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
小說以發生在高密東北鄉的壯懷激烈的民間抗日故事，讚頌民族大義，弘揚民族精神。這部小說是強悍的生命力和凜然的民族正氣的混聲合唱。小說的主人公——「我爺爺」「我奶奶」身上迸發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發的愛國熱情，令無數讀者震撼、感動。
《紅高粱》發表於《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
「咱們高密東北鄉有這麼多素材，你為什麼不寫，偏要去寫那些你不熟悉的事？」
會上，一批老軍旅作家對中國軍事文學創作現狀甚為擔憂，他們拿蘇聯的戰爭文學與中國的作比較，說蘇聯的衛國戰爭雖然只打了4年，但是反映衛國戰爭的文學層出不窮，孕育出了5代描寫衛國戰爭的蘇聯作家，而我國有著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爭歷史，卻沒有產生多少戰爭文學，更沒有出現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樣的文學經典。而中國的新軍旅作家更是面臨著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問題，這影響著軍旅文學創作的發展。
老軍旅作家們對經驗斷代的擔憂不無道理，然而莫言頗不以為然，「我當時就說，我們固然沒有見過日本鬼子，但我們可以通過查資料來解決。我們雖然沒有親自打過仗，這種間接經驗還是有的。我們畢竟當過兵，也搞過軍事演習。」一些老作家對這樣的說法嗤之以鼻，這讓年輕氣盛的莫言憋著一股子勁。
莫言能夠很快拿出一部令老軍旅作家信服的戰爭文學作品來，容易讓人歸功於其天才的創造力。其實，《紅高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莫言青年時期的工友張世家為他提供的發生在家鄉的抗日戰爭素材。
莫言在《〈紅高粱〉與張世家》一文中首次披露了《紅高粱》創作過程中的重要細節。
1983年的春節，莫言回老家山東高密探親訪友，與舊時的工友張世家喝酒。張世家否定了莫言此前的軍事文學創作，「根本就不行」，並質問莫言：「咱們高密東北鄉有這麼多素材，你為什麼不寫，偏要去寫那些你不熟悉的事？什麼海島，什麼湖泊，你到過嗎？」
隨後，他向莫言繪聲繪色地講起了「公婆廟大屠殺」的歷史。張世家是公婆廟村人，他的一個親屬在那次屠殺中受了傷，對這一事件了如指掌——「1938年3月中旬，遊擊隊在孫家口村大橋頭埋下了連環鐵耙，伏擊了日本鬼子的汽車隊，經過浴血奮戰，打死日本鬼子39人，其中還包括一個少將中岡彌高。幾天後，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前來報復，但被指錯了方向，沒包圍孫家口，卻包圍了公婆廟，屠殺了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一百餘口，整個村莊幾乎被夷為平地。」
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期間的莫言
莫言對「戰爭感覺」的準確把握也協助其完成了這部並非來自自身戰爭經驗的作品。莫言1976年參軍入伍後一直沒有得到上戰場的機會，對於戰爭氛圍的鋪墊可謂無從下手，然而莫言想起了他在黃縣當兵期間，一次霧中檢靶時差點被誤傷的經歷。靶場上的他栽倒在坡地，與死神擦肩而過，「就從這次霧中打靶的經歷，我進入了戰爭的感覺。所以《紅高粱》裡一開筆就是一場大霧」。
如果光有戰爭新素材的獲得與戰爭感覺的把握，莫言的《紅高粱》還是難以完成對革命歷史戰爭題材「五老峰」的逾越。「五老峰」即老題材、老故事、老典型、老主題、老手法，在教條主義影響下，軍事文學創作一度呈現出歷史戰爭題材單一、主題思想淺顯、藝術手法陳舊的創作傾向。《紅高粱》的成功還得益於莫言對戰爭文學創作觀念的重新理解。
他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化。」作家營造一個戰爭的環境，再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驗，這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實驗室」，這也是莫言對戰爭文學創作觀念與手法的重新理解。
「那你就給章仲鍔打電話，幫我把稿子要回來，你的態度必須明確！」
小說在1985年年底經歷兩周的時間完成，本該刊發於《人民文學》——一直緊盯莫言創作的《人民文學》編輯朱偉在《紅高粱》創作之初，就向莫言下了「訂單」。然而手稿意外地被《十月》的編輯章仲鍔半路「劫」走了。
朱偉隔三岔五地去看莫言，但又不敢過多詢問莫言的寫作進度。一次看望莫言時，問他寫完沒有，莫言說他剛寫完，但稿子被《十月》的編輯章仲鍔拿走了。朱偉當場就急了：「我們事先已經說好的，怎麼能寫完就給了他呢？」莫言也很無奈：章仲鍔是文壇伯樂，《十月》雜誌的創刊人之一，他提出想看看稿子，「坐在那兒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麼好的人，我實在沒有辦法」。朱偉當時就生氣了，對莫言說：「那你就給章仲鍔打電話，幫我把稿子要回來，你的態度必須明確！」
朱偉又自己給章仲鍔打了一個電話。事後，朱偉說，虧得章仲鍔老先生雅量，在電話裡並沒有和他爭辯，過了兩天他就收到章仲鍔退回的稿子，《紅高粱》最終得以順利地刊登於《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
小說刊發前正值春節，莫言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學》編輯的信，信上說《紅高粱》得到了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王蒙的好評。
1990年，寫作時的莫言。
《紅高粱》凸顯了民間抗日力量的勃興，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
「我爺爺」餘佔鰲原是一名轎夫，在送新娘子到十八坡李大頭家時遇到劫匪，他奮勇救下了新娘戴鳳蓮，同時愛上了她。餘佔鰲與戴鳳蓮在高粱地相愛，從而讓戴鳳蓮成了「我奶奶」。餘佔鰲因生活所迫經常在高粱地殺人越貨而落草成土匪頭。然而，在面對日本侵略者時，餘佔鰲毫不猶豫地站在了抗擊日本侵略者、成就民族大義這一邊。
夕陽西下。汽車燒畢，只剩下幾具烏黑的框架，膠皮軲轆燒出的臭氣令人窒息。那兩輛未著火的汽車一前一後封鎖著大橋。滿河血一樣的黑水，遍野血一樣的紅高粱。
《紅高粱》凸顯了民間抗日力量的勃興，作品中的人物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這在1985年前後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中格外搶眼。
小說以大片大片火一樣紅的高粱地，象徵著這方土地上的人民強悍的生命力：
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親們，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種植。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悽婉可人，高粱愛情激蕩。秋風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遊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的白雲的紫紅色影子。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裡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
《紅高粱》在《人民文學》刊發以後，《當代作家評論》於1986年第4期一次性推出四篇評論莫言作品的文章，一時間，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
評論家雷達讀罷《紅高粱》，「驚異於作者莫言想像力的奇詭豐贍，他筆下戰慄著、戰叫著的半個世紀前的中華兒女，不僅是活脫脫的生靈，而且是不滅的魂靈」。
作家從維熙在《「五老峰」下蕩輕舟——讀〈紅高粱〉有感》一文中認為，莫言的新作「在老題材下開拓出新意」，是革命歷史戰爭題材下「忽而蕩出一葉小舟」的瀟灑之作。
濃鬱的民族風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與高漲的愛國熱情相融合，成就了電影《紅高粱》
電影《紅高粱》劇照，鞏俐飾戴鳳蓮
《紅高粱》電影劇本的改編，使敘事變得更加流暢，人物個性更加鮮明。濃鬱的民族風格、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與高漲的愛國熱情相融合，成就了電影《紅高粱》。
電視劇《紅高粱》劇照，周迅飾戴鳳蓮
《紅高粱》及其後續的《高粱酒》《狗道》《奇死》《高粱殯》一系列作品成就了莫言「高密東北鄉」傳奇抗戰故事。《紅高粱》的爆紅不但使莫言在中國文壇名聲大噪，也讓世界文壇的翻譯者們對他的作品青睞有加。
英文版《紅高粱》
莫言題寫的書名《紅高粱家族》
2012年10月，莫言憑藉為其帶來巨大聲譽的《紅高粱家族》《檀香刑》等作品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獲得該獎的第一位中國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稱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可謂實至名歸。
（作者：陳華積；單位：中國社科院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09月27日，原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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