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
「完成了愛之後，再去完成自我價值，你就再也丟不掉什麼東西。可是如果你先完成自我價值，那很慘，因為你的事業已經到頂。」近日，伊能靜在《乘風破浪的姐姐》相關的採訪中這麼說。
如果她就此打止，或許不會陷入爭議，但她在稍停頓之後，繼續說了下去：「那就會像梅豔芳，因為她一輩子都在尋找愛，連她最後已經瘦成那樣，她在臺上都要穿著白紗，人生不能倒過來。」
伊能靜說的，是2003年春天，梅豔芳的最後一場演唱會。那場演唱會上，早就檢查出患了癌症，知道自己時日無多的梅豔芳穿著白色婚紗。
「我穿婚紗好看嗎？（臺下：好看！）但是，錯過了時間了，十分可惜。我也曾經有數次穿婚紗的機會，但是自己錯過了。每一個女性的夢想，都是擁有自己的婚紗，有一個自己的婚禮，我相信自己已經沒機會了……」梅豔芳吐露的這段心聲，讓她的粉絲們至今一回想就唏噓不已。
類似的唏噓，我在看閻連科的新書《她們》時也有，不過，讓我唏噓的，不是書中的她們錯過了穿婚紗的機會，而是她們中的大多數在「穿婚紗」這件事上，並沒有多少自由；穿上婚紗之後的自由，也沒有多少。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相親促成的婚姻，幸與不幸，靠老天爺恩賜
在《她們》這部主要是書寫家族中的女性的散文集中，閻連科首先帶到大家視野中的，是和他相親的那些女性。
就像他說的，「一個孩子從不吃飯而長大是樁奇怪的事，一個人不經男女而成熟，也是一樁奇怪的事。」這些原本和他的生活不相干的女性，正是因為相親這種古老的活動，讓她們和他有了關聯。
在《她們》的第一章裡，閻連科寫了某次帶著兒子回老家，偶遇當年相親對象的事。鄉間路上，眼看就要狹路相逢，情急之下，他一頭躲進了男廁所。他之所以寧願躲進這「人類的一處汙地」，也不願意與曾經的相親對象打照面，是因為這位與他相親的女性，是眾多相親對象中，接觸最深的一位，也是他頗為內疚的一位。
但這最深的接觸，究竟有多深呢？媒人帶著姑娘去了閻連科家裡，姑娘給閻連科家裡打掃了一下衛生、一起吃了個飯，閻連科母親給女方家人100元訂婚彩禮，念過小學二年級的姑娘給閻連科寫了幾封夾雜著拼音的信，並寄了一張照片，在部隊成為作家的閻連科給姑娘也寫了幾封無關風月的信。僅此而已。然後，頗為猶豫的閻連科在聽說了如果以後女方要因為婚姻問題來部隊鬧，對提幹影響很大之後，正處於提幹關頭的閻連科終於鼓起勇氣寫了封分手信。
幸虧這位姑娘心善，沒有把閻連科當成陳世美，沒去部隊去鬧，只是感嘆了一句「我只怪我沒有好好讀過書，只怪我命不好。只怪我們都是農民誰都想過上好日子！」
如果閻連科沒有給她寫退婚信，她的這個沒有愛情的婚姻會讓她過上好日子？
因為農村出身，且前途並不明朗，閻連科的相親大多數是屢相屢敗。失敗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那個時代的相親對象，沒有相互了解這一過程，成或不成，都是一面之後就要給出答案。至於之後，婚姻的幸福或者不幸，完全靠老天爺的命運恩賜。
在那個年輕人對自己的終身大事都沒有多大選擇權的時代，閻連科在相親時因為懦弱而沒有說不願意，好在他最終勇敢地終止了他並不樂意的似是而非的婚戀關係，既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對方。
如果閻連科當初沒有說不呢？
《她們》中的第七章，一個叫王萍萍的女人，相親時因為男方帥氣就同意了婚事，後來才發現男方不僅好賭還經常偷盜，某次被家暴之後，她把丈夫給毒死了，埋在廚房。
如果王萍萍婚前有足夠的時間去了解對象，如果她在了解了對象是什麼樣的人之後，在結婚之前像閻連科那樣勇敢地說不，或許，悲劇就不會發生。
世上沒有一個「如果」會變成現實。如閻連科所說，在婚姻主要靠相親促成的年代，兩個陌生男女被約到一起，以準結婚對象單獨面對的那刻，「戀愛」便開始了，只是，若干年後，他回憶起來，這戀愛「如盛開在那個季節中的泡桐花，美得宛若一場尷尬而壯觀的笑」。
用「謹慎道德論斷」的寫作來寫女性
與閻連科以前充滿張力的作品不同，《她們》寫得有點溫柔敦厚。
即便是和他母親長期不和的四嬸，也被閻連科視為一種鄉村女性的標高而加以肯定：其一，這位被妯娌們評判為「小心眼」「記仇」並「小氣」的女性，嫁過來之後很快成為四叔的總管、主任和帳房先生，實現了女性當家做主；其二，四叔退休之際，全世界的人都覺得應該讓兒子去接班，可四嬸舌戰群雄，說應該讓女兒去接班，並且最終是讓女兒接班進城了；其三，四嬸在與閻連科母親鬧彆扭的時候，死活不肯和解的理由是因為覺得閻連科家是「人上人」，需要有尊嚴地和解，需要「強者」先低頭。
正是四嬸的這種尊嚴的自覺性，打動了閻連科，在他的運作下，「強者」先主動示好，兩家又和好如初。
除了家族中的女性，在《她們》的第七章中，閻連科寫到的女性，大多不是世人眼中「正面」女性形象，在世俗眼中，她們甚至是被背後非議的——有為了追求「夫妻生活和諧」而勇敢離婚私奔的；有因為男友一輩子都買不起手錶，她設立目標攢夠100個手錶作為定情信物給對方，為完成目標而不惜去做性工作者；還有為了同性戀人約會，受到丈夫阻攔而把丈夫當成情敵乃至激情殺人……這些女性，因為她們呈現出的真實的個性、勇敢的表達，而獲得了閻連科的同情、惋惜，乃至部分的肯定。就像他對追求個人性福而離家出走的那個女人所評議的那樣——「然無論如何說，她身上還充滿著一個女人面對世界的靈視和尖銳，是我家鄉土地上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女性的超然和光。」
就像面對一片原野，閻連科看重的是每種植物在陽光下的生長姿態、而非判斷它是否有毒無毒那樣，他看重的是女性本身「自我意識」的生長，而非簡單粗暴地掄著道德大棒論斷。
正是因為這種「謹慎道德論斷」的寫作，讓讀者能夠進入到《她們》中的女性們所在的命運場景中去感受和思考。
「我們從沒思考過母親作為女人有什麼權利」
在《她們》的自序中，閻連科坦陳，10年前他出版《我與父輩》時，即有做出版的朋友再三攛掇他寫一本關於家族女性的書。他之所以沒有硬著頭皮去寫，是因為他覺得關於母輩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們，還有這之外的「她們」，「似乎熟悉卻又陌生著」，「無從知也就無從寫」。
閻連科等待了10年。這10年，閻連科說不是自己釐清曉然了一切，而是忽然有一天，「看見母親、姐姐們在哭啼、微笑時，也有女人在千裡、萬裡之外同一時間和她們一樣哭啼和微笑」。他決定「寫下她們的哭，她們的笑，她們的沉默與瘋狂，她們的隱忍與醒悟。寫下她們在這一端哭哭笑笑時，另一端的哪兒會有哭笑、顫抖和舞蹈」。
閻連科在和張悅然等人聊及他的這部作品時提到，像他這樣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男作家，很難有誰能寫好女性的。
「這是中國男作家的一個集體的短板。不能更豐富、更尊重地去認識文學中的女性，這不僅是能力，也是生活本身和我們作家自身的不自覺性決定了只能如此。」
接著，閻連科解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一方面，從生活本身來說，在中國，女性的處境是非常微妙的，反映到文學好像是只能或必然是那樣；另一方面，作家大約也很少去主動、自覺地思考這個問題」。
為此，在寫作這本書之前，閻連科翻看和精讀了不少關於女性主義的書，這些書讓他面對女性時，「有很多不同的思考」。
他的這些不同思考，除了上述的「謹慎道德論斷」外，還包括他的「拒絕讚美」的反思姿態。
在《她們》的第六章《母親》，第七章《第三性——女性之他性》裡，閻連科對這種模式提出了非常尖銳的反思，尤其是在《勞作與女性生命學》一節中。閻連科對勞作之於鄉村女性的損害，他不是讚美，而是控訴：「在鄉村的田野和院落，忙忙碌碌，不知不覺間，人就未老先衰了。」因為過度的勞作，他母親身上長滿了各種各樣的脂肪瘤。
母親只是眾多無名無姓的「她們」中的一個，母親提到了當年大集體去修水庫的時候，每每說到婦女都被「解放」到壩上勞動時,總是一臉嚴肅地說：「那時候把婦女也不當婦女看。」在當時的輿論中，就是這種殘酷的勞作，被包裝成「婦女也能頂上半邊天」，被樹立成典型。
這樣的「鐵姑娘」「花木蘭」的故事，曾長時間地在我們的主流敘事中得到讚美和頌揚。但閻連科有了他的不同的思考：「對女性過度讚美已經是對女性過度的傷害。我們對女性、對母親，就是給她勳章，但從來沒有思考過母親作為女人有什麼權利？」
正是有了這樣的思考之後，閻連科才開始動筆，《她們》才和以往文學作品中的她們不大一樣。
對話
為家族犧牲過的女性，我們能為她們做些什麼呢？
瀟湘晨報：您身為男性作家書寫「她們」，在創作時會遇到哪些挑戰？
閻連科：沒有什麼挑戰。我知道我是寫散文，而不是寫「女性主義」，此前，我幾乎沒有讀過什么女性主義的著作，這主要就從劉劍梅那兒借到了七八本關於女性主義的各種書籍，有的細讀，有的了解。這種閱讀和了解，除了彌補自己對女性主義的一無所知，就是如何在寫作中磨去、割除「男性主義」或「男權意識」，讓自己對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就是一切，有了這份尊重，這本書就寫起來沒有難度了。
瀟湘晨報：《她們》的寫作對象跨越三代。面對幾代中國女性的人生境遇，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閻連科：《她們》是寫了幾代的女性，但一定要記住，它是寫了那塊土地上的幾代女性，是那種文化上的幾代女性的命運和很簡單的思考。那塊土地上的女性，當然也是中國女性的參照和縮影，但中國太大了，南北文化的差別、城鄉文化的差異，沿海地區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別，內陸地區和邊境地區的文化差別，還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別。這些文化的差別，也決定著女性的差別。我所幸運的我是河南人，中原地區，這兒的文化在中國有一定代表性，所有那塊土地上的城市的女性也一定有代表性。
瀟湘晨報：認為家鄉那片土地上的女性經受了更多的苦難，但「她們」最終卻沒有淪為祥林嫂那樣的抱怨。那個年代的女性樂觀的原因是什麼？
閻連科：她們中間有很多祥林嫂那樣的人，比如《她們》中我的大姐、表姐。比如《她們》第七章中的「方榆花」。我其實沒有迴避這些，只不過在這本書中，我的視角不讓我把過多的筆墨放在這一點，而是更多地關注了她們樂觀、堅韌和面對男人和命運的獨立和微笑。
瀟湘晨報：我們感觸於《她們》中家族女性的犧牲和偉大，但同時又想問，我們能為這些為家族犧牲過而不自知的女性做些什麼呢？
閻連科：我們不能為中國的女性做什麼，但是有一點，如果我們能對現實生活中的女性——無論她是都市人還是鄉村人，她們是八十歲還是幾歲十幾歲，我們做什麼都不如對她們有幾分理解和尊重好。
尊重是最應該做的和改變的，如果大家讀了《她們》，在對女性的尊重這一點上有一點改變和變化，那麼這本書就有些價值了。
【來源：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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