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記者 武傑
青年導演徐昂將影史經典之作《十二怒漢》改編為中國版的《十二公民》，自5月15日上映以來票房一路走高，並保持驚人的票房增加。同時，該片更是引發了全民熱議。
該片讓12個來自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通人坐在一個充滿實驗意味的虛擬法庭上，「好好說話」。而這部涉及「存疑不起訴」「陪審團制度」等概念的影片，在今年《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實施之後，也希望能與國人做一場理智的對話，並為司法系統與普通民眾找到一扇溝通的大門，傳達出公平與正義的法治理念。
尋找每個偏見背後的原因和共識
《十二公民》的主創們則想嘗試用類似的形式和方法，談論一下在經濟高速發展下的中國，人們面對貧富差距問題時的誤解及公平。
「十二公民」的身份各不相同，有計程車司機、房地產商、數學教授、河南小保安、北京原住民、小商販、保險推銷員等，他們代表的是12類各個階層的人，也代表著他們的憤怒、不甘、委屈和彷徨。
在當下，標籤化了的「富二代」代表著目無法紀、張揚跋扈，陪審團最初給出的答案，在這種偏見之下也簡單粗暴：一個平時就不懂禮貌、不思進取的富二代「當然」是殺人犯。12個沒有名字只有代號的陪審員剛一坐下，便迅速給出了結果，11比1，11人認為有罪，1人認為無罪。
只有何冰扮演的8號陪審員認為，「咱們應該討論討論」。無論是半個世紀以前還是現在，《十二怒漢》的多個版本都保留了單一的場景、證據的漏洞甚至爭論的節奏，但是每個版本描述的又是當下本國面臨的現實問題。
1957年美國版的《十二怒漢》，主人公是貧民窟長大的少年，種族歧視正是他們當時關注的問題；1991年日本的《十二個溫柔的日本人》，主人公是一個因受不了前夫糾纏而殺夫的弱女子，也是唯一一部設置女性陪審員的改編電影，日本探討的女性權益的保護問題，也將日本人拉幫結派的個性在陪審團的爭論中展示了出來；2007年俄羅斯版《十二怒漢》講的是車臣男孩被指控謀殺自己身為俄羅斯軍官的繼父，車臣一直是俄羅斯一根敏感的神經。
中國版的「十二公民」，他們分別是兒子出走老婆離家的計程車司機、與大學生真愛的房地產老闆、蒙冤入獄的文身男、兒子要補考的醫生老爸、校園外小賣部老闆、被打成右派的老人、不想讓兒子當民工的城鄉結合部房東、想考政法大學的河南小保安，在他們每次爭論的背後，都有對他人的偏見和對自己的憐憫。通過12個不同階層的陪審員，徐昂試圖尋找每個偏見背後的原因和共識。
徐昂說，這部電影最有趣之處在於，它雖是一部法律題材電影，但你不必非得把它拍出教育意味。恰恰相反，這部電影的結論並非歌頌法律公正而在於揭示偏見。
探討一個奔向正確的方式
影片《十二公民》中，經過一輪的討論，再次匿名投票，堅持無罪的8號陪審員同意，如果其他人都選有罪，他就放棄。
9號陪審員最先改變了立場。這位曾經的「富二代」，1957年時成為右派，他戴著沉重的鐵牌子接受批鬥的時候，一個看起來很兇的女人偷偷把掛在他脖子上的鐵絲提了起來。而他也希望，「如果這個『富二代』真的沒罪，要是能有個人站出來說上一句⋯⋯」
同時也是他提出，樓下老人不嚴謹的證詞是因為想得到重視。他緊緊地攥著手裡的帽子說：「接受採訪的時候，老人緊緊地夾著胳膊，不希望人們看到他破了的衣服，努力地不讓人看出他殘疾的腿，多少年沒有人願意聽他說話，這次不僅有人專門聽他說話，還會印在報紙上。」
而其他人無法理解，一個老人說謊僅僅是因為希望得到重視。也許只有這個同齡的右派才能明白這沉重的孤單和並非惡意的自我催眠。
隨著一次次的討論、爭論甚至衝突，證詞一次次被推翻，比如同樣的刀子不止一把；樓下老人不可能在列車噪聲中聽到「富二代」的喊叫；老弱殘疾的他也不可能在15秒內趕到門口看到「富二代」逃走；聲稱看見殺人的婦女鼻子兩邊有凹痕，證明她長期戴眼鏡，而晚上她不可能戴著眼鏡睡覺，所以她在床上看到殺人的證詞不可靠⋯⋯
投票也由10比2變成8比4、6比6、3比9、1比11，時間從傍晚到深夜又到凌晨，夕陽落下，譁譁啦啦的雨聲成為背景，唯有計程車司機還堅持著「有罪」的看法。
演員何冰說，我們的談論就是這麼困難，想談到一個統一的結果更是無比艱難。人們不是純理性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這部電影表面看是1個人贏了11個人，但其實是大家克服了自我的成見，真理就在那兒擺著，「通過辯論、聊天，其實是些微地、臨時的擦去了心裡的成見，也許明天還是從前的樣子。只是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探討一個奔向正確的方式」。
3號計程車司機嚷嚷著：「哪怕是吵架的時候動了他爸一根兒手指頭，也是有罪的！你別讓我看見他！我要是見著他，我親手給他斃嘍！」處處挑刺，又油嘴滑舌、市儈的3號突然嚴肅起來，他有個可愛的兒子，但是一次爭吵動手之後，兒子已經6年沒有回家，跟老婆也離了婚，天天跑車、掙錢卻不知道是為了誰。與兒子的矛盾變成他對「富二代」殺父的偏執，一顆受傷和敏感的心，唯有尖酸刻薄的語言掩蓋。
經過一番自我剖析，3號哭著將頭埋在桌子上，高高地舉起了右手，這一票「無罪」，是對自己的，對兒子的原諒和救贖。
而8號也在影片的最後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人民檢察官。
《法人》：《十二公民》被評價為中國改編最成功的電影，為什麼會去改編《十二怒漢》這部電影？你當初選擇這個題材的奇蹟、初衷是什麼？
韓景龍：先得說這個劇本從開始策劃到最終完稿，都不是一個人的獨立創作。每個階段都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結果。從最開始我和製片人王魯娜就不想為了完全迎合市場去追求大投資、大製作，或者是過分趨同的愛情或者喜劇類型片。
我們想做一些更有意義的電影，所以確定要做一個現實題材電影，鎖定法律題材，也是它最具時代性與社會性的，卻恰恰是時下電影市場最缺少的。為此還找過不少導演，直到最後遇到導演徐昂。
徐昂提出想改編經典法律電影《十二怒漢》，與我們的想法不謀而合；並且通過話劇《喜劇的憂傷》，我們也很相信徐昂導演的能力。所以，我們一拍即合，事實證明我們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法人》：在改編時，這部戲做了哪些本土化的設定？
韓景龍：《十二公民》本土化的最大改編還是在人物上。從真實的陪審團改編到虛擬陪審團，我們電影的主題已經有了很大轉變。《十二公民》更多討論的是時下中國人與人之間的理性溝通。所以對於每個人物的改編是我們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不僅在最初的劇本，包括開拍前我們還和12個優秀的演員就劇本進行了16天的排練，在這個過程中，再針對每個演員的特點，重新修改臺詞和人物細節。
《法人》：為什麼會用《十二公民》的名字，你想表達什麼？
韓景龍：我們的劇本最初在審批立項時，有三個名字備選。延續原版的《十二怒漢》和《十二個中國人》以及現在的《十二公民》，這三個名字各有利弊，我們自己也很難抉擇。
最後是負責審批的老師幫我們分析：從我們的劇本來看，已經完全脫離了原版，所以叫原版《十二怒漢》並不合適；《十二個中國人》又太有針對性，容易就「中國」產生不必要的歧義；而從劇本討論的內容和劇本中傳達的有關法律的觀念與意識，《十二公民》是合適的。
《法人》：故事是關於陪審團制度的，屬於法律專業問題，創作、拍攝過程中是否有專業的法律人士提供意見和建議？創作前期需要哪些相關的調研和準備？
韓景龍：創作中除了我與導演徐昂，還有一名編劇——李玉嬌，她是遼寧省檢察院的高級檢察官，她為我們的劇本提供了專業的意見與建議。我們在創作前期主要是針對媒體、網絡上的熱點討論案件展開大量調研。這些都讓我們的劇本不僅在廣電局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審批中一路暢通無阻，還得到了專業的好評，認為我們的劇本是近年來少有能真正體現法律精神與當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好故事。
《法人》：有評論說，12個中國人實際上是12個中國故事，對於陪審員的性格，職業是如何選擇的？
韓景龍：在長達兩三個月的策劃討論中，12個人物一直是我們討論的熱點。每一次我們的討論會都會有十幾個人參加，每次就人物所產生的地域、財富等問題，我們都會展開激烈的討論，不亞於電影裡展現的過程。最終能就這12個陪審員的性格、職業還有其他問題達成一致都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要做一部好電影。
《法人》：許多人了解陪審團制度，就是通過《十二怒漢》，很多觀眾也從《十二公民》中感受到了現實意義的體現。這是你的初衷嗎？你覺得這部電影的熱映反映了當下人們怎樣的思想？
韓景龍：當然。就像我開始說的，這是我們所有主創人員想要達到的效果。也正如我在前面所說，我們並不是去真正討論一個人的生死，或者參與到真正的法律審判，而是用電影向大家展示一種溝通方式的可能，希望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從而能產生一些思考。這也是我在創作這個劇本中得到的最大收益。
（責任編輯：HN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