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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大同》導演周浩：「真實不可能被還原，只能夠趨近」
採訪、撰文／童一寧
周浩曾經在一次演講中，形容紀錄片工作者猶如牆頭上的蒼蠅，又像遙遠的上帝，與被拍攝的對象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幹預，安靜地、隱形地看待所有事情的發生。即使暫時換個位子，從攝影機後走到了攝影機之前，周浩仍然保持著這個原則。他安靜地站在角落裡，說起話來語速緩慢，音量特別低，必須要集中注意力，才能聽得見他在說什麼。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低調到你幾乎看不到、聽不見的瘦小中年男人，連續以《棉花》、《大同》兩部作品，獲得第 51、52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他也因此寫下了金馬獎史上，第一個連莊最佳紀錄片獎項的歷史紀錄。
《大同》是周浩在 2001 年從記者轉行之後，所拍攝的第 10 部作品，主角是作風強勢、毀譽參半的前任山西省大同市長耿彥波。全片描述耿彥波在任內，大量拆除大同市區內違章建築，雷厲風行地進行整修道路、修復及開發古城等各種大型工程。抱持著「大同只有這一次機會，衝上去就衝上去了」的悲壯心情，耿彥波把這個千年古城幾乎刨開了一大半，五十多萬市民因此被迫搬遷。隨著耿彥波在 2013 年被突然調職，《大同》至此也嘎然而止，留下一個比劇情片更加曲折震撼的結局。
由於題材特殊，《大同》在世界各地許多影展都引起轟動，甚至獲得聖丹斯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但是周浩從來不曾隨片出席，連去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也缺席了。他的理由是「不希望過度消費被攝者」，「主要是因為他還在任，如果因為這部片子，而他受到影響，那我心裡就會有結，也許以後都不能再拍下去了」，「因為我的目標不只是這一部片子，而是我的餘生還要繼續拍下去。我也不覺得我不去就是對的，但這樣，也許我會好受一點」。
紀錄片是拍攝生活哉問的過程
這一次到臺灣，等於是周浩第一次直接面對觀眾。幾場放映下來，周浩覺得臺灣觀眾的反應，並不會過度政治化，「這樣挺好的。」他說，過去曾有人看完《棉花》後，問他對於紡織工業鏈未來十年的發展有何看法，「我回答得出嗎？我答不出」。
周浩說，《棉花》就是用棉花為主題，串起這些普通人的故事，《大同》也一樣。「城市需要發展，需要什麼樣的政府官員？這是一個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最後未必要有結論，但是探討的過程中，會留下一些東西。」而《大同》既是那個探討的過程，也是過程中所留下的「東西」。有些臺灣觀眾看完《大同》之後，直接聯想到臺北市長柯文哲，「有人建議說，應該請柯P來看，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拆巨蛋。」周浩說，這個過程，就是他所樂見的，「當你看完片子，你會聯想到你自己的城市，你自己的生活體驗，這樣就很好」。
用直白與留白的紀實體帶出真實
周浩說，《大同》在世界各地影展放映，許多迴響是他無法想像的，觀眾會在影像的疊加中讀出一些味道，覺得「這裡是不是別有用心呢？」比如片子裡出現很多狗，很多人就會有聯想。事實上，只是因為城市不斷施工，所以街上很多流浪狗，到處都能看見，「我下意識就會去拍一拍，拍了之後覺得拿來做鏡頭過渡也不錯，但是就會被過度解讀」。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你說我放這些鏡頭的時候，有沒有『潛意識』？也許有，那是各種機緣湊在一起出現的結果」。
從 2001 年的《厚街》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大同》，不論拍攝的主題是什麼，周浩的作品總是保持著相同的特徵：沒有旁白，配樂少之又少，情節與情節之間大量留白，在平鋪直敘中又帶有某種無法言說的朦朧詩意。例如在《大同》的尾聲，耿彥波坐車正式卸下市長職務後，在車上默默流淚的片段讓人印象深刻。車子輕輕搖晃，揮手歡送的人群在後窗裡漸漸變小，安靜的車內只有耿彥波與他的眼淚。不過周浩說，他並不懂詩，他也覺得《大同》不像詩，而是一種直白的紀實體。
《厚街》，將鏡頭對準東莞厚街一位出租屋裡的外來打工者，在那個地方，「上演」著砍人、討債、失業、愛情等，乃至非法接生等等的事件。
最初剪接師看到耿彥波在車上流淚的這段素材，很直覺地就墊了一段抒情的音樂上去，卻遭到周浩直接反對，他認為音樂有一定的導向，會誘導觀眾思考，「某些段落本來沒感覺，但是音樂一配上去，立刻你就譁譁哭了。我說這種哭不真實，我反而會建議把音樂去掉，因為你被帶偏了，你做了一個局，讓別人掉進這個局裡去，有點蠱惑人的感覺。我覺得這種東西在紀錄片裡是忌諱的」。
以「度」為核心 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分寸
從攝影記者到紀錄片導演，周浩從事報導相關工作，已經超過二十年。或許正因如此，周浩在許多方面，都讓自己刻意保持距離，始終謹守著一個「度」字。在《大同》拍攝過程中，他緊跟耿彥波拍攝長達一年多，但是兩人之間始終保持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當耿彥波說「你別拍了」的時候，周浩也從未拒絕過他的要求。
「我跟市長之間的距離，一直都是比平時看到的，稍微近一點而已。他有時說你別拍了，那就是他的私隱。因為你的最終目的是要一直跟下去，你並不希望在短時間之內關係破裂，而無法繼續。這也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基本」，「人與人之間需要分寸，如果（靠得太近）我會不舒服，那表示被拍攝者與觀眾都會不舒服。觀察人時，有一定的距離，有個『度』反而會增進了解，不至於被表面蠱惑，忘記初心，反而忘記事情本真的基礎。所以我會提醒自己，得有『度』。」
問題是，「度」這個東西，多寬多窄，多遠多近，「沒有標準答案，沒有老師，沒有裁判，完全只能靠自己內心的感受決定」。經過多年曆練，周浩已經得出自己的心得，「跟做人做事一樣，就是別讓自己難受。人最大的敵人不是觀眾，不是政敵，不是狐朋狗友，而是自己。你怎麼過自己心裏面那個坎兒，如何把手上的事情做下去」。
不在天平中間 而是呈現兩端為平衡
「有人問我拍片時哭不哭，我說現在不哭了。你如果要問我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我都想不起來了。」周浩說，二十多歲的時候，很容易受各種因素影響，容易投入感情或感動，可是像現在，看電影如果覺得眼眶溼了，他會馬上反問自己「這是生理反應上的感動？還是發自內心的感動？」，「它真的讓我這麼感動嗎？這值得哭嗎？我是不是被什麼力量左右了？」他認為，這種時候，反而是反省自己最好的時機，「可以告訴自己，不要從眾，不要別人說什麼，你就感受什麼」。
周浩說，比如美國的觀眾在看完片子之後，都希望影片能有個結果，而且他們一定每次都會問同樣一個問題：「導演，解決方法是什麼？」他們（觀眾）會希望，「你要告訴我一個解決方法。他們習慣了被給予，我不覺得這樣好。我不會走那條路」。
在《大同》裡，周浩並沒有下任何判斷，也未引導觀眾往何處思考。他同時並陳了耿彥波與大同市民的生活片段，一邊雷厲風行視察工地，一邊可憐兮兮控訴政府；一邊被請願民眾團團圍住，一邊又大罵政府擾民。總是在觀眾即將同情某一方的時候，天平又立刻傾斜向另一邊，整部影片不斷呈現出的，是一種沉默而隱形的拉扯。
「影片構成是需要不同力量的，沒有對手戲不會好看」，周浩說，所有片中的輔助角色，都是來讓主角更加立體的力量。影片中的所有片段都來自真實，然而最後呈現出的結果，卻又是一種經過精細的計算，「真實是不可能被還原的，如果你夠真誠，只能夠趨近」，「紀錄片只是相對的真實，我從來不認為它會是毫無瑕疵的真實。那是自欺欺人」。
採訪、撰文／童一寧
原文轉載自：punchline（網址https://punchline.asia/archives/2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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