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韓國導演奉俊昊，對他有印象的大多數中國觀眾或許首先想到的是他2003年拍攝的犯罪懸疑片《殺人回憶》。這部取材於真實案件的電影，去年因故事原型「華城連環姦殺案」的真兇在案發33年之後終被抓獲，再次造成了轟動，這無疑加深了人們對於《殺人回憶》作為奉俊昊乃至整個韓國電影代表性作品的印象。以至於這幾天當《寄生蟲》獲得奧斯卡多項大獎之際，又有人彈起了「《殺人回憶》更好」的老調。
奉俊昊堪稱當今韓國的類型片高手。他的一大絕活，在於能把電影拍得既好看又發人深省，不事說教卻能巧妙地將嚴肅內涵融入故事之中，做到雅俗共賞。這種特質，在他2000年拍的第一部長片《綁架門口狗》中，已相當成熟地展現了出來，也被一以貫之地堅持到了之後的創作中，最終在《寄生蟲》上到達了新的高度。
打破類型邊界、融合雅俗兩域，融入世界大潮
我們很難將奉俊昊稱為一位藝術片導演。儘管他的第二部長片《殺人回憶》在文藝青年中很受推崇，然其在藝術性上並不見得如何深刻，講述故事的方式也和處女作一樣顯得過於拘謹無法放開。整體上看，《殺人回憶》是一部面向票房的商業片，當年在韓國國內獲得520萬觀影人次的優異成績，也讓奉俊昊自然而然地躋身於票房導演的行列。
真正標誌著奉俊昊走向成熟的作品，其實是他的第三部長片《漢江怪物》。在這部電影中，奉俊昊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得到了充分的釋放，題材也開始涉及超現實的領域，為之後的《雪國列車》《玉子》等科幻題材影片打下基礎。但一頭由環境汙染衍生的怪物在漢江江畔肆虐，一個平凡的家庭為了救出家人挺身與之戰鬥並最終將其消滅的故事，註定了它不過是一部好萊塢式大片。《漢江怪物》的最終票房成績是1300萬觀影人次，一度躋身韓國影史第一，現在仍然高居前五。這充分體現出奉俊昊在大眾市場的號召力。
以《漢江怪物》的商業成功為跳板，奉俊昊順利地走向了世界，電影主題也日趨嚴肅，漸漸在雅俗之間找到了一個「奉俊昊式平衡」。從2009年第四部長片《母親》開始，奉俊昊此後的創作只有一部與好萊塢合作的《雪國列車》沒有入圍坎城電影節；2017年由Netflix投資拍攝的電影《玉子》雖然引發爭議，評價也在他的作品中排行最末，但依然獲得了主競賽單元的提名。2019年，奉俊昊更是憑藉《寄生蟲》為韓國電影拿下100年以來的首座金棕櫚，由此正式告別類型片導演的身份。
奉俊昊的這種由通俗走向嚴肅的創作，令我想到同樣是「60後」的韓國小說作家金英夏。金英夏從網絡作家起步，原本也是類型文學作者，轉向嚴肅文學後，作品保留了通俗文學的可讀性，但同時又不因此損害作品的藝術價值，最終從韓國走向世界，獲得了全球性的聲譽。由此可見，自後現代主義浪潮以來，打破類型邊界、融合雅俗兩域是各種藝術門類共同的趨勢，奉俊昊能取得如今這樣的成功，原因或許就在於他的創作融入了當今的世界大潮。
2013年的《雪國列車》，是奉俊昊走向世界的開始——儘管這個開始是從好萊塢出發，再拍一部《漢江怪物》式的爆米花大片。但如今看來，它在奉俊昊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被大大低估了。回過頭看，奉俊昊走出國門後至今一共拍了三部電影，主題全部都涉及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醜惡的一面，其中尤其是《雪國列車》這部電影與《寄生蟲》存在明顯的同源性，焦點完全都集中在階級固化與貧富差距的問題上。在《雪國列車》中，這被用首部車廂和尾部車廂來明確展示，在《寄生蟲》中則被放入了陽光宅院與半地下室的隱喻之內。而這列火車與這幢房子的設計者，前者名為南宮民秀，後者名為南宮賢子，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姓氏：南宮。對於有著 「奉細節」綽號的奉俊昊來說，這樣的設定絕非巧合，相同的符號一再出現，是奉俊昊蓄謀已久的引線。雖然囿於知識背景，我不知道南宮這個姓氏到底有何特殊指涉，但《雪國列車》與《寄生蟲》之間的親緣關係是可以肯定的。
《寄生蟲》所表現的，既是韓國的，也是世界的
新片《寄生蟲》毫無疑問是奉俊昊的集大成之作。它將奉俊昊此前的電影風格雜糅到了一起，現實中帶有奇幻，戲謔中包含絕望，這一切都控制得恰到好處。整部電影雖然高度戲劇化，極富象徵性，但卻是通過頗為縝密的現實主義手法實現的，有些情節看似很假，不合邏輯，但仔細想想又覺得並非完全不可能。
就內容上來說，它延續了《雪國列車》以來奉俊昊對人類社會階級問題的思考，並在思想深度上將其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點。在《雪國列車》裡，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一種激烈對立的框架之內，儘管最後窮人發現就連他們的奮戰都是被安排的，但其意志並沒有因此磨滅，最終還是與富人同歸於盡。這樣的處理顯然是媚俗的，但作為好萊塢大片來講，也是不得不做的選擇。《寄生蟲》則完全不同，它所展現的貧富關係是依附性的，無論是地下室一家還是半地下室一家，他們對於能給富人樸社長一家打工都感到由衷的滿足。地下室的人每天都在樸社長下班回家時通過摩斯密碼對其表示感謝與尊敬，而半地下室的人則想著能做樸社長的女婿繼承整幢房產。這樣的情節看似搞笑，但其背後是韓國階級上升通路閉塞窮人永遠無法改變命運的絕望現實。尤其可悲的是，在兩家窮人的隱情被互相揭破後，窮人們並沒有如《雪國列車》裡那樣聯合起來反抗富人，而是相反，他們把威脅與暴力指向了對方。這種改動的背後，無疑蘊藏著奉俊昊對階級問題的全部思考。
在奉俊昊之前的電影中，每一部都涉及不同的題材，從未有過重複，其近幾年卻一再地將鏡頭對準貧富差距，可見其對這一問題的擔憂之深。而造成奉俊昊如此擔憂的，則顯然是韓國自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每況愈下的社會經濟狀況，貧富差距諷刺性地進一步拉大，最終在2019年催生出了《寄生蟲》這樣一部電影。而由於2008年的次貸危機是一場全球性的經濟滑坡，因而《寄生蟲》所表現的，既是韓國的，也是世界的。有評論認為這部電影之所以在韓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也受到好評，離不開觀眾對這一題材的親近與理解，這雖不能解釋全部，但《雪國列車》與《寄生蟲》的電視劇版權相繼被TNT與HBO兩大電視臺買下，又或許反映了一些事實。
李成師(韓國)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