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輪碎片》新書發布會。劉心武、梁曉聲 網絡圖片)
【書與人】
付如初/文
文學老齡化有害嗎
提起劉心武,很多讀者都記得,或者考試中都考過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那是「文革」結束以後第一聲文學反思的號角,宣告了「傷痕文學」流派的誕生。也會記得他的長篇小說《鐘鼓樓》,這個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把北京胡同在改革開放前後的人情世故寫得細膩而老道,被改編為電視劇後更是留在了一代人的記憶中。更會記得他在《百家講壇》上《揭秘》,他絲絲入扣的解讀掀起了一股《紅樓夢》熱潮,然而卻遭到了主流紅學界的質疑。無論如何,跟很多作家在文學市場化之後越來越脫離普通讀者的狀況相比,劉心武是成功「跨界」作家,這種跨界,不只是他敏感捕捉社會神經,大膽探索,也不只是他成功「觸電」擴大了影響力,還包括他頗有口碑的紀實作品《5·19長鏡頭》、建築隨筆,他有意識地讓自己的寫作社會化等等因素。
最近,78歲的作家劉心武又出版了新長篇小說《郵輪碎片》,給他「文壇常青樹」的口碑又增加一個鮮活的例證。說起來很有意思,跟社會的老齡化一樣,近些年中國作家也有老齡化現象:106歲的馬識途近日寫完《夜譚續記》才宣布封筆;90歲的徐懷中2019年以一部《牽風記》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0年又創作中篇小說《萬裡長城萬裡長》,口碑甚佳;85歲的王蒙出版了新書《生死戀》;90歲的宗璞完成「野葫蘆引」四部曲的終曲《北歸記》;78歲的馮驥才,則是長篇小說和紀實兩手都抓,幾乎每隔一兩年就有新作問世。跟這些老一輩作家的筆耕不輟相比,賈平凹、嚴歌苓每隔兩年就出一部新作的「高產」似乎都不值得大驚小怪了。當然,文學上的「老齡化」,不是文學繼續前行的負擔,也不會給文學發展帶來更多的問題。或者說,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題中之義的正常文學生態來說,「老」和年輕應該是並行不悖的,就像一個理想的社會生態下,人口的老齡化問題應該得到妥善的安置和解決,社會會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調整發展步伐一樣。
那麼文學上的這種「老」,是過時和舊,是靠資歷佔有更多的資源和流量,是不肯退出歷史舞臺,還是「寶刀不老」「庾信文章老更成」「薑是老的辣」呢?那的確是因人而異。但無論如何,讀者都會發現,反而是這些老作家,總在盡力地想要創新,想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想要避免重複自己。我們每每能夠從作品中看到他們與時俱進、「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狀態。也許他們寫的人物是舊的,生活是舊的,但其中體現出來的對人和社會的認識、對人性的見識、對社會的發現,卻並不舊。對瞬息萬變、複雜多元的現實,反而是他們總是充滿了記錄的雄心壯志。也許,文學作為價值沉澱的藝術門類之一,在整體邊緣化的狀況下,需要的恰恰是舊人新作,是經驗和閱歷支撐下的「新」,是依然敢於讓文學跟現實對話的膽識和氣魄。
《郵輪碎片》以一場虛擬的地中海郵輪旅行為主線,寫了八個家庭,眾多人物的故事。因為參加的是「郵輪旅行」,這些人物大致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就是中產階級或者準中產階級;又因為是「碎片化」的寫法,需要所有片段共建整體性,所以幾乎每個人都被劉心武「無差別對待」,不分主次,不分善惡,就像我們生活的原生態一樣。
表面看去,是旅行幫這些人脫離了按部就班,拉開了與俗常生活的距離,但實際上,每個人都無法脫離自己的「前史」,更無法逃開自己的秘密,所以,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無法離開自己的心。如果心裡有思念,有隱痛,有懺悔,有魔障,那哪裡都不是世外桃源。親歷過建國後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通過各種途徑上升為準中產階級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名利的枷鎖,沒有埋藏下欲說還休的秘密。
這些人的故事,就像蜘蛛網上的線,被劉心武織在一起,罩住了中國幾十年,四代人的經歷,罩住了我們都能感同身受的現實變遷。這網似遠實近,看似抽離實際走心,因此,儘管它掛在地中海的郵輪上,但它對當下中國的描摹是更近距離的;同時,因為是零敲碎打、散點透視的方式,所以他反而能夠從更多元的角度勾勒中產階級崛起的隱秘。這隱秘,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變遷的縮影。「郵輪」這個意象既可以看作一個承載著中國人歷史和現實的縮影,又可以看作中國社會在完滿自足中逐步走向開放和包容的象徵;而「碎片」則既是小說的結構,又是老作家讀者本位思維的體現——他要賦予長篇小說新的形式,以適應碎片化閱讀和手機閱讀的流行。
碎片化閱讀和人心思整
仔細想來,碎片化閱讀的背後,是我們支離破碎的生活,是我們浮躁的心,也是舊的價值觀被摧毀,新的價值觀沒有確立的撕裂化精神生活最直觀的顯現。樂觀者曾說,碎片化閱讀填滿了原本會被浪費的碎片化時間,但其實,一旦它佔了上風,它會反客為主,將時間進一步撕碎,直至將人的生活也進一步碎片化了。它摧毀的是閱讀的耐心、傾聽的耐心和交流的耐心。當我們越來越習慣于吉光片羽式的、斷章取義式的表達,即便能夠達成共識也是稍縱即逝,禁不住推敲的。久而久之,這種閱讀方式就會徹底改變人與人交流的方式,改變人感受世界、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方式。
一直以來,作為認識生活的方式之一,中國文學都在充當現實的路標。讀者在自己生活中所獲得的片面感受和管窺蠡測的世界體驗,都可以通過一個虛構的、帶有典型特徵的、封閉而完滿的文學世界來整合。當我們看到一個完整的命運,看到世界在某一階段的完整轉變的時候,能夠獲得時間的縱深感,從而獲得更清晰的對世界、命運和自我的認識。從這個角度說,長篇小說既是整合的結果,也負有整合的責任。它的長度、信息量、包容性和完整性,都是它力圖把握世界、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
或許正是意識到了當下生活中,「碎片」和「整合」之間有如此微妙的關係,劉心武採取欲揚先抑的方式,將長篇小說直接命名為「碎片」。他把自己觀察到的時代變化,體會到的人心詭譎,用447個片段打碎,塗上不同的顏色,交給讀者,讓讀者在長則千餘字、短則百餘字的碎片化閱讀中,在輕鬆地、甚至是可以隨心所欲地翻閱中,自己推理每個人物的命運,推理作家的寫作用心,拼貼出真實的中國,體會身邊的變化。讀起來輕鬆,是這部小說最明顯的特點,但讀著讀著,讀者會自動產生整合的念頭,則是這部小說最大的匠心所在。
毋庸諱言,當前的中國斑駁斑斕,歷史現實、階層派別、物質精神、輿論觀點,無時不處在被重新解構和建構的過程中。作家若是想用長篇小說的方式書寫當下的現實,想要給讀者一個全景式的現實,想要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都會面臨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這種現實又在熱切呼喚與之相應的大作品出現,或者說,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轉型,幾乎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塑造了所有人的人格,理應出現現象級的作品來記錄它,匹配它。現實向所有作家敞開,吸引他們用整體的眼光、超拔的視野和完整的見識,整合碎片,整合撕裂。從這個角度說,《郵輪碎片》名為「碎片」,實想「整合」,作家想在郵輪這個封閉自足的空間裡,給讀者一個完整感受中國現實發展的精神旅程,也想儘可能多側面、多層次地給讀者呈現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文化信息。用劉心武自己的話說:他想向四十年改革開放致敬,從普通人的角度,以普通人的方式。
劉心武用碎片「迎合」讀者,充分尊重讀者智慧、邀請讀者深度參與;同時,他又充分利用「人心思整」的心理,恢復讀者的控制力和認識自信。這種「拼圖式小說」,或者說「樂高小說」的樣式,是劉心武首創,也是他直面現實和長篇小說寫作現狀的底氣所在——儘管我們的生活日益破碎,我們對世界的感覺日益撕裂,但潛流依然是線索清晰的,底圖依然是完整的,我們都在看不見的時代之手的掌控下。或許可以說,曾經,是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以小說為藍本勾勒更豐富、更真切的現實世界;現在,則需要讀者揭秘《郵輪碎片》,揭秘故事背後更強大的時代邏輯和人性邏輯。
小說可以揭秘是因為「文學源於生活」,需要揭秘則是因為「文學高於生活」。而在文學和生活千絲萬縷的聯繫面前,古今同理,所有的索解隱秘、探幽訪勝都充滿了妙趣新知,所以,我們在讀經典之外,永遠需要讀與現實同步的新書。
在現實中繼承經典
劉心武對《紅樓夢》的痴迷,對《金瓶梅》的研究,不只是《揭秘〈紅樓夢〉》《揭秘〈金瓶梅〉》那麼簡單。從早年的《鐘鼓樓》《棲鳳樓》《四牌樓》到晚近的《飄窗》《郵輪碎片》,幾乎每一部長篇小說,他都會忍不住提到《紅樓夢》或者《金瓶梅》,或以人物關係作比,或是以人物長相、性格作比,或是讓其中的人物喜歡《紅樓夢》。尤其《郵輪碎片》,他對《紅樓夢》的體悟和創造性轉化更深了。從馬自先的表妹雪梅被直接形容為《紅樓夢》裡「冷麵冷心」的賈惜春,到女博士「她」對《紅樓夢》「意淫」的正解,到小說中時時處處透出的「大荒山」「無稽崖」式的氣息,可以說,一部《郵輪碎片》既是劉心武研讀《紅樓夢》心得的又一次創作實踐,又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再次向《紅樓夢》致敬的作品。
如《紅樓夢》,《郵輪碎片》也寫了很多人物,而且,每一個人物都有相對完整的故事,這些故事穿插在一起,多條線索並行。這種看似無綱無目的做法,卻更考驗作者的布局能力,也更考驗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從最後的閱讀效果看,劉心武基本做到了每一個人物都可以做綱,每一個故事也都可以做目。這種散點透視、視點繁多,卻碎而不散、松而不亂的結構布局,恰是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傳統小說寫作布局的精髓,所以儘管《郵輪碎片》表面是「碎片體」,但骨子裡還是「章回體」。
而重視寫人物,讓每一個人物都足夠鮮活,足夠有典型性,都承擔相應的揭示人性、反映生活側面的功能,是傳統小說另外的優長所在。因為這個優長,換一個人物的角度講述,小說就可以變化成一個不同的故事。比如《紅樓夢》,寶黛視角是一個故事,劉姥姥視角是另一個故事;賈雨村、王熙鳳、薛蟠、尤三姐……從每一個角度看去,都能看到一本不一樣的《紅樓夢》。
劉心武的小說也是如此。馬自先構思《長安街女子》是視角,石可爾想向初戀表白也是視角;策劃人滕亦蘿不著四六的苦心經營是視角,巧克力女士為搏上位煞費心機也是視角;工人出身的龍秉謙靠著母親與老幹部的合影謀取前途是視角,郝向陽為父報仇也是視角;崇尚「喪文化」的90後渣渣是視角,神秘00後富二代明厲、普奔也是視角;渣渣和努努去農村參加喪禮是視角,導遊小張家的保姆兒子結婚也是視角;大院子弟莫大能不顧歷史是非是視角,倡導立體思維的民間思想家莊有德經商失敗也是視角……如此說來,劉心武是吸取了傳統小說寫人物、布局小說結構的精華,讓每一個故事都有意味,每一處細節都有寓意,讓小說豐富立體,多面折光。這或許都是劉心武從揭秘《紅樓夢》中獲得的創作啟示。曹雪芹是將自己的時代微縮在大觀園裡,而劉心武則將自己的時代微縮在郵輪裡,建造一座中國當代的「海上大觀園」。
在這部新作裡,他向《紅樓夢》致敬的意識還不止於此。《紅樓夢》的虛實相生,真假莫辨,在《郵輪碎片》裡是人物間引而不發的糾葛,是複雜的命運交織和深刻的社會反思。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原本是命數運道的化身,在《郵輪碎片》裡則是以小見大、以虛應實的結構技巧,更是一個關心中國現實的成熟作家,力圖把握現實下的潛流、人心中的褶曲的宗旨所在。
與《紅樓夢》通常被解讀為時代巨變的縮影一樣,《郵輪碎片》也想做時代巨變的縮影,也想做中國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中產階層的分析。郵輪上的每個人都是我們身邊的人,甚至是我們自己。小說裡寫了愛情的忠誠和虛幻,寫了名利場的「好了歌」,寫了前半生情債後半生償還,寫了知音難覓,寫了代溝,寫了城鄉差別……八個家庭,各有悲歡,各有隱秘,但都在昔日今生裡,感受紅塵滾滾,感受隨波逐流之後的傷心和失落。他們在享受時代變遷的成果,也必須背負歷史動蕩的使命,不只中國人如此,放眼人類歷史,這幾乎是每一代人的宿命。
同時,《郵輪碎片》在美學精神上也完美繼承了《紅樓夢》的中國風格:在個體命運和細節描寫上,它是喜悅的、幽默的,偶爾也是諷刺的、揶揄的,但在整體氣韻上,則帶有大悲憫的情懷。以喜劇或者正劇的心態寫悲劇,是劉心武的美學追求,也是他多年研讀《紅樓夢》的心得所在,更是他在寫作中不斷流露的現實主義情懷。而且,劉心武不僅精讀《紅樓夢》,也研究《金瓶梅》。《郵輪碎片》的冷靜白描、客觀展示,在不動聲色中盡顯世情,顯然是受到《金瓶梅》的影響。他對人物沒有臧否,也看不出明顯的好惡,這種「無怒無嗔」(梁曉聲語)的狀態像極了《金瓶梅》。這種中國世情有別於其他文化在宗教精神統攝下的世情,體現了別一種冷峻和虛無。
劉心武的微笑戰鬥
「色空」思想是《紅樓夢》悲劇意識的反映。「色」是佛家用於形容一切有形物質的概念,因為有形皆因因緣而生,所以本質上是「空」的。《紅樓夢》借用這樣的思想,寫出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的悲劇感,也寫出了對世俗名利的追求終究會限於虛無的中國式天命觀。這是小說靜觀默察人事變遷的角度,也是中國傳統文學中經常出現的對生命和現世的態度。
想來劉心武對此也是有深刻體悟的,所以,他的小說才會特別容易進入,給讀者親近感;他才會不嘲諷人物而嘲諷名利本身,也才會對人與人之間的「微笑戰鬥」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在《揭秘》裡,他曾詳細評析賈府中的「微笑戰鬥」,評析人物在溫文爾雅、禮數周全中表達自己的好惡褒貶,讓小說在表面的一團和氣之中暗流湧動。之後,在他塑造人物的過程中,一再貫徹鞏固這樣的思考成果。
對人陷入名利場他是沒有臧否好惡的,但對名利對人的控制,對人在虛幻之「色」中的不覺悟他是有揶揄的。小說中有幾個富有喜劇色彩的人物。比如一心想要上位的巧克力女士,戀愛或者婚姻關係是她上位的媒介,而一旦上位,點滴都在她的計較中,甚至丈夫宙斯被莫名其妙地暴揍,她都想轉變成博取關注的新聞。策劃人滕亦蘿,原本是個情商頗高的人物,特別擅長察言觀色,也擅長織網,把方方面面的力量組合到一起,然而,沒有是非倫理的支撐,他所有的策劃看上去都透著低級無趣、荒誕可笑。
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處理,劉心武保持著「看破不說破」的「微笑戰鬥」方式。書中的每一個人物,在處理矛盾的時候都很少劍拔弩張,劉心武書寫他們,也是一臉平和。即便是郝向陽對宙斯,也是瞅準了時機,偷偷揍他一頓了事。宙斯在每個時代都是風雲人物:「文革」中,他是「造反派」,郝向陽的父親因為他的批判命喪黃泉;改革開放年代,宙斯搖身變成了「改革志士」;如今,二人在郵輪上不期而遇,宙斯已經是著名學者、媒體名士、會議名流。劉心武秉筆直書,微笑之中沒有道德判斷,但讀者自能感受到宙斯需要被懲罰的氣氛,儘管方式有待討論。
「微笑戰鬥」是留有餘地,是各有隱情,是矛盾雙方的關係並非確鑿不變的長遠眼光,也是成人世界在是非和利弊之間的搖擺,是矛盾的「對立統一」,或許也是人與人之間最本質的關係。當然,「微笑戰鬥」也是不極端,不刻薄,不執拗,不鄉愿,或許也是「中庸」文化在人際關係中具體而微的體現。
劉心武說:「所有的生命都不容易,誰都有不能為外人道的隱秘。」然而,在百年之後,皆為雲煙的結果到來之前,人還是要保持底線,保持中正大氣,保持有為、積極,儘管做到並不容易。讀劉心武的小說,尤其是從《飄窗》到《郵輪碎片》,這種在虛無中積極,在積極中虛無的感覺日益明顯。年齡和閱歷讓他積澱出更透徹的認知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更深刻的原因或許在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不再擔任《人民文學》雜誌主編之後所形成的看待人事和自己的方式。
儘管在中國當代文學界影響巨大,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繞不過去的人物,每次有新作品出現,都會引發廣泛的關注;而且,多年來,他的作品總是站在生活的第一線,站在正在進行中的現實中間,甚至站在藝術探索的潮頭。從這些方面說,稱他是「文學的弄潮兒」似乎都不為過,然而,他卻總是自稱「文學愛好者」和「文壇邊緣人」。認識上,他願意保持這樣的狀態,但在行動上,他卻毫不虛無,一直積極努力。從長篇小說到中短篇小說、散文、紀實作品、建築隨筆,到《紅樓夢》《金瓶梅》的研究解讀,他保持著思考的強度和創作的高產。直到最新的《郵輪碎片》,我們依然從一個78歲的老人身上看到了,用思考和寫作與生活、與時間「微笑戰鬥」的溫和又昂揚的生命姿態。這也是一種修為。
或許,回顧自己經歷的巔峰和深谷、好評和爭議,劉心武也慢慢形成了「微笑戰鬥」著面對生活和人情冷暖的方式,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命觀。其實,仔細想來,從小說到自己,從文到人,劉心武都具有「醒世」的深意,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又何嘗不是「微笑戰鬥」的過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