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霍大同先生從法國回來,開始其拉康派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展。他知道我們的榮格學派和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團隊,便相約在重慶見面,可謂一見如故,幾次持續深談;後來有一天,霍兄對我說,荷永,我們做朋友吧。我說好啊,君子之交淡若水,我們來做朋友。
荷永於洗心島
2017年7月7日
編者註:原文載於成都法語聯盟自辦雜誌《BANG!》2010年1月刊,四川大學精神分析專業碩士、法語愛好者駱桂蓮採寫,原文標題為:《霍大同:為無意識斷句》;經霍大同老師授權刊出。
桂蓮:
您能做個自我介紹嗎?
霍大同:
我是精神分析家。
桂蓮:
您不想談談您在法國的經歷嗎?
霍大同:
經過一個漫長而艱難的歷程,最終我成為精神分析家。對這個結果我很滿意,在我那本題為《La Chine sur le divan》(註:《躺椅上的中國》)的書中,我講述了一些我的故事,如果大家對我的經歷感興趣,可以讀一讀這本法文版的書。
桂蓮:
您這本書是在法國出版的?
霍大同:
是的。一兩年後,大家可以讀到中文版本。國內有一家出版社對此感興趣。這也將是中國的民主進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
桂蓮:
對大多數人來說,精神分析仍然是神秘的,我們有很多問題想要向您提出。精神分析學和心理學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霍大同:
心理學是一門將人視為客體的學科,而精神分析則將人視為主體。可見,這是它們第一個在主體性和客體性上的差別。
另外一個差別在於,大多數心理學家研究的是人類的意識這一部分,而所有精神分析家都集中精力於人類的無意識。由此,第二個差別便存在於意識和無意識的區分上。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認為精神分析很神秘,因為它研究的是存在於每個人中的無意識。這賦予了精神分析學一種神秘的特色。
桂蓮:
無意識是一個難於把握的概念,您能稍微明確解釋一下這個概念嗎?
霍大同:
我們通常說,弗洛伊德並非第一個發現無意識的人,而是第一個找到接近無意識的方法的人。
接著,弗洛伊德提出了無意識的三種形式:第一個是夢,第二個是語誤,第三個就是症狀。無意識的這三種形式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中有詳細的介紹。如果有人想了解一點精神分析,我建議他讀這本書。如果有人想了解自己的無意識,除了閱讀這本書,我也建議他分析自己的夢。當他對夢的元素進行聯想時,他會發現其下潛藏的欲望。如果他仍想進一步了解他的無意識,他可以去找一個分析家。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5.6—1939.9.23)
桂蓮:
去分析家那裡,已經是一個行動了。在這個行動之前,人們往往會懷疑,會問自己:「精神分析真的有點作用嗎?」
霍大同:
回答是「是的」!每個想要做分析的人應該首先考慮兩個問題。
第一,是否他需要跟某人做深度的談話。如果他需要談論的事情,可以跟朋友說,或跟父母中的一個說,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必要做精神分析。如果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他交談,他可以試試找一個精神分析家。
第二,是關於金錢的問題:是否他如此需要和一個他要付費的精神分析家談話?如果對這兩個問題,回答都是肯定的話,那麼他可以開始進入一個分析。
桂蓮:
是否可以說,從這個時候起,僅僅是對於他來說精神分析有作用了,並不存在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精神分析?
霍大同: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所有人都需要做精神分析。但是,實際上,尋求精神分析家幫助的人並不多。即使在法國,只有20%的人有做精神分析的經歷。在80年代,只有11%的人做過精神分析。
桂蓮:
依您看來,在什麼樣的必要條件下,20%的中國人才願意去做精神分析呢?
霍大同:
目前來說,即使1%的成都人想做分析,我們也沒有準備好接待他們。在精神分析家的想像中,如果20%的中國人要做精神分析的話,那麼中國分析家的數量將是巨大的。這對於法國人來說是難以置信和難以想像的。這也是法國分析家到成都來的原因(註:每年霍大同都會代表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邀請法國分析家到成都來開設討論班或參加精神分析年會),他們認為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一個世紀後,中國將是精神分析的中心。
桂蓮:
您是否也和法國人一樣樂觀地認為中國有這個潛力呢?
霍大同:
根據我的臨床實踐,我認為正是中國人真正的需要精神分析。可以這麼說,中國的家庭關係相對於西方的家庭關係來說,過於緊密了。
在中國,因為「孝」的觀念,人們不能談論他們與父母關係中負面的一部分,既不能跟周圍親戚談,也不能跟朋友談。在這種情況下,分析家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人們可以自由地講述所有的問題。當然,在中國,人們談起戀愛關係中的問題來,比談論跟父母的關係更為容易。
桂蓮:
那麼,分析家是怎樣和他的分析者一起工作的呢?
霍大同:
分析家用耳朵和分析者一起工作。為什麼分析家能夠打開一個分析者能自由講述的空間呢?因為他有非常開放的耳朵以便分析者能夠說。為什麼人們不能跟朋友、跟父母談話呢?因為他們沒有開放的耳朵,他們的耳朵是關閉的。他們並不想聽。
此外,分析家必須接受一個非常嚴格的訓練,關於怎麼聽,怎麼解釋。有一系列的方法,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斷句。這個方法在對無意識的理解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將無意識看作一篇沒有標點符號的文章,加上標點符號——就是在時間上的切斷——是為了在對這篇文章斷句後來理解它的意思。因此,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幫助分析者為他自己的無意識斷句。
桂蓮:
在臨床的個案和理論的文本中,我們發現在分析中回溯到童年是不可避免的。當我們由此推論出童年決定了一生的命運時,是否可以說精神分析是宿命論的?
霍大同:
問題在於這個決定的含義是什麼。決定就意味著人格是在童年期形成的,而且這個人格在將來不會變化。直至現在,精神分析的理論中最大的部分仍然只談論童年期,比如弗洛伊德的理論,拉康的理論。但是,我想他們的觀點並不是說,童年期形成的人格在將來不會變化,不會改變。而是說,如果人們不理解童年期形成的人格,那麼他們將來就不能往前走。
決定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如果一個年輕人做分析,那麼結果會是,他的人格隨著時間,通過他自己而得到本質上的改變。如果說整個一生的命運都被童年期決定的話,我們就沒有任何自由而言。
而且,對於精神分析來說,完全的自由是一個夢,是並不存在的。
精神分析是在我們有一個嚴格設置的前提下打開一個自由的話語的,否則,就沒有話語。話語的自由依賴於設置。
我們並不能擁有一個意識的自由,而僅有一個無意識的自由。無意識就是意識的基礎。無意識自身自由地轉動著。如果有問題,它就被卡住了。對於這個被卡住的狀況,就需要一個分析。有了無意識的這個自由,人們才能夠往前走。
而正是意識通過選擇無意識的產物而成為了無意識的審查機制。意識限制著無意識的運作。而自我正是這個審查機制,在社會生活中,也在精神生活中。
比如,在社會生活中,你生氣了,你也不能向你的老闆說出你想的東西,因為你這樣做會有丟工作的危險。在精神生活中,你不能同時思考二十幾個問題,你只能先思考一個問題,然後第二個、第三個問題。意識起到一個強有力的作用,為了人們能夠安靜地思考。如果存在一個完全的自由,那將會是一個無序的混沌狀態。
桂蓮:
在什麼意義上,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的學科呢?
霍大同: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首先涉及到的是科學的定義。是否科學就是一門將所有主體都視為客體的學科呢?是否存在將主體視為主體的一門科學?
這對於美國的心理學家來說仍然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弗洛伊德為了使精神分析成為科學而竭盡所能。但是在弗洛伊德和拉康之間有一個區別:弗洛伊德認為精神分析是一門同其它科學一樣的科學;拉康認為,如果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的話,也是一門主體的科學。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別。
至於我,我既贊同拉康,也贊同弗洛伊德。
這就是說,在做對人的研究時,人們應該採用兩種方法,一種是主體性的,一種是客體性的。人既是主體也是客體。
在分析室中,一方面,分析者是一個真實的主體,他自由地談他想要的東西,並決定他要去到哪裡;另一方面,如果分析家起到某種作用的話,在他對分析的解釋中,主體也就是客體。另外,在理論的層面上,我們也可以使用很多客觀的方法來解釋人格和無意識。精神分析最本質的思想是將人視為主體。
桂蓮:
在波普爾的批判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並不是科學的,因為它不能被證偽。
霍大同:
當波普爾的評判面對的是阿德勒的理論時,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波普爾也是阿德勒派的。弗洛伊德強調指出,所有的症狀都與性慾有關,但是人們已經將之證偽了,通過找到症狀並非來自性的問題的個案。在這種情況下,弗洛伊德的理論就是科學的。
對此,我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代情結」。性慾,確實是個原因,但是它不是一切的原因,還存在另一個原因,那就是親子關係。
在拉康的理論中,拉康提出了「父姓」。一方面,他是正確的。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人們遵循「同姓不婚」的規則,這個姓就是父親的姓。「父姓」同時也是「父親的不允許」。這一點已經被證實了的。
但是「姓」這個漢字本身,是由「女」字和「生」字構成的,因此,在「姓」這個漢字的構造中有一個母姓先於父姓。如此一來拉康就是錯誤的。通過證明他的論斷的錯誤,我們發現拉康的理論是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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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工作坊時間】:11月25日-26日,為期2天
【參會方式】:線上參與(網絡直播)或者 現場參與(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師範大學-瑤湖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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