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劇場版到Netflix,除了消費美男之外,我所想到的。
初夏的紐約熱浪襲人,等候在Booth Theatre門口排隊檢票的人衣著顏色清新素雅,簡約又時尚。平整的襯衫,雪白的西褲,淡粉的方巾,輕薄的麻衫,他們站在劇場仿文藝復興的大石塊外牆前,像極了義大利的某個度假勝地。
百老匯大街華燈初上,霓虹舞動。露天酒吧的音樂,沿街叫賣獅子王門票的小販混雜著時代廣場的熱曲,頭暈目眩到心慌。而排隊等候The Boys in the Band的觀眾清爽雅致的裝束,三三兩兩柔聲細語的交談場景,卻像遞給雙眼的一杯冰鎮薄荷酒,視覺上安撫了大都會聲光電給我這個來自德國的鄉巴佬,帶來的躁動不安。再一次服氣gay couple們時刻將自己變成環境中的一件藝術品的好品味。很多入場的同性伴侶都是泰然自若地挽著手,有說有笑,緩步入席。
The Boys in the Band於1968年在百老匯一家小型劇院首演。據稱當時的同性戀演員冒著自毀前程的風險,堅持出演這部充滿爭議的同性戀題材舞臺劇。2018年恰逢首演50周年,為紀念這部革命性的劇作,百老匯號召眾同性戀明星出演新版《樂隊男孩》。編劇Mart Crowley其實講了一個自己朋友圈的故事,一群drama queen在自己封閉的小空間裡慶祝生日。席間,互相放縱地鄙視同伴,嬉笑怒罵中遮掩無法訴說的愛和不能做自己苦悶與悲涼。
同性戀夥伴多敏感,但卻也刻薄。破壞他人偽裝的平靜為的是給自己找到更多的同類項。和愛人相伴看一場劇,看似稀鬆平常的約會,退回半個世紀,卻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權利和尊重。一部商業劇,能夠試探並觸碰的歷史深度畢竟有限。為了讓更多的人接受,同性故事可以裝進失戀和出軌的套子裡,將同性戀人群的煩惱簡化成異性戀的困境,使這個人群不再顯得另類。更深層次的災難和危機卻不是劇裡面一場鬧翻的生日趴那麼簡單。劇本創作的60年代,劇中的人都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擾,跨出同性戀圈子,無形的壁壘橫亙在那裡,誰都寸步難行,就像片中鄰居鄙夷的一瞥,屋子裡的氣氛瞬間凝固。
瘟疫是2020年當之無愧的年度詞彙了。很多以往的瘟疫都被拿出來和當下的情形作對比。然而開始自80年代那場讓紐約這個「歡樂世界如同經歷過戰爭殺戮,變成屍橫遍野的一片廢墟」的可怖紐約」大瘟疫「,卻鮮有人提起。編劇Mark Crowley在後期採訪時,從擺滿相框的桌子上拿起好友也是劇中人物Herold原型的照片,照片裡的人瘦弱蒼白。Mark的解釋和我想的一樣,他的好友當時已患有愛滋病,最後死於那場愛滋病大瘟疫。找尋自己身份之旅被一場陌生的瘟疫終止。如果這次netflix翻拍能夠有所增添和改動劇本的結局,這場大瘟疫是可以被寫進來的。
商業片畢竟還是麻醉劑,不論是臺下還是屏幕前,我都醉心於心愛的演員美妙的軀體及其帶來的感官愉悅。就像古希臘的雕塑,太過完美的形象會讓人無暇顧及美以外的現實,畢竟欲望是人類的共同語言。但是愛滋瘟疫的陰影總在我的腦中縈繞,白先勇《紐約客》裡AIDS病患互助組織「提香之家」和描寫可憐的Danny Boy彌留之際身體的腐敗潰爛之狀總是和Matt Bomer性感的軀體同時出現在意識中的某個隱蔽角落。或許是恐懼潛在的對美好的威脅吧。
同是紐約之行,在惠特尼美術館被AA Bronson的巨幅作品震撼。Bronson拍攝了摯友Felix Partz因AIDS死後不久的一幕。Partz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穿著最喜愛的襯衫,頭下枕著橘黃和天藍色的小枕頭上,碎花小被子上擺著遙控器和播放機,床頭柜上放著香菸。就像一個彌留之際的病號,但是卻十分舒適,被自己喜愛的消遣之物包圍。Bronson把自己的朋友照顧得很好,以臨終關懷的方式直面友人的離去,也讓人們看到一個被愛滋病齧噬的乾癟身體。
今秋,慕尼黑地鐵站的過道裡,眾多張貼廣告中藏了一幅Félix González-Torres攝影作品,相機拍攝了一席白色半透明幕簾,簾後一把椅子若隱若現,遠景的窗臺仿佛坐著一個人,但是模糊得很,看不清,觸不到。Félix的同性愛人因愛滋病去世,孤單一把椅子,主人已去。窗簾後那模糊的人影是Félix對愛人的無盡想念。對同性的愛不是什麼羞於表達的事,永失我愛的孤獨不分性別。Félix更出名的系列是一組廣告牌,上面是一張被人睡過的床,床上留下兩個枕頭和床單被子上留下的褶皺。愛人已逝,溫存不在。我喜歡Felix的溫和含蓄,他不迴避也不把自己看做特殊的群體。作品傳遞的是失去的悲傷和對思念對象的找尋,就像一個普通的傷心人。
不將自己特殊化,才能更坦然從容的面對他人。
從房間內的party到公共區域,城市空間,同性話語範圍在不斷拓展。
勇敢的人做自己。致敬以不同方式記錄現實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