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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熱臺劇《想見你》引發的熱點效應，伍佰，這位曾經深切影響過幾代人的傳奇歌者再度翻紅，並在當代音樂審美體系中，引發了一陣強烈的復古潮流。
與此同時，「上頭神曲」《last dance》點燃的一系列連鎖效應，也讓伍佰十多年前發表的《挪威的森林》《浪人情歌》等金曲再次廣受關注，受到了大批00後年輕人的追捧和喜愛。
伴隨著「上頭」、「洗腦」的歌曲標籤，伍佰翻紅無疑是一批華語歌壇中堅音樂人生命力的象徵。
那些用時間沉澱和真情實感打磨出的歌曲，時隔多年用證明了「好作品永遠不會過時」的準則。
然而，這條準則並不是對每個音樂人都有效。伍佰的翻紅令人欣慰，可背後還有更多數不盡的酸楚。
千禧年之後，內地歌壇其實也出現過一位和伍佰極具相似性的歌手，他同樣也創造過「神曲神話」，同樣被大眾詬病「土味十足」——他就是刀郎。
遺憾的是，刀郎至今仍被許多人視為「土味」的象徵，跟那個時代和他一起湧現出來的、真正土味的網絡歌手們，一起湮沒在了歌壇。
2004年，刀郎專輯《2002年的第一場雪》一經發布，便迅速席捲大江南北的大街小巷。在沒有宣傳推廣的前提下，刀郎憑藉作品本身上口的旋律與直白的歌詞打動了億萬聽眾。
當然，那一年跟刀郎一起打動大家的，還有楊臣剛的《老鼠愛大米》、龐龍的《兩隻蝴蝶》、鄭源的《一萬個理由》。
所以說，刀郎的作品土味到和網絡歌曲放在一起都沒有絲毫的違和感，這也成為日後刀郎被詬病不已的話題點。
如果說伍佰翻紅是屬於年輕人流媒體的狂歡，那彼時的刀郎的一夜爆紅堪稱全民皆知的參與。
兩人都是通過自身過硬的作品，實現了對聽眾的原始積累。而草根出生的刀郎後來又「賣身」給了比滾石資歷更雄厚的「國際巨頭」環球唱片，甚至連「校長」譚詠麟都出馬為他站臺，但兩人的發展路徑卻是雲泥之別。
伍佰通過不斷向市場輸送金曲和個人樂隊的調性建設，逐漸蛻變成了大眾心目中的「搖滾教父」，而刀郎在2004年爆紅之後，便一直承受著來自主流歌壇的質疑與排斥。
最直觀的表現是2010年「音樂風雲榜」頒獎禮上，刀郎被評委會主席那英吐槽：他的音樂不具有審美標準，作品缺乏音樂性。
身為頒獎禮評委會主席那英的觀點，即代表了主流歌壇對刀郎的態度。
作為內地流行歌壇的旗幟人物，那英不只是內地歌壇的實力天后，在港臺流行歌壇她同樣能佔據一席之地：斬獲臺灣金曲獎最佳女歌手的桂冠，她還能把演唱會開進香港紅館。
眾所周知，金曲獎作為華語樂壇最具影響力的音樂頒獎禮，一直堅持奉行的「音樂性與藝術性」，在歌壇範圍內還是極具權威的。
被金曲獎認證過的「金曲歌后」那英，後來又在內地「分豬肉」式的頒獎禮上拿著這套「不唯銷量論」的藝術理論去「卡」刀郎，這也成了那英被網友「炮轟」的一宗罪。
隨著音樂多樣性的加速，刀郎的歌也被打上「菜市場音樂」的奇怪標籤。2013年，他本人開始在歌壇銷聲匿跡。
傳奇的誕生，往往都離不開時代背景和外部環境。
無論外界如何評判，刀郎的出現顯然是對主流歌壇的一次衝擊，而他由爆紅走向消逝，歸根就底，是本土化音樂的一次失敗，也是時代趨勢的選擇。
「刀郎不姓刀」
刀郎，原名羅林，生於四川內江的一個四口之家，除去父母和他，還有一個大五歲的大哥。
由於父母時常在外演出，照顧不了他倆，哥哥從小便擔任起了管教羅林的責任，並以毆打手段作為教育方式，一言不合便會對羅林拳腳相向。
在大哥的暴力教育打壓之下，羅林唯一的心靈寄託便是和他那位學作曲的表哥交流玩耍。
一次和他去器樂房玩琴的過程中，表哥發現了他的音樂天賦並告訴了羅林的父母，在聽從表哥建議下，羅林獲得了一臺鋼琴。
上世紀八十年代港臺音樂吹到內地，羅林每日拼命扒譜練習，試圖將音樂作為今後的職業，想通過自己的努力逃離原生家庭的環境。
可15歲那年的一個事件，改變了他的成長軌跡。
羅林15歲時，哥哥找了女朋友。在得知女孩以前和很多個男生交往過之後，幼年時期被打壓的種子在心裡突然爆發，他回到家衝著他哥喊了一句「綠帽子」。
哥倆第一次大打出手，羅林把以前的怨氣統統發洩了出來，而由於母親的庇護罵了大哥，大哥當晚便負氣出走。
一周後家人收到了他哥的死訊——哥哥騎車被途經車輛碰倒後，迎上了身後的麵包車，醫生還沒到人就走了。
此後的日子裡，羅林母親不再鎖門，她說大哥走那天晚上沒帶鑰匙，怕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家」成了羅林的傷心地。
17歲那年，出於逃避，也出於做音樂的想法，羅林決定肄業，趁著父母不在家，留下一張紙條開始浪跡天涯。
「漂泊不定，駐足新疆」
離開家的羅林首先去應考了歌舞團，遺憾的是招生老師嫌他太業餘，果斷將他拒之門外。
受到打擊後，他決定不再考學。
於是，羅林開始在四川內江的歌舞廳裡做服務生，工作之餘給當時的樂手、調音師端茶倒水，向他們討教音樂知識。
之後，一次機緣巧合下，羅林認識了內江一流的鍵盤手何老師，並拜他為師。
一年後，羅林被師傅推薦到了歌舞團做鍵盤手，而他也說服了當時歌廳主唱廖健，組建了「手術刀」樂隊，他希望自己能像羅大佑那樣，用音樂剖析社會上的種種光怪陸離。
現實是殘酷的，「手術刀」樂隊組建後「手術」沒做成，樂隊成員們卻因為收入微薄而失去了最初的那一份熱情。
1991年夏天，羅林對廖健說：在成都搞音樂沒有前途，咱們幾個還是各奔東西吧。樂隊就此解散。
人的轉變往往帶有戲劇性，因為唱歌不賺錢，當時的主唱廖健轉而開始了自己的諧星之路並在當地逐漸名聲四起，而羅林為了理想，一條路走到了黑。
在不顧父母勸阻和一名離異舞蹈演員結婚生子後，在女兒出生40天後的一個早晨，羅林發現妻子不見了，並留下一張紙條：「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悲傷中他寫了一首《孩子他媽》，將女兒留給父母后便離開了四川，再度流浪。
在輾轉重慶、西藏、西安之後，羅林來到海南並在歌廳駐唱，結識音樂人安龍後成立了名為「地球之子」的樂隊。
後來因為跟廣告公司、商演公司合作越來越多，羅林在90年代便月入過萬，生活富足。
可這樣的生活不是羅林想要的。
他玩音樂，是想要成為洞悉社會百態、引導人們思想的音樂詩人，而不是靠此來謀生。
羅林給樂隊上了一課，告訴大家我們不能這麼墮落，可沒人懂他在說什麼，因為不是人人都有崇高的理想，一番爭吵後，樂隊再次解散。
後來，羅林認識了新疆的民族歌手朱梅，1995年羅林帶著妻女來到新疆，落腳在烏魯木齊友好路一個名叫「八樓」的公交站附近。
而這一去，羅林也改變了他隨後的人生。
「不被認可的新疆風格，火爆全國的土味情歌」
定居新疆後，羅林回想之前的生活，發現依靠鍵盤謀生的日子只會讓他和他的理想漸行漸遠，他決定不再賣技，因為這樣永遠不會有作品出來。
1998年，羅林把自己寫的歌整理成了一個合集，並拿到了一筆西點店贊助的製作費。
本來西點店是想讓他結合西點品牌摻雜一些喜慶甜蜜的歌曲進去。
可羅林覺得不能用商業玷汙了作品，根據自己的審美弄了一張黑白配色的專輯封面，最終只賣出去幾百張。
迫於生計，羅林開始接一些廣告音樂製作的活計，這次他算是選對了路。
他給一家衛星天線公司製作的廣告音樂在新疆廣為流傳，他將賺來的錢全部投入了自己的原創音樂，2000年專輯《新疆原創第一擊》誕生。
羅林原本以為做新疆風格的原創會得到當地人的支持，但他的本土化嘗試並未得到大眾的青睞。
一次訪談中他回憶那段日子說道：「我更像是一個推銷員，站在各種豪華的老闆臺前推銷我的夢，而他們卻像動物園遊客般看著我，然後用同樣的口氣說下次吧。」
最後，這張專輯換來的代價是他把家底都掏空了，卻只賣了一千多張。
挫敗並沒有讓羅林倒下，在後來的三年裡，他寫了不計其數的歌。直到2003年民歌翻唱曲目《西域情歌》的出現，才讓窘況得到緩解。
這時候開始，「刀郎」成為了羅林的藝名，被西北聽眾口口相傳。
一家音像店的老闆很困惑的說：不知道為什麼，只要店裡播放《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就會有人進來買這張專輯。
或許，那時候的刀郎也沒想到，他的爆發期還沒有真正到來。
2004年1月，一半是翻唱、一半是原創的專輯《2002年的第一場雪》一經發行，專輯原創部分的《情人》《衝動的懲罰》《新阿瓦爾古麗》《2002年的第一場雪》便迅速從荒野大漠傳到了繁華都市。
由於此前刀郎沒有任何宣傳和曝光資源，當這張專輯在西北有了一定聲量後，恰好被太合麥田的創始人宋柯聽到。
他預感到這些作品一定會火，所以特意跑到新疆找到刀郎，拿下了除唱片外的所有版權。
最終，宋柯通過當時風靡一時的彩鈴和其他數位音樂授權，徹底將刀郎這張專輯推向了內地歌壇，並在隨後的三年為太合音樂帶來了2000萬的收入。
刀郎火了。
在那段歌曲盛行的時間裡，他很少露臉，大家都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沒人知道他長什麼樣。
2004年7月10日，張藝謀電影《十面埋伏》在北京工體舉行首映式，刀郎帶著鴨舌帽，演唱了《懷念戰友》和《2002年的第一場雪》，這是鮮有的一次公開高調露面。
「時代的拋棄，歌壇的質疑」
《2002年的第一場雪》一年內賣出了270萬張，盜版逾八百萬張。刀郎在創造了中國唱片的銷售神話的同時，也讓資本市場看到了他身上的商業價值。
2004年10月，草根出身的刀郎籤約環球唱片，他跟校長譚詠麟、歌神張學友成了同門藝人。
隨後公司趁熱打鐵，找來金牌製作人李宗盛擔綱專輯製作人，進行第二張專輯的創作與錄製，並放出豪言，要在全亞洲賣出1000萬張。
結局是殘酷的，所有的緊張籌備成了一場徒勞。
2004年12月刀郎第二張專輯《喀什噶爾胡楊》印製完成擺上貨架後，預期的銷量遲遲沒有到來。
儘管有了新專輯，但大家買的還是《2002年的第一場雪》，新專輯銷量慘澹。
由於第二張專輯並未得到市場認可，而火爆的第一張因為製作工藝粗糙、旋律流行口水、歌詞毫無深度等問題也變成了主流音樂人公開質疑刀郎的理由。
2010年，那英說刀郎的歌不具備審美觀點，拒絕他入圍音樂風雲榜；
早在2004年汪峰發專輯《笑著哭》時接受媒體採訪，他就大膽直言：刀郎現象是流行音樂的悲哀。汪峰認為刀郎的音樂和歌詞非常一般，之所以火是因為粗獷直白的民族風讓大家覺得新鮮而已。
同年，歌手楊坤面對媒體時也毫不掩飾他對刀郎的不屑一顧，楊坤甚至不願稱刀郎的歌是音樂，「他有音樂嗎？」
更有甚者，歌手羅中旭直接抨擊刀郎就是「搞傳銷」。由此種種，可見主流歌壇對刀郎一夜走紅的抵制和厭倦。
本來就性格內向的刀郎，面對突如其來的爆紅和猝不及防的質疑，不知如何應對的他選擇逃避。當年與環球唱片的籤約儀式，刀郎甚至強烈反對選在北京籤約。
一夜成名後還未掀起更大浪潮，轉瞬便是現實給予的一次還擊。
因為第二張專輯的「失敗」，後來刀郎一方面受到外界輿論影響，一方面大眾審美悄然改變，這導致除了音樂沒有任何附加價值的他，即使身在擁有頂尖音樂資源的環球唱片，也沒能再續傳奇。
唯一一次再度翻紅是因為單曲《披著羊皮的狼》，他把這首歌送給了「同門師兄」譚詠麟，在感謝他種種幫助的同時，自己也失去了一次擴大影響的機會。
2013年3月20日，太原濱河體育中心演出後，刀郎拒絕了所有演出邀約及媒體鏡頭，逐漸退出了大眾視野，而屬於千禧年代初的一代記憶也走向了落幕。
「時代的選擇，本土化音樂的一次失敗」
坦白的說，單看作品而言，刀郎的作品是粗糙的，但卻又是符合時代背景的。
刀郎在歌壇上橫空出世的2004年，恰恰是「神仙打群架」的黃金年代——周杰倫《七裡香》、林俊傑《江南》、張韶涵《歐若拉》、飛兒樂團《F.I.R》相繼在這一年湧現。
彼時執掌歌壇話語權的，是千禧一代的「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以及同樣來自臺灣歌壇「天后宮」的四大三小天后。
那個罕見的黃金年代，同時也是歌壇主流與網絡歌曲極為短暫的一段「甜蜜期」。
比如，一張網絡歌曲的拼盤磁帶中，會夾帶著李聖傑的《痴心絕對》或是歐得洋的《孤單北半球》，甚至有人一直把他們「錯誤」的劃歸在網絡歌手之列。
再比如，大家聽周杰倫的同時，不會對模仿周杰倫的歌手後弦有厭惡之感，反而會覺得很新奇。
而刀郎的出現，是音樂分眾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一直以來，流行音樂的主體受眾主要由兩大陣營構成：
一撥兒是精英階層，他們注重有態度的、追尋自我價值、尋求人生突破的音樂作品；
一撥兒是城市裡的異鄉客和漂泊者，他們更多是在音樂裡尋求著生活裡屬於自己的聲音和共鳴。
夾雜在這兩大群體之間的龐大的「學生黨」，則是忽左忽右的存在，他們更多在追尋作品之外的附加值——音樂類型、風格、以及歌手本身。
刀郎的出現也由此引發了聽眾市場的「神仙打架」，誰也說服不了誰。精緻的主流歌壇與土味的網絡歌曲由此「分野」、開始老死不相往來。
話題進行到這裡，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尖銳的問題：刀郎的作品是網絡歌曲嗎？
我的答案：不是。刀郎的作品跟網絡歌曲既有共性、又有本質上的區別，但他橫空出世的時間線正好與網絡歌手的異軍突起相重疊，所以被很多人歸入「網絡大軍」、甚至被奉為「網絡歌手領軍人」。
龐龍在採訪中說過，「那時候，只有刀郎賣的比我好」。
依託網際網路的發展，音樂製作軟體得以被音樂人學習使用，電腦製作顯然是便捷且廉價的。2004年開始，我國各種各樣純MIDI電腦製作的網絡音樂被製作成CD販賣，流傳大街小巷。
刀郎的歌，無論是《2002年的第一場雪》還是《西海情歌》，我們都能感受到其中的鍵盤音色、電子鼓組、整體器樂編配都是粗糙且帶有瑕疵的。
加上非科班出身的背景，不管批判者出於什麼目的，他被質疑很正常。
刀郎的歌雖然被批判為「菜市場音樂」，被很多人誤解成是「著名網絡歌手」，但他的作品不同於網絡上的口水歌和神曲，他熱愛並持續在作品中加入大漠本土元素，這對於內陸地區聽眾而言有著天生的親切感。
不僅如此，在刀郎之前，內地的音樂審美一直被港臺文化所引領，大家追求的是「朦朧美」，是歌曲中那種「不說明、不道破」的模糊感。
刀郎的出現既帶著那個時期網絡上風靡一時的直白曲風，同時又有加入了本土化的配器採風和通俗的歌詞描繪，這對於當時的聽眾而言是新潮，對主流歌壇而言也是一次挑戰。
千禧年後，歌壇進入了一個快速更替的周期。
刀郎在第一次本土化中嘗到甜頭，在第二張、第三張專輯中更多運用了大漠元素，所以我們能從後來他專輯中看到很多類似於《再見烏魯木齊》《大敦煌》這樣的作品。
但，時代變了。聽眾群體出現了「分野」，刀郎本身就成了被口誅筆伐的對象。
此後，由於選秀節目的興起，那個音樂最重要，即使只聞其人不聞其聲也會脫穎而出的時代正在消逝。
大眾把焦點放在了「人」的身上，而非歌曲本身。
習慣沉默寡言又沒有帥氣形象的刀郎，除了音樂一無所有。他站在舞臺只會唱歌，不會開玩笑，沒有什麼舞臺形象可言，更別提像臺客搖滾的伍佰那樣金句頻出。
刀郎在自認為正確的民族風上越走越遠，隨後的作品也越來越缺乏新鮮元素，那些他熱愛的本土化民間採風也被大眾定義成了「土」。這也是為什麼伍佰能憑藉「土味」大殺四方，而刀郎會被「釘在恥辱柱」上的癥結之所在。
現在我常常會想，如果刀郎當初沒有籤約環球這樣的唱片巨頭，而是不斷打造自身形象，帶著人文思考輸出價值觀，努力往自己喜愛的風格開拓，那他的結局是否會有不同？
你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