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回家，父親指著一堆笤帚對我說：「挑幾個吧，每個人拿3個，你大哥已經拿了，剩下的是你和你兩個妹妹的。我這是最後給你們扎笤帚，老了，幹不動了，好退休了。」我聽了，心裡酸酸的，趕緊從裡面拿了3個，放到汽車後備箱裡。
父親今年已經過了80歲大壽，他已經不止一次說過退休這話，去年分炊帚時說是最後一次，今年又扎了笤帚，這說明他的體格還行，身體好著呢，但願明年還能用到父親做的小家什兒。
其實，笤帚對於住在樓房裡的我們來說，基本派不上用場，拖把和吸塵器已經代替了它的職責。但是，笤帚上面浸潤著父親的汗水和心血，它就和普通的除塵用品不一樣了，哪怕掛在家裡不用，看著也安心。
笤帚和炊帚都是高粱的副產品。自從莫言的《紅高粱》熱火和莫言獲得諾獎，紅高粱已經是高密的文化符號了。其實小說和電影中的紅高粱與生活中的高粱還不是一回事。而今天，在高密，如果說高粱沒有在前面加上「紅」字好像不是一種植物了，作為高密人言必稱紅高粱。自打我記事起，父親就年年種紅高粱，不過，那時已經解決了溫飽，紅高粱已經從主糧變成了小雜糧。父親種紅高粱主要是為了扎笤帚，扎炊帚和訂蓋墊。父親每年種紅高粱的地方都是利用自己開墾的溝底、河沿或者小荒地，他說紅高粱潑實能吃苦，就像農村娃，吃粗茶淡飯一樣長得胖頭大臉，父親總是喜歡把莊稼比喻成人。
春天，穀雨節氣過後，父親就把高粱種子從他的葫蘆頭（沒有割成瓢的葫蘆，在頂端開一個口，用來存放莊稼種子等）裡取出來，然後按照他標記的不同品種，分別種在不同的地塊。高粱的品種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黃高粱，也叫米蜀黍，這種高粱穗子挺直，成熟後是黃顏色的，高粱穗由下面細長的莛杆擎著，穗子可以綑紮炊帚，莛杆可以訂蓋墊。再一類是紅高粱，又叫粘蜀黍，穗子成熟後火紅，像熊熊火炬，這種高粱的穗子長，柔軟，韌性好，適合綑紮掃地笤帚。
父親把這些種子種到地裡，並不澆水，高粱什麼時間出苗，全聽老天爺的安排。一旦老天爺下了場透犁雨，高粱們就會爭先恐後地鑽出地面，爭搶著和陽光接吻。這時，父親會按照苗子的強弱和他本人的喜好進行間苗。鑽出地面的高粱是繼續生長還是被淘汰掉，父親的钁頭說了算。我曾經問過他為什麼高粱苗的距離不一樣，他說：「七稀八密留大的。」他只留苗子長得粗壯的，寧缺毋濫。
間好高粱苗，父親就不再管他們，而是去忙活別的農活了。直到秋天，別的莊稼收拾完畢，他才來收編他的這些散兵遊勇。
這時的高粱，紅的火紅，黃的金黃。父親在前面用小钁把高粱棵撾（音zhuā）倒，在地裡排成一排，娘在後面用刻刀把高粱穗連同莛杆割下來。
運回家的高粱穗子不用晾曬，直接進行脫粒。脫粒時，把高粱穗直接在場院的地上摔打，高粱米就會摔下來。黃高粱要先用刻刀把穗子和莛杆分離，再把鋤地的鋤頭反過來，用手按著高粱穗用鋤頭刃把高粱米和糠刮下來。脫粒完成，父親就把炊帚苗、笤帚苗、莛杆等分類晾曬，綑紮，等以後使用。
農曆十月後，田裡再也沒有什麼農活，農民開始在家休長假了。父親把他的笤帚苗拿出來，先放到村後的灣裡泡兩天，再撈出來控幹水分。這時的笤帚苗柔軟有韌性，父親騎在長凳上，腰上拴一根牛皮繩，繩子的另一頭掛到長凳一端的木橛（以前的長凳上都有）上，把事先挑好的笤帚苗子幾根一組，彎腰纏上牛皮繩，身子往後一挺，就把要綑紮的地方勒緊，接著就用細麻繩綁住，這樣鬆開牛皮繩，麻繩就牢牢地固定在那裡了。每扎一把笤帚，都要彎腰挺腰20餘次。扎完一把，先用鋒利的匕首把笤帚把上多餘的部分削掉，再用剪刀像理髮師整理頭髮一樣修整好笤帚頭，最後放到石板下壓平整。
（蓋墊）
笤帚扎完了，再扎炊帚，炊帚扎完了，再訂蓋墊。整個冬天，別人都在打撲克搓麻將，父親卻起五更睡半夜地幹著這種枯燥的活計。那些年天冷，又沒有錢生爐子，幹完這些活，一個冬天下來，父親的一雙手全是凍瘡和血口子。
進入臘月，父親把他一冬天的作品拿出來晾曬，留足自己用的和送給親戚朋友的，剩餘的就用自行車馱著去趕集賣掉。父親扎笤帚是祖傳手藝，加上他做事用心，笤帚用起來很順手，深受大家的喜愛。不幾天，我們兄妹過年要穿的新衣服和下一年的學費，就由笤帚、炊帚、蓋墊慢慢變出來了。記得有一次，娘開玩笑說，你爹每年扎笤帚掙的錢，比我養一頭大肥豬掙得都多，所以我要多給他加點料。
想著往事，看著腰身不再挺拔，手腳不再靈便的爹娘，我的眼睛熱熱的。我掩飾著，指著牆邊的一個蓋墊說：「我不準爹退休，明年我還要再分幾個爹訂的蓋墊。」父親聽了我的話，笑著說：「好，我就聽孩子的，也順應形勢，延遲退休。」父親和紅高粱打了一輩子交道，紅高粱的一生也像極了父親的一生，紅高粱和父親是有感情的，看著父親高興，我們一家人都高興。父親和紅高粱永遠陪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