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4月19日發表評論說，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遠望》雜誌總編輯石佳音在「兩岸融合視野下臺灣史論壇」上表示，反「獨」促「統」，必須有破有立，如果只提出相對於「臺獨」史觀的說法，但是不能破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沒有殺傷力。要破解「天然獨」，第一要刻意地拒絕使用「臺獨」語彙；第二要拆穿「臺獨」的知識論。第三，要批判「臺獨」的方法論。在看待兩岸關係以及進行反「獨」促「統」工作時，要注意輕重緩急，不僅要收回領土，還要達到心靈契合。
石佳音說，臺灣兩黨聯手搞的「臺獨」教改，產生的最麻煩的產品是「天然獨」。現在要反「獨」促「統」，必須有破有立，如果只提出相對於「臺獨」史觀的說法，但是不能破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沒有殺傷力。要破解「臺獨」，就要知道為什麼反「獨」促「統」的工作做得不成功。過去假定臺灣年輕人會變成「天然獨」，或者是因為對大陸的了解不夠，或者是因為得到的利益不夠，所以大部分對臺政策，都是讓臺灣年輕人來大陸參訪，對他們讓利，一旦這些都沒有效果，就開始懷疑是不是有日本血統的臺灣人。關鍵是要正確了解「天然獨」。
為什麼「天然獨」難以轉變？石佳音認為，「天然獨」不是天生的，而是臺灣幼童在一定條件下長成了不假思索支持「臺獨」的年輕人。「天然獨」不是不了解中國，也不是不知統一對其有利，甚至也不是不知「臺獨」沒有勝算，而是其「認知」框架決定了他們在「知識」上自認不是中國人。
石佳音說，「天然獨」的「自幼養成」是透過以下三方面的作用實現的：第一，「臺獨」政党進行了非常徹底的語言系統的改變，已經把臺灣年輕人進行觀察思考的語言都改變了，比如他們創造了「日治」這個詞，比如小孩子接觸到的「大陸」和「中國」的概念是互斥的，其間的差別如同「狗」與「貓」（都是動物，但是是兩種不同的動物），「臺灣」與「中國」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共同體／社會／民族，比如大陸海關一度容許臺灣人走外國人通道；現在要求臺灣人走中國公民通道，卻說是「持臺灣護照」者。在這種語境下，用這種概念的框架看兩岸關係，兩邊就是「一邊一國」，臺灣目前的語境，加上後天教育，臺灣年輕人就會自然接受臺灣與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兩個民族。臺灣人說去大陸就是「出國」，「臺獨」的語彙已經滲透到了各方面。
石佳音說，第二，「臺獨」有一個知識論，就是「臺灣島史」史觀，就是以臺灣島這個地理區域而不是人群或社會作為歷史敘事的主體，也是國族認同的對象，提出一套實際上在史學方法上完全站不住腳的史觀。現在的臺灣島史等於是把臺灣史視為臺灣島地質學的附屬史。曹永和以臺灣島（地理區域；而非人群、社會）作為歷史敘事的主體及國族認同（集體效忠）的對象，違背「歷史是人群／社會的歷史」、「人群才是歷史敘事的主體」之史學原則。
石佳音認為，當小孩子還沒有思考能力的時候，他讀到的教科書就教他，臺灣是一個獨立的主體，我們生在臺灣島上，我們就是臺灣人。在這些觀念下成長的小孩子就是「天然獨」。「天然獨」充滿了因為無知而來的自信，這些人可以如此高姿態地展現他們對「臺獨」的忠誠，因為對他們來說，「臺獨」是客觀知識，這是「天然獨」的重要特徵。他們沒有老一代「臺獨」人士那種「自憐」與「悲情」，反而能不假思索、充滿自信地展現對「臺獨」的忠誠與對「中國」的仇恨。
石佳音說，第三，「臺獨」的方法論是「想像的共同體」／建構論的民族主義。「臺獨」引用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將「中國」、「中國人」、「中華民族」虛化，並倒過來進行「臺灣國」與「臺灣民族」的國族建構，這是「臺獨」意識形態的方法論。
石佳音表示，事實上，「國家／民族共同體」是基於歷史上的共同命運而生成，必須符合道德，而非只靠想像就可任意捏造。但「臺獨」刻意忽略國族認同的「道德原則」，利用西方理論「大師」的加持與包裝，將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視為合理。「雖然『天然獨』是『人造獨』，但是被當做客觀知識來學習的時候，這種信念就很難被改變。」
「天然獨」如何破解？石佳音說，第一，刻意地拒絕使用「臺獨」語彙，如終戰、日治。第二，要拆穿「臺獨」的知識論：歷史是人群的歷史，不是地質學的附屬領域。第三，要批判「臺獨「的方法論：「民族」不是「任意想像的共同體」，必須符合史實與道德。
石佳音說，總之，我們在看待兩岸關係以及進行反「獨」促「統」工作時，要注意輕重緩急，不僅要收回領土，還要達到心靈契合。輕重方面，文化促「統」應該重於武力促「統」、經濟惠臺等。緩急方面，要確定史觀重於史料的觀點：衝擊「臺獨」的史觀（不只是史料），重建符合歷史與道德的臺灣史。
「兩岸融合視野下臺灣史論壇」由福建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主辦，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軍事科學院、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安徽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浙江大學臺灣研究所、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福州大學、臺灣佛光大學、臺灣藝術大學及福建省檔案館、臺灣文獻館等臺灣史專家學者70餘人出席了本次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