冷酷地背棄了我們。……「釣魚臺事件」的爆發，首次啟迪了戰後年輕一代愛國情緒和民族主義情感，真切地感覺到依附於強國下自己民族的危機。過去，我們對中國的情感和認識，是地圖上像秋海棠的一片葉子的中國。我們只在中國現代史的課堂上，讀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時，悲忿一番，過會兒就忘了。「保衛釣魚臺」的運動發生之後，青年同學才真正地在實際運動中參與了自己的民族命運。
從「過去一個勁地往西方看」，到現在「真切地感覺到依附於強國下自己民族的危機」，從反美的情緒性宣洩，到「在實際運動中參與了自己的民族命運」，陳映真以作家兼思想家的筆鋒，淋漓盡致地描摹出臺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在迭經巨變之後的心路歷程和思想律動。正是在這種峰迴路轉的嬗變中，1970年代臺灣思想文化的整體發展路徑，實現了從「西望」到「回歸」的歷史性轉折。
就思想演進的具體歷史情境來看，所謂的「回歸」，有兩個基本的面向：一個面向是回到「現實」、直面「現實」，關懷現實的社會與人生，關註腳下的土地與人民；另一個面向就是重新建立與自身民族歷史與文化的連接。親身經歷過這一歷史性轉折的陳映真就有這樣的回憶：
（由釣魚島事件等所引發的）這一切的變化，使年輕的一代，從原本只知引頸「西」望反轉來看自己的本身、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鄉土，他們喊出了一個口號：「要擁抱這個社會，要愛這個社會」。於是，有了社會調查的運動，到山地、漁村、礦區等去調查當地的實際生活情形，他們也展開了服務運動……總之，他們開始關心自己校園以外的事物，關心實際的社會生活……這是三十年來第一次在臺灣的青年字典裡有了一新的詞彙——「社會意識」、「社會良心」和「社會關心」。
陳映真所說的「從原本只知引頸『西』望反轉來看自己的本身、自己的社會、自己同胞和自己的鄉土」，正是「回歸」的第一個面向。
在這一「回歸」現實的過程中，臺灣各大學都成立了「社會服務團」，在「社會服務團」的推動與組織下，青年學生們上山下海，把「關心社會」變成具體的行動。據《臺大社會服務團成立始末》記載：
保釣運動之後，臺灣的青年朋友們甦醒了！大多數人不再甘為埋首沙中的鴕鳥，他們開始對國事、天下事付出更大的關切。……許多青年學生已經憬悟到校內清談不足濟事，大家在彼此交換意見的時候，都痛切地指出，青年們除了要作為「社會的氣壓計」外，更需要作為「洗滌社會，擁抱人民」的先鋒隊！
這種以「洗滌社會，擁抱人民」為指向的「回歸」運動，很容易讓人想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五四運動。作家鄭鴻生在詮釋1970年代臺灣的思想轉型時就認為，由「保釣運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所引發的臺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思想轉型，「可以視為一場五四運動在臺灣的歷史性重演」。伴隨著這種「回歸」，一條擁抱斯民、改造社會的道路，越來越清晰地在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腳下延伸開來。
與「回歸」現實具有內在聯繫、但具體指向又有所不同的另一個層面的「回歸」，就是重新建立與自身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的連接，讓「失根」的文化接上民族的根系，讓不斷萎縮的傳統接上民族的源頭活水。因為，在從「引頸西望」到「反轉來看」的過程中，臺灣的知識分子已赫然發現：
放眼看看我們今天的社會，向外之心，媚外之風，可以說是空前激烈。光復都已經整整三十一年了，我們的奴性不但沒有減輕，反而變本加厲。我們好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唯恐不被保護，唯恐沒有人為我們作主，大家戚戚然然，惶惶然，口裡不能明說，心裡卻無不期待一個騎在我們頭上的外國「救主」……當一個社會不僅在物質上同時也在精神上失去獨立性的時候，大嚷特嚷「復興」文化，這不是痴人說夢嗎？
一方面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無處不在，以及在此氛圍籠罩下所形成的「向外之心」和「媚外之風」，另一方面則是臺灣社會內部「人人漸漸與自己民族和歷史脫節了」，從而產生了「虛無的和無根的狀態」。
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臺灣的知識分子遂猛然醒悟到，要改變這種狀況，當務之急便是要重新建立與自身民族歷史和文化的連接，通過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澆灌，來潤澤幾近乾涸和枯竭的心靈。《大學雜誌》1979年2月刊登的「讀者來信」，就把「回歸」這一重路徑清楚地勾勒了出來。這位「讀者」在點出了「現代化是美國化」的主題之後，接著便筆鋒一轉：
我認為（臺美）斷交之後，吾人正應痛定思痛，好好看看祖先遺（留）下來的……中國文化是中國的尊嚴和驕傲，難道要用新文化來討好美國、日本而置民族尊嚴於溝壑？
作為一名普通的「讀者」，以上這段文字顯然是情緒性的宣洩多於理性的分析。但是，作者呼籲要「好好看看祖先遺留下來的」，強調「中國文化是中國的尊嚴和驕傲」，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臺灣社會大眾的一種普遍心聲。這種普遍心聲所反映的，正是重新連接民族歷史與文化、讓臺灣社會重新「回歸」民族歷史與文化傳統的新路徑。
正因為如此，在整個1970年代，伴隨著思想的轉型，重新建立與自身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的連接，一方面抵制和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權，一方面讓已經「喪失獨立性格」的文化「回歸」其民族根性，讓「一再地萎縮」的傳統煥發出新的生命，遂成為臺灣思想文化建設的主題。
二 思想「回歸」與文學突圍
「核心—邊陲」結構的持續鬆動，以及由此而引發的臺灣社會普遍的文化省思與思想轉型，最清晰、最典型、最集中地體現在這一時期臺灣文學思潮的激烈碰撞與急劇轉化之中。
從1950年代初開始，臺灣地區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所謂的「反共文藝」「戰鬥文藝」甚囂塵上。為了突破國民黨的戒嚴體制，衝決思想文化領域的禁錮牢籠，到了1950年代中期，一些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詩人和作家，開始陸續介紹歐美的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及其創作方法，並嘗試從現代主義的美學立場與原則出發從事文學創作。1956年，紀弦（1913—2013）重整「現代派」，發行《現代詩》季刊，正式把他過去主張的「新詩的現代化」重新定義為「詩的現代主義」，強調「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同年9月，夏濟安（1916—1965）主編的《文學雜誌》也隨之問世，強調「文學可不儘是宣傳，文學自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在」，公開表明它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的區隔。以《現代詩》《文學雜誌》以及稍後的《現代文學》的創刊為標誌，一股既迥異於中國「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又顯然有別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鄉土寫作風格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臺灣文壇上澎湃開來，並很快匯成為居於支配地位的文學大潮。
現代主義思潮在1950—1960年代的臺灣地區之所以能夠狂飆突進，與「核心—邊陲」結構下臺灣社會的整體「西化」（「美國化」）傾向有著內在的關聯。現代派所標舉的「橫的移植」，正是在「核心」支配「邊陲」過程中，「邊陲」思想文化的一種本能反應。正因為如此，伴隨著「核心—邊陲」結構的持續鬆動，反思、矯正、突破現代主義的努力與嘗試，便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正像現代主義的思想旋風首先由詩壇吹起一樣，對現代主義的反思、矯正、突破也是由詩壇開其端緒的。1970年代初，在風起雲湧的「回歸」大潮下，一批新興的詩社在臺灣各地悄然誕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龍族」「大地」「主流」等。與現代詩派強調「橫的移植」不同，這些新興的詩社，在詩的表現形式上主張連接中國詩歌的傳統，在內容上則強調關註腳下的土地和人民，從而積極地呼應了1970年代臺灣思想文化領域「回歸」的主題。成立於1971年初的「龍族」，就以「我們敲我們自己的鑼，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舞」相標榜，明確地提出了與現代詩派截然不同的創作理念。詩社成立三年後，主事者還就「龍族」命名的緣起，作了特別的解釋：「龍」意味著一個深遠的傳說、永恆的生命和崇敬的形象，「象徵我們任重道遠的使命」，是「穩重、寬宏、長遠，而且是中國的」名字。「主流」則強調詩人、詩歌與現實的連接，鼓吹「將慷慨以天下為己任，把頭顱擲向這新生的大時代的巨流」。「大地」更是聚集了當時大學文學科系的青年詩人，在創刊號上他們就高舉「厚載萬物的大地充滿著蓬勃的生命力」的旗幟，一方面強調詩歌創作與腳下土地的關聯，另一方面則呼籲衝破「世界性」的霧障，「重新回頭審視（中國）三千年偉大的傳統」，並殷殷希望《大地》的創刊是「中國現代詩的再出發」。這些洋溢著清新的時代氣息、充滿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的新興詩社，以各自的創作實踐，開啟了對盛行一時的現代主義思潮的反撥與矯正。
幾乎就在新興詩社以各自的創造實踐來反撥和矯正現代主義思潮的同時，一股深刻反思和批判現代詩的思想潮流也順勢而發。1972年2月，關傑明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率先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困境》；9月，又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延續並深化了此前對現代詩的批評。這兩篇論文連同稍後發表的《再談中國現代詩》，很快便在臺灣的文學藝術界和思想文化領域激起軒然大波。1973年8—9月間，唐文標（1936—1985）也先後發表了《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和現代詩》《詩的沒落——臺港新詩的歷史批判》《僵斃的現代詩》等，把關傑明對現代詩的批評進一步擴展到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整體性批判。以關、唐等人一系列批評性文字的發表為標誌，一場被稱之為「現代詩的論戰」遂在臺灣文壇和思想文化界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在關傑明看來，所謂「現代詩」，本質上就是在「世界性」「國際性」等時髦標籤遮掩下的一種「文學殖民地主義產品」。他認為，現代派詩人都有「一種個人與社會脫節的千篇一律的病態傾向，以及必然會因此而產生的偏差——對於生活、愛情、死亡與生命等各種重要現實問題的不當看法」，因此，他們「在智慧方面的努力只能帶進了一條死胡同」。
如果說關傑明的批判火力直指現代詩的「橫的移植」，其矛頭所向主要集中在現代詩的過度「西化」以及與中國詩歌傳統的嚴重脫節；那麼，唐文標則將批判的火力主要集中在現代詩的「逃避現實」這一癥結上。在唐文標看來，現代派詩人的「逃避現實」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型：有「個人的逃避」（指「個人顧影自憐的悲傷」），有「集體的逃避」（指由於作者的逃避而引起的讀者連鎖反應，從而產生集體性的逃避），還有「逃避歷史與時代」；有「非作用的逃避」（指「小市民式娛樂性的逃避」，不帶有任何作用指向的文字遊戲），也有「思想的逃避」（指以所謂「思想」的寫作來逃避歷史上的政治黑暗年代）；有「文字的逃避」（指以文字的變形來掩飾內心的空虛），也有「抒情的逃避」（指以抒情的、空洞的風月「詩境」來消除和取代他們所處的社會）。唐文目標詩論，主要立足於詩與現實生命的密切聯繫。現代詩既然時時「逃避」、處處「逃避」、事事「逃避」，當然只能是沒有生命的、「僵死」的。
由關傑明和唐文標等人所發起的這場對現代詩的批判運動，很快引起了各方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唐文目標幾篇文章，猶如投石激浪，驟然間便引發了臺灣文壇的巨大波瀾。就連一向以溫和著稱的顏元叔，也以「唐文標事件」這一聳動的題目，來形容由此而引發的巨大爭議。一時間，論辯各方圍繞著唐文目標觀點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仔細檢視論戰各方所留下的文字，不難發現：在這場持續了兩年之久的論戰中，為現代詩辯護者固然不乏其人，但與反對者和批評者的陣仗相比，這些辯護的文字基本上都淹沒在反對與批判的滔滔聲浪之中。
如果單純地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從1970年代初的新詩社運動到稍後的「現代詩論戰」，都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撥、矯正和正面突圍。但如果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對現代主義的反撥、矯正和突圍，一方面固然是在為臺灣文學的未來發展開拓嶄新的方向，另一方面則是「核心—邊陲」結構持續鬆動後，「邊陲」文學通過連接民族傳統和腳下土地以重建自身主體性的一種努力與嘗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新詩社運動，還是「現代詩論戰」，承續和深化的都是整個「軸心時期」的思想「回歸」主題，即一方面「回歸」民族傳統，另一方面「回歸」現實。在論戰的過程中，很多持有與關傑明、唐文標不同觀點的人，對文學（詩）的民族性、社會性、時代性也都基本上抱持著理解與同情的態度。顏元叔批評「唐文標是從社會看文學，而非從文學看社會」，並明確反對唐文目標「社會功利主義的」文學觀。然而，即使是他，也主張「我們期待的文學，應該是寫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寫在竹林深處的農舍裡」。所謂「寫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寫在竹林深處的農舍裡」，強調的都是文學的社會性與時代性這個主題。正因為如此，陳映真對這場論爭曾有這樣的總結：「相對於『現代詩』之『國際主義』『西化主義』『形式主義』和『內省』『主觀』主義，新生代提出了文學的民族歸屬，走中國的道路；提出了文學的社會性，提出了文學應該為大多數人所懂的那樣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道路。他們主張文學的現實主義，主張不再敘寫個人內心的葛藤，而是寫一個時代、一個社會。」這樣的評論，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
三 「回歸」主題的拓展與深化
臺灣學者詹曜齊認為，「新詩論戰從關傑明、李國偉到唐文標，反對現代主義的言論都以社會現實的狀況作為他們與現代主義者之間的差距。在他們的文章中不時出現一種對現實缺席的焦慮，仿佛為當時文壇尋找關懷社會的方向，成了這些反對現代主義者責無旁貸的任務」。但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對現實缺席的焦慮」，並不等於就把握了現實、理解了現實。囿於當時的政治情勢，從關傑明到唐文標，他們筆下對「現實」的關注，基本上還停留在抽象的理論層面。
其實，沿著「關懷社會的方向」一路前行，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描摹出臺灣社會真情實況的，是稍後的「鄉土文學」作家。胡秋原在比較了「鄉土文學」作品與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之後，得出了這樣的基本印象：
這些作品（即鄉土文學作品）與上述「西化主義」、「現代文學」恰成對照，也可說是對抗前者而起的。在這裡，沒有「六代繁華春去也」的將軍、貴族和名女人，也不是鄙視自己的父親之大學助教與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或者因接近美國的金斯堡、費林格蒂而靈犀頓悟，站在帝國大廈上想到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恥辱的「詩人」。在這裡，是臺灣農村、小鎮或工廠中的「小人物」，一些勤勞、樸實，被命運或「頭家」顛倒捉弄的小人物。在這裡，沒有快樂的場面，或者漂流在灰暗的哀愁中，生活在衣食之掙扎中……
正像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使鄉土文學獨樹一幟的便是它介入現實的入世精神。典型的鄉土文學作品，通常描寫鄉下人和小鎮居民在經濟困頓下的艱難處境。鄉土文學的故事場景經常是工廠、農村、漁港或某個日漸凋零的城填，幾乎所有主角，都出自卑微」。
從1970年代臺灣社會的具體歷史情境來看，「鄉土文學」的提倡者與作家，事實上從一開始就陷於兩面作戰的境地。一方面，他們既要「寫實」，就勢必要與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主義派發生正面的衝突；另一方面，他們運用「帝國主義」「殖民經濟」「階級」等新概念來著力刻畫社會底層人物，揭示他們的困頓、掙扎與痛苦，則又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中國大陸從193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左翼「工農兵文藝」，而這又是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所無法容忍的。可以說，正是在這兩者的夾擊之下，才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詳細過程以及各家各派的具體觀點，學術界已作了充分的梳理與研究。限於題旨，這裡只關注這場論戰背後所隱含的深刻而又複雜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意涵。
從臺灣現代思想起承轉合的歷史過程來看，「鄉土文學論戰」亦如稍早前的「現代詩論戰」一樣，也是以文學論爭的形式，詮釋並深化了這一時期以「回歸」為主題的思想轉型。1961—1970年，正值臺灣經濟發展史上的所謂「起飛」階段，十年間的年均增長率達10.24%。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臺灣的社會也開始發生結構性的變化，城市化的水平日益提高。就城鄉人口比重來看，到1980年，農村人口所佔比重已從1946年的58%降到了21.5%，城市人口則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三。於是，一方面是城市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則是農村的日益凋敝；一方面是整體經濟的欣欣向榮，另一方面卻是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越發突出。學者江帆對此深有感觸：
從農業走向工業，是二十世紀落後國家或地區的主要潮流，也是自救圖存之道。因此，我們的社會由過去以農業為主體，變成今日以工業為主體的結構，在方向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是應該兼顧農業呢，還是犧牲農業呢？工業應該走獨立自主的路呢，還是走仰人鼻息的路呢？這兩個方針一旦顛倒錯亂，則「現代化」走得愈深，所產生的困局便愈大。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鄉土文學」的作家及其支持者，都是力圖衝出這種「困局」的先知先覺者。他們以敏銳的思想觸角，強烈地感受到了社會的劇烈變動以及由起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並以悲天憫人的情懷，為解決這些日趨急迫的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正像「鄉土文學」主要提倡者尉天驄所說的那樣，「鄉土文學」運動以及「鄉土文學論戰」，「並不只是文學本身的問題，它是臺灣如費景漢所說的在殖民地經濟朝向獨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的自覺表現，也是島內因經濟發展而產生的改革運動之一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秋原把這場論戰理解為是「滿足現狀」和「不滿現狀」的兩種思想路線之爭。
就拓展和深化以「回歸」為主軸的時代性課題而言，「鄉土文學」關於臺灣社會真情實況的深描細寫倡之於先，「鄉土派」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深入分析繼之於後。通過「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派」大體完成了重新理解與闡釋臺灣社會的一整套理論建構，從而把關於臺灣社會的「現實」到底是什麼、這樣的現實又是如何形成的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1970年代的中後期，因工業化、都市化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開始集中浮現，臺灣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也日趨尖銳。一批具有左翼思想傾向的知識分子，開始追問和思考造成這種現狀的真正原因。在這種不斷的追問與思考中，他們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知識言論來詮釋臺灣的社會性質，並藉由這套詮釋來解析臺灣的社會矛盾和各種社會問題。「鄉土派」的重要領袖如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正是這批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根據他們的理解，長期以來，臺灣的經濟事實上就是美、日等帝國主義的「殖民」經濟，文化上則更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附庸」。1976年，陳映真在為王拓的第一本小說作序時，就已經清晰地以左翼的立場闡述了方興未艾的「鄉土文學」寫作與中國現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之間的關係，以及鄉土作家所肩負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責任與使命。他寫道：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交織著侵略與反侵略、革命與反革命的中國。為了國家的現代化，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她經歷無數的苦難，跋涉遼遠的坎坷。在這樣的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作家，是不能、也不屑於撿拾西方頹廢的、逃避的文學之唾餘，以自欺自贖的。因此，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革新意識的現實主義，從中國近代史的全局去看，是中國文學的主流。從這個觀點去看，王拓和臺灣多數關心社會、敢於逼視現實中問題點的年輕作家，已經莊嚴地承續了這個不可抑壓的使命……為一個光明幸福的中國和世界之塑造，提供應有的努力。
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王拓後來在解釋「鄉土文學」及其發展的文章中，一方面批判1949年以來美、日資本主義對臺灣的經濟「支配」，一方面揭露臺灣文學長期以來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事實。他十分尖銳地指出：
韓戰爆發後，美援物質（資）開始大量傾入臺灣，政治上的安定帶來了經濟上的活力，一批新興的商人開始在社會上抬頭，在美援的經濟和物質下成為這個社會的中上階層。而漸漸地，原來穿著軍裝拿武器侵略中國的日本人，卻換了一身裝扮，穿著西裝，提了007的皮包，從新又進入了臺灣，開始對臺灣進行另一種面目的——經濟的侵略。臺灣就這樣在美國與日本的經濟殖民主義下，以廉價的勞工與農產品換來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與繁榮。
這種經濟上的「依附」，必然導致思想文化上的「依附」，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臺灣知識界、思想界，中國傳統的那一套儒家思想在官方的提倡維護下，雖然還勉強維持了一個表面的空殼，實際上卻完全抵擋不住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俱來的那套個人主義思想和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在美國所提倡和領導的全球性『冷戰』政策下，生活於臺灣的知識分子，開始大量吸收西方的思想……而對於中國近代歷史上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傳統，卻又完全地割斷了、忽略了」；至於文學方面，「生活在臺灣的文學作家，便在這種縱的方面割斷了自己民族的傳統，橫的方面卻又盲目地放開胸懷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的情形下，開始了他們盲目模仿和抄襲西方文學的寫作路線了」，「造成了臺灣文學界相當普遍的缺乏具有生動活潑、陽剛堅強的生命力的文學，而到處散發出迷茫、蒼白、失落等等無病呻吟、扭捏作態的西方文學的仿製品」。陳映真稍後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一文中也明確指出，從1953年美援開始，到1965年美援結束，臺灣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各個層面都是「依附」美國的；1965年以後，則是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文化大舉入侵臺灣。因此，「1970年以前，臺灣不論在社會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受到東西方強國強大的支配。在文學上，也相應地呈現出文學對西方附庸的性格」。
正是基於對臺灣經濟與思想文化上長期以來所形成的這種「依附」性格的通盤性詮釋與理解，「鄉土派」的作家和評論家逐漸產生了一種共識，即原先以「寫實」為特色的文學創作，除了要關心鄉土、關懷城鄉小人物的命運之外，還要擴大到對「新殖民主義」的批判以及臺灣社會因迅速工業化而產生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社會黑暗面的揭露與批判諸方面。王拓就曾指出，1970年代蔚為時潮的「鄉土文學」，乃是作家受客觀政治形勢衝擊而起的反應，「是基於一種反抗外來文化和社會不公的心理和感情所造成的」。正因為如此，這類文學作品一方面洋溢著「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充滿著對底層社會的同情和對「社會不公」的憤懣。也因為如此，這樣的文學已經溢出了一般意義上的「鄉土文學」的範疇，它既非「鄉村文學」，也不是「鄉愁文學」，更不是所謂的「方言文學」或「地方文學」，它在本質上應該就是陳映真所說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至於這種文學的基本特點，便是「對『西化』的反動和現實主義」。
就思想史的維度而言，由於「鄉土文學」的發展以及「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派」對「鄉土文學」的定義、詮釋與辯護，都是基於對臺灣長期以來「西化」（「美國化」）傾向的反抗，是對「西化」背景下臺灣工業化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積極思考和理論呈現，因此，「鄉土派」所著力開掘與反覆強調的，依然是「回歸現實」這個重大課題。對「鄉土派」來說，所謂「關懷現實」，就是要正視（也就是陳映真所說的「逼視」）「西化」背景下臺灣工業化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關注底層社會大眾的命運。兩相對照，如果說「現代詩論戰」中的現實主義派還只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強調關注現實，強調文學與社會、人生的連接，那麼，「鄉土派」則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和理論詮釋，真正落實了「為什麼要關注」以及「如何關注」等更為核心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家楊照在事隔三十年之後，對「鄉土文學」運動和「鄉土文學論戰」作出這樣的評價：
「鄉土文學論戰」中有兩個最核心的價值，而「文學」並不在其中。一個核心價值是「現實」，另一個核心價值則是「農村」。如果我們暫時將「文學」的議題放在一邊，整理「鄉土文學」這邊陣營的意見，就會發現其真正的共同關懷，乃在於農村的現實。當他們說「鄉土」時，他們心裡想的、筆下描繪的，是臺灣的農村。……
三十年後回顧「鄉土文學論戰」，最可能被忽略遺忘的，不是「文學」的部分，不是「文學與社會幹涉互動」的部分，而是使得這些議題更根本的政治經濟變化帶來的感受，亦即整一代的年輕人，面對自己生存的農村環境步步惡化，卻只能無奈以對的強烈感受。他們無奈以對，卻不想無言以對。在因緣際會下，他們找到了文學作為表達這種感受的載體，（於是）才引爆了「鄉土文學論戰」。
回到「鄉土」，回到農村與農村經濟，我們才能真正與三十年前的「鄉土派」深刻的精神焦慮相聯繫，我們也才有機會接上他們的感受，進而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深又這麼具有實在性的精神焦慮。
說「鄉土文學論戰」中並沒有「文學的議題」，或許失之偏頗；但強調「現實」與「農村」的議題在整體上蓋過了「文學的議題」，卻是不爭的事實。「鄉土派」在「現實」與「農村」的議題下所表現出來的「深刻的精神焦慮」，是此前「現代詩論戰」中的現實主義派所罕見的；而他們在這種「深刻的精神焦慮」下所從事的關於「現實」和「農村」的文學書寫與理論探索，則更是此前的現實主義派所難以企及的。正因為如此，在「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之後，「鄉土文學被廣為接受。愈來愈多的作家探討公共議題，文學作品也比以往更常檢視社會經濟的現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80年代開始的臺灣整個人文學術之不斷貼近現實、逼視現實、關懷現實的這一重要「轉向」，也正是對「鄉土派」上述主張的具體落實、拓展和深化。
四 十年總趨勢：「回歸傳統」和「關懷現實」
1970年代臺灣地區的思想轉型，是在「核心—邊陲」結構持續鬆動的整體背景下，臺灣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對這個愈發嚴峻的「多事之秋」的能動性反映與積極應對。正因為如此，就思想的衍生流變與社會現實情境的內在關聯而言，這十年間臺灣思想的創生與發展，與引發「核心—邊陲」結構持續鬆動的一系列政治外交巨變恰相對應。在這個作為臺灣戰後歷史上「軸心時期」的整整十年裡，伴隨著國際「冷戰」格局與臺海兩岸局勢的風雲變幻，走出「冷戰」時代的「核心—邊陲」結構，始終是臺灣歷史發展的主題。由於「軸心時期」這一歷史發展的主題始終未變，因此，這十年間臺灣思想轉型與思潮演進的整體方向，也始終一以貫之。
從「釣魚島事件」所激發的臺灣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強權的反思與批判，到《大學雜誌》所倡導的「關懷現實」、呼籲變革，1970年代伊始為「時變」所激發出來的這兩大思想課題，在此後的數年間不僅一再浮現，而且隨著臺灣社會內部的變革而不斷地走向縱深發展、引領風潮，從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引導著這十年間臺灣思想的脈動與文化的發展。仔細梳理這十年間臺灣思想與文化的發展和演化過程，人們不難發現：由這兩個課題所延展出來的「回歸傳統」和「關懷現實」，既是這個時代思想創生與演化的兩大「酵母」，又是整整十年間臺灣社會思潮總體演進的基本線索。
對於臺灣地區的現代知識分子來說，「關懷現實」似乎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從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到1960年代的《文星》《大學雜誌》，書生論政，蔚為時潮，前波後浪，不絕如縷。但是，在1970年代的臺灣，這卻又是一個具有嶄新時代內涵的課題。在長期的「動員戡亂」所造成的寒蟬效應中，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困局中，1970年代伊始因「時變」所激出的「關懷現實」的吶喊，已非此前《自由中國》《文星》那種書生論政所能比擬。書生論政時期的知識分子，還生活在象牙塔中，他們「眼光向上」，以「啟蒙者」的姿態播撒自由、民主、憲政的思想種子，把改變現狀的希望寄托在民主政治的理想之中。整體來看，他們耕耘、播種，經之營之，但他們眼中只有政治，沒有「社會」，因此也就找不到讓思想的種子在現實的社會土壤裡生根、開花、結果的路徑與方向。他們的辛勤「啟蒙」，其影響的範圍只能局限於大學的校園；被他們真正「啟蒙」的對象，也只局限在俯仰於校園的青年學生；他們的殷殷期望，最終也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地平線上。而1970年代初因「時變」而猛然驚醒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固然接受了乃師一輩的「啟蒙」成果，但另一方面卻顯然多了一種行動或實踐層面的決絕。他們「眼光向下」，儘管改革政治依然是他們永遠都揮之不去的話題，但他們已清楚地看到：政治之外，還有「社會」。如果說在威權體制之下，變革政治只是書生的一廂情願；那麼，「向下紮根」「擁抱斯土斯民」，通過改造「社會」來變革現狀，則是一條康莊大道。正因為如此，1970年代伊始所提出來的「關懷現實」的課題，已完全走出了由《自由中國》《文星》延續而來的書生論政的固有傳統和有限格局，開啟了一條知識分子由紮根社會而改造社會的思想方向和實踐路徑。1970年代臺灣思想文化從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向現實主義的全面轉進，其基本的理路便是由「關懷現實」的時代精神召喚而底定的。
沿著「關懷現實」的路徑進一步思考下去，「現實」是什麼、這樣的「現實」又是如何形成的等一系列追問，自然便一一浮現出來。就是在這樣一環緊扣一環、一層深於一層的遞進式追問中，人們一直習以為常的事事物物和觀念習慣，開始被置放在思想火炬的燭照之下。於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對臺灣的全面支配問題、美日經濟對臺灣的「殖民」問題、西方文化對臺灣思想文化的宰制問題，以及臺灣現代思想文化的整體性「失根」問題、民族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全面「斷裂」問題、工業化和都市化過程中社會底層的貧困化問題，等等，都在「關懷現實」的時代主題下，進入了思想的議程，成為知識分子深入思考、廣泛討論和反覆辯難的議題。也正因為如此，1970年代的臺灣思想文化界，才能夠呈現出比1960年代更加開闊、更為縱深的視野。
也正是在這樣的不斷追問與思考中，「回歸傳統」遂成為當時思想與文化建設的必由之路。由釣魚島事件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整個1970年代一路高歌猛進，並因此而成為那個時代臺灣地區思想文化建設的基本路向。從對「西化」尤其是「美國化」的全面反省與批判，到對「橫的移植」的具體檢討與決然唾棄，從「現代詩論戰」中對中國傳統的挖掘、梳理、連接與確認，再到「鄉土文學」運動中「鄉土派」對中國現實主義傳統的接引和整合，都一再詮釋並不斷深化了「回歸傳統」的主題。胡秋原在1978年應邀為尉天驄主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作序時，就用「中國人立場之復歸」作為主標題，並以此來詮釋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精神。如果借用這句話來詮釋整個1970年代臺灣地區思想文化領域的「回歸傳統」主題，也是最貼切不過的。
編者註：該文系作者承擔的中國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六十年來臺灣的社會思潮與人文學術研究（1950—2010）」（14BZS125）的階段性成果，發表於《南國學術》2016年第3期第443—455頁。為方便手機閱讀，微信版刪除了注釋，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請到「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網站點擊「南國學術」後，下載PDF版。網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昨日回顧：京都大學狹間直樹教授的文章《梁啓超對「國家」認知的心路歷程》
明日預告：湖北大學周積明教教授的文章《一位文史大家的內心世界：〈鄧之誠文史札記〉中的逸與「逸」》
編輯、校對、排版、設計：田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