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4歲的高仰喜是甘肅慶陽市西峰區溫泉鄉的「鄉村電影放映員」， 一個放電影30多年的廣電系統編外人員。
天近黃昏，蜿蜒的鄉間小路上，高仰喜坐在兒子駕駛的三輪車上，身下是電影放映機箱，冬日寒風吹亂他的頭髮。每天，高仰喜父子都要一路顛簸，到別村去放電影。
今年54歲的高仰喜是甘肅慶陽市西峰區溫泉鄉的「鄉村電影放映員」， 一個放電影30多年的廣電系統編外人員。「1979年，家裡窮，高中沒畢業就應聘做溫泉鄉的農村電影放映員，屬於實習」。高仰喜說，1981年開始自己才有了在溫泉鄉放映電影的正式資格證，「二等七級放映員」高仰喜自豪地介紹，電影放映員分四個等八個級別，自己屬比較高的等級。
溫泉鄉是半平原半山區鄉，交通不是很好，高仰喜放映電影，最遠的要走六十來裡路。「七八十年代放電影，用架子車拉」。高仰喜說，晚上7點左右放電影，「吃完早飯就要拉起機子走，可辛苦」。每天穿著一雙破舊的軍綠膠鞋翻山越嶺去別村放電影是高仰喜日常工作的主要內容。一路溝壑，滿目山巒。「有時候走夜路，害怕了就自己吼個歌」，高仰喜笑著說。
記者採訪他時，正趕上他去溫泉鄉劉家店村的另一個村組放電影。「打個電話，村支書在大喇叭裡吆喝一下，村民都來了」高仰喜說，冬天放映的場次少一點，一般四月份到十月份放映比較多，「幾乎天天有」。
高仰喜邊搬出一個舊電影放映機，「這可是寶貝，30多年了，1981年正式上崗時貸款買的，8000多塊錢」他臉上滿是自豪，「看，還是黑白膠片機，現在很少了」。
8000塊錢在當年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那時候一套房才幾百塊，」「我信譽比較好，鄉政府擔保，銀行才貸款」高仰喜撫摸著電影放映機身，「最早用的是縣裡電影公司提供的老機子，國產仿蘇聯的，一個機子要裝七八個箱子。」
高仰喜說，有時候路太遠，一個人拉不動，生產隊就派二三個小夥子幫忙拉機器。「那時候農村沒啥娛樂活動，鄉親們很歡迎我來。」
1993年以後，電影放映機更新換代成數碼放映機，一個「數字影片解碼卡」能放上千部電影。「16毫米的，體積小，自行車能拖走。」高仰喜說騎自行車放電影的日子持續了近20年，一直到2008年才用上摩託三輪車。
農村電影放映員要持證上崗，「時代在發展，不學習不行。」高仰喜說自己也學習上網了，「一切都在變化，收入也變化了。」
「1980年那會，放一場電影才給30多塊錢，每月平均40場，還要上交十幾塊錢片租，發電機要加油、機器要維修，一個月剩四五百元。」高仰喜仔細地給記者算帳，「在當年還算可以，就是辛苦點。」
高仰喜還承擔著基本公益放映的職能，包括政府的一些重大活動、科技宣傳等工作。高仰喜說，1979年放映《東方紅》看得人特別多，1998年，國家廣電總局和文化部聯合發起了「2131工程」，鄉政府掏錢組織放映，「自己不用聯繫放映了，收入開始穩定一些。」
但高仰喜也有苦惱，當年一起被政府招聘的打字員、獸醫、農技員都轉正有事業編制了，「我們這些放映員還是臨時工，30多年了，老了，退休後怎麼辦呢？」
長年的風雨兼程，高仰喜身體大不如前，「年輕時，拉架子車能走五六十裡地，現在不行了」，他從箱子裡翻出封面泛黃的膠片拷貝，《神秘的大佛》、《武當》，都是八十年代的老電影，「很貴，有版權的，弄了一輩子電影，高價收藏幾個，留個紀念。」高仰喜滿是老繭的手摩挲著影片保護袋，上面寫著「愛護影片是我們放映人員的責任」。
高仰喜的家中乾淨而有條理，有一間小屋是其專門放置電影「寶貝」的。高仰喜翻出自己的各種證件給記者看：1981年的「工作證」，「甘肅省電影放映人員技術資格證」「放映員上崗證」……
2008年，高仰喜將在東莞一家電子廠做小領導的兒子召喚回家「接班」，「在外面雖然掙錢多點，但容易學壞，還是放電影好，在身邊也放心」，高仰喜微笑著看著正在做放映準備的兒子。
夜幕降臨，附近村莊的村民漸漸聚攏到放映電影的麥場上，高仰喜啟動投影儀，數字電影放映機上的光束打在白色的幕布上，音樂響起，活動的人物呈現，一群小孩高聲歡呼，伴著小狗的吠鳴，電影開始了。高仰喜抽著煙，眯著眼，在螢光的映照下，臉上是滿足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