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討論，獻給不平凡的2020年.
遭受創傷的社會
作者：Vamýk D. Volkan
翻譯：王蘭蘭 校對：仇劍崟
仇劍崟：2020已經被定義為「無價的年份」，對它的告別一定繞不開新冠大流行。跨年之際，我們重溫Vamýk D. Volkan教授對社會群體創傷的田野研究及其精神分析視角之下的經典之作，並邀請賈曉明、霍大同、曾奇峰、吳和鳴、李孟潮、嚴和來做簡短評述。願心靈借創傷而成長，真實安住於當下，不恐懼未來。
（註：文章較長，請耐心閱讀）
在經歷了巨大的創傷(影響成百上千甚至上百萬人的災難)之後，許多人會患上各種形式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這一章的重點超越創傷後應激障礙。我將不研究個體對巨大創傷的反應，而是關注社會反應。社會反應可以分為兩類：第一種反應是修正或啟動社會/政治進程，這反映了對大規模災難的共同心理反應。第二種是跨代傳遞，即受影響群體的成員將某些心理任務傳遞給下一代，甚至是那些災難發生時沒有出生的人，這使得最初的創傷的影響在幾代人中「存活」下來。然而，在研究這兩類社會反應之前，重要的是要考慮造成巨大創傷的原因，因為社會反應因災難原因的不同而不同。
不同類型的群體創傷
有些災害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如熱帶風暴、洪水、地震、森林火災、火山爆發等。有些是人為的意外災難，比如1986年車諾比核設施的事故，它向大氣中釋放了大約50噸的放射性物質。有時，一位政治領袖的死亡會成為一個共同的巨大創傷，就像美國的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Wolfenstein & Kliman, 1965)和以色列的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 Erlich, 1998;Raviv等，2000)。還有一些時候，公眾會認同某些人，他們的行為增強了個人和社區的自尊，而這些人的突然死亡會成為群體創傷。這方面的一個例子發生在1986年，教師克麗斯塔·麥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和美國太空人在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時遇難(Volkan, 1997)，這對美國學生來說尤其痛苦，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關注著這次發射，因為麥考利夫被當成了他們的榜樣。當孩子遭受創傷時，父母也會被創傷。由於成千上萬的兒童受到了挑戰者號爆炸的創傷，它成為了一次群體的創傷。
一種非常特殊的共同災難是由於敵對團體的蓄意行動，如在種族、民族、宗教和意識形態衝突中。這種蓄意的災難從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發動的恐怖襲擊，到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發生的種族滅絕。在一些外部團體(「他者」)的攻擊中，受影響的團體變得被動和無助，有時情況還極其嚴重。在其他衝突中，就像在戰爭中一樣，雙方都是積極的，都可能作為受害者受到創傷。然而，通常很難區分不同類型的大規模災難。以1999年8月土耳其發生的地震為例，那次地震造成2萬多人死亡。這顯然是一場自然災害，但它也可以被認為是人為的意外災難，因為許多在地震中倒塌的建築物沒有按照適當的標準建造。災難發生後，據透露，一些建築商為了建造更便宜、更不安全的建築，賄賂了一些地方政府。此外，這次特殊的地震激發了民族感情。地震發生後，來自包括希臘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緊急救援人員趕赴土耳其幫助救援工作。通過公開希臘救援人員的照片和故事，土耳其報紙將希臘人作為一個群體「人性化」，幾十年來，他們一直被土耳其人視為「敵人」。事實上，就在地震前幾年，土耳其和希臘幾乎因為土耳其愛琴海海岸附近的一些巖石(Kardak/Imia)而爆發戰爭(Volkan, 1997)。雖然這次災難激發了積極的新的民族情緒，但土耳其的地震表明，我們並不能真正把一些自然災害的影響同鄰近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分開。
共同特徵
所有類型的大規模災難都具有一定的特徵：例如，所有類型的災難都威脅到受累個體的「基本信任」(Erikson, 1963)，而這反過來又造成了共同的焦慮和社會倒退(Volkan, 2002)。在生命的早期，孩子學會信任他或她的母親或其他照顧者。反過來，通過內化這種信任，他或她發展出一種廣泛性的基本信任。如果我們沒有發展出能夠拓展至對周圍環境以及對建造橋梁的工程師和駕駛飛機的飛行員的基本信任，我們就不能過橋或搭乘飛機。大規模的災難破壞了我們的基本信任感，並誘發了兒童時期的危險信號(弗洛伊德，1923b)，尤其是對失去母親、失去她的愛和她所提供的安全感的焦慮。
在土耳其地震後的兩個月裡，大約發生了4000次餘震。居住在受影響地區的人們的基本信任感遭受到了破壞。畢竟，如果你不能相信你腳下的土地，你還能相信什麼呢?利奧·蘭格爾（Leo Rangell）(1976)描寫了災難受害者的「地面」和「周圍環境」的破壞。對他來說，對土地和/或周圍環境的依戀是保持社會穩定狀態的精神前提。當地面和周圍環境崩塌時，一種對傷害威脅甚至自我毀滅的基本焦慮就會出現。當受到巨大創傷影響的群體成員也有這種基本焦慮時，可能會造成社會倒退。在地震後的第一年裡，我在伊斯坦堡注意到了大群體回歸的跡象和症狀，比如魔法信仰的增強。例如，許多人建造或想到要建造鐵籠來睡覺。他們相信如果再發生地震，鐵籠會保護他們。雖然採取或考慮採取這些預防措施所產生的安全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這種想法基本上反映了一種廣泛存在的魔法思維。鐵籠的建造反映了人們的基本信任感受到破壞以及對自體表徵受到傷害的焦慮。
對喪失(人員、土地、聲望、財富)的反應和哀悼在所有類型的大規模災難中都很常見。例如，我們可能會看到任何災難的倖存者都有倖存者內疚感(Niederland, 1968)。在任何形式的巨大創傷之後，社會恢復的程度取決於對凱·埃裡克森(Kai Erikson，1975)所稱的「社區組織」的傷害程度。如果這個組織沒有被撕裂，受影響的群體很可能會參與「生物社會再生」。這個過程可以用下面威廉士和帕可斯（Williams and Parkes ，1975)的例子來解釋: 威爾斯阿伯凡村發生雪崩，造成116名兒童和31名成人死亡。五年來，村莊中沒有失去孩子的婦女的生育率有了顯著提高。
在六年期間(1963-1968年)，賽普勒斯土耳其人被賽普勒斯希臘人強迫在非人的條件下居住在飛地，這在某種程度上間接地導致了生物社會的重建。他們遭受了巨大的創傷，但社區的組織仍然完好無損，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希望祖國土耳其能來幫助他們。只要他們有一個以現實為基礎的「救世主」——土耳其——這個巨大的創傷就不會撕裂他們的社區組織。阿伯凡的人口數量與增加的出生率「平衡」了喪失兒童的數量，而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則在籠子裡飼養長尾小鸚鵡。長尾小鸚鵡不是賽普勒斯本土的鳥類，但在這段時間裡，成百上千隻長尾小鸚鵡遍布四處，家裡、雜貨店和其他商店裡。在其他地方(Volkan, 1979)，我詳細描述了這些籠子裡的鳥是如何代表「被囚禁的」賽普勒斯土耳其人的。簡而言之，只要鳥兒還在歌唱，還能生育，賽普勒斯土耳其人的焦慮就能得到控制。鳥類的愛好是一種共同的防禦手段，以抵禦他們對滅絕的焦慮。 群體組織在任何形式的巨大創傷後被撕裂，如果周圍沒有「救世主」，那麼我們可以稱之為「生物社會退化」的現象就會發生。也就是說，這個群體處於一種倒退的狀態，這種狀態引發了某些活動，這些活動抑制了這個社會提高生命質量的活動，並表現出對受影響群體的攻擊。車諾比事故發生後，31人當場死亡，但由於輻射暴露導致的疾病，現在的死亡率已達數千人，而且還在繼續上升。這種不斷增加的生命損失不斷毒害著社會，使它處於一種倒退的狀態。輻射汙染的觀念已經持續了好幾年。在鄰國白俄羅斯，成千上萬的人認為自己受到了輻射的汙染，因此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幻想中，他們要麼阻止要麼終止懷孕，害怕生下有先天缺陷的孩子——這與阿伯凡發生的情況正好相反。在白俄羅斯，現在尋找配偶、結婚和組建家庭計劃的常規模式都顯著地受到這種巨大創傷的嚴重幹擾。 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在南奧塞梯首府茨欣瓦利觀察到另一個嚴重的生物社會退化。1992年，在喬治亞共和國從蘇聯手中重新獲得獨立後不久，喬治亞人和南奧塞梯人之間發生了一場戰爭。除了破壞茨欣瓦利及其周邊地區的基礎設施外，戰爭還破壞了家庭的活力。戰後，許多南奧塞梯的男人們不得不到莫斯科等遙遠的地方去找工作。被留在家裡的妻子們也不得不去工作，她們被認為是「放蕩」的女性，因為她們所從事的工作以前沒有女性工人。當她們的丈夫回來後，家庭暴力增加，許多人離婚。在這樣的環境下，犯罪和性亂行為激增，青少年和兒童都參與了這些活動。在一個擇偶仍然以童貞為關鍵考慮因素的社會，南奧塞梯男人開始娶越來越年輕的女性，甚至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他們普遍認為女性越年輕，就越有可能仍然保持處女身份。因此，傳統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混亂(Volkan, Makhashvili, Sarjveladze， & Vahip, 2002)。他人造成的巨大創傷
雖然所有類型的大規模創傷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特徵，但由種族、民族、宗教或意識形態敵人造成的創傷的心理表徵影響著受累群體的身份。根據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1950)關於個人核心身份的論述，大群體身份可以被描述為成千上萬人之間一種共有的相同感，其中大多數人在他們的一生中都不會遇到，而同時又與鄰近地區的其他人共享某些特徵。最初，當一個大群體與相鄰群體的衝突變得激烈時，屬於同一群體的成員之間的聯繫就會加強。成員對其大群體身份的投入會發生轉變，現在這種轉變可能取代個體身份(Volkan, 1997,1999a,1999b)。當群體受到壓力時，它遵循以下兩個原則:(1)保持大群體的身份與敵人的身份相分離;(2)不惜任何代價維持兩個大群體之間的心理邊界(Volkan, 1988, 1997, 1999a)。此外，當與另一個群體的衝突激化時，一個群體更傾向於將其不想要的方面投射到敵人身上。
當大群體並不是「相同的」，並且在他們之間有一個「邊界」時，這些投射會變得更穩定，因為這樣一個群體會感到更安全，不想要的方面會「粘」在敵人身上，而不是迴旋飛回來傷害投射的群體(關於邊界心理學的細節，見Volkan, 2002)。「邊界」的安全有時會導致對敵人不同程度地妖魔化和非人化(Bernard, Ottonberg &Redlich, 1973; Moses, 1990)，以保持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並支持群體身份的凝聚力。在戰爭或類似戰爭的情況結束後，這兩項原則通常在今後幾年或幾十年仍然有效。任何幹擾他們的事情都有可能導致不得不收回已經被投射的不想要的方面，這帶來了巨大的焦慮，反過來，可能會引發新的社會/政治進程，旨在減輕焦慮和保護群體的身份認同。在這種情況下，該群體可能覺得有權利做任何事情來保持其身份。
修正和/或開啟社會/政治進程
人們早就知道，自然災害和意外的人為災害會引起社會、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反應。1972年2月的布法羅河災難就是這樣的事件,美國西維吉尼亞山脈的渣壩崩潰使得16個城鎮和許多煤營地被數百萬加侖的汙水和汙泥淹沒在一個17英裡的峽谷裡,造成125人死亡。精神分析學家(參見Rangell, 1976)、社會學家(Erikson, 1976)和法律專業人士研究了這一意外創傷的後果。這些研究為受創傷者、他們的社會環境和法律程序之間的相互聯繫提供了證據。
在布法羅河災難發生的同一年，我開始研究大群體對敵人群體造成的創傷的反應。那一年，在賽普勒斯島的希臘境內發生了一場政變。這場政變之後，自1963年衝突首次爆發以來一直生活在小塊飛地上的賽普勒斯土耳其人擔心，希臘方面掌權的人會把他們殲滅。但是在1976年的夏天，一支來自土耳其大陸的軍隊來到了島上，一場戰爭爆發了。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是該島事實上被分割成北土耳其和南希臘兩部分。在賽普勒斯分裂後的頭三年裡，我研究了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對他們所經歷的創傷的社會反應。我的研究主要基於對個體的心理分析訪談。我試圖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精神衝突，以及他們典型的防禦手段。我走近他們，就好像他們是尋求精神分析的病人，就好像我是在做一個診斷性的檢查。我詢問了他們的發展年齡、夢和人格組織。然後我檢查了外部創傷(戰爭)的心理表徵是如何與他們的內心世界交織在一起的。當收集這些採訪時，一些共同的主題出現了。我意識到，儘管個體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心理差異，但外部事件的巨大規模及其心理表徵卻產生了共同的反應。正是這些常見反應的集合，告訴了我們很多關於社會對創傷的反應。
創傷社會的調查者廣泛使用的許多方法涉及詢問個人對創傷的反應，而不是發現產生這些反應的內部過程。此外，提出這些問題的方式很少提供關於這些過程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存在的信息。這樣的方法不會揭示社會對大規模創傷的反應，因為研究者不會想去問一些旨在發現他或她不熟悉的現象的問題。即使研究者注意到一些不尋常的社會現象，問答式的研究也幾乎不能說明它的意義。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我在北賽普勒斯發現了一種社會現象，叫做「瘙癢現象」。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形成了一個共同的信念，認為賽普勒斯北部海灘的水域被一種引起瘙癢的微生物汙染了。儘管如此，沒有人因為擔心汙染而遠離水，衛生當局也從未在水中發現會引起瘙癢的微生物。我採訪了很多地區的醫生，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是帶著瘙癢問題來辦公室的。但是關於瘙癢的謠言廣為流傳，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作為一名精神分析學家，我熟悉當時可用的關於瘙癢的精神分析調查(見Musaph, 1968; Musaph & Prakken, 1964)：瘙癢可能是被壓抑的焦慮、被壓抑的憤怒或被壓抑的性興奮的跡象。現在，我試圖弄清楚戰爭結束一兩年後，賽普勒斯土耳其人的共同幻想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1974年夏天，土耳其在賽普勒斯北部的海灘上開始了軍事行動，當時正值遊泳季節的高峰期，賽普勒斯的希臘人和遊客蜂擁而至。賽普勒斯土耳其人是被容忍，但使用一塊完全不屬於他們的海灘是對他們的羞辱。在1974年夏天的軍事行動中，這個操場上到處都是屍體，作為一種衛生措施，撒在屍體上的生石灰汙跡一直持續到第二年的春季中期。土耳其軍隊在這個地方立了一座雕像來紀念那些在戰爭的第一天倒下的士兵，因此這個地方被死亡、苦難和勝利奉為聖地。戰爭結束6個月後，我到這個地方實地考察，看到了久已離去的士兵和匆忙逃離的平民的私人物品，成堆的希臘軍服、靴子等仍然雜亂地堆放在這裡，周圍散落著生石灰。父母警告他們的孩子不要撿任何東西，以免他們因為殘留的生石灰或身體腐爛的細菌而受到傷害(忍受瘙癢)。 儘管關於瘙癢的謠言可能首先與凱裡尼亞附近的北部海灘有關，那裡實際上使用了生石灰，但它很可能將心理汙染擴散到戰後落入土耳其控制的其他海灘。在北部的海灘被清理乾淨，土耳其人恢復在那裡遊泳和曬太陽後，貼出了告示，警告有必要報告任何可疑物體的發現。雖然成堆的個人物品和生石灰的汙漬都不見了，但它們一定留下了記憶的痕跡。在水中發現綠色塑料碎片也很常見，這些碎片與軍事行動後用來運送屍體的屍袋有關。當溼的塑料碎片黏附在遊泳者的皮膚上,他/她會將其很快撕開。酒店和其它建築牆壁上射擊的痕跡和殘留的彈殼都提醒著一兩年前的悲劇，即使仍然聽到遊泳者歡樂的笑聲。儘管這是一個隨意的戶外娛樂場景，就像在夏天的任何其他海邊度假勝地一樣，我可以很容易地從他們的笑話和明顯瑣碎的評論中找到隱藏的含義。一個常見的笑話與小魚咬遊泳者有關。一個遊泳的人會對另一個說:「他們太習慣吃人肉了(意思是漂浮在那裡的屍體)，他們想把我們吃掉!」這樣的話會引起一陣緊張的笑聲。我對人們的採訪讓我得出了以下結論:瘙癢現象似乎源於一個真實的情況，即撒在屍體上的那種生石灰確實會引起瘙癢和灼燒感。即使在石灰消失後，瘙癢仍然是與死者聯繫的象徵，它不僅代表了那些把敵人趕出家園的倖存者們的內疚感(現在生石灰燒了他們自己的皮膚)，而且也證明了倖存者們確實還活著，因為皮膚的感覺很明顯。魚咬人以及綠色塑料的黏附都有助於讓人們永遠相信「癢」的存在。診斷和了解戰爭或戰爭樣情況後的相似社會/政治進程的方法在入侵科威特後有更系統地投入使用，後來這種方法應用於其他受到創傷的社會(Volkan, 1997)。1993年,我領導的一個心智及人際互動研究中心(CSMHI)團隊,對科威特進行了三次診斷性訪問，對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年齡段的150餘人進行了訪談，以期了解1990年伊拉克入侵事件的心理表徵如何在受訪者的內部世界迴響以及他們是否發起新的或修正性的社會/政治進程。再一次，這些訪談的技術是基於精神分析臨床診斷訪談。不難想像，我們發現許多科威特人罹患未被確診的個人PTSD。然而，我們在這些訪談中強調的不是個體診斷，而是發現社會習俗和過程的變化。 在收集了訪談數據之後，我們在訪談中尋找共同的主題，這些主題表明了共有的看法、期望和對創傷事件所造成的衝突的防禦。這些「共同的主題」可能不會像新聞和文化作品中所表現的那樣出現在公眾意識中，但當我們在許多受訪者中觀察到它們時，就會發現它們的存在。例如，我們了解到，年輕的科威特男子對伊拉克在佔領期間強姦科威特婦女的看法變得普遍起來，這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認為所有科威特婦女都受到玷汙。我們發現，許多已經訂婚的年輕人現在想要推遲他們的婚姻，而那些還沒有訂婚的人想要推遲尋找伴侶。因為在科威特文化中，被強姦的婦女傳統上是被貶低的，這種普遍的看法威脅到了關於結婚年齡的傳統。雖然這種轉變並沒有造成真正的危險，但它確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焦慮。 我們在解放後的科威特發現了更直接的社會「適應不良」的表現。在入侵和佔領期間，許多科威特父親在他們的子女面前受到伊拉克士兵的羞辱，他們有時向他們吐唾沫，毆打他們，或在他們的子女面前使他們感到無助。當他們的羞辱或折磨發生在孩子看不到的地方時，父親往往想要隱藏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父親們開始疏遠與孩子的某些重要的情感互動，尤其是與兒子的互動，以隱藏或否認他們的羞恥感。然而，大多數兒童和青少年「知道」他們的父親發生了什麼，不管他們是否親眼目睹了這些事件。 在伊拉克佔領期間，科威特城的許多校舍被用作刑訊室。然而，當我在這個項目期間訪問科威特城時，從學校和其他建築的情況來看，很難相信僅僅三年前災難就襲擊了那裡。除了一些故意留下彈孔作為「紀念」的建築物，以及通往伊拉克北部的高速公路上仍排列著被毀的軍車，這座城市似乎已完全翻新。成年人不會告訴孩子們入侵期間學校裡發生了什麼，但孩子們知道，當他們回到翻修過的學校時，這個「秘密」很自然地給他們帶來了心理問題。那些很年輕的人——當然，他們不知道為什麼——開始認同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而不是他們自己的父親。有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一所小學上演的伊拉克入侵故事中，孩子們最熱烈地為扮演薩達姆·海珊的少年喝彩(Saathoff, 1996)。「向攻擊者認同」是一個精神分析術語，描述了一個階段中孩子向與自己競爭異性父母情感的同性父母的認同(A. Freud, 1936)。在兒童時期，這一過程會導致兒童情感的成長。例如，一個小男孩，通過向父親認同，將其感知為「攻擊者」，而使自己進入男人階段。然而，在其他情況下，象許多科威特小學兒童一樣，向攻擊者認同——在這種情況下，薩達姆海珊——顯然會造成問題。 在科威特家庭中反覆出現「疏遠的父親」的情況，從而在整個科威特社會中開始了新的進程。許多男性兒童在發展他們的男性身份過程中需要向父親認同，但他們對自己與父親之間的距離反應很差——例如，導致青少年形成幫派。由於疏遠而羞愧的父親(和母親)不願與他們談論侵略帶來的創傷，他們感到沮喪，他們把自己聯繫在一起，表達了他們共同的沮喪。當然,某種程度的「黑幫」的形成是青少年階段的正常現象，年輕人放鬆他們對兒童期重要人物意象的內在連結，通過投資「新的」客體意象以及同伴群體中的成員來擴展其社交和內在生活。然而，在一般的事件過程中，這種「第二次個性化」(Blos, 1979)保持了青少年童年投資的內在連續性。例如，對電影明星意象的「新」投資與對俄狄浦斯期母親意象的「舊」投資是無意識地聯繫在一起的。對朋友的「新」投資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與兄弟姐妹或其他親戚的「舊」的意象有關。羞愧而無助的父母意象必然會使科威特年輕人的「新」和「舊」投資之間的無意識關係複雜化。事實上，正如我們在其他情況下所發現的那樣，當許多父母受到「他者」造成的災難的影響時，在共同經歷創傷的急性期之後形成的青少年團體往往更加病態。在科威特，新的幫派嚴重參與了汽車盜竊——這是一種新的社會進程，涉及一種在入侵科威特之前基本上不存在的犯罪行為的出現。 CSMHI團隊根據其研究向科威特當局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教育策略來幫助社會來哀悼其喪失並以一種有助於療愈兩代人之間以及科威特社會內部亞群體之間——如直接攻打伊拉克的群體和從科威特逃跑、然後侵略結束後回來的群體，然而，當我們巧妙地向當局提出我們關於兒童和青少年的調查結果時。我們感到科威特當局希望在沒有外來直接參與的情況下處理自己的問題。 在描述對他人故意造成的巨大創傷的第二類社會反應（跨代際傳遞）之前，有必要注意到，對第一類反應（社會/政治改變）的評估不僅僅是進行深度訪談。我們進化出的一種技術與我所說的「熱點」有關。每個受創傷的社會都有熱點。它們是國家公墓、集體墓地或紀念那些在創傷中喪失的人或物的紀念碑。與一個遭受創傷的社會的成員一起訪問這些地方，可以讓調查人員迅速了解這些地點所代表的核心內容。我覺得，在很多方面，對於大群體心理學來說，參觀這樣的地方就像一個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人講述自由聯想的夢一樣。兩者都可以為隱藏和象徵的心理過程提供直接的途徑。將受累群體成員帶到這些地點(有時甚至是由敵人群體的成員陪同)，往往會使他們內心深處隱藏的願望、情緒、情感和信念浮出水面。(關於大規模創傷後改良的或新的社會過程診斷的進一步研究，見Volkan, 1999c。)
代際傳遞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由於敵對群體對社會造成的巨大創傷的持續進展性影響，我們就必須研究代際傳遞的機制。一個相對簡單的代際傳遞的最著名的例子來自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多蘿西·伯林厄姆（Dorothy Burlingham）(1943)在納粹轟炸倫敦期間對婦女和兒童的觀察。弗洛伊德和伯林厄姆指出，三歲以下的嬰兒在爆炸事件中不會變得焦慮，除非他們的母親或母親的替代者感到害怕。這反映了孩子的「精神邊界」與他或她的母親和其他照顧者之間的流動性。二戰結束後，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有了自己的後代，慢慢地，我們對代際傳遞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們開始意識到，有更多的影響可以從成年人傳遞給兒童，而不僅僅是焦慮或其它情緒，如抑鬱、高興等。有相當廣泛的關於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後代創傷的代際傳遞的文獻。(相關書籍和論文列表，見Kestenberg & Brenner,1996;Kogan, 1995;Volkan, Ast， & Greer, 2002)。倖存者的孩子認同他們的父母，因此表現出一些關於他們父母心理的跡象和症狀。由於「認同」的概念在精神分析學和普通大眾中都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在這一章中我將不再贅述。相反，我將專注於「存儲意象」的概念(Volkan, 1987; Volkan,Ast, & Greer, 2002)來理解代際傳遞是如何發生的。
眾所周知的「替代兒童」現象(Cain & Cain, 1964; Poznanski, 1972)闡述了這種存儲形式:一個孩子死了,不久母親又懷孕了，第二個孩子活了下來。母親將她對死去孩子的意象——包括她與孩子的情感關係——「存儲」(Volkan, 1987)進第二個孩子的身份發展中。第二個孩子現在的任務是將這個「存儲」的意象保存在他或她自己的頭腦中，孩子有不同的方式來應對這個任務。孩子可以通過成功地「吸收」已經在他或她體內存儲的東西來適應成為一個替代的孩子。或者，他或她可能發展成「雙重身份」，經歷我們所說的「邊緣型人格組織」。或者，第二個孩子可能註定要努力實現他或她心中死去的兄弟姐妹的理想化形象，並變得痴迷於追求卓越。 同樣，受到嚴重創傷的成年人可能會把他們受到創傷的自我意象存儲入他們孩子正在形成的身份認同中。一個看起來適應良好的大屠殺倖存者可能會表現得「正常」，因為他已經把他受創傷的自體意象的某些方面存放入了他孩子的自體中(Brenner, 1999)。因此，他的孩子們現在是那些對大屠殺的恐懼做出反應的人，他們把年長的受害者從他的負擔中「解放」出來。與被替換的孩子一樣，這些孩子自己對成為受傷父母的自體意象的載體的反應也各不相同，這是因為除了這些存儲意象外，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心理構成。 在經歷了一個由敵對團體造成的巨大創傷後，受影響的個體會留下相似的(雖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共同的事件而受到創傷的自體意象。當這些成百上千甚至上百萬的個體將他們同樣受到創傷的意象存放入他們的孩子時，這些意象的累積效應就會影響大群體身份的形狀和內容。所有這些存儲的意象都與同一創傷事件有關。雖然第二代的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個性化的人格組織，但他們都與創傷的心理表徵有著相似的聯繫，以及應對這種表徵的相似的無意識任務。共同的任務可能是保持對父母創傷的「記憶」，哀悼他們的喪失，扭轉他們的恥辱，或者為他們報仇。如果下一代不能有效地完成它的共同任務(通常是這樣)，它將把這些任務傳遞給第三代，以此類推。這種代際傳遞在這個大群體的成員之間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看不見的網絡。根據外部條件，共同的任務可能一代一代地改變職能(Apprey, 1993; Volkan,1987, 1997, 1999a, 1999b)。例如：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共同的任務可能是哀悼祖先的喪失，感受他們的受害。在下一代人中，共同的任務可能是表達對這種喪失和受害的報復感。然而，無論它在特定的一代人中表現如何，保持對祖先創傷的心理表徵仍然是核心任務。此外，由於任務是共享的，每個新一代的負擔都加強了大群體的身份認同。如本文前面所述，我將這種心理表徵稱為大群體的「選擇性創傷」(Volkan, 1991,1997,1999a)。以開放或休眠的方式，或兩者交替，一個選擇性創傷可以持續存在幾年或幾個世紀。每當一個大群體出現新的種族、民族或宗教危機時，其領導人就會本能地重新喚起對過去的選擇性創傷的記憶，以便在情感和意識形態上鞏固這個群體。 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æ）及其隨從在1990 - 1991年塞爾維亞與波士尼亞穆斯林戰爭前和1998年與科索沃阿族人衝突前的行為都證明了這種領導作用。重新激活塞爾維亞人的選擇性創傷——1389年6月28日科索沃戰爭的「記憶」——米洛舍維奇和他的支持者創造了一個環境，在該環境中，整個群體與已經生活得相對和平的塞族人，作為南斯拉夫的同胞成為塞族暴力的「合法」目標。隨著科索沃戰役600周年紀念日的臨近，在科索沃戰役中被俘並被殺害的塞爾維亞領導人拉扎爾王子的遺體被挖掘出來。在暴行開始之前的整整一年裡，棺材從一個塞爾維亞村莊運到另一個村莊，每一站都舉行一種葬禮。這次「旅行」造成了「時間崩潰」:塞爾維亞人傾向於認為拉扎爾是前一天被殺的，而不是600年前。對過去事件的感覺、看法和焦慮被濃縮成對當前事件的感覺、看法和焦慮，特別是對蘇聯衰落和解體之後的經濟和政治不確定性。由於拉扎爾被奧斯曼穆斯林殺害，現在的波士尼亞穆斯林和後來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也是穆斯林）被視為奧斯曼人的延伸，這給予塞爾維亞人，作為一個群體，一個「機會」現在向那些在幾百年前羞辱了他們的大團體進行報復。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塞爾維亞人覺得「有權」強姦和謀殺波士尼亞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關於塞爾維亞人選擇性創傷的重新激活及其後果的進一步細節——見Volkan, 1997,1999a)。
治療性幹預措施
當災難正處於危機階段,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世界衛生組織(WHO)、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等國際組織為受累人群所能夠做的，當然，取決於當地的情況。對於外部精神衛生工作者來說，進入某些區域可能太危險，除非確保必要的安全水平，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一旦建立了安全，這些精神衛生專家到達現場，他們如何對待受創傷的人，這在諸如衛生組織/難民專員辦事處(1996年)提供的手冊中有詳細的記錄。這些手冊主要針對受創傷的個人，並沒有提及兩類社會反應。他們提供有關危機幹預方法、放鬆技巧、酒精和毒品問題等方面的信息。
隨著我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社會對敵人所造成的巨大創傷的共同反應，我們在CSMHI有了這樣一個想法:將與創傷相關的變化或新發起的社會/政治進程介紹給受創傷社會的本土精神衛生工作者。土耳其有句諺語說，生活在水裡的魚不知道水是什麼。這些心理健康專家沒有意識到社會對創傷的反應，因為他們生活在創傷之中。此外，他們也沒有關於如何認識和應對由於他們共同的創傷而改變的社會進程的信息。我們希望向他們展示他們周圍的水，這些水現在已經被海藻汙染，變得渾濁不堪，我們希望這一發現能夠幫助我們找到清除水中汙染物的方法。換言之，我們希望擴展「預防醫學」的概念，包括理解和應對大規模創傷後發生的社會變化。 CSMHI開始參與在喬治亞共和國進行的一項有希望的試驗。從1990年代末開始，大約五年來，我們一直在與隸屬於提比里西人力資源發展基金會的喬治亞的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以及茨欣瓦利青年宮和茨欣瓦利人權中心的南奧塞梯教師/心理學家合作，開展一個為他們遭受創傷的社會提供「預防醫學」的項目。我們的項目旨在幫助本土兒童保育工作者探索他們自身與1991-1992年戰爭有關的創傷，以便他們能更好地照顧自己，也許還能幫助防止兒童將所承載創傷的影響帶入成年期，並將其傳遞給未來的後代。90名受到創傷的南奧塞梯兒童每周20或25人一組與指導者會面，指導者檢查他們對創傷的反應和他們自己的民族情感，並與敵對組織的成員進行了心理政治對話。CSMHI監督這項工作，並在兩年的時間裡平均每四個月訪問喬治亞州，繼續探索照顧者自己的反應。慢慢地，孩子們能夠通過「遊戲」、繪畫和討論來探索他們自己對創傷的反應。儘管在南奧塞梯很難獲得科學統計數據，但坊間的調查結果清楚地表明，這90名通過該項目的兒童——與該地區的許多其他兒童不同——隨著茨欣瓦利發生生物社會退化而並沒有成為罪犯或青少年妓女。然而，我們的項目更進了一步:我們尋求組成「核心小組」，由我們正在與之合作的喬治亞和南奧塞梯護理人員組成，以打破兩個小組在每個社區內部的敵對循環。使用「心理政治對話」的概念, CSMHI在與國會議員、政治領導人及其他創傷社會有影響力的成員工作中發展出的一種技術,CSMHI教員組織小組會議，其間看護者探索自己的民族情感、儀式、和對「敵人」的看法,並開始區分對自己和敵人的幻想性期待以及現實的期待。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還召集了來自敵對團體的心理衛生工作者小組進行一系列類似的對話。雖然我不會在這裡詳細介紹這種技術(參見Apprey, 1996; Volkan, 1997, 1999a, 並且特別是, Volkan, 1999c)，這樣的對話可能會成功地在兩個群體之間從各自內部產生心理和情感上的癒合。
五年後，現在說我們是否對喬治亞和南奧塞梯的社會進程和潛在的代際傳遞產生了重大影響還為時過早(Volkan, Makhashvili, Sarjveladze， & Vahip, 2002)，對於遭受創傷的社會來說，「預防醫學」必然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而使用其原則的實驗項目仍然相當新。這一試驗或任何試驗能否進行並發展成一種完善的方法，取決於能否繼續獲得資金以及政治考慮和「許可」。不幸的是，我們在科威特的工作沒有得到地方當局的響應，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這是我想要鼓勵的對受到創傷的社會進行「治療」的主要障礙之一。但是我們太清楚，在它們發展成選擇性創傷之前，沒有勇氣以一種治療的方式重新打開大群體的心理創傷，將付出怎樣的代價。社會對戰爭或類似戰爭情況的反應可能在共同創傷之後數年都不會出現，而現在的問題與過去的原因之間的聯繫往往會消失。社會常常對出現的症狀感到困惑，並可能發展出不正確和/或不充分的解釋。由於實際原因仍然不明，對抗其影響的努力很容易受挫，甚至可能使情況惡化。將本土精神衛生工作者作為社會變化和代際傳遞的不良適應結果的「療愈者」，在理論上是很有意義的。但是，適當的國際組織必須批准和支持這一作法，使它能夠得到它完全應得的方法學發展和田野試驗的規模。
雖然我們已經積累了大量關於個體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知識，但我們需要記住，在種族、國家或宗教敵對之後，整個社會也會發生變化。雖然衝突後的社會變化「附帶」於物質破壞、經濟崩潰和政治緊縮，但它們共同的心理原因也需要徹底探討。心理健康專業人士應該意識到，他或她所能提供的幫助需要超越對PTSD個案的治療。外部和本土的精神衛生專業類人員都可以尋求在制定戰略方面發揮作用，以打破創傷的代際傳遞及其惡性後果的代際傳遞。願意在該領域系統地與其他學科合作的精神分析學家可以為這種戰略的演變提供重要的洞見。
賈曉明（北京）：作者超越個體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直面遭遇巨大創傷的社會反應，覺得獨具視角。作者將社會反應分成兩種，第二種跨代傳遞的討論尤為印象深刻。關於創傷如何在代際中傳遞，文中談及了替代兒童現象，以及幾代人的潛意識共同任務的完成等。在國內的一些臨床諮詢案例中，會有不少類似的現象，比如潛意識共同任務的完成，一個不明白自己總是愛哭泣的來訪者，諮詢過程中透過家族史，會感覺這個女孩一直在替她的媽媽表達哀傷，她的媽媽在懷著她時候，她的姥姥去世了。文中指出那些潛意識共同的任務可能是保持對父母創傷的「記憶」，哀悼他們的喪失，扭轉他們的恥辱，或者為他們報仇。如果下一代不能有效地完成它的共同任務，它將把這些任務傳遞給第三代，以此類推。作者的這些探討以及到遭受重大創傷地區的實地調查、幹預的嘗試，體現了精神分析學者的勇氣，也帶來了啟發與思考。李孟潮（上海）：如本文所言，創傷，通過家庭代際傳遞，這進一步擴展到整個社會文化。當今全球正在經歷疫情和新冷戰的時代創傷。我們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大概是了解中國歷史，挖掘中國人應對創傷的機制，幫助來訪者和我們自己，體驗時代傷痛，識別文化防禦，有意識地用好文化防禦。疫情期間，個案們常用的文化防禦之一便是「算命」，如文中所言，「當一個群體受到自然災害的巨大創傷時，從長遠來看，那些受到創傷的人和/或他們的後代會轉向『命運』或神來理解和吸收這場悲劇的影響。可能會有無助感，但不會感到屈辱或極度自卑。」通過算命，人們經歷著「聽天由命」、「逆天改命」、「順天知命」等各種心態改變，治療師可以幫助來訪者理解宿命(fate)與天命（destiny）之間辯證平衡(李孟潮，2017)，與天命驅力共舞，（Bollas, 2018），體驗原型塌陷引發的共時性轉化，最終理解死亡，悅納災難。（Whitmont,2007）,所謂屯難盈動於險中，天雨草昧宜建侯，雲雷道窮利返身，山水蹇難好修德。（參考文獻略）
吳和鳴（武漢）：作者不研究個體對創傷的反應，轉而關注創傷的諸多社會反應，作者認識到了，創傷的反應不限於個體，可以再進一步地說，被創傷的對象或創傷承受者從來不是單一的個體，創傷的影響總是涉及到個體環境中的他人，包括家庭，乃至社會。群體的、社會的創傷更是如此。所以，當我們在定義或描述創傷時，其主體應該不再是個體了。從這一視角出發，創傷的代際傳遞就很好理解：是整個家庭，包括若干代在共同面對和經歷某個家庭成員的創傷。作者重點討論的社會/政治的進程，說明個體始終處在複雜的系統之中，這個系統包含敵對雙方，包含信仰和認同，涉及文化和早期經歷，在此，有一個問題浮現出來，即作者所引用的土耳其諺語，生活在水裡的魚不知道水是什麼，作者認為本土的心理健康專家因為生活在創傷之中，所以沒有意識到社會對創傷的反應，但是我們是否也可以說作者也是那條不知道水是什麼的魚呢？我認可作者的努力，質疑作者的傾向，田野調查的態度是去了解對象關注什麼，並為他們的關注做了什麼，我相信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的資源和方式去處理創傷，如果換一種姿態，作者可能有更多的發現和共鳴。
霍大同（成都）、 嚴和來（南京）：自然的或人為的災難會讓人們處在一種心理應急狀態中，但是這不必然是心理創傷。一旦外在災難不存在，大多數人都是能回到正常生活當中的。災難事件會成為群體記憶，造成群體反應，影響社會進程，成為大他者，這也是當然應然的事情。社會進程從來都是伴隨著外在災難的，從古至今，戰爭、瘟疫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人類。對個體而言，外在災難引發死亡威脅，如果對死亡威脅的想像超出了災難的現實程度，那是因為這種想像喚醒了童年創傷記憶。這種疊加的、雙重的、事後（Nachträglichkeit）形成的創傷，才是精神意義上的創傷。中國對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給力，病毒本身並沒有造成全範圍的傷害，但是防控措施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引起一些個體的心理創傷。這些創傷都是，在防控措施的促發下，在個體那裡早已存在但可以應對的內心衝突的放大，或者是心理結構上以前並不起眼的裂縫的 擴展。
曾奇峰（武漢）：這篇文章涵蓋了與創傷有關的方方面面。我讀完後有一種很深的傷感。這種傷感一小部分來自文中提到的那些創傷性事件，大部分則來自於對人類的局限、人類個體的不自由的再一次確認。創傷後人類群體和個體的反應，都在按照一些事先設計好的程序運行，不管這個程序是誰設計的，反正都不是人類自己設計的。既然創傷反應與我們無關，那在對待每一個創傷個體或群體時，我們總可以做點「自由」的事情吧——用對人類的愛，創造性地對待每一次對創傷的幹預。生病是老天的事，怎麼療愈是我們的事。
（文章節選自《暴力還是對話？恐怖行動和恐怖主義精神分析洞見》第14章)
作者簡介：維米克·沃爾坎（Vamik Volkan MD）美國精神分析學院前主席，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華盛頓精神分析研究所榮譽教授，維吉尼亞大學心智與人類互動研究中心創始主任；因將精神分析應用於化解種族衝突和修復社會創傷，五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弗洛伊德獎和西格尼獎雙料獲得者；連續15年榮膺美國最佳醫生( 同行評議）；出版了58本專著和超過400篇的專業論文
編輯：餘萍
審校：仇劍崟
秘書組：鄭誠 蔣文暉 嚴和來 蔡成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