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家王健五十歲生日快樂🎂
靠音樂吃飯太難，不建議女兒拿它謀生
大提琴家王健最近大部分時間都在芬蘭，因為他一歲多的女兒在芬蘭。
在家練琴時，女兒總是在他旁邊爬來爬去。她的手指很長，對音樂尤為敏感，聽到快樂的音樂會全身晃動，聽到哀傷的音樂，瞬間就能哭出來。
王健也是很敏感的人，對樂譜的反應猶如守門員對射門的本能撲救。然而他並不確定女兒是不是有音樂天賦，「所有父母都覺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我堅決不能上這個當。」
對她以後會不會學音樂，王健也抱著十分冷靜的態度。因為淘汰率太高，成功率太低，他不建議她靠音樂吃飯，「相反如果她去學別的，幹什麼都會比我成功，比如當作家或者設計師，幸福感可能也會更強一些。」
這一年多來，王健熱衷在朋友圈曬娃，人們對升級當父親之後的王健，也有了音樂以外的興趣。
2017年12月15日晚在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王健將和上海交響樂團獻演一臺協奏曲音樂會，除了埃爾加《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他還將和笙演奏家賈磊合作，帶來作曲家趙麟的大提琴與笙雙協奏曲《度》。
王健是這場音樂會當之無愧的主角。初為人父的王健在音樂演繹上會有怎樣的變化？音樂會之前，我們抓著他聊了聊。
「我是最容易被打開心的」
澎湃新聞：你第一次演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是什麼時候？
王健：1987年，正好三十年前。當時中央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前身）去美國訪問演出，這是歷史上第一個中國樂團去美國，在很多大城市演出。當時我們有三個年輕獨奏家，我拉大提琴，李堅彈鋼琴，王曉東拉小提琴，我們從九月開始巡演，一直到十月底。
十月初在伊利諾州演出時，當天早上我聽到了杜普雷去世的消息，我印象很深，因為那天晚上我就要拉埃爾加，這首曲子和杜普雷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她之前幾乎沒人演，她也是因為它出的名。我那一年18歲。
澎湃新聞：那麼多協奏曲，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特別在哪？
王健：它寫意。別的曲子可能更豐富，比如德沃夏克《B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就像「風景畫」，有各種不同的色彩，有山有水有人。埃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就像「人像畫」，有人在那裡，你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滄桑，他一輩子的人生經歷，焦點很集中，情感很濃厚。
澎湃新聞：杜普雷和埃爾加《大提琴協奏曲》相互成就，你對她的演奏版本有研究過嗎？
王健：研究說不上，但所有拉大提琴的人都知道她的演奏。這首曲子之所以讓人認可，是因為她的演繹充滿了人性，充滿了我們儘量躲避但又躲避不過去的情感。她的震撼力很強，你不用研究也是刻骨銘心的。
澎湃新聞：你的演繹和她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王健：只要你用心去演奏，你不可能跟別人一樣。從古至今，藝術和文學裡的故事，你簡單幾句就可以總結出來，你愛他，他不愛你，或者你的親人離世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說這個故事，但我們希望觀眾共鳴的目標是一樣的，只是方法和手段不同，因為每個人的審美不一樣。好的演奏會讓觀眾忘記他是怎麼演的。我聽到的最好的演奏，是他突然把我的心打開了，我會忘記他的演奏，想到自己的故事。
澎湃新聞：你聽其他人的音樂會有過這樣的經歷嗎，你的心被打開了。
王健：我是最容易被打開心的。去看電影時，我一般不太喜歡和朋友去看，因為第一個流淚的肯定是我，淚點非常低。這也是藝術家比較需要的敏感吧，你特別容易被觸動，才有能力去打動別人的心。
澎湃新聞：據說你很少聽自己的唱片，是怕麻木嗎？
王健：是怕自己失望，不敢面對自己，哈哈，好比一個人不太願意照鏡子。但我還是要逼著聽自己的音樂，這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方法。
澎湃新聞：在大提琴與笙雙協奏曲《度》裡，大提琴和笙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王健：《度》講的是玄奘西行的故事。我個人認為，大提琴代表了玄奘的人性，笙代表了佛性，你可以聽到人性的波動，也可以聽到他往更坦然、更平靜的方向走。
一開始，你可以聽出玄奘西行的過程和內心感受；中間有西域音樂的素材，他在西域的所見所聞；最後一段慢下來，叮咚叮咚，他走在山洞裡聽到水滴穿石的聲音，在悟道的時候，他的人性慢慢和佛性混為一體了。
澎湃新聞：大提琴和笙對話，有擦出什麼火花嗎？
王健：中國有很多樂器是很偉大的，只是沒有好好利用，很可惜，因為它們有西方樂器絕對沒有的色彩。
笙的聲音沒有一件西方樂器可以代替。它的聲音很特別，有尖銳，又有一種純潔。我們在翻譯它時，會把它翻成「手握管風琴」，它的原理和管風琴是一樣的。西方的管風琴是登峰造極的樂器，外國人看到笙很震驚，沒想到它能發出管風琴一樣的聲音，它的聲音更淳樸。
笙是用哨片吹的，是一件定力很強的樂器。它叭的一下吹出來，音不會動，有一種坦然、永恆的力量。但大提琴的聲音會晃，有時候你要和它一樣有定力，有時候你要在它旁邊晃。要看你的悟性，什麼時候貼在一起，兩個聲音成為一個聲音，什麼時候截然相反，什麼時候在它旁邊晃，每個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民樂需要呵護，審美需要引導」
澎湃新聞：你剛才說很多民樂器沒有被好好挖掘，在你看來，原因是什麼？
王健：我們沒有作曲家。西方古典音樂是靠作曲家們三百年來的努力積累下來的，三百年前我們有作曲家為民樂器寫曲嗎？沒有。人才都被戲曲吸引過去了，尤其是元明以來，戲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音樂。中國文化是戲曲文化，沒有器樂體制，即便是皇族和貴族也沒有這樣的追求。我們的樂器是沒問題的，問題是沒有作曲家來發揮它的特長。
但現在我們有人在發掘，趙麟的父親趙季平就是非常優秀的作曲家。他有一首大提琴協奏曲《莊周夢》，應香港中樂團之約寫的，可以說是非常偉大的一部作品。我演奏過幾次。它充分利用了中國樂器特有的顏色，出來的色彩讓人觸動，是西方樂器做不到的。我們需要有更多作曲家來重視這一點。
澎湃新聞：除了作曲家要大量寫曲，觀眾是不是也有問題呢，不少年輕人更崇尚西方古典音樂，對中國民樂反倒沒那麼重視。
王健：兩方面的問題都有，我們還是比較容易被西方文化吸引。民樂需要呵護，需要大量作曲家去發掘它。原材料是沒問題的，但需要好廚子把它做成一道好菜，需要包裝。包裝其實是最後一步，但前面這些程序沒人走，沒有一個完善的演繹系統，就很難吸引年輕人的注意。消費者不可能拿原材料來把玩吧，一塊好石頭首先要雕琢成一個樣子才行。西方已經有很完善的一套系統了，很容易被大家接受。
澎湃新聞：西洋樂器和民樂器合作時，要怎樣融合才能不讓人覺得突兀？
王健：從聲音來說，不同樂器之間是沒有衝突的，只是演奏方法不同才會引發突兀。
比如和弦樂最接近的二胡，演奏方法和我們不一樣，合作起來就比較困難。它的每個音都要加重音，弓子不能壓在弦上，必須靠弓速才能做出變化，弓速一變，就有重音。我們是要靠壓力做變化，不習慣每個音都加重音，是一個音一個音連在一起的，不會有太大變化，是一個整體的概念。這樣合作起來就很難，容易讓人感覺突兀。
還有琵琶。在中樂團裡，最好聽的就是彈撥樂器，西洋音樂裡沒有這樣的樂器。我曾經和人建議在西洋音樂裡加彈撥樂器，它是光彩四射的。
澎湃新聞：民樂器有個問題是，整體的音高很高，合在一起容易吵，太高亢。
王健：這也是運用的問題，和樂器是沒有關係的。絕大多數民樂在以前追求的是娛樂，音色高亢、歡快，說明白了就是娛樂。有一次一個春晚性的音樂會要我參加，條件是拉一個歡快的曲子，我說對不起，我們大提琴不會歡快，你要歡快就找別的樂器。
他們不懂，什麼都要歡快。歡快是人人都在追求的，但也是很膚淺的東西。民樂以前的消費人群，要的就是歡快，為什麼？這些人已經夠苦難了，你還要讓他去體會苦難嗎？高等藝術必須是人吃飽了肚子才能享用的，這就是矛盾體。他整天受苦受難，你還和他講苦難，這是折磨人。你就得給他歡快，給他娛樂。但當他吃飽了，你還搞這一套，就傻了。你就不會體會人生，不知道進步，永遠停留在基本的活著的狀態裡。
中國現在的問題就出在這，大家都有能力提高自己，但都被娛樂圈牽著走，都不進步，光看臉，這是很可怕的。
澎湃新聞：所以還是寫作手法的問題？
王健：絕對的。你去聽趙季平的《莊周夢》，多麼打動人心。你去聽《喬家大院》，也是民樂演的，絕對不膚淺，絕對感人至深。所以和樂器沒關係，是你拿它來幹什麼。你說西洋樂器高貴，那你聽吉普賽人的音樂，哐哐哐，高貴嗎？一點也不高貴，也是娛樂而已。
澎湃新聞：但樂器適合演什麼樣的音樂，和它本身的屬性還是有很大關係，比如大提琴很深沉，就很少用來演歡快的曲子。
王健：對，大提琴特別快樂不起來。它也可以歡快，但就像大象站在桌子上跳舞，當然也可以優雅，然而總是有點勉強。好比麻雀講深沉，聲音也有點勉強。樂器有它的屬性是對的，但主要還是導向的問題，趙季平不是已經做到了嗎？
澎湃新聞：大提琴的曲子都那麼深沉，有沒有影響你本人的性格？
王健：我不知道，告誰呢？告大提琴把我的性格搞壞掉了？這太難說了。就像有人問我，如果不拉琴我會幹什麼，我怎麼知道？人生絕大部分是由偶然構成的，你看歷史就知道了。我最愛看歷史，這才是真正反映人性的東西。你以為很多事是必然的，其實絕大多數是偶然的，沒有道理，宇宙就是偶然的。
澎湃新聞：除了看歷史書，私下裡你還喜歡做什麼？
王健：我喜歡娛樂，哈哈。《星球大戰》啦、周星馳的電影啦，我都看，嘻嘻哈哈笑一通挺好的。娛樂是需要的，但你不能把它當飯吃。我不反對娛樂，但我反對有些人把娛樂當藝術。
中國現在的娛樂太猖狂了。有錢消費的人的欣賞能力沒有被提高。人們收入的提高遠遠超出了思想境界的提高。這些人主導了中國的娛樂界，數量不得了，他們為了賺錢管你好壞，你要的東西我都給你，商人從來是這樣的。很多人在追求網紅，但是沒有意義、沒有質量。消費者收入的增長和思想境界的提高完全不成比例，社會就出問題了。審美是需要引導的，人是需要提高的，我們生下來都是傻瓜。
「靠音樂吃飯太難，成功率太低了」
澎湃新聞：這兩年你最大的變化是有了女兒，你練琴時她也常常在旁邊爬，覺得她有音樂天賦嗎？
王健：有沒有天賦不知道。我經常提醒自己，所有父母都覺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我堅決不能上這個當。她很聰明，但問題是所有的父母都覺得自己的孩子很聰明，不稀奇。我會保持非常冷靜的態度。
澎湃新聞：後面會引導她去學琴嗎？
王健：我一定會教她進入音樂的世界，但沒必要拿這個來謀生，因為成功率太低了。
澎湃新聞：你所謂的成功是什麼？
王健：靠它吃飯，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你有本事在社會上立足，你的專業能得到大家尊敬，能給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帶來穩定的收入，這是很令人自豪的事，我也希望我的女兒有這個能力。但你要通過音樂得到這些，太難了。
拿我來說，我們這一行的職業獨奏家，全世界不超過二十個。也就是說能靠這個吃飯，只做獨奏，不做室內樂，不去交響樂團，也不去教書的，二十個不到。這是現實，這個行業的競爭性太大，淘汰率太高了。職業的小提琴獨奏家，也就三四十個。
澎湃新聞：你定的位置太高了，一上來就是獨奏家，她也可以進樂團或去學校當老師啊。
王健：問題就在這。我如果不做音樂，我就不管了，她這樣也挺好。但她是我女兒，如果不能超過我，有什麼意思？一般人如果考進上海交響樂團這樣全國最好的樂團，或者紐約愛樂樂團，都會很開心，我的女兒可能不會開心，因為她看慣了我在做什麼。這是很殘忍的。
澎湃新聞：說不定她將來的成就比你還高呢？
王健：你說得很對，但機率是多大呢？相反如果她去學別的，幹什麼都會比我成功，比如當作家或者設計師，幸福感可能也會更強一些。
澎湃新聞：你的競爭意識太強了。
王健：你要自己的孩子幸福，你會希望他/她得到滿足感，這種滿足感怎麼得到呢？好比你有一分錢，有兩分錢的時候滿足感是很強的，但如果你有兩分錢，最後只有一分半，就會很不滿足。我女兒要超過我絕對有可能，但概率是多少呢？就算不是我女兒，她也要在全世界搶這二十個位子，不一定能搶到。
澎湃新聞：只有二十個位子，是演奏家能力不足，還是這個行業的容量本身就很小？
王健：就是這個容量，全世界只需要二十個人，你去翻翻各家的演出季，絕對數不到二十個大提琴家。鋼琴家會多一點，五十個吧，和曲目量也有關係。
澎湃新聞：當了父親之後，你對音樂的理解有什麼變化嗎？
王健：沒有，我只能說我以前在音樂中感受到的情感，現在在生活中也能體會到了。
澎湃新聞：很多人關心兒童的早教音樂，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王健：我還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呢。我有時候想放我喜歡的音樂，發現不行，因為太揪心了。而且她特別敏感，你放快樂的音樂她會全身晃動，有一次電視裡在放芬蘭某個名家去世了，教堂唱詩班在吟誦，她聽到就哭了，太敏感了。
我就和大家一樣放莫扎特，聽說莫扎特對孩子好，也不知道真假。莫扎特有欣欣向上的精神，世界是充滿希望的，貝多芬是這個世界是要拿刀砍出來的，柴可夫斯基是刀砍了還是沒用，所以先要聽莫扎特。
我不會強迫她不拉琴，只是希望她能很快進入音樂世界，畢竟要她自己會才能更容易進去，光聽不會有那麼刻骨銘心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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