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餐桌上，經濟學家瑪麗安娜·馬祖卡託（Mariana Mazzucato）都發揮了她作為溝通者的非凡技能，使其家人在倫敦疫情封禁期間也閒不起來。
她和她的丈夫，義大利電影製作人卡洛·克雷斯託羅-迪納（Carlo Cresto-Dina），堅持每天晚上在他們倫敦的家裡坐下來吃一頓正式的晚餐。交談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混搭著使用義大利語和英語。學校、工作、電影和經濟都是他們討論的話題。「我們通常會選擇一個話題來討論，對於我們來說，每個夜晚都是和孩子們之間的一場大辯論。」克雷斯託羅-迪納說道。4個孩子的年齡分別是20歲、17歲和14歲（最小的是一對雙胞胎）。「在封禁期間，她還給雙胞胎布置了一個關於數字鴻溝的研究項目，」他說，當時「他們很不樂意，大聲嚷嚷著表示抗議。」在家庭之外，馬祖卡託已在經濟和公共政策領域深耕了10年，是該領域的一名「鼓動者」。她的主要觀點是，各國政府需要利用手中的權力，以人類福祉的提升為目的來領導創新。目前，作為多個國家疫情應對特別工作組的成員，同時也作為她尋常所扮演的經濟界鼓動者，她正專注於將自己的觀點應用到新冠疫情危機的應對中。「我們無法真正擺脫新冠疫情，」她說，「除非我們重新深入思考國家的作用，確切地說就是，它是做什麼用的？」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頗具爭議：政府的職責是設定遠大的目標，明確其中涉及的各項任務，鼓勵創新並投資創新，統籌管理整個過程，並最終使公眾受益。這種觀點與現代的政治常識相矛盾。在人們的傳統認知裡，政府的職責是在災難發生之後收拾殘局並解決嚴重的市場失衡問題，而如果政府無法勝任，那它就需要虛位讓賢，由私人企業引領創新。馬祖卡託說，正是這種觀念導致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大波破壞性的政府緊縮政策，尤其是在歐洲。她說：「我所看到的只是以創新的名義削減社會服務和公共投資。」作為創新領域的專家，她感到震驚，甚至恐怖。她在2013年出版的《創業型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謎》（The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一書中闡述了為什麼自己要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她在書中指出，醫療保健、科學技術以及其他領域的許多私人創新都依賴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那些研究是私人企業不能或不願投資的。她在一次採訪中表示：「如果我不是曾親眼目睹那些苦難，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會開展這項工作。」馬祖卡託認為，在世界不同地區，新冠疫情造成的痛苦程度不同，這個事實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論點。這位52歲的義大利裔美國人是倫敦大學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專注於創新和公共價值領域，她也是倫敦大學學院「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的創始人。「我們看待國家的方式過於狹隘，這會導致國家的能力被空心化，」她說，「如果政府的作用只是修復市場失靈，之後就功成身退，那麼它就沒有太多動力對知識創造機制進行投資，無法參與價值的共同創造。」她表示這在英國和美國尤其明顯，在這兩個國家，政治領導人削減了公共衛生資金，並降低了政府自身的價值，這最終削弱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馬祖卡託還認為，相比之下，一些小得多、不那麼富裕的國家的政府在疫情應對上比美國和英國更有效。她以越南、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紐西蘭和丹麥為例，這些國家或省/州長期以來在政府能力方面做了大量投資，在採取封禁措施、提供防護設備和塑造公民對政府的信任等方面表現都很出色，因此也能夠更好地應對危機。《創業型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謎》出版之後，馬祖卡託儼然已經成為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她在2018年出版的《萬物價值：加入並決策全球經濟》（The Value of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對其論題作了進一步拓展。她成了英國電視新聞節目的常客。她出現在CNN、PBS和BBC廣受歡迎的「荒島電臺」廣播節目中，並在今年和去年都在TED大會上發表了演講。她定期為《金融時報》和《衛報》等雜誌撰寫評論文章，還先後被《連線》《倫敦時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石英》和《快公司》等媒體作為評論人物進行專門報導。在這個過程中，馬祖卡託獲得了多個經濟學獎項，被多國政策制定者爭相聘用為顧問，一時間炙手可熱。南非、義大利和梵蒂岡都邀請她加入其疫情應對特別工作組。目前她分別擔任著蘇格蘭政府的經濟顧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增長顧問、挪威的研究政策顧問以及歐盟的研究和創新顧問。馬祖卡託出生在羅馬，在她5歲時，她的核物理學家父親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等離子物理實驗室的一份工作，於是她跟隨父母來到美國。她從教烹飪藝術的母親那裡學會了義大利烹飪和烘焙。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公立高中畢業之後，她去了麻薩諸塞州的塔夫斯大學完成了本科學業，並從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過去的20年裡，她大部分時間裡都在英國工作，2017年，她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工作。「她改變了關於政府角色的討論。」艾默斯特市麻薩諸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格雷戈爾·塞米紐克（Gregor Semieniuk）說。他曾在位於英國布萊頓的蘇塞克斯大學與馬祖卡託一起做博士後研究。「她非常雄辯地論證了這樣一點，即政府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可以推動而不是阻礙問題的解決。」他說。馬祖卡託在《創業型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謎》中指出，美國政府一向資助製藥研究，這間接幫助了製藥商發明新的療法，其在研發蘋果手機和相關產品背後的技術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她認為，這些案例可以說明政府可以推動創新，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經濟更快增長並廣泛提高社會福利。這位教授經常引用美國政府20世紀60年代主導的人類登月計劃，該計劃當時曾在幾十個領域掀起創新的浪潮。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同她的觀點。內布拉斯加州大學奧馬哈分校的經濟學家阿瑟·戴蒙德（Arthur Diamond）認為，馬祖卡託的觀點聽起來太像由中央計劃的產業政策，他認為這個路子行不通，因為就其本質而言政府無法促進創新。在他2019年出版的《對創造性破壞放開心態：保持創新的活力》（Openness toCreative Destruction: Sustaining innovation Dynamism）一書中，他提出，真正推動創新的是那些深深沉迷於自己的研究創造且能從中獲益的企業家，他們之所以能成功，憑藉的是熱情、執著、直覺以及普通又老式的不斷試錯，最後或許再加上一點運氣。「政府決策者不會那樣深地專注於問題，不會有詳盡細緻的相關資料和信息，也不會有能力跟隨直覺找到突破性的解決方案。」戴蒙德說。對馬祖卡託最尖銳的批評可能來自阿爾貝託·明加迪（Alberto Mingardi），他是米蘭語言與傳播自由大學的政治思想史學家，同時還擔任著義大利自由市場智庫米蘭布魯諾·萊昂尼研究所（Istituto Bruno Leoni）的總幹事。2015年，他發表了一份長達23頁的對《創業型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謎》的評論，裡面列出了32條參考資料。他認為，馬祖卡託的「證據是不可靠的」，而且「儘管她對政府干預大加讚賞，稱其十分有益，但她未能證明那些幹預是在有意識地引導下取得了那些特定成果」。他在一次採訪中表示：「我的看法是，她的《創業型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謎》是圍繞這樣一個核心觀點展開論述的，即軍方的技術投資對民用經濟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但她假裝這些不是積極的溢出效應，而是指向性政策的結果，與此同時，她卻未能證明自己的論點。」馬祖卡託回應稱，這些批評忽略了政府在新技術研發的早期階段（同時也是風險最高的階段）所提供的支持。她表示，蘋果公司的史蒂夫·賈伯斯和微軟的比爾·蓋茨均曾表示自己是依靠某些業已存在的科技進步才得以開創自己的事業，而那些科技進步則要歸功於由政府資助的組織。她又補充說，已有62年歷史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其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了承擔風險，今天的信息技術和網際網路正是建立在它們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如果政府部門如此不適合追求直覺和意外收穫，你如何解釋美國在花費了數十億美元之後建立了全球定位系統，多年之後又扶持了市值數十億美元的計程車公司？」馬祖卡託說，「如果優步是創造性顛覆的典範，你又如何解釋它是如此完全徹底地依賴於完全由政府支持和開發的創新呢？」「相反，國家應該給經濟指明方向——儘早進行必要的投資，但同時也要管理好這個過程，以確保國民能夠從中受益。」她說。這意味著要確保專利不被濫用，藥品的價格能夠反映出政府在其研發過程中投入的公共資金，這樣就可避免讓納稅人再次掏錢買單。她認為，這需要一種塑造市場、而非操縱市場的政策方針。馬祖卡託寫了《萬物價值：加入並決策全球經濟》，她說：「因為，即使我在《創業型國家：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謎》中的觀點真的流行起來，並最終在許多國家引發真正的政策變革，我們最終也需要直面誰才是財富的創造者這一根本原則，尤其需要面對『什麼是價值』這一基本經濟理論的影響和後果。」新冠疫情使這個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因為，許多被認為是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作者——從雜貨店店員到送貨司機，再到護士和醫院護理員，也有一部分屬於最低收入者。馬祖卡託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中與會計相關的扭曲：GDP計算中計入了金融服務，因為，儘管這種服務沒有創造任何新的東西，但其過程中會產生費用；另一方面，人們又很難對健全的公共衛生或公共教育體系進行估價。「我們需要重視經濟的基本部分並為其提供所需的資源，」馬祖卡託說，「價值的創造未能與這類工作者分享，這意味著實際工資增長沒有跟上生產力的增長。」馬祖卡託在其第二本書裡指出，美國今天的經濟規模已是40年前的3倍，但經過通脹調整之後的工人工資並沒有太大增長。馬祖卡託認為，在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在支撐經濟和救助企業的同時，應當利用其影響力和手段對競爭環境進行大幅調整。她認為，政府撥款和貸款應附帶嚴格的條件。例如，作為救助的附帶條件，政府可以要求航空公司降低碳排放。在《紐約時報》7月1日的一篇評論文章中，馬祖卡託敦促實施「公民分紅」，並主張政府應當在與公共資金有關的企業中持有股份。她寫道：「這樣做只是在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作為企業的首選求助對象，政府可以像一位對綠色轉型等社會項目進行投資的風險投資家一樣思考和行事，並從中獲益。」「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競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馬祖卡託在文章中寫到，「藥品的售價並沒有反映出政府通過公共資源對醫學研究的巨額投入——2019年，這一數字超過了400億美元。新冠疫苗在定價時必須考慮到公共資源對研究的資助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公私合作關係，並確保疫苗相關專利得到分享，而且疫苗必須能普遍獲得，並且需要是免費的。」在倫敦羅素廣場的一個六層建築裡，馬祖卡託主持著她創立了兩年半的「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她的一個30人團隊正在開發一個公共管理碩士項目，重點專注於創新、公共政策和公共價值等領域。她的目標是通過培訓公務員將自己的理念應用於政府工作中。憑藉來自教學收入、研究基金和政策諮詢的預算，該研究所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幫助蘇格蘭建立了一家全國性投資銀行，幫助歐盟採取了一項基於任務的研究和創新政策，並協助英國政府制定了一項創新和產業戰略。卡蘿塔·佩蕾絲（Carlota Perez）是一位專門研究技術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英裔委內瑞拉學者，在她看來，馬祖卡託的主要貢獻是挑戰了人們對政府角色的認識和提出了價值和價格脫節的問題，此外，她還通過與政府的合作將理論和政策實踐重新聯繫了起來。佩蕾絲是馬祖卡託研究所的名譽教授，曾在2002年出版《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Technological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一書。「她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性，敢於直面勢力龐大的經濟學界的建制派；這些建制派學者很多次都未能識別泡沫和預測崩潰，根據他們的理論制定的政策也從未獲得真正的成功，但它們仍然十分頑固地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佩蕾絲說道。長期以來，女性在經濟學領域始終處於劣勢地位，但馬祖卡託最終脫穎而出。在佩蕾絲看來：「她是一個明星，是女性所能取得成就的絕佳典範。」就馬祖卡託自己而言，她認為自己的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這一次，對於政府削減預算來拯救遭受疫情衝擊的全球經濟的做法，迄今鮮有人討論。但她發出了警告。「要保持警惕，」她說，即使各國政府打開了財政的水龍頭以應對疫情造成的下行壓力，「也不要認為我們不會面臨財政緊縮。」她認為，英國已經有人提出了「負擔分攤」的說法，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償還由中央政府墊付的資金。「這將意味著政府會削減在疫情期間逐漸為人所了解其價值並被稱為『必需品』的服務、系統和結構，」馬祖卡託說，「前方還有一場大戰。」
作者：鮑勃·席米森（BOB SIMISON） 自由撰稿人和編輯，曾在《華爾街日報》《底特律新聞報》和彭博新聞社等機構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