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追劇《清平樂》，欲罷不能，竟一追到底。
追的當然不止那幾段皇帝與皇后、公主與侍臣的虐戀，電視劇反映出來的東京的城市風貌，也值得玩味。
中國的歷朝歷代普遍重農抑商，宋朝卻是個例外。得益於此，宋朝的財政一直十分充足，並在貿易狂潮中「八荒爭湊，萬國鹹通」，繁榮的經濟帶來科技和文化的全面振興，城市的規模和面貌也煥然一新。
東西穿城而過的汴河東流匯入淮河，是東南物資漕運東京的大動脈，長年漕運的綱船達六千艘。所以，重商之下的宋朝，釀出了東京汴梁的百年繁華，很值得品評一番。
街道：從坊市制到開街市
《清平樂》第一集，宋仁宗趙禎為了追懷「媽媽的味道」，到坊間的梁家鋪子來尋蜜餞吃，由此體察到了一個北宋年間的弊政。
開在坊間、也就是居民區的梁家鋪子，是遊走在非法地帶的。因此常受街區二混子欺辱，梁家鋪子要想維持生計，就不得不忍氣吞聲。所以，年輕的趙禎和同樣年輕的韓琦，開啟了一段君臣對話。韓琦說，受欺辱的梁家鋪子，根子在上面、即大宋的官家。
大宋的律法真的不準百姓在坊間開鋪子嗎？我們看看是也不是。
俗話說「行商坐賈」，「坐賈」即零售店的業主，大凡城市人口的增加，「坐賈」日益增加，城市必然要開闢更多的空間，容納這些「坐賈」來交易，也就形成了最早的城市空間——「市」。
中國最早出現的「市」，見於周朝。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在城市中劃分出一個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區域，不論行商還是坐賈，都得在這個固定的空間內做買賣。
到了唐代，以「市」為主的商業活動發展到頂峰，京城長安面積達84平方公裡，被劃分為「市」和「坊」兩個主要部分，「坊」和「市」隔開。其中，「坊」是居民住宅區，共有108坊之多。「市」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區域面積很小，進入「市」從事交易活動，是有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市內有4條大街，圍牆四面各有2個門，城門定時開閉，封閉性的特徵十分明顯，儼然一座城中城。
所以，我們在《長安十二時辰》這部電視劇裡，看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街區形態，一方面是流光溢彩、人流湧動的「市」，一方面是狀如棋盤、單一色調的坊街。電視劇一開始，就是一名吏員站於城門之上，伴隨著鼓聲大聲宣讀聖旨：
上元節西市開市，商隊無論來自何方何國，只需一次勘驗入市，此後十二時辰內，皆可於坊間自由來往。
也就是說，上元節這一天，西市可以通宵開市。《長安志》描述：長安城東面的東市聚集了「奢侈品」商鋪，屬於高端消費人群所處的商務區，西市則相當於國際化的商貿大市場，是平民百姓購物的所在。所以，「買東西」也就打這兒來。
不過，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勢必會突破限制。不論行商還是坐賈，都希望更加自由的交易時間和更為靈活的交易地點。因此，盛唐的這種商業經營模式，到了晚唐逐漸衰落了下去。
五代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對皇城的治理能力跟不上，都城裡「市」和「坊」的界限日益模糊。
宋朝建國之初，沒來得及系統性規劃都城，所以汴京不像曾經的長安，規規整整地布局 「坊」和「市」，雖然亦有東西兩市，但坊市制度逐漸廢弛，「坊間」的商業活動潛滋暗長，居民院落亦成為做買賣的場所，這便成為了一個法難責眾的灰色地帶，民不舉，官不究。
這便是韓琦激辯的所在，如不能正式將坊市制度廢除，坊間「鋪戶」名不正言不順，難免會遭到街頭二混子的訛詐。
所以，在宋仁宗景祐年間（公元1034-1038年），坊市制度正式廢除，商人只要納稅就可以到處開設商店。
就這樣，唐代以來都城的「坊市」二元結構就被打破了，形成了「坊中有市，市中有坊」的格局。原來市裡的坐賈成了鋪戶，在「市」中定居下來；在坊間，居民院落紛紛開牆打洞，演變成了「鋪戶」。
甚至，對臨街店鋪的建築形制，仁宗朝時也做了進一步開放：
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為四鋪作、鬧鬥八。
這個詔令反過來說，就是臨街的邸店和樓閣，可以建造得較為華麗一些。
而所謂邸店，大概相當於如今的門臉房，是經商、倉儲和居住的功能三合一的處所。至此，坊牆紛紛被推倒或拆除，開放型的城市街區逐漸形成，居民住宅臨街開店，都城成為了擴大化的市，新型街道便出現了。
坊市制度的變革之下，北宋汴京與唐代長安有了本質區別。長安的「街」，是坊牆隔離出來的通道，界面整潔簡單，除官府衙門及少數官宦可以向街直接開門外，它的模樣就只是牆，統一的色調和尺度，凸顯了都城的秩序與嚴整。
而北宋汴京，「坊」已經名存實亡，「坊」中的通道是「街」和「巷」，它們的功能不僅是通道，而一躍成為了交易的場所、商品展示的場所，變得活色生香、煙氣繚繞，諸色人等逛吃其間，流連忘返。
由此，我們才看到了《清明上河圖》裡東京汴梁的繁華景象。
都城：兼容威儀和世俗
宋仁宗為坊市制度正了名，但嚴格來說，讓街道開放的卻不是趙禎，而是前朝的周世宗柴榮。
晚唐，因為有大運河之便，汴州已是工商業繁榮的水陸要匯，五代前期兵連禍結，汴州遂成為了新的都城。顯德三年(956年)，周世宗開始修築汴京新城，併兼顧老城整治，他的詔令說：
其京城內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戶各於五步內取便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與三步，其次有差。
也就是說，汴京的街道，左右各給路寬的十分之一，由街道兩旁居民合法佔用，你可以種樹，可以挖井，當然也能搭棚子做買賣。在這個十分之一的範圍內不算佔道經營，皇家和官府管不著你。
這樣，唐代毫無生氣的街道空間，在後周時加上行道樹、涼棚等，街道空間多了一個層次：街道——樹蔭、涼棚——臨街建築。《清明上河圖》裡有一角，正是種樹掘井的真實寫照，柳樹下三四把遮陽太傘，下一張長方桌擺著琳琅滿目的商品。
如此包容和開放的政策，在中國古代城市治理史上也屬罕見。我們依稀可見周世宗的深謀遠慮：「雖然暫勞，久成大利。」
街道兩邊各給十分之一，加起來就是道路空間的五分之一。可以說，街道的公共空間與世俗空間，做出了一個明確的基於開放原則的分割，大概相當於我們的建築紅線，這為鋪戶的經營大開方便之門。
除規劃道路外，周世宗還鼓勵發展臨街和臨河道的商業設施。同樣在顯德年間，史載：
大將軍郭景威於宋門內鄰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威。
後世評論說，郭景威雖然是奉詔建樓，實際也是為自己謀利，這十三間臨著汴河的樓宇，顯然是地段絕佳的商業地產項目，朝廷非但沒有譴責和充公，還公開「嘉之」，這不是鼓勵勳貴們做開發商，帶頭圈地蓋樓嗎？
周世宗預測得不錯，此後汴河兩岸果然久成大利，只不過得利者成了宋朝。沿汴河的大街成為了東京最繁華的所在，《清明上河圖》更是以半幅圖卷的篇幅，描繪汴河漕運的繁忙景象。
據《東京夢華錄》的記載，十三間巨樓位於宋門裡汴河北岸，南臨河，北面街，正是商業經營的理想之地。汴河從城東南角的東水門進入，各種邸店首先出現在這一區域，街市應運而生，城東南部的人口數量和密度最高，在一半的城市面積上擁有了近八成的城市人口。
那麼，街道開放的歷史功績，到底是周世宗，還是宋仁宗呢？這裡有個反覆。
宋朝立國之後，曾經一度想遷都洛陽或長安，皆因國力不逮而作罷，當時的長安和洛陽早已破敗不堪。即便不遷都，也要恢復長安的坊市制度，因為其營造的法理更符合《周禮》的建都標準。
這便是本文開頭敘述的，也是《清平樂》裡反映出的弊政所在，當街道開放已經是大勢所趨，想要恢復長安的坊市，套用《周禮》已經不可行。無論什麼樣的制度，都抵不過經濟發展規律，坊市制度顯然有悖於宋朝的重商主義。
所以，宋仁宗順勢而為，確立了宋朝街道開放的國策。
城市空間迎來大變革，城市街區空前繁榮。當時的汴京城有2萬戶人家從商，共有商鋪大概6400家，分屬180行。官營與私營手工業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另外，街市的範圍已經不單是街道本身，還惠及了兩旁的支巷，進而蔓延到後面的一、兩個平行的街巷，形成商業片區，也就是商圈。
城市的工商業高度繁榮，汴京的市民享受到了逛吃的便捷，城中的豪商巨賈日進鬥金，而宋朝也從中收取了豐厚的稅款。三者相互依存，完成商品從產地到消費者手中的流通，可以說三方都得了好處。
在這「三者」當中，城市富商大賈緊握支配和主導權，憑藉雄厚財力掌握貨源，再批發給各中、小商販進行銷售，形成了層次有序的城市商業流通網。所以，汴京匯集了全天下的貨物，各種好吃好玩兒的東西，都能在東京的街道上買到。
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宰相王旦奏稱，都城開封：
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
在這些眾多的財力雄厚富戶中，豪商巨賈佔的比重很大。這樣的豪富，《清平樂》也進行了展現，除了後宮和御街，電視劇給足了鏡頭的，就是礬樓。
礬樓，是汴京最有名的商貿集團，《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條裡描述：白礬樓（即礬樓）後改為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
後世有詩云：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礬樓。
我們也不難想像：「夜深燈火上礬樓」的人，一定不是為了一頓夜宵、飯菜，而是為了社交、娛樂。《清平樂》裡，礬樓不僅是達官顯貴們聚會遊冶的場所，更是遼和西夏等國際友人體味大宋風華的窗口。
礬樓如此聲名煊赫。乃至於《清平樂》特意安排了一場戲，反映礬樓因東家與掌柜（相當於CEO）內鬥而陷入的困境時，宋仁宗與當朝宰執們，還為了礬樓的穩定經營而廷議。因為礬樓給朝廷帶來了豐厚的稅收，最終議定緩交酒稅為其紓困。
這番君臣對話，或許為杜撰，然而朝廷對礬樓的恩撫卻記錄在案。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朝廷下詔要東京的3000家腳店酒戶，每日去礬樓取酒沽賣。
這一帶有行政壟斷色彩的政令，不止救了礬樓，還將它一舉推向了巔峰。宣和年間（1119—1125年），礬樓進行大修後改名為豐樂樓，成為宋徽宗與李師師飲宴彈琴的所在，對它的描述，《水滸傳》裡也有不少，此為後話。
逛吃：有的吃也有的嗨
而在當時的汴京，像礬樓這等規模的餐飲商貿集團，據說有72家之多，它們動輒僱工兩三百人：酒樓所需的廚師、傳菜、清洗灑掃、顧客迎送，分工已經十分細緻。
眾多打工經商的機會出現，汴飄們紛至沓來，都想到汴京謀一份差事，幹一番事業。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在《隆平集》中提到：今天下甲卒百千萬人，戰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仍以七亡國之土民集於輦下，比漢唐京十倍其人矣。
汴京集聚的人口，已經非漢唐時期的長安和洛陽可比。較為通行的說法是，當時的汴京鼎盛時容納了100萬人口，而當時汴京城的面積是53平方千米，也就是說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裡2萬人，這個人口密度，與當今北上廣三座城市的老城區人口密度相當。
在1000年前的農耕社會，這個城市人口密度高得離奇。好在《清明上河圖》提供了一個佐證，因為畫卷所繪的人物密度，遠超過同類畫作的人物密度，說明了東京確與後世城市不可同日而語。
如今，《清平樂》倒是試圖幫我們回味東京，體味帝都勝景。汴京的街市，從都城最重要的宣德樓門前御街，至新城門外的小街小巷，相國寺、州橋、虹橋等等，既是聲名遠播的名跡勝地，又是百姓耳熟能詳、直接參與的現實場景。
所以電視劇有這樣一場戲：範仲淹與仁宗皇帝逛吃京城，聽說有蘇州肉餡點心的，當即便買來品嘗一下。
如今，我們了解汴京的風貌和世俗，主要便是一圖一冊，一圖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一冊就是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如今看來，孟元老鐵定是個逛吃達人，這本書其實沒什麼文採，也沒寫什麼驚心動魄的大事兒，更不講大道理，記述得全是逛吃那些事兒，這條街賣啥，那條街有什麼戲碼。
一個吃貨的流水帳，成了我們領略汴京帝都繁華的重要史料。跟隨孟元老的步伐，光是看到這些店鋪的名稱，也可腦補一次汴京的穿越之旅。那麼，我們且隨孟元老逛一逛去吧！
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條記載：
御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至朱雀門街西，過橋即投西大街，謂之軸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
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餅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熟羊內鋪。向西去皆妓女館舍，都人謂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
街道兩邊的居民，嚴格來說都是商民，包子店、肉餅店的香味兒，混雜了香鋪裡飄出的薰香味兒，不知是怎樣一番體驗。而這銀餅酒和羊羔酒是啥味道，怕也難以再考證了。總之，吃喝的飯店一家挨著一家，價格還便宜。上百種的「雜嚼」小吃，可以讓夜市持續到三更。
有什麼雜嚼呢？《東京夢華錄》卷二載：有煎魚、鴨子、炒雞兔、梅汁、血羹、粉羹之類，每份不過十五錢。
除了有的吃，汴京有的逛嗎？有的逛！
《清平樂》裡，除了吃喝飲宴，各種說唱百戲也臻於高潮。據文獻記載推斷，宋代百戲中至少有：講史、說三分、五代史、小說、商謎、合生、說諢話、說經、諸宮調、學像生、學鄉談、叫果子、唱耍令、唱賺、小唱等。
宋仁宗趙禎樂於看戲，也樂於帶著后妃和公主上街看戲。這一點電視劇較為寫實，尤其是女子相撲，宋仁宗還是鐵桿粉絲。由皇帝垂範，汴京的夜經濟根本不用刻意去振興。
嘉祐年間一個上元日，宣德門廣場舉行百戲表演，宋仁宗趙禎偕后妃到宣德門廣場與民同樂，對女子相撲表演來了興致，很投入地觀摩起來。
大庭廣眾之下，兩個半裸的女人扭抱摔打。一旁的司馬光則不忍直視，便上了《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的劄子：
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
你看，司馬光以文臣之名，說的言之鑿鑿，提出了一個靈魂之問。帝都終歸是帝都，是國家的象徵，是制定法度、垂範四海的地方，怎能容納如此三俗的表演呢？
這帝都的肅雍巍峨與世俗的人間煙火，便是從那時起，就成為一個難解的矛盾。
治理：侵街與反侵街
不知是不是司馬光的功勞，女子相撲運動，此後還真的受到了摒棄，逐漸銷聲匿跡。
這也說明，帝都汴京擁有越來越多元的城市功能，皇城治安與世俗生活交相混雜，很考驗城市治理能力。
當時的汴京，不僅是大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樣也是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甚至還是漕運物流中心，這讓開封府的治理責任越來越重要，地位也越來越顯赫。
於是大宋創新了對帝都城市空間的行政管理，逐漸形成了府、廂、坊三級行政編制。其中，廂就是因城市管理而應運而生，熙寧三年(1070年)，帝都汴京分為了舊城左、舊城右、新城左、新城右四個廂的辦事機構。
廂官的職責，除抓捕盜賊、防火救火。還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做城市的戶籍管理和街區規劃；解決日常的民事糾紛；提供公共服務、設立醫館醫治病人。
但對帝都街道的管理，出現了盲區。其實，自從街道開放之後，管理問題就如影隨形，汴京的商業繁榮、人口暴增，城市治理的內容也日趨複雜。
最突出的問題自然是「侵街」，即違法佔道經營或臨街亂設邸店，禁不勝禁。
「侵街」，無非是要爭取更多的商業機會和建築空間，此舉必然影響到街道的空間景觀。越來越多的攤販和違章建築，導致了「坊無廣巷，市不通騎」，繁華的都城竟然找不到一個車馬通行的街道，可見「侵街」現象已經相當嚴重。
本來，道路兩邊的過渡空間，為遊商和攤販預留了空間，也為雜耍藝人提供了生存空間。後來，路邊攤販與臨街的店鋪達成了依附關係，店鋪外面的攤販，或自己獨佔，或與店鋪共謀，幾乎圈佔為固定場所。
「侵街」必須得管一管了，於是最早的「城管」——街道司——便登上了歷史舞臺。街道司是一個專門管理街道的機構，他們不僅要在皇帝和勳貴們出行時作「前導」，巡視街道，發現有阻塞交通，「妨礙車馬過往」的情況，要及時處理。
還是《東京夢華錄》，孟元老在記述遇到公主大婚或是親王出行時寫道：
街道司兵級數十人，各執掃具，鍍金銀水桶，前導灑之。
開放的商業街街道
在今天看來，街道司不僅要承擔交警的部分職責，還掌管都城的道路綠化、清潔，其中最緊要的就是防止「侵街」。這個機構設置於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成員曾由士兵擔任，據說汴京就有五百名街道司管理人員，都很有戰鬥力。
街道的公共空間和世俗空間怎麼合理分配，看來真是個頭疼的問題，為了制止不法商販的侵街行為，《宋刑統》這樣規定：
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
抓住了打70棍子。這能管住嗎？好像也不太奏效。
《東京夢華錄》對街道司街道的維護有精彩的描述：「坊巷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闊二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
也就是說，為了嚴格劃定這個邊界，還立下了漆黑的柱子，規定柱子中間是公共空間，用做行道，柱子之外才能做買賣。但即便如此，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7年)，乾脆連柱子之外的過渡空間也禁止了。
可見，對帝都街道的管制，也不是一概都寬鬆。到了宋徽宗時期，想必是侵街現象實在煩亂難治，乾脆將那過渡空間一禁了之。
不過，總的來說，有宋一代，對城市街區，始終保持著包容和開放的態度，這也讓汴京、以及後來的臨安，成為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繁華大都市。
時至今日，對城市街道的管理和治理，仍是城市管理的核心議題。到底是長安的坊市制度更好一些，還是汴京的開放街道更好一些，眾說一直紛紜。後來衍生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規劃理念和管理模式。
即便在今天的帝都，也可見這樣的困惑，想要一個整肅莊嚴的古都風貌，又想要一個流光溢彩的現代都市。在同一個空間下，往往就是不可調和的矛與盾。所以，《北京是便利店的荒漠》這樣的文章，能引起一番熱烈的吐槽。
街道的開放與不開放，會導致城市商業的繁榮和沉寂；而侵街與反侵街，又常常讓街道陷於管理困境之中。或許，街道的開放就是城市的一體兩面，若是讓利於平民階層，對因此而喪失的秩序，就要多一些寬容；若是要保持著京城的整潔肅雍，彰顯帝都氣概，那就要忍受些不便，犧牲一些煙火氣。
有沒有兼而有之的好辦法，至少目前沒看到。但我們今天說的宋朝，其街道的開放與治理，維持著理性的平衡，這才有了城市的繁榮，商業的興盛。
說到底，要不要以一面牆壁來守住體面，大抵是一個攸關城市短期和長期繁榮的歷史選擇。溯及源頭，我覺得應該由衷讚嘆周世宗柴榮那句話：
雖然暫勞，久成大利。
（本文較多參考《〈東京夢華錄〉中的街市場景解讀》、《〈東京夢華錄〉之北宋都城汴梁民俗生活研究》兩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