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默存格物
有關檔案，很容易查到其在現代漢語中的定義，一般都會認同：檔案是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各種形式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原始記錄。原始記錄性是它的本質屬性。
檔案的原始記錄者裡既有組織，也有個人；但經驗告訴我們，以人事檔案為例，無論是其本人，還是為之寫作的其他個人，都是為一個機構或者組織書寫。保存在組織機構裡的檔案有其共時性，也有歷時性。共時性指的是，在同一時間階段產生的不同文類的文字或者圖像記錄，例如我們在前文裡分門別類的關於陳寅恪的直接材料——個人檔案記錄與當時學校發生事件的報告、會議記錄、大批判文章等；歷時性是指這些記錄有其延續性。最後，作為檔案，它的保存時限不同，個人檔案中的某些材料可能歸還給個人，而不再由單位保存。或者，由於單位本身解體，個人與單位這些不同類別的檔案一一流散，湮沒了，或者通過文物市場而回到民間收藏者手裡。
檔案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可替代，但它需要一段時間來積澱成型。檔案中的信件、報告、帳目、會議記錄、照片、草稿和最終稿件，當它處在當下的活動中時，隸屬於各個不同的責任群體。唯有時間使其重要程度發生變化，得以進入歸類、保存的案卷而沉寂下來。
可以說，時間是檔案的另一個權力所有者，因其時間，檔案或被解密，或者根本就當作廢紙下架了這時，它的原始性開始啟動另一場生命歷程，成為研究一段時期歷史與人的寶貴證據。這方面的例證有杜高檔案、聶紺弩檔案、束星北檔案等。隨著越來越多的個人檔案與遺稿進入歷史研究的視野，它對受意識形態控制的宏大敘事，起到顛覆性的作用。
我前面說過，檔案在當代中國的1950、1960年代是有著某種恐嚇效力的事物。這是許多同時代人親歷的恐怖，因為檔案中有關個人歷史、家庭、社會關係的記錄，直接決定了一個單位的組織部門是否給予某人能否升學就業機會。更有甚者，在政治運動中，一旦被拋出檔案中的不利材料，這個人就可能成為批判的靶子，輕則在政治上受到處分，重則全家被掃地出門，當事人被送勞教、勞改；這是1957年反右後被劃為右派者的普遍處境。
從陳寅恪的個案來說，當我們論及吳定宇研究中的檔案史料時，一部分記錄屬於人事管理方面陳寅恪本人的記錄，一部分是學校工作和運動中產生的有關陳寅恪以及有關政治運動的記錄。縱觀所有這類記錄，都是以政治為中心的。一位合格的高校學者，必須在政治上和學術上與黨的政治路線保持高度一致。
就此而言，當陳寅恪堅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時，他不僅將自己置於危境，他也給在政治大潮裹挾下的學校管理者、系裡黨總支以及他的同事學生，出了個大難題，他們將如何應對？以下從吳定宇書中選擇三個人物，從今天的視角回顧他們當時的立場和後來的結局。
一、批陳的領導者楊榮國
時光倒回到1958年，那時的楊榮國在政治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根據李錦全先生的研究，楊榮國在抗戰時期加入中共，一直保持秘密黨員身份。1953年他來到中大，成為中大八大教授之一。相對於舊派學者陳寅恪等，他是「馬列主義學者」，以民盟成員身份出現；直到1956年他的中共黨籍才公開，因此他也進入了中大的學校黨委。在全校範圍內，他負責統戰工作，這與他曾經的民盟成員身份相宜。在歷史系，他取代恪守儒學的劉節而擔任了系主任。
歷史學批判對象陳寅恪：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陳寅恪並沒有參加鳴放，但他平時正式與非正式的言論都表示了他的政治態度。根據這些記錄，1957年10月25日，在學校給上級的一份報告中，把他劃為「中右分子」，1958年他成為批判的重點對象。
2015年冬在甘肅玉門馬鬃山公婆泉當年的勞教遺址，
艾曉明與嚮導張遂卿先生（1957倖存者）
1958年繼反右之後，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制定了「厚今薄古」的躍進方針，史學界掀起一場大辯論，從而決定了其後一直延續到文革的史學走向。所謂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鬥爭，這個界定已經將對史學家的學術觀點做了政治分類。在全國範圍內，反右已經對一些知識分子進行了清洗和處理；此時的批判重點在所謂清除影響。通過對陳寅恪這樣的學術權威進行政治批判，黨內的紅色專家不再有學術障礙，得以取而代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中堅。
中大歷史系在一個月裡完成批判論文71篇，專批陳寅恪學術思想者佔了36篇。陳寅恪的課堂教學言論遭到檢舉揭發。楊榮國批判陳寅恪的文章（批判鋒芒指向陳寅恪，但未點名）收入了專書。吳定宇做了如下比較：在歷史系召開批判會之前，楊榮國還曾託人帶話給陳寅恪：「我們黨是尊重陳寅恪的，現在尊重，將來也還尊重，這次辯論主要解決我們自己的方向問題。」但在中共歷史系總支給中大黨委會所提交的報告、以及中大黨委會據此給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所提交的報告中，卻說「兩年來陳在政治態度上只有輕微的進步。……對黨仍然有嚴重的保留」，「歷史系黨總支認為，在整風運動中必須著重掃除陳寅恪的影響。這一步不能做到，則歷史系的自覺革命不能勝利完成。」
看到這裡，不禁令人想到：一個人得經過多麼長久的黨性訓練，才能夠如此嫻熟地割裂人的情感與思想，在進行情感安撫的同時，又能部署政治批判。
與楊榮國的態度形成對比的是劉節，他是楊榮國之前的系主任，因受到楊的批判而辭職。劉節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啓超和陳寅恪。在歷史系裡召開批判陳寅恪大會之前一日，吳定宇寫到，中大一些與陳寅恪有過師生之誼的教師都惴惴不安，希望給陳寅恪通風報信但又望而卻步；唯有劉節無所畏懼地前往陳寅恪家中。文革中，又是劉節替代陳寅恪接受大會批鬥，並且當場對批鬥學生回復他以此為榮。文革結束後不久的1977年，劉節患喉癌去世。除了其他學術著作外，劉節還有《劉節日記 1939-1977》上下冊傳世。吳定宇引用了其中的相關資料來敘述這萬古流芳的師生情誼。
吳定宇沒有隱去楊榮國的名字，也許是因為實在繞不開這個名字，也許是因為這個名字不會再威脅到作者；我不能確定是哪一個。眾所周知，楊榮國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運裡聞名全國。筆者1974年進入華中師院京山分院，那時他的文章是工農兵學員評法批儒的必讀篇目。現在我讀李錦全有關文章才知道，到了文革初期，楊榮國也被迫害，他遭到毒打，左胸和腎臟受傷。他的妻子被折磨成精神病，棄家出走而溺水身亡。文革結束後楊榮國擔上「批鄧」的罪名，接受審查和批判，於1978年8月離開人世。將近四年後，他才得到中共廣東省紀檢委的審查結論，未發現與四人幫有組織聯繫，同意不給處分。
像楊榮國這樣緊跟黨的政治部署的人，最後也家破人亡，以不清不白之身謝世，呈現了處於歷史夾縫中另一種人生悲劇。這是為什麼？當他在孤獨和疾病的折磨中，從特級病房一級又一級地降到多人合住的普通病房時，他是否體會到了陳寅恪「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的痛苦？在階級鬥爭的綱領主導下，每一場政治運動都在分裂人群，製造敵人。黨外專家陳寅恪，黨內高幹陶鑄、紅色專家楊榮國……全都無法倖免，還不足以說明這種機制的荒唐悖謬嗎？
二、批陳專家「嶺南才子」
吳定宇筆下的「嶺南才子」當時是歷史系副系主任，在1956年，他還擔任過陳寅恪的助手。根據書中相關細節檢索，不難查到他就是金應熙。從廣東省地方黨組織的角度來看，金應熙證明了《黨對馬列史家的大膽使用》（http://www.gddsw.com.cn/web/books/145866/62.html），這篇文章提到，金應熙先後受業於許地山、陳寅恪等名師，1949年加入中共，「對於這位海內外知名的歷史學家，廣東黨組織一直是大膽使用，充分發揮他的領導才幹的。1950年金應熙在廣州市委宣傳部工作，1953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主任，歷任副教授、教授。後一度借調中央，從事中俄關係研究，為黨中央中俄關係大政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這篇文章將金應熙與陳寅恪的關係看作有積極影響的師承，但抹去了金應熙在1958年對陳寅恪的沉重打擊。金在他的《批判陳寅恪先生的唯心主義和形上學的史學方法》一文中強調：「認真批判陳寅恪史學方法，對於在歷史科學領域中貫徹兩條道路的鬥爭，拔白旗，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陣地，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他將老師研究方法中重視證據作用，稱之為「乞憐於一種直覺」，是「依靠『神遊冥想』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指導」……吳定宇最後評價說：儘管文風惡劣，強詞奪理，這篇文章「在當時卻是投向陳寅恪的一顆重磅炸彈。它的殺傷力就在於混淆了視聽，對陳寅恪學術成果的肆意貶低與粗暴否定，極大地刺傷了陳寅恪的心。」
金應熙文革後在暨南大學任教，擔任過歷史系主任，在廣東省史學界享有盛名。他的一位學生回憶道，金老師對陳寅恪先生最為敬佩，興之所至，在黑板上寫了陳寅恪的一大段話，全憑記憶，如數家珍。可惜的是，「除了在國外講中國通史和給我們介紹外國學者研究的講義，像金老師這樣的曠世奇才居然沒有寫出一本自己的學術專著，真是讓人扼腕痛惜。」
三、矛盾中的史學家周一良
參與批陳的周一良是北大教授，吳定宇將之作為處於良知與功利的矛盾中的典型人物。在我看來，周一良和王越、楊榮國、金應熙這幾位先生一樣，都有過典型的舊時代知識分子的求學經歷；都是才華出眾、有相當學術造詣的人，也都先後皈依共產革命。周一良也是先加入民盟後又加入中共，在史學界打倒了舊權威後成為六十年代的學術中堅。
如果說在批陳中也有各種不得已卻最終依附了權勢，當時北大的歷史系副系主任周一良肯定比其他人更痛苦。吳定宇寫道，周家與陳家是四代世交，陳寅恪對周一良幫助很多。但1958年，周一良也在北大貼出批判當年恩師的大字報。
《炎黃春秋》網頁上有周一良的兒子周啟銳所寫的回憶文章：《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尷尬人生》（http://www.yhcqw.com/35/601.html），對父親的政治選擇，做了痛心且冷靜的描述。周啟銳尖銳地指出了這類學者在文革中紅得發紫的政治和心理原因：「只有這種把自己批判得體無完膚，抄家退還的存款也全部上繳黨費了，就剩下一條命也已肝腦塗地了的學者，才能接受如此光榮而特殊的任務。這就是『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的前身，後稱『梁效』。」周一良參加了梁效寫作班子，與楊榮國文革結束後的遭遇相同，幾乎一夜之間成為「反面人物」。周啟銳的語氣越寫越無情，說的何止是父親，哪一處不是時代的荒謬：「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上，今天批胡適，明天評陳寅老，否了這個否那個，到頭來又回過頭來向先師請罪，真不知這些年是在幹什麼呢！尤其發現噩夢醒來已黃昏，烈士暮年，噁心不已，一肚子話還不能直說」。其實也算是說了，借魏建功先生這種近乎嚴酷的自我解剖，話說得再直率不過：「萬萬想不到老了老了還當了回奴才。」「這足見上寵之可怕。」
吳定宇寫到周一良的反思，1999年11月27—29日，中山大學在廣州舉行第三次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周一良重病在身，不能到會，他向會議提交了《向陳先生請罪》這篇文章。其實他寫批陳文章，並未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但周一良依然背負了終身的悔恨，在會上，他請人代致懺悔，得到一片唏噓。
《向陳先生請罪》文章節選
周一良的人格比很多批陳者高尚，那些人終其一生也沒有勇氣表達內疚。書中的「揚州世交」在編訂個人著作目錄時略去了當年發表的批陳文章，而自封為與陳寅恪並肩「以詩證史」派的代表人物，全然抹去了當年的反戈一擊。
吳定宇在寫周一良時，他還以新的史料，來表明周一良在那個特殊時期的惻隱之心，這在危難之際殊為不易。當年，作為新黨員，周一良明知駁不倒陳寅恪，卻不能不服從北大歷史系黨總支分配的任務。而在中大有關部門發函外調陳寅恪時，他選擇了保護老師的做法。他對陳寅恪的家世明明非常了解，但是，1962年3月17日，在回答有關陳寅恪家庭和社會關係問題時，他「為了不給老師在政治上惹麻煩，採取了裝糊塗和輕描淡寫的手法，以『所知幾乎等於零』、『不清楚』、『不詳』、『可能』等遁詞，迴避了對陳氏及其父兄關係的調查。」周一良自己從未引此例證來減輕自己內心的重負，但是吳定宇從檔案中發現和抄錄的這份史料，呈現了政治風暴中一位知識人的謹慎和同情心。
四、史學革命者的犧牲
如上所述，這些積極投身史學革命的先鋒者，差不多也先後掉落進了給對方挖的坑裡，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地為所謂「資產階級史學」挖掘墳墓時，他們預備了自己的犧牲，精神與肉體的。然而，就他們的個人命運來看，被當作工具，以其學術成果服務於政治目的，何嘗不是另一種虐待呢？只不過，當他們春風得意之時，不會想到陳寅恪處境的慘痛。
陳寅恪故居內景（牆上掛著陳寅恪全家照）
吳定宇書中引用了陳寅恪的這樣一封信，1959年6月28日下午，生物系負責人來到陳家，通知陳寅恪其二女婿林啟漢（被劃右派）從外地勞動返校，安排在校內養豬。今天看來，這真是一種奇怪的懲罰，但在當時，知識分子通過勞動改造世界觀，就是給出路的做法，在校內養豬，更是一種照顧了。況且，學生物的去養豬，不是正好專業對口嗎？
而陳寅恪怒不可遏，第二天給校方寫信。吳定宇在書中全文引用了這封抗議信，僅從以下兩段話，也能看出其中的悲憤：
我自救之計只有「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坦白告訴高先生並請轉達要害我的人們。我被逼走或將要逼死時，一定要說明此中原委。否則人們不會了解，生物系某一部分人，何以能逼走歷史系的我。現在我已算七十歲，離死已不遠。請他們快點抓緊時間，不必用鉤牽之法，更為直截了當。
有人說小彭的思想影響林啟漢。就是說我的思想影響小彭。照此邏輯，林啟漢是小右派。陳小彭是中右派。我是大右派。如果依他們的話推論起來，我是應該處死刑的。他們要打擊我，便直接打擊我。用不著這種繞灣（彎）的手段，未免太不光明磊落了。我被此輩捉弄。走或死皆不甘心。
至於文革中陳寅恪被折磨的情形，這裡不一一複述了。如今，當我們捧讀陳寅恪文集時，不能不去體察陳寅恪身處的政治環境，還有去認識如陳序經這樣的教育家、蔣天樞、劉節、吳宓等一批史學家，從而思考另外一個問題，何以這樣一些人能夠謹守良知，能夠珍視、守護和協助陳寅恪完成他的學術研究，並奮不顧身地為中國文化保留下這一遺產呢？
五、檔案與權力
寫到這裡，應該為這篇長文做一小結。淺顯的結論是：檔案對研究高校的歷史和知識分子的個人境遇非常重要。
這個結論對本文來說，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重要又如何，當檔案館中的這些檔案已經不再對研究者開放，無論是陸鍵東看過的那些，還是吳定宇看過的那些。這裡，重要性的問題已經被懸置了。
也正因為如此，本文的結論將要導向一個不正確的方向，那就是檔案和權力的關係。
檔案，無疑是權力的表徵物，它是權力機構圈藏起來的歷史記錄。
如果把個人和組織的位置進行排列，顯然，這裡有下與上的關係，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推演開來，我們還可以說，是命令者與接受者、審查者與被審查者、提交證言者和使用證言者……諸如此類，各種不對等的關係。歸根結底，檔案匯集了權力運行的原始軌跡；這就是它需要被保守的秘密。
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的學術成果，是在與思想管控機制進行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在目盲腿臏的困境中，他以不屈不撓的口述寫作實踐了他早年對科學院的回覆：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得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如果歷史按照陳寅恪的願望發展，中國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會是什麼局面呢？或者，假設未來這個研究原則可以確立，是不是也能讓楊榮國、金應熙、周一良這類學人同樣得到解放，讓他們可以真正成就自己的學術偉業？
如今，幾乎每個對社會政治有意見表達的人，都會被約喝茶；高校教師因言論被舉報、調離教學崗位甚至遭到更嚴重的對待，例子也不少見。回顧陳寅恪所經歷的那個時代，總能讓人多一些思考，因為不同的角色會走向哪裡，那裡已經有了終局可供選擇。
這篇文章裡還遺漏了一個問題，至少是沒有充分展開，那就是道德。當我們回顧檔案中的批判鬥爭時，批判者是否面臨了倫理的拷問？這個有關道德的問題常常被架空了。表面上，監控與報告只是運行工作程序和行政命令，那些執行者雖然是個人，但他們肩負組織的使命，只是權力的化身。個人在這個此刻，常常是不需要考慮政治後果，因此也不認為將要承擔政治責任。
然而，實際情況未必真是這樣，在下一場所謂整風或者糾偏運動中，前任的工作可能被繼任當作偏向而遭到否定。或者，當整個政治方向發生大的逆轉時，組織的責任也常常被轉移到個人。這時，這個當初的執行者開始體驗到不公正，但他已經投訴無門。
直到這一刻到臨之前，在權力位置上處於優勢者，他的違背師德或者傷害他人的行為幾乎不會激起道德上的羞辱感。不僅不會，緊跟潮流才能自保並且獲得鼓勵，這個獎懲機制如此有效，以至於在整個單位以及大多數同事中，恐懼與順應權力塑造出人們基本的心理狀態，一方面接受言論管控，另一方面對他人的痛苦保持沉默。結果，只有當監控或執行命令的人自己跌落到不利位置，同理心才會產生；良知通過體會恥辱與羞愧而被喚醒。
我想到英國作家加頓艾什寫的那本書《檔案：一部個人史》，梁文道為那本書寫過導讀，題為《出賣作為一種美德》，不過，他那裡講的檔案是過去的秘密警察保存的檢舉、跟蹤與監控案卷，我說的校史檔案還不是這一種。它並不是以直接以警察系統的控制和震懾力量來加諸於普通公民的記錄，而只是在一個單位內部通過各層級組織實施的日常管理記錄；它更多地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因而更容易持續，其管理的人事範圍也更普遍。
在讀著吳定宇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想到過，陳寅恪的往事因著陸鍵東、吳定宇的研究而在中大長久地流傳，這也是對陳寅恪所代表的學術信仰的守護。陳寅恪因此成為中大精神的不朽傳奇，它是對這一代教師的庇護，也是祝福。陳寅恪堅守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原則，蘊含著深刻的歷史教訓，也是對學校管理者良知的召喚。
陳寅恪雖目盲，1958年前仍在家居的走廊給學生授課
也許，我這樣說，沒能闡明定宇兄這本著作更深遠的意義，但我相信，在我們內心，在中國的學術文化界，因陳寅恪的堅守而激起的思想共鳴是永久的。就此而言，這也是對定宇兄最好的紀念。
後記：
大約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們華中師大七八屆的幾位碩士研究生隨導師陳安湖教授，到中山大學遊學。我們拜訪了中文系的吳宏聰教授，他給我們介紹了有關魯迅研究的狀況；他的研究生應該也在座。其中當有定宇兄，但我對此卻印象不深。
我記得更清楚的是，後來我們之間開始關於巴金研究的通信。那些年，國內做巴金研究的年輕學子如上海的陳思和、北京的李存光、李輝……我們彼此都有聯繫。我在寫作碩士論文期間，還收到過巴金先生的親筆覆信，回答我有關他早年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問題。在上海，復旦大學的賈植芳教授給我很多指教。而我們這些研究巴金的年輕人，內心充滿求索的熱情和正義感，也真誠地分享著研究心得和史料信息，因為巴金著作和譯作的早期版本以及發表他文章的刊物，分布在全國不同的圖書館；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為對方提供協助。
我1981年秋畢業，次年春，在綿綿雨季的廣州，我再次來到中大，為修改書稿查找資料。記得事先就和定宇兄聯繫了，從公交車下來進了校園，是他來接我，也是他事先為我在研究生女生宿舍找好了住處。那時我們經濟都不寬裕，能省則省。我的床位是一位家在校園的女生空出的。定宇兄所住的房間，我印象中是特別大而簡陋，也許因為本地的同學沒有在宿舍住。他用小電爐為我煮了掛麵，那熱騰騰的湯麵之美味，我至今也不知他放了什麼秘密武器。也許因為當年我們都是窮學生，也許就是飢餓本身的刺激。不過，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定宇兄是四川人，四川人煮麵，那還有不好吃的嗎？
1994年秋，我從北京調入中山大學，我們又在同一個教研室相聚。我們合作開課，指導研究生；一同接待來訪學者，處理日常教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這個學科，我們也有很多共同的師長和朋友。
「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定宇兄就是這樣的一種朋友，謙遜、溫和、內斂和友善。工作時大家都忙，彼此相知與合作也很平常。2000年我調到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教研室，專業方向也有了新的調整，再後來我遷出學校。那種不動聲色的友情始終都在的，但畢竟與定宇兄見面交流的機會要少得多了。
2003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研究生答辯合影。
前排右一是吳定宇老師，右四是艾曉明老師。
尤記得大約在2009年，我和定宇兄都已退休；我們的老教研室主任黃修己教授和夫人陳老師約著我和他，我們一起去了花園酒店附近的餐廳相聚。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陳老師還說，我們下次再去另一家餐廳品嘗美食。沒想到，那竟是我見到定宇兄的最後一面。
戴月老師約我寫一篇紀念定宇兄的文章，我遲遲沒有動筆。固然是忙於其他俗務，也有一種逃避的心情。寫懷念文章，仿佛就是一種認定：一個人真的不在人世了，我們永遠不能再見到他；這是我多麼不願意接受的現實。而且，也不免要進入回憶之河，撞見自己生命的流逝。
算起來，我和定宇兄的相識足有三十多年，差不多是我生命中一半的時間。而我能講述的有關定宇兄的故事，其實又是很少。定宇兄年長我9歲，我10歲上小學三年級時，他已經入讀四川外語學院的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了。他的見聞、學識，不知比我豐富多少。但我們相處時，他總是給我很多的誇獎，以至於我只有呵呵傻笑來應對他的謙謙風度，而從未去打探他的人生故事。在這個方面，他真不像是愛好擺龍門陣的四川人。
是在定宇兄的大作《守望：陳寅恪往事》的後記裡，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文革中期的1968年（書中寫成「1969」，應為筆誤），他已經是一位開始了獨立思考的青年。也是在那時，他竟然奇蹟般地聽說了陳寅恪的名字。那年在西南師大，吳宓先生早已被文革打翻在地，受盡侮辱；而定宇和他的朋友們，內心依然敬他為「最有學問、最有本事的學者」。定宇向吳宓先生求教：在中國有沒有你佩服的學者？得到的答覆是：陳寅恪。
那一年，定宇不過25歲；即將進入75歲的吳宓先生牽掛著他的摯友而無從得知其生死。陳寅恪，這黑暗中如同星光的名字激發著青年吳定宇的知識想像，仿佛冥冥中的一個安排。十一年後，定宇兄來到中大讀研究生，導師吳宏聰教授竟然就是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教過的學生，如此，定宇兄一步步走近了陳寅恪。
讀《守望：陳寅恪往事》，我心裡常常湧動著深切的懷念和強烈的遺憾。我還沒有向定宇兄充分表達我的感激，我也錯失了向他學習、求教的機會……與此同時，我還想到，定宇兄並沒有走遠；通過他的研究，我們之間的精神聯繫更明晰了。
2005年中山大學校園，艾曉明老師和她的學生們。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某日我從外地回到中大家中，接到定宇兄一個電話。他的聲音從那一端傳來：退休支部過組織生活，討論了對你的處理。我說：你們這樣討論艾曉明，徵求了她的同意嗎？
現在想起，那竟是定宇兄和我的最後一次通話。
謹以這篇讀書筆記，向忠厚、儒雅的謙謙君子，我的朋友吳定宇先生致以最深的敬意。
2020年11月11日於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