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阿熊，今天是大年初八，肺炎的確診人數已經上升到11791人，情況依舊十分緊急。我宅在農村老家裡，給大家繼續錄製節目。
我們先從一個故事說起，據說上世紀80年代，絲綢之路還坎坷難行的時候，有一位80多歲的日本老者一路顛簸來到敦煌，參觀完莫高窟後，還要去看久仰的玉門關——「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在日本，王之煥這首《涼州詞》可謂無人不曉。當這位老者來到玉門關時，面對殘垣破壁，不禁失聲大哭。
驚慌失措的導遊不知如何安慰這位老人。老人的慟哭，難道是因為長久以來保持的詩意想像的幻滅？抑或是喚起了一種鄉愁？
這個故事我也心有感觸，有一種想流淚的感動。
「日本人走進洞窟，要脫鞋、打恭作揖，恭敬的態度，嚇我一跳。」當時有個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侯黎明，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隨日本參訪團踏進莫高窟的親身經歷。
莫高窟是中國的，日本人卻如此尊敬、膜拜它，對它的迷戀超過我們的想像，「好像看到老祖宗般，要弄清楚自己的根」。
80年代的時候，中日友好是一個高潮，絲綢之路與敦煌在日本是經久不衰的話題。1988年竹下登首相訪問敦煌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源泉，是日本人的精神故鄉」。他說「我們日本人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他們還有一個首相海部俊樹說過「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這也是很多日本民眾對敦煌的理解。
在影視作品中也是這樣，上世紀80年代，中日合作拍了一套紀錄片《絲綢之路》，阿熊當時是在新疆旅行，想要找一些紀錄片來看，就發現了這個寶貝，拍的很不錯，當時在新疆旅行，白天在大漠中行走，晚上在旅店裡看這部紀錄片。
日本還拍過一個紀錄片《敦煌》，豆瓣評分9.2分，還有一部中日合拍的古裝電影，名字也叫《敦煌》，是日本小說家井上靖的作品改編。
關於井上靖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1979年，他試圖前往中國西北的敦煌。因為種種原因吧，中方管理人員拒絕了他，他竟然在中方管理人員面前下跪請求通行，乃至老淚縱橫。
大家聽過著名指揮家小澤徵爾的故事，他聽《二泉映月》，聽著聽著跪了下去，他說「這種音樂應當跪下去聽。坐著或站著聽，都是極不恭敬的。」這兩個故事異曲同工，都體現了他們從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熱愛。
這部中日合拍的電影，在知乎上的評價很高，有著濃濃的古意，在去敦煌之前，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
另外，阿熊還要著重介紹一位日本的畫家平山鬱夫先生。這可是日本的一位國寶級的畫家，
1958年，中國敦煌藝術展在東京開幕，當平山鬱夫看到「飛天」生機勃勃的姿態，苦悶的心靈被深深震撼，他隨後創作的《佛教傳來》，成為他的成名作。
70年代末，平山鬱夫終於第一次來到敦煌莫高窟。據他自已回憶：第一次到莫高窟時已近黃昏，突然看到在沙漠中出現了楊樹的簇簇綠蔭，接著興奮地來到九層樓，急切地開始描摹大佛殿的九層樓閣。當時，風從楊樹間掠過，送來樹葉的沙沙聲，九層樓的風鈴響個不停，夕陽落山了。鳴沙山的細沙，在風中飛落。
「我一直畫到天色昏暗，仍無法抑止亢奮的心情，甚至感覺僧人陣陣誦經唱和，伴隨風鈴聲傳來。如果不是天黑，我真想一直畫下去。」
「此後平山先生幾乎每年都要來敦煌。如同唐玄奘在印度取得佛經一樣，他在敦煌唐代壁畫中找到了日本古代繪畫的源頭。」
他每次到敦煌，不僅迷戀敦煌壁畫，抓緊一切時間寫生，摹寫敦煌藝術，而且逐漸看出了敦煌莫高窟藝術保護面臨的問題，便產生了要擔負起保護莫高窟使命的想法，並說出了「傾家蕩產也要保護敦煌莫高窟」的豪言壯語。
回到日本後，他開始為敦煌石窟的保護募集資金，還通過民間捐款的形式募集資金，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得以成立。
平山鬱夫常常率領學生到敦煌觀摩學習敦煌藝術，並要求學習東洋繪畫的學生必須去敦煌學習過才能畢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擔任親善大使期間，常常奔走於中亞、南亞和中國等地，為中國的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平山夫婦個人出資，讓敦煌研究院選派青年人到日本學習文物保護、考古、美術等各類亟需的專業。從1985年開始，直至現今從未間斷，為敦煌研究院培養了52名急需的專業人才和技術骨幹。
平山先生多次向日本政界要員介紹保護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重大意義，推動日本政府參與敦煌莫高窟保護，最終於1988年促成了日本政府無償援助10億日元，建設「敦煌石窟保護研究陳列中心」項目的落實，為保護和展示敦煌藝術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個陳列中心就在敦煌石窟的對面，裡面常年陳列著常書鴻、段文杰等人的臨摹作品，每天有講解員公益解說，大家去的時候一定要去感受下哈。
為什麼日本人對敦煌如此痴迷呢？
正如歐洲人對於希臘，都有文化故鄉之感，
亞洲很多國家也把中國，視為自己的文化故鄉。
相比較而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自己不知道珍惜。
清朝末年到民國這段歷史，大量的敦煌文物流失到海內外，造成這一切的，不僅僅是道士王圓籙一個人的責任，王圓籙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事實上，王圓籙在發現藏經洞後，不是沒有作為，而是四處活動，向各種可以鑑定、賞識這批文物的高官貴人尋求幫助，但是他們都沒有施以援手，即便是最後真的有心想要保護這批文物的人，也最終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落實。相反，他們當時不少人還譏諷王道士，嘲笑他手中的經卷不如自己的書法好。
後來，王圓籙接觸到了外國人，這一切，就成為了他被釘在歷史恥辱柱的開始。
蘭登·華爾納，我們再龍門石窟專輯中講過他，這位被貼上敦煌「盜賊狂魔」的美國人，卻在他給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展現了他另外一面形象：
在這些可愛的佛像臉上，有幾個被塗寫著俄國軍隊的編號。從一個宣講蓮花經的坐佛口中，噴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話……我的任務是，不惜粉身碎骨來拯救和保存這些即將毀滅的任何一件東西。若干世紀以來，它們在那裡一直安然無恙，但現在，它們的末日即將到來。
其實應該被責備的不是王圓籙，而是那些冷漠、愚昧的道臺、巡撫、士紳，他們的不作為才是真正的恥辱？
這個背後的原因有很多，阿熊覺得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滿清的愚民政策。清朝以少數政權統治漢族，故意採取愚民政策，不讓老百姓開化，識字率極低，對文物的保護觀念幾乎沒有。這是些導致漢民族對於自己文明的忘卻和疏遠。
宋《士林廣記》記載當時「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清朝只是讓老百姓吃飽就行。
同樣的一個事情，就是康熙時期就已經接觸到了西洋的火槍，但是八旗靠騎兵徵服漢族，槍械對騎兵的威脅太大，所以摒棄不用，以至於後來在洋人的堅船利炮面前，我們只能用弓弩和血肉去迎戰敵人。
敦煌藏經洞大部分文物已經被各種人以各種目的帶走了，在這些帶走敦煌文物的人中，也有幾個重要的日本人，
1908年，大谷光瑞，這個人信仰佛教，他當時在倫敦留學，看到了斯坦因等人在敦煌等地的探險成果，於是回到國內，組織了三次在中亞及中國新疆等地的探險活動。大谷探險隊由於資金充裕，每到一地，清王朝的官吏們都給予了大小不等的幫助。相對於歐洲人，他們在相貌上不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比較容易融入當地人的生活中。
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從敦煌莫高窟帶走了600件文物。
歐美國家的探險者主要挑選精品帶走，日本則將挖掘出的所有與文物一起打包帶走，所以他們的考古研究更為系統。所以，日本在敦煌學這方面發研究很具有權威。
藏經洞大部分文物散落世界各地，存留的八千卷殘本如果能夠好好利用，也不一定比那些被盜走的文物所發現的價值要小。
金石學家羅振玉等一批學者是比較早開始重視此一批文物的人，他們當時建議清政府加緊運送文物進京，結果不僅一路上文物丟失過半，而且抵京後很快被士紳大夫瓜分完畢，為了收藏方便，過長的長卷被撕毀，文物被草草的處理。
後來到了民國，軍閥混戰時期的破壞也很嚴重。敦煌直到1944年之前，都是當地民眾給養豬的地方。想起來都令人感到痛心。
自己不知道珍惜，正如餘秋雨在《千年一嘆》中所寫：與其自己破壞掉，不如讓懂得欣賞她們的外人帶走吧。
陳寅恪說過一句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只有常書鴻等「敦煌之子」只能孤軍苦戰，以畢生的清貧和孤寂陪伴這份文明的瑰寶。這些都導致了中國敦煌學研究在若干歷史時期的滯後。
所以有句話叫：『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敦煌學」一詞，也是1925年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首先提出的。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學者們全力編寫的《敦煌資料》被日本學者池田溫比照原卷挑出300餘處錯訛，有中國學者因此在課堂上落淚。
時至今日，我們的國家逐漸強大，我們也逐漸越發的懂得珍惜敦煌的價值，中國在敦煌學上的研究也是越來越有建樹，令世界矚目。
今天所講了一些日本人對敦煌的特殊感情，絕對不是為了崇洋媚外，而是感慨，其實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我們中國人還是沒有真正了解敦煌的偉大意義，雖然今天的敦煌每天遊客人來人往，川流不息，但是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到此打卡一遊，然後匆匆離去的遊客。
阿熊這期節目叨叨了這麼多，就是希望大家對敦煌的了解不只是浮於表面，而是能夠深入的體會下她的魅力，讓您的敦煌之行，能夠有種靈魂上的洗禮。
今天的節目就說到這裡吧，下期節目，我們接著講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