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蘇軾於杭州任上應友人孫莘老之請作《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詩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蹟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1]這裡的「徐家父子」即指唐代書家徐嶠之和徐浩父子。徐浩字豐腴多肉，蘇軾以「秀絕」贊之，認為其書秀而不弱，且內藏骨力，並以此反駁杜甫「書貴瘦硬」的觀點。蘇軾在詩中將徐浩與王羲之、顏真卿同列，足見當時其推崇之重。
了解東坡書法，我們知道他受王羲之、徐浩以及顏真卿三人影響很深，但他晚年卻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字與徐浩相似，他說：「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2]「世或以謂」，足見蘇軾之學於徐浩、風格與徐浩之相似，已成為當時人們的一種共識。文末僅以「非也」二字否定，卻沒有作出詳盡的說明，與東坡精於言辭、長於議論的形象頗不相類，稍顯底氣不足。其子蘇過則為其父有大段「辯解」，其言曰：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3]
有研究者就據此認為：「眾所周知，蘇軾是一位至誠君子，為人直率坦蕩，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所以，在其書法是否師法徐浩的問題上，他沒有必要隱諱、也不可能刻意迴避這一問題，因而，他明確強調自己的書法沒有師法徐浩是可信的，我們應該相信這一點。」[4]這是難以讓人信服的結論。因為蘇軾並沒有直接否認自己學過徐浩，只是不願世人認為其書法與徐浩相似，否認蘇軾師法徐浩的是其子蘇過。
蘇過於何時何地、何種背景下發出此言論，現今已很難做出精確的考證，但我們可以看到，蘇軾口中的「世或以謂」在他這裡變成了「俗手不知」而「妄謂」，否定之意味愈發強烈，仿佛唯恐避徐浩而不及。然而就在這段義正辭嚴的「申明」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蘇過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即他僅指出蘇軾「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對其父在二王與顏真卿之間的取法對象卻避而不談。而這一點恰恰在黃庭堅那裡說的很明確：這個中間的過渡者就是徐浩。黃山谷的題跋有很多記錄東坡書法的文字，成為我們研究蘇軾書法風格演變不可缺少的材料。黃氏謂：
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圓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毫勁多似之。[5]
（東坡）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6]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 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7]
黃庭堅為我們大致勾勒出東坡的學書歷程，其師承順序大致為：王羲之-徐浩-顏真卿-李邕。黃山谷論書，東坡向來是信服的，且常能妙契於心，如黃庭堅「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蘇子瞻一聞便欣然耳。」[8]又如：「餘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9]但是，何以在取法徐浩問題上山谷卻被蘇氏父子不點名地批評了呢？而又為何東坡之學徐浩幾成定論，蘇氏父子卻要極力否認？這裡當然有美學觀念上的不認同，即斜川所謂「刻畫嫵媚之態」。然而，倘若蘇軾真的沒有學過徐浩，山谷卻在蘇字的題跋中一再提及此事，這是難以說通的，且以黃山谷之人品及其與東坡的交情，更沒有理由憑空捏造一個子虛烏有的蘇軾在書法上的師承。
對於蘇過與黃庭堅的這一分歧，有識者如明末馮班就說：「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卻云：不然。我信山谷。」[10]其實，去蘇黃時代不遠的胡仔就已關注到了這一隱約的矛盾，但並未說出其背後的原因，他說：「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11]可見，若僅以蘇過一家之言，就判定東坡書學徐浩之為非，而不詳究其言論背後的隱情，是難以站得住腳的。因此，蘇軾父子「深諱」所為何，這正是需要我們鉤沉考索之所在。
一、顏魯公陰影下的徐浩
徐浩與其父徐嶠之並有善書之名，董其昌嘗謂：「徐嶠之、徐浩父子擅臨池之能，故是唐之羲、獻。」[12]足見徐氏父子在唐代書名之盛。《新唐書》載其以書見寵於時君之事：「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冊，寵絕一時。」[13]事亦見《舊唐書》。徐浩傳世墨跡為寫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八月的《朱巨川告身》，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這是一份當時委任官職的文件，觀其用筆豐厚而飽滿，雍容且沉穩，於精緻內斂的初唐書風之外開出新的氣象。
後有元鮮于樞、張斯立、張晏，明董其昌等人跋，慧眼如董其昌，就在跋中直接指出「東坡先生實學其書」[14]。而張晏跋此卷謂：唐開元、大曆之際，善書有顏李之流，高出群表，獨徐浩震名其間。又引李邕語云：徐季海書，若青雲之高，無梯可上；幽谷之深，無徑可尋。開元以來，無與比者。李邕此語真實性有待考證，但確實反映了徐浩書名冠絕當時，恐怕要使顏真卿都退居其次。
徐浩與顏真卿屬於同時代的人，有「大曆十才子」之稱的詩人盧綸曾賦詩云：「挺贇惠學該儒釋，袖有顏徐真草跡」，這是顏真卿與徐浩二人並稱「顏徐」較早的記載。可是二人的直接往來並不見於史籍，其原因可能是徐浩為當時宰相元載的黨羽，而顏真卿之所以被貶峽州別駕，正是因為得罪了元載，直到元載被誅才得以回到朝中。據朱關田先生推斷，「徐、顏兩人或因宗派相異，忠奸有別，遂致互不往來。」[15]朱關田先生在這裡用「忠奸有別」，其實不無道理。前文所提徐書的作跋者張晏，曾將《新唐書·徐浩傳》全文抄錄於跋後，而恰恰隱去了史書最後一句，即：「（浩）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16]這是跋者有意識地溢美而隱惡，因為它涉及到徐浩的人生汙點。
徐浩在正史上留下了三件醜聞：一、嗜財貪佞，賄賂權相。徐浩晚年任職廣州，大肆聚斂錢財，且「傾南方珍貨以賂載」[17]，載即顏真卿政敵元載，《資治通鑑》記元載當時「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18]二、典選營私。徐浩做吏部侍郎掌管官員選拔時，曾託同事薛邕將其妾之弟侯莫陳怤假冒優等，擬任長安尉，此事遭御史大夫李棲筠彈劾，引起代宗震怒，貶徐浩為明州別駕。三、惑於女色。徐浩晚年寵溺其妾侯莫陳氏，以至於讓她幹預政事，為當時輿論所貶，這也最終導致了徐浩晚年的身敗名裂。
如果說在唐代，徐浩與顏真卿的書名可以並駕齊驅甚至稍佔上風的話，進入北宋之後，二人可謂位遇懸邈。其主要原因當來自經歐陽修、蘇軾等人提倡的一種新型書法批評觀，這種觀念逐漸為當時的士大夫所接受，並影響著後世甚至一直到今天書法的評判標準。歐陽修在跋顏真卿所書殘碑時曾說：
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邪？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19]
這種「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的理論在蘇軾那裡得到了深化，他說：「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蘇軾在這裡強調的是書家的品格：如果一位書法家人品有瑕疵，那麼即使他的字再好，也不足為貴。遵循著歐、蘇倡導的這一傳統，北宋士人在談及顏真卿書法時，對其作為大唐忠臣烈士的褒揚可謂不遺餘力，甚至已經到了可以不談其書法的地步。北宋關於顏真卿書法的言論甚多，取其具有代表性的，茲列於下：
餘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20]（歐陽修）
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21]（蔡襄）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嘆嘻。[22]（蘇洵）
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23]（蘇軾）
惜哉！其發於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揚子云以書為心畫，於魯公信矣。[24]（朱長文）
餘觀顏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魯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25]（黃庭堅）
惟其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26]（《宣和書譜》）
在顏真卿如烈日般高大形象的照耀下，徐浩實在顯得有些暗淡無光。對其評價本就不多，即使有所議論也頗含有微辭。如北宋舊黨領袖司馬光稱徐浩書是「鋒鋩半折猶能健，圭璧微瑕自足珍」[27]，詩本是為徐浩所書的一塊「石有微釁」的詩碑而發，「鋒鋩半折」、「圭璧微瑕」原是指石碑上的裂縫，但這樣的語句很難不讓我們聯想到徐浩晚年「為時論所貶」的那些不光彩的事跡。
黃庭堅常將徐浩與顏真卿比較而著意凸顯顏書。在黃氏對徐浩書跡的題跋中，徐浩尚可與顏書並駕，認為二人有「骨」「肉」之異趣[28]，徐浩書「少令韻勝，則與稚恭（按：庾翼）並驅爭先可也。」[29]而在顏書的題跋中，山谷對於顏真卿的極力推崇就使得徐浩顯得黯然失色了，其謂：「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30]又曰：「餘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仿佛。」[31]前文曾引歐陽修褒獎楊凝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在書品與人品具佳的顏、楊的對比之下，徐浩與沈傳師二人當然要退避一旁。
如果說黃庭堅對徐浩還褒貶相間，到米芾則純是以批評為主了，其《海嶽名言》云：「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云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32]又：「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33]米芾在這裡幾乎要取消掉徐浩作為書法家的資格，認為他的楷書大小一倫、狀若算子，缺乏藝術性的變化，而將他貶為官府中抄寫文書的一俗吏。
第二句中的「更無氣骨」，不僅評價徐浩晚年所作字，實牽涉到道德的評價，暗含了對徐浩以書法「合君所好」的行為的不齒，這一點將在第三節詳述。「惡札」是米芾評論唐代書家的常用語，顯然徐浩也未能逃脫這一評價。米芾雖對顏楷也頗有微詞，但在評價顏真卿《爭座位帖》時，宋人書品與人品結合的論書方式也體現在米芾書論當中，他說：「此帖在顏最為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34]可見，米芾尊顏抑徐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至此，顏、徐從唐時的平分秋色，顏稍遜之，轉化成之後兩人的高下截然二分，宋人有意識的選擇實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樣的顏徐優劣論在後世影響深遠，如南宋重臣王十朋在評價張孝祥書法時就形容其「嚴霜烈日如魯公，抉石奔泉陋徐浩」[35]，以「如魯公」、「陋徐浩」贊其書，顏、徐二人在人們心目中地位之高低顯而易見。這樣我們就很好理解為何在面臨對顏真卿與徐浩二人的選擇時，蘇軾會毫不猶豫地站在顏真卿的一邊，黃庭堅曾透露：「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餘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36]蘇軾將自己視作顏真卿，其書法也確實受到顏真卿很大的影響，這都決定了他對自己早年曾取法徐浩的經歷閉口不談。
二、蘇軾與仙遊蔡氏的交遊與唱和
北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蘇軾於六月除杭州倅，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熙寧七年（1074）九月移知密州，在杭近三年[37]。據現存文獻可知，在杭三年時間裡蘇軾與仙遊蔡氏的交往至少有三次，其中一次就記載了蘇軾與蔡京同學徐浩的事情。蔡京之子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載：
魯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筆法於伯父君謨，既登第，調錢塘尉。時東坡公適倅錢塘，因相與學徐季海。[38]
在蘇軾赴杭任職的一年前，即熙寧三年（1070），剛中進士的蔡京調錢塘尉，也來到杭州，並於熙寧五年（1072）改舒州推官，東坡與蔡京「相與學徐季海」事即當發生在二人同在杭州任職時期，即熙寧四年（1071）到熙寧五年（1072）之間。此時蘇軾對徐浩書法還持欣賞、學習的態度，前文所引《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即作於熙寧五年（1072），與蘇、蔡「相與學徐季海」的時間重合，可證蔡絛所記不謬。
蔡京之父蔡準與蘇軾亦多有交集。蔡準為興化仙遊（今屬福建）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進士，仕秘書丞，歷都官郎中，官終侍郎。北宋名臣胡宿在任命蔡準為秘書丞時，贊其「以幹時之良」、「奮繇藝文」，為「清流之選」。[39]其事跡又見《曲洧舊聞》卷八。
蔡準與蘇軾的交遊也發生在蘇軾於杭州任上，即熙寧四年（1071）到熙寧七年（1074）之間。《浙江通志》引《大滌洞天記》載：「在洞霄宮東南，青檀山前，嵌空數丈，盤石叢竹可以遊息。熙寧間東坡為杭通守，同蔡準、吳天常、樂富國、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日華，幅巾藜杖，盤桓於此，後人號曰『來賢』。」[40]事亦見《洞霄圖志》，所記大致相同。洞霄宮，又稱大滌洞天，始建於漢元封三年，其址位於今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轄內。李白、陸遊、範成大等到此均有詩歌題詠，為當時名勝，「宋天聖四年，詳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四處。以此為第五。」[41]
在熙寧間同遊洞霄宮的七人中，蘇軾與蔡準都為此次遊賞留下詩作，蘇軾賦詩云：「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閒。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42]蔡準詩於《全宋詩》僅存一首，即為此次遊歷而作，詩云：「大滌洞沉沉，天柱峰嶪嶪。人世悲落花，觀松無易葉。朝夕樵風生，雲鶴閒情愜。何當採玉芝，真蹤從此躡。」[43]
蘇軾還曾於熙寧五年（1072）四月受蔡準邀請與其同遊西湖。蔡準的詩雖然已不可見，但在蘇軾所作三首和詩中，我們除了可以了解蘇軾於杭州任上的心境外，還能夠看出蘇軾同蔡準交誼之真摯。這三首詩並非一般的應酬之作，而是東坡將自己對當下人生的真切體悟和真實情感放了進去，可稱這一時期的佳作。蘇軾《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宦遊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卻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弦，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卻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44]
西湖四時之景引發了詩人的感慨：西湖之景，冬去春來，四時有序，而只有我在這宦海中沉浮，茫然不知歸處。「錢塘宦遊客」即蘇軾自謂，史書記載了他自求外放的原由：當時王安石創行新法，蘇軾上書論其不便，「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45]，蘇軾因反對新法遭彈劾，便主動請求到地方做官，並非被貶，因此「朝推囚，暮決獄」的誇張說法，表現的是詩人其道不行、不為世用的苦悶情緒。「麋鹿遊汀洲」，當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不正是他在京為官時的心境嗎？而現在自己偏居「江湖」，無從過問政事，平生所學無從施展。接著東坡表示自己願追慕陶淵明之風，無心於外物，釋放率真天性。詩的最後更顯出蘇軾的豁達，我們看到他並沒有因外任、脫離政治中心而徹底消沉，而是像陶淵明一樣回歸田園生活，回到自然中尋找趣味。那些瑣屑細事都如浮雲過眼，絲毫不會積鬱於胸。他提醒人們，那種對功名無止無休的追逐，往往會使人們失去了「本心」。
由上述蘇軾與仙遊蔡氏父子的交遊與詩歌唱和可知，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與蔡氏父子時有過從，他和蔡京是一起習書的筆墨同好，與其父蔡準則是共遊山水的伴侶。然而，蘇軾在離開杭州後的二十多年裡，與蔡家幾乎再也沒有往來，其中原因當是新舊黨爭直接導致了兩家此後的決裂。蔡京在離開杭州後，通過積極實施新法，迅速成為了王安石變法的重要繼承者，而王安石所倡導的新法卻又是蘇軾一貫批評的對象。在北宋，因新舊兩黨政見不同而使曾經的摯友成為勢同水火的政敵，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其中蘇軾與章惇就是一個顯例。蘇軾一生的仕途生涯遭到新黨接連不斷的打壓，直至被貶到海南儋州，最終逝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北歸途中。
當然，這對曾經書法上的友人交惡，不僅出於政治立場的不同，更有蘇軾對蔡京專橫擅權、營私聚斂諸種小人行徑的不齒。如果說王安石、司馬光二人意見相左時還儘可能地恪守儒家之道，因為其目的都在使國富民安。而徽宗即位，蔡京專政，這種君子之爭就被扭曲為新黨借政見不同之名，對異己分子的殘酷迫害，其結果自然是禍國殃民。徽宗崇寧二年（1103）蔡京親自書寫《元祐黨籍碑》，列司馬光、蘇軾、蘇轍、黃庭堅等人為奸黨，此時蘇軾已經過世，而其子蘇過卻因此一生都未曾在政治上真正施展抱負。宣和年間，蔡京參與編訂的《宣和書譜》更將蘇、黃排斥於外，而吹噓自己可與「本朝第一」的蔡襄並駕齊驅，且「飄逸過之」。然而無論蔡京如何以權謀私將其書名誇大，都無法掩蓋他被載入《宋史·奸臣傳》的事實。蘇過不願有人再提東坡曾學徐浩，這實與東坡當時同學者蔡京的斑斑劣跡有著很大的關係。
三、「合君所好」與「趣時貴書」之忌
前文我們提到蘇軾早年與蔡京同學徐浩書法的經歷，而為何蘇、蔡所習為徐浩書法而非其他書家？這是我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蔡絛在《鐵圍山叢談》中透露了一個消息，即宋神宗趙頊對徐浩書法的喜好，在當時的士大夫中間掀起了競相摹仿徐浩字體的一股熱潮。蔡絛云：
當是時，神廟喜浩書，故熙、豐士大夫多尚徐會稽也。[46]
一位帝王的書法趣味往往能夠影響整個時代書法風格的趨向，如唐太宗之於大王書，自不待言。而另一位唐朝皇帝唐玄宗，同樣也因自己的書法品味扭轉了他那個時代的書風。胡仔云：「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47]胡仔指出了唐代書風至玄宗朝有所轉變的現象，然未分析其背後原因。米芾《海嶽名言》則說得很清楚：
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48]
米芾認為，唐玄宗以前，褚遂良、陸柬之、徐嶠之這些書家的書法風格多以瘦勁為尚，頗含韻致，而由於玄宗字體偏肥，書家也都逐漸將筆跡轉肥，以迎合君王之喜好。在這裡，米芾將矛頭直指徐浩，認為他是當時以書媚上的始作俑者。黃山谷嘗以「姿媚」解東坡書，純然是以美學風格作為評判標準的，並不暗含道德影射，然而即便如此，也使聞「媚」色變的蘇過要搬出「至大至剛之氣」、「端乎章甫」這些合於儒家倫理的說辭為其父書作增色。而其斷然否認東坡之學徐浩的緣由，也就不言而喻了。
米元章書論常常一針見血，其《書史》最後一段記錄了宋初亦有「合君所好」、「趣時貴書」的現象：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鐘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樸拙，是時不謄錄，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49]
這種現象黃庭堅也有關注，他在評價當時名臣宋綬的書法時說：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遊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綈錦。[50]
從宋太宗之好鐘王，到李宗諤的「肥褊樸拙」、宋綬的「朝體」，再從韓琦之推重顏書，到蔡襄、王安石相繼顯貴，上層執書壇之牛耳者更迭輪替，下層士子們則紛紛作「牆頭草」狀。儒家經典《禮記》中記錄了孔子對於君王、居上位者的告誡：「子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51]人皆有情，然對於一個君王來講，其好惡往往牽動著整個國家的興衰，故此不可不慎。《孟子》中亦有相似言論，孟子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52]他還引用了孔子在《論語》中的話，以此作君子、小人之德的區分標準：「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53]北宋士大夫多出身寒微，他們通過研習儒家典籍，經過科舉的層層選拔逐步走向政治權力的中心。孔、孟關於君子、小人之辨，士當如何約束自己的行為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君子的言論，這些信仰儒家的士大夫們應當早已爛熟於心，也自然成為他們共同遵循的道德標準。
以此觀之，倘若蘇軾也趨時風所尚，因神宗皇帝對徐書的偏愛，亦學作徐字，這一說法如果成立，無疑會使他陷入不太光彩的道德非難之中。且徐浩書法本身就被米芾指摘為「以合時君所好」，那麼若有習此「媚」書以取悅時君的過往經歷，則更是蘇軾所要諱莫如深的了。
結 語
宋哲宗紹聖三年（1096）正月十二日，此時已至暮年的蘇軾正於惠州任上，應法舟禪師之請作《寶月塔銘》，因為客人不遠萬裡來求，他還特意強調了自己所用文房器具之佳：「使澄心堂紙，鼠須筆，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選也。」[54]這是以此表示自己對書作的用心。黃庭堅在其後跋云：「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55]在山谷看來，東坡直至生命的最後幾年都沒有徹底擺落早年學徐的影響。但這並不是什麼遺憾的事情，因為徐浩圓熟秀勁的書風已經內化於東坡心手之間，並和其他諸名家一起構築了蘇軾自己超逸不群、迥然絕俗的書法風格。這不是其子蘇過簡單的幾句話就能夠否定的，難怪晚清書家王同愈要批評蘇過「斤斤以學徐為先人諱，不知坡老正得力於會稽，千百年後猶能識之。」[56]
其實，理解這時東坡的書法，大可不必斤斤計較於取法何家，還是隱諱何家，因為東坡早已將自己對書法的天才理解和對生命悲歡的直接感悟融匯於筆端，創造了一件件非東坡之手不能出的千古佳作。
注釋：
[1][44] 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第二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頁738、672-674。
[2][5][6][7][8][9][23][24][25][28][29][30][31][32][33][34][36][48][49][50][54][55] 盧輔聖《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頁632、714、688、688、719、687、637、278、693、684、685、687、688、976、977、966、688、976、974-975、691、634、634。
[3]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五，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2553冊，商務印書館，1939，頁41。
[4] 於信《蘇軾師法徐浩辨析》，《中國書法·書學》2018年第12期。
[10] 馮班《鈍吟書要》，崔爾平《明清書論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頁556。
[1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2569冊，商務印書館，1937，頁653。
[12][14] 黃惇《董其昌書法論注》，江蘇美術出版社，1993，頁216、215。
[13][16] 歐陽修等《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頁4965、4966。
[15] 朱關田《唐代書法考評》，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頁103。
[17][18] 司馬光《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56，頁7214、7213。
[19][20]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頁1970、2259。
[21]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629。
[22] 蘇洵《嘉祐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969-970。
[26] 盧輔聖《中國書畫全書》第二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頁14。
[27] 張毅、於廣傑《宋元論書詩全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頁34。
[35] 王十朋《梅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1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384。
[37] 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頁214、284。
[38][46] 朱易安等《全宋筆記》第三編九，大象出版社，2008，頁219、219。
[39] 胡宿《文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746。
[40] 《浙江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343。
[41]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頁3771。
[42] 鄧牧《洞霄圖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426。
[43]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五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3379。
[45] 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1977，頁10808。
[47]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2560冊，商務印書館，1937，頁93。
[51] 王文錦《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16，頁740。
[52][5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1，頁236、130。
[56] 王同愈《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480。
作者：周一凡｜四川大學藝術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