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昕| 歷史闡釋的背面:中國古代詠史詩的「翻案」現象

本文作者馬昕副編審

摘要

與史書的原始記載與評價所代表的歷史闡釋傳統相比，中國古代詠史詩更具有私人性與靈活性的特點，也更容易在評價立場上做到翻新出奇，形成「翻案」的寫作傳統。詠史詩翻案現象的集中出現始於中晚唐時期，與當時思想界的異動存在主要的關聯。針對原始文獻，即史書中的原始評價與早期經典詠史詩作，後代詩人通過多種辦法實現思維翻案，主要包括：跳出原始文獻的預設前提；突破原始文獻的價值選擇；跨越原始文獻的史實聯想；繞開原始文獻的虛構想像；依據原始文獻的合理推測。但是，詠史詩中的翻案觀點也暗藏著思維套路與邏輯漏洞兩重風險，體現了文學思維與實證思維之間的緊張關係。

關鍵詞

歷史闡釋；詠史詩；翻案；思維方法

中國古代史學有著悠久的歷史闡釋傳統。古人對歷史人物與事件進行闡釋與評價，可以藉由史評專書、史論文章等多種形式，但能夠成為社會主流意見的形式主要還是史書中的原始記載與早期論贊。史家在編纂史書的過程中，藉助體系性的筆法與義例，對材料有傾向性的剪裁與選取，以及書中所附載的論贊評語，來承載其評價意見。這些意見，多數有著務實的政治目的，傳達了具有正統色彩的主流價值觀，其中一部分還代表著官方意志。它們通常以中正平和為基本取向，因此在根本的價值立場上難以翻新出奇，使歷史評價與闡釋逐漸陷入固定僵化、陳陳相因的泥淖。而文人所作的詠史詩卻能突破以上藩籬，因其私人性與靈活性的特點而獲得廣闊的歷史闡釋空間，產生了很多具有翻案特質的作品。如果我們將史書中的正統觀念視作歷史闡釋的正面，那麼詠史詩中的「翻案」現象則可稱為歷史闡釋的背面。史書中的原始記載與早期論贊往往建構起了歷史闡釋的傳統見解，形成一個個「案」；而詠史詩的翻案構思則會將這些見解翻轉過來，也就是「翻案」。這不僅是一種史學闡釋的獨特形態，也是一種值得古代文學研究者特別予以關注的文學現象。

米芾畫作《春山瑞松圖》

一、詠史詩「翻案」現象的思想根源

翻案寫法與詠史詩的寫作傳統並非同時產生，二者之間存在著數百年的時間差。中國最早的詠史詩出於班固之手，其《詠史》一詩以賦筆直書的方式鋪敘緹縈救父之始末，開創了詠史詩的「紀事傳統」。西晉的左思和東晉的陶淵明，創作出一系列獨具個人色彩的詠史之作，在史事中包裹詩人的情感，借古人情狀澆今人塊壘，由此開創了詠史詩的「抒情傳統」。「紀事」與「抒情」兩大寫作傳統發展到唐代，皆走向高峰，但同時也面臨困境。紀事類詠史詩發揚了賦體的風格，但過度依附於史書，少有詩人獨特的創造；而抒情類詠史詩往往別含寄託，發揚了比興體的長處，卻總不能脫離世變之嘆、興衰之感這類刻板固定的情感主旨，造成千篇一律的結果。以上兩類作品共同的困境都是缺少創新。而到中晚唐，詩歌創作的議論風氣興盛起來，詩開始融入更多的知識和理趣。與此同時，詠史詩的議論色彩也得以加強，詩人們開始樂於在詠史詩中發表對歷史的看法，形成了詠史詩的「議論傳統」。中晚唐時期的詠史詩除了多摻議論之外，其議論中還多有翻案之見。白居易、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羅隱、陸龜蒙、皮日休等詩人在這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形成了詠史翻案現象的第一次高潮。

人們在討論中晚唐詠史詩這一做法轉向的時候，往往將其歸入唐宋詩歌轉型的洪流之中，當作「以議論為詩」在中晚唐呈現出萌芽狀態的又一例證。但歷史題材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領域，它與紀遊、宴飲、送別、邊塞、題畫等諸多題材的顯著區別之一，就是它直接關乎「思想」。可以說，對歷史的反思與「以議論為詩」是天然的盟友，在歷史題材中摻入思想表達是一件無比正常的事情。我們要考慮的，應該是中晚唐詠史詩所摻入的議論往往是帶有顛覆性的，甚至對主流歷史認知有所違背。而作為「以議論為詩」的典範形態，宋詩議論的基調仍是剛健中正、質樸務實並且符合主流的儒家價值觀。例如，王安石在《明妃曲二首》中提出了極具顛覆性的看法，對儒家所提倡的華夷之辨、君臣之義思想構成挑戰；而歐陽修的《再和明妃曲》雖然也很具有批判性，卻只批評君主不能識別賢才，與儒家尚賢思想如出一轍。在當時，歐詩得到一致的讚譽，王詩卻遭到一邊倒的唾棄，可見翻案構思未必就是「以議論為詩」的主流，它應是中晚唐社會土壤中開出的一朵奇葩。我們更進一步認為，詠史翻案在中晚唐的集中出現，應首先歸因於思想領域的解放。

王安石像

首先，唐代並不是一個儒學昌明的時代，「從盛唐時代以來，知識與思想世界處在普遍的平庸中，思想世界的權威失墜、邊界模糊的狀況早已經出現」，這導致唐人的思想世界帶有濃重的實用主義色彩，對經典與權威的質疑成為平常之事。例如中唐以來《春秋》學出現了以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為代表的疑經辨偽之風，元結甚至在《問進士》的五題中直接問出「三禮何篇可刪」「三傳何者可廢」這樣的問題，這類對儒家經典的質疑與反叛意味著正統政治倫理的失墜，就必然為一些思想的異動保留發展的空間。例如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中稱讚隋煬帝修築大運河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至今千裡賴通波」，顯然與儒家正統學者對隋煬帝驕奢淫逸的批判相異，這完全是從功利的角度，以一種實用主義的論調來評價開鑿大運河的是非利弊。

其次，中晚唐士人普遍面臨著理想失墜的尷尬處境，文人風氣開始從豪邁剛健向狂狷放誕的方向轉變。很多著名詩人都有性格放肆的一面，而這與他們在詠史詩中表現出來的翻案傾向是一致的。例如劉禹錫、李商隱、溫庭筠、杜牧、羅隱、陸龜蒙、皮日休等人的性格氣質中都有孤傲、諧謔或放蕩的成分，而他們也恰恰是詠史翻案寫法的代表人物。其中等而上者，借古人古事發洩自我悲憤，對古代的英雄事業與忠貞志節提出懷疑，代表了中晚唐知識分子普遍洋溢的磊落不平之氣。如溫庭筠《蘇武廟》尾聯雲「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全詩寄託都在於此，紀昀卻批評其「結少意致」，顯然對溫庭筠這種消極的情緒並不讚賞。至於等而下者，甚至將詠史詩寫出低俗香豔的格調，例如李商隱的《北齊二首》（其一）有「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之句，朱彝尊評曰「故用極褻暱字」。又如杜牧《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評論赤壁之戰，卻只關心美女的命運，宋人許彥周批評道：「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清人沈德潛也批評此詩「近輕薄少年語」。皮日休《館娃宮懷古五絕》（其一）有「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之句，大致也屬這一路。

沈德潛著《唐詩別裁集》

再次，中晚唐社會危機叢生，道德秩序崩塌，稍有正義感的文人都會對朝政弊端或道德墮落加以批評，借古諷今自然在所難免。因對現實有過於極端的憤怒，形之於詩，則往往貫穿著同樣極端化的思維習慣。例如杜牧《題桃花夫人廟》雲「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將息夫人的偷生與綠珠的殉節相比較，破除了前人對息夫人女節的推崇。杜牧的翻案，實質就是極大地提高道德標準，要求息夫人殉節，實在是過於極端的見解。生性風流放蕩的杜牧持有這番見解，並不同於宋代以降理學庸俗化之後的女德規誡，而是有感於當時道德的極端敗壞，遂提出這種極端化的批評。

如果說功利思想與理想失墜相當於中晚唐文人價值世界中「極右」的一面，那麼極端化的道德批評則相當於「極左」的一面。這些看似悖反的思想傾向同時作用於同一批詩人的身上，未必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在那樣一個充斥著社會危機和思想異動的極端化的時代，文人的心中也會充滿著相互矛盾的極端化思想，而這些都是翻案作為一種歷史闡釋習慣的社會根基與思想源泉。

若將中晚唐的情況比附於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段，那麼最合適的對象莫過於近代，這也是詠史詩翻案現象的第二次高潮。在近代，隨著乾嘉考據學的衰落，今文經學和西方新學相繼成為時代主潮，而這兩者作為傳統儒學裂變之後的替代物，都多多少少帶有功利實用的色彩，與中晚唐的實用思想與理想失墜有近似之處。思想的異動必定促使人們對歷史中的是非利弊展開重新的反省，甚至出現根本性的逆轉。例如于右任《漢武帝陵》詩云「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感嘆罷黜百家的政策對士人思想的壓製作用，他自己便有志於成為一個衝決這思想牢籠的「奇士」。而所謂「奇士」，就包含了狂狷激烈的極端化性格。此詩作於1902年，當時的于右任只有24歲。在兩年前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出逃西行，駕臨西安。于右任當時正在西安讀書，他懷著對清朝統治者的滿腔怒火，產生了行刺慈禧太后的想法，終被朋友攔下。于右任激烈的言行、極端化的思想和這首極具翻案氣質的詠史詩，形成了一種頗具意味的對應關係。

于右任

中晚唐與近代，恰好是古代詠史詩翻案寫作的一首一尾。我們用思想領域的異動與解放來解釋文學作品中的思維現象，肯定不能覆蓋到所有的作品，也不能具體而精準地解釋每一個詩人的情況。在極端化的時代裡，未必沒有溫和中正的詩人；反之，在並不算極端化的時代裡，也會有一些狂狷之士。但是，一個時代思想格局的整體變遷確乎能影響到最多數的社會成員，因此能為同類作品的集中出現尋求某種解釋。我們才敢於斷言：詠史翻案現象的集中出現主要與思想領域的異動有關。

思想的異動集中地體現在一個「翻」字上，即對長期居於主流地位的傳統價值觀進行顛覆，對符合傳統價值觀的歷史認知與評價進行翻轉，而其所顛覆與翻轉的具體對象則是歷代傳襲下來的一些「案」。「案」，或稱「公案」，原意是官府處理的案牘，後專指疑難案件。在唐代，禪宗在中國佛教眾多流派中脫穎而出，它雖然主張「不落文字」，卻非常注重總結歷代禪宗祖師的言行和內省經驗，並將其記載在各種佛教語錄當中。一些著名的難題和案例就演化成為後人聚訟不休的「公案」。佛教遂以「公案」一詞來表達針對某一焦點問題所展開的反覆辯論。而詠史詩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反覆辯論的話題。這些熱點話題實際上就是一種「案」，「因其最早提出或闡述話語的新穎獨特性而常引發學者紛爭，遂不斷成為文士學者多方討論和試圖破解謎團的闡釋話題」。例如宋人董弅編纂《嚴陵集》，收錄東晉以來數百首以嚴子陵為主題的詠史詩。為一個題材編纂一部專集，說明嚴子陵已經成為詠史題材中的一個重要公案。詩人們圍繞這些詠史公案，不斷推陳出新，表達具有創新性甚至顛覆性特徵的觀點，就可稱作「翻案」。

嚴子陵像

古人以「翻案」二字論詩法，始於南宋的吳沆和楊萬裡，卻與我們所說的詠史翻案現象並非同一概念，這裡須作辨析，以免出現概念上的混淆。吳沆《環溪詩話》云：

「有令可幹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上句是袁安雪中閉戶不幹人之事，下句是王子猷雪夜行舟訪戴興盡而返事，兩句皆翻案。又如劉改之詩：「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上句是裴度雪夜平吳之事，下句即訪戴之事。上句是得時事，下句是失時事。上句事雖難也易，下句事雖易也難，以俗為雅，又是倒翻公案，尤為高妙。

楊萬裡《誠齋詩話》云：

詩家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筆》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鈔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事以詠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周禮·考工記》云：「車人蓋圜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要宏毅，天地為蓋軫。」《孟子》云：「《武成》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吐二三策。」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乃以詩寄坡，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責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東坡詩云：「有鞭不使安用蒲。」老杜有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東坡則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此皆翻案法也。

楊萬裡像

從以上兩段來看，吳沆和楊萬裡所稱的「倒翻公案」或「翻案法」，是將前人典故加以反向化用，屬「點鐵成金」之法，我們姑且稱之為「用典翻案」。二人所舉詩例中，沒有一首屬於詠史詩，但它們所翻用的典故卻多涉及史事。這類翻案並非對歷史事件做出新的評價，而是將古人之事與詩人自身之事相比較，構建出富含趣味的反差效應。例如孔子和老子相見傾蓋，一見如故；蘇軾則說他與孫侔雖不得謀面卻也可神交，因此「與君蓋亦不須傾」。蘇軾事實上並未就孔子、老子之事提出新的見解，而只是將其與自身生活中的所遇所感實現一種有趣的對照而已。這類翻案最終的落腳點在於詩人自身的生活與情感，其目的是抒情而非議論，其本質是文學性的而非思想性的。我們所討論的詠史翻案並不是這樣。

雖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有個別以議論為其表而實則深含寄託的作品，但從大體來看，詠史翻案詩作的目的主要是議論史事，其本質主要是思想性的而非文學性的。換句話說，創作這類翻案詩的時候，新銳而驚警的議論才是重中之重，對詩歌意境之美的追求則退居其次，甚至經常為求得思想上的創變，而對文學上的追求有所犧牲。在古人對詠史翻案之作的評論中，持贊成意見者，多是關注其思想層面上的新奇。例如清人吳景旭認為杜牧的《四皓廟》和《題烏江亭》二詩「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益醒」，《苕溪漁隱叢話》批評這幾首詩「好異而叛於理」，吳景旭卻不以為然。這裡所謂的「意」和「理」，都是指詠史翻案詩的思想內涵。持反對意見者，則多是關注其文學層面上的淺露。例如清人吳喬曾專論詠史詩，指出：「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著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為最上。」在他看來，詠史詩著議論就已落入二流，而這類詩又可分為「著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和「露圭角者」，從其所舉詩例來看，後者就是指翻案之作。吳喬對詠史翻案詩的反對，主要是因為它們缺乏含蓄之美，這主要是從文學角度來考慮的。類似的批評材料還有很多，本文就不贅舉了。這一批評現象也從側面說明：詠史翻案現象的發生與發展，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吳景旭著《歷代詩話》

二、詠史詩「翻案」現象的思維方法

詠史翻案的「案」包括兩個層次：其一是史書中的原始記載，通常還會在其敘事中蘊含著史家對歷史事件的原始闡釋；其二則是歷代詩人在此公案中所留下的經典作品，它們往往與史書中的觀點立場相呼應。而後人所作的翻案便是對史書敘事所作的重新闡釋，以及對前人經典觀點所作的反思與攻駁。

例如，若詩人圍繞項羽烏江自刎這一主題創作詠史詩，並意圖翻案，那麼其顛覆的對象首先就是《史記·項羽本紀》中的原始記載，以及司馬遷在其敘事中所暗示的或在其論贊中所明示的評價立場。《項羽本紀》記到這一段時，借項羽對烏江亭長的答語，表達了項羽羞於渡江的態度及理由，並且將項羽死前的困獸之鬥寫得充滿英雄氣概。受此敘事筆調的誘導，讀史者會對項羽不渡烏江的行為達成認可，至少也會有一分悲慨之情。因此，唐人於季子《詠項羽》詩云：「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孟郊也有詩云：「新悲徒自起，舊恨空浮江。」而杜牧的《題烏江亭》卻一翻前案，認為「包羞忍恥是男兒」「捲土重來未可知」，顯然並不認可項羽最終的選擇。從司馬遷到孟郊，他們更多地沉浸在對英雄壯舉的緬懷情緒裡，而杜牧則回歸理性的思考中。杜牧這首詩影響很大，其觀點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於是就成為了新的「案」。到宋代，王安石又作了一首《烏江亭》，詩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顯然又將杜牧的作品視作其翻案的對象了。

項羽像

而如果史書的原始記載過於簡略，或者並沒有傳達出史家的態度或立場，那就只能靠前代詩人的經典作品來確立「案」的基本內涵了。例如，《漢書·元帝紀》和《匈奴傳》中對昭君出塞作了極其簡略的記載，對昭君形象毫無刻畫之功，對昭君本人的遭遇也並未表現出或同情或敬佩或批判的立場。靠這零星的文字，根本無法建立起一個包含著豐富意蘊與討論空間的公案。這就需要藉助前代詩人所留下的一些經典作品，例如石崇的《王明君辭》、鮑照的《王明君》、陳後主的《昭君怨》、庾信的《昭君辭應詔》、李白的《王昭君》和杜甫的《詠懷古蹟》（其三），「這些詩歌，所寫內容，大體是昭君出塞道路風霜之苦，遠嫁身世之悲，異地的鄉國之思，當然也寄寓著對幽閉漢宮的怨恨」。正如宋人費袞所說：「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這些經典作品趨於雷同的主題情感，便構成了昭君公案的原始含義。宋人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則一反前人奠定下來的悲怨情調，反而羨慕昭君能夠「樂在相知」，得到異族君主的眷顧。王詩的翻案對象並不是《漢書》的記載，而是石崇、鮑照等人的經典詩篇。

對於詠史公案原始文獻的以上這兩個類型，宋人已有清醒的認知。例如，南宋人費袞說：「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所謂「別生眼目」，就蘊含著翻新出奇的意思；而所謂「作史者」，便是指史書中的原始記載。費氏能認識到史書的作用，將史籍的記載與詠史詩創作聯繫起來，其實是十分難得的見識。因為，宋人在論及詠史詩翻案問題的時候，多數還是將前輩詩人的經典作品視作翻案的對象。例如範溫稱讚蘇軾《和貧士詩》「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眾人之上」；嚴有翼稱讚李商隱《賈生》詩將賈誼之事「反其意而用之」，「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跡」；陳巖肖稱讚汪藻《桃源行》「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道者」；胡仔評價杜牧的詠史翻案詩「好異於人」，「反說其事」；吳沆稱讚王安石《明妃曲》「不隨古人言語走」；劉克莊稱讚曾鞏《明妃曲》為「諸家之所未發」，張耒《詠淮陰侯》為「前人所未發」，劉子翬《明妃出塞》「語意不與前人相犯」，朱翌《題元英舊隱》「語意甚新，不犯前人」；謝枋得說李商隱《過楚宮》的立意「前人未道破」。以上這些評語中的「眾人」「諸人」「諸家」因涉及多人，必定不局限於史家一人，肯定是指眾多的前輩詩人；「前人」「古人」等語則是在作詩的語境內提出的，「語意相犯」「語意甚新」等表述也是就詩藝而言，因此不是指史家，而是指前代詩家。

王昭君像

如果我們要對詠史公案的原始文獻進行更加準確的界定，就還必須體察古人作詩的一些基本情況。我們知道，古代很少有對詠史主題作分類彙編的詩歌總集，大型類書查閱起來也多有不便，因此古人作詩時恐怕很難去提前遍查資料，對前輩詩人的創作了如指掌後才去做創新性的表達。尤其是那些行旅途中登臨古蹟所寫的詠史詩，也多有翻案之作（如杜牧《題烏江亭》），詩人在舟車勞頓之餘並沒有條件去查閱資料，便只能依據記憶中有限的資源來完成構思。因此，更有可能的情況是，詩人對史書中的原始記載與原始闡釋提出翻案意見。即便他們心中有幾首比較經典的前人詩歌當作「靶子」，也並不能涵蓋前人作品的總體格局。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古人評價一首詠史翻案作品的創意多麼新奇，但如果把這首詩放在該主題的完整序列中觀察，其所謂的創意其實早已為前人所道盡。詩人們多數情況下是在針對史書中的同一個原始闡釋，或少數幾首經典作品中的基本觀點，不斷地進行翻案。

當我們試圖去總結詠史翻案作品所運用的思維方法時，最好將以上所辨析的這兩類原始文獻視作突破口。

據此，筆者將詠史翻案的思維方法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杜牧像

（一）跳出原始文獻的預設前提

史書中的原始文獻首先表現為史家對歷史人物生平與事件始末的「客觀」記錄，但這種記錄往往因史家先入為主的情感與立場，而暗藏著某些誘導性，使讀史者陷入到某種預設的前提之中。而一旦退回到問題的前提層面，對史書中看似不言自明的邏輯前提提出質疑，就可以實現翻案。

例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就是賈誼事跡的原始記載，司馬遷在其敘事中幾次強調賈誼的才華與學識，包括吳廷尉因聽聞賈誼懷有「秀才」而召其入於門下；賈誼入朝擔任博士時，諸生皆「以為能」；多年後，文帝召賈誼入宣室問對，感嘆「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司馬遷本人並沒有直接對賈誼的才學予以肯定，卻藉助吳廷尉、諸生和漢文帝的態度向讀者暗示了這一點，使讀史者將賈誼的才學視為理解其人生悲劇的基本前提，這就構成了一種相當牢固的思維定勢。歷代詩人對賈誼的歌詠始終不絕，詩人們多以抒情化的筆調，對其表達同情的態度，甚至從對賈誼的同情轉而聯想到自身，自怨自艾，自憐自惜。在抒情和自況之餘，也有詩人展開議論，探討賈誼人生悲劇的根源。從《史記》的原始記載來看，司馬遷將此歸因於周勃、灌嬰等老臣的讒毀，這在後世幾為定論。但若對文人弊病抱有足夠清醒的自省自覺，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觀點。北宋的王令和孔平仲將賈誼的悲劇歸結到他自身的問題，質疑其是否真有才學。王令《讀西漢》詩云：「漢得孤秦萬弊時，當年丞相要無為。洛陽年少空流涕，誰謂書生果有知。」孔平仲《賈誼》詩云：「措置由來有後先，運行無跡盍觀天。色黃數五疑非急，此事知君正少年。」兩位詩人認為，漢初承秦朝苛政之弊，當與民休息，行黃老無為之政。賈誼那一套「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的政治主張根本就不適應當時的社會形勢，屬於書生大言，華而不實。因此，賈誼也談不上真有才學。這就如釜底抽薪一般，將「懷才不遇」的「才」抽掉，因其無才，故而不遇，實現了顛覆性的翻案。

賈誼像

（二）突破原始文獻的價值選擇

曾有門生問朱熹如何讀史，朱熹答道：「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這句話揭示了史書原始文獻背後的價值立場問題。我們知道，倫理的世界其實充斥著價值的混戰。每個人立足於自己所堅持的價值觀，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對於詠史詩來講也是如此，詩人基於不同的價值追求，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就有可能完全不同。史書往往或明或暗地潛藏著某種價值立場，若能就此提出疑問，選擇與之相異的價值觀，重新建構歷史闡釋，便能收穫翻案的效果。

價值觀問題分為淺與深兩個層次。淺層指的是詩人評價歷史的具體標準或參照系，它未必代表著詩人心中穩定而堅實的價值觀底色，而只是詩人在做出具體評論時偶一為之的思維技巧。例如項羽和劉邦哪一位更顯英雄氣概，是歷代詩人爭論不休的問題。《史記》的原始記載對此莫衷一是，將二人都列入本紀，在史書體例上儼有並駕齊驅之意；而在兩篇本紀的各自行文中，司馬遷對二人英雄氣概的刻畫僅僅是各有側重，寫劉邦則突出長者之智，寫項羽則突出霸王之勇，卻無意決出雌雄。在相關主題的經典詩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應屬李白的《登廣武古戰場懷古》，該詩將劉、項各自的雄姿都作了濃墨重彩的描繪。由於劉、項的氣質都與儒家士人所希求的明君賢主有一定距離，因此李白將二人捆綁在一起，稱「撥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讓二人一同與俗儒觀念相抗衡，卻不打算在二人之間分出高下。到了明末，思想異動再一次成為時代主潮，詩人王象春作《書項王廟壁》一詩，末幾句云：「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王象春既反對復古派，又不屑與公安派為同道，其為人「雅負性氣，剛腸疾惡」，作詩則主張「重開詩世界，一洗俗肝腸」，他將詩的境界分為禪、道、儒、俠四種，認為「禪為上，俠次之，道又次之，儒反居最下」，足見其思維富有奇譎古怪的色彩。錢謙益《列朝詩集》選其詩三首，其中《古意》《昭君》兩首都屬於詠史詩，且都具有翻案意味。可以說，翻案求變是王象春的一種思維習慣。他在評價劉邦、項羽時，將兩位英雄一概否定，因為他們都不能保護自己愛的女子，所以都是鼠輩。有人以對社會造成的深遠影響為標準，便會認為劉邦強於項羽；有人以個人的英雄魅力為尺度，便會認為項羽強於劉邦；但王象春卻以愛情為標準，以對女子的態度來衡量一個男性的英雄氣概，這一參照標準著實令人耳目一新。

錢謙益像

當評判是非優劣的價值標準逐漸固化，形成更加堅實而穩定的觀念底色時，價值選擇便走向了深刻的層次。但這一層次的認知難以用個別的作品來論證，通常要放在群體性的創作行為或長時段的創作潮流當中來觀察。我們以清代詩人對平原君殺姬的評價問題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戰國時期平原君的一名侍妾，因嘲笑跛腳門客而被平原君殺害，藉以邀買人心。這在《史記》中被司馬遷視作「相傾以待士」的正面典型，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也稱讚平原君「笑姬從戮」的行為，帶來了「義士增氣」的正面效果。到了宋代，歌詠平原君的詩歌中也鮮少對此事展開反思。徐鈞《史詠詩集》卷上有《平原君》一首，仍說「謝躄」之舉是「禮意恭」。元代楊維楨作《平原君》詩，以春秋時期齊國蕭夫人笑郤克而招致五國大戰之事，來比附平原君殺美人是值得的。明初高啟作《平原君》詩：「朝歌長夜館娃春，總為妖姬戮諫臣。何事邯鄲貴公子，能因躄者殺佳人。」高啟以妲己、西施之事為比，對平原君殺美人之舉表示讚許。明代中期的李賢有《平原君》詩，仍在稱許平原君「好士能誅笑躄人」。但到清代女性詩人筆下，這一歷史事件終於得到了反思。吳綃《懷古》（其一）云：「不知賓客成何事，枉向樓前斬美人。」錢惠尊《平原君傳書後》云：「美人一笑何大罪，特借卿頭為士賄。」劉萌《讀史有感平原君為門下客殺美人事漫成》（其一）云：「聞道花殘緣一笑，倘真國士定寒心。」江淑則《平原君》云：「脫穎究慚真士相，沽名輕斬美人頭。」幾位女詩人從不同角度切入了同一問題：美人何辜，為何枉死？這個女人的生命，不過是平原君展現其明主形象的工具。在史書的記述中，竟從未有人關心過這位無名女子的死是否合理。陳文述仿效袁枚，廣收女弟子，對女性命運多有同情之意，因此其《華陽臺詠古》亦云：「彼躄亦何好，要結意殊詐。笑彼平原君，乃以美人謝。」通觀這些詩作，會發現女性意識在清代的萌芽，促成了對女性歷史人物的同情，更從根本上抬高了女性的生命價值。這不是某篇單一的詩作能夠反映的趨向，而必須從大量作品中找尋規律。

（三）跨越原始文獻的史實聯想

史書中的原始文獻受制於篇章體制，即便有互見之法，也難以將不同時空背景下的事件和不同人物的事跡排比在一起。但讀史之人卻可以展開聯想，將不同地方的記載相比較，發現事件之間的矛盾性，從而得出新穎的觀點。具體而言，又分為兩類，即同類聯想與異類聯想。

胡曉明、彭國忠主編《江南女性別集·初編》

所謂同類聯想，就是指進行比較的歷史事件具有相似的性質，我們以吳、越亡國之事為例加以說明。《吳越春秋》和《越絕書》中都記載了越人獻西施給吳王夫差的故事，伍子胥認為美女為「國之咎」，將西施比作妲己、褒姒。吳國滅亡後，吳人也歸咎於西施。不過，羅隱《西施》一詩卻說：「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即便吳國的滅亡，尚可歸罪於西施；但越國日後的滅亡，顯然不能再作此推演。越國的滅亡，是因為末代越王窮兵黷武、侵犯大國，最終自食惡果。這反倒使我們在對吳、越歷史的比較中，在聯想思維的帶領下產生警覺：吳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吳王輕率伐齊，與女人無關。不過，吳國和越國滅亡畢竟屬於同類事件，在二者之間產生聯想，難度不大。

所謂異類聯想，並不是簡單地將同類事件進行比較，而是在評價甲事件的時候，透過其中細節，聯想到與此並不相似但卻暗含關聯的乙事件，揭示甲、乙事件之間的矛盾，從而得出對甲事件的新認識。例如章碣《焚書坑》在評價秦朝焚書一事（甲事件）時說「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聯想到劉邦、項羽皆非儒生（乙事件）；袁宏道《經下邳》則說「枉把六經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聯想到黃石公贈《太公兵法》給張良（同樣屬於乙事件）；清人陸次雲《詠史》則說「尚有陸生坑不盡，留他馬上說詩書」，聯想到陸賈以《詩》《書》勸諫劉邦（也屬於乙事件）。如果靠焚書就能鞏固統治，那麼劉、項之輩的崛起反而成了巨大的諷刺；如果焚書真能焚得盡，自然也就不會有黃石公贈兵書與陸賈談論《詩》《書》的事情了。藉由以上這些矛盾，讀詩的人自然會得出這樣的見解：秦始皇焚書不可能取得成效，靠焚書來鉗制思想、加強專制是沒有用的。由於這三個乙事件潛藏於史籍的其他位置，與《秦本紀》和《李斯列傳》並不在一起，且它們與甲事件之間也並不具有直接的近似性，因此這樣的聯想顯然具備更大的難度，其所收穫到的議論的新意與啟發的快感也更為強烈。

劉邦像

（四）繞開原始文獻的虛構想像

史書對歷史事實的記載，有著筆觸的邊界。首先，有些邊緣人物的作為，容易隱沒在事件主幹的背後，難以進入史家的關注視野，例如西施、王昭君這樣的女性人物，即便參與了重大歷史事件，也很難成為史家重點刻畫的形象；或是普通百姓、下層吏員這樣的底層人物，也因其人數眾多、缺乏個性的面孔，而埋沒在歷史的人潮之中。其次，歷史人物那些隱秘的心理活動，也難以為後世史家所察知，例如表面的忠貞之下也許埋藏著猶豫和困惑，膚淺的道義說教壓制不住欲望與苟且的火苗。詠史詩人則能夠藉助合理的推測與適度的想像，藉助換位式的、體驗式的思維方法，探知當事人的行為與心跡。

例如袁枚對女性歷史人物的悲劇命運常報以深沉的同情，認為她們不過是受男性權力擺布的受害者。其《西施》（其一）云：「吳王亡國為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詩中細緻刻畫了西施的內心矛盾：她一方面是越人，為越國的復興承擔重大使命；另一方面又是女人，面對夫差這個對自己寵愛備至的男人，又感到深深的負罪感。這樣的矛盾使她時常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情感傾向，在心靈撕扯之下分裂出多重人格，造成其深重的痛苦與掙扎。這首詩一方面走向了史書中並不多加刻畫的女性人物，另一方面直入其內心隱秘的情感。而這番心態的挖掘又建立在對女性心理充分把握的基礎上，也有歷史事實作為推測的依據。

想像，恰恰是詩人所最擅長的技巧，彌補了史家視野的局限與思維的單一。詠史詩中的想像，也恰好維護了詩作為想像藝術的基本底色。

西施像

（五）依據原始文獻的合理推測

歷史考證方法，雖然也能推翻一些習以為常的觀點，具有翻案的意味，但終究與詩歌的趣味和體制相去甚遠，不容易在較短的篇幅內，充分展現其考證的材料依據與邏輯脈絡。詩人們找到了兩種解決辦法：

一是將詩寫得更長一些，用古體詩的篇幅充分展開論述，相比於氣勢更加流暢婉轉的七古，五古的典重與莊嚴與以考據為詩的追求更加契合。例如清代史學家趙翼很擅長歷史考證，用充分的材料來推翻陳言舊說，他也將這種批判性思維方式運用於詠史詩中。如其《詠史六首》（其三）云：「古制謁長者，脫屨始造請。見君更不襪，左氏傳可證。蕭何履上殿，殊禮出特命。迨乎唐以來，朝靴始漸盛。及其習用慣，遂乃著為令。設使跣入朝，翻成大不敬。泥古有難通，即事朗可鏡。所以周官書，或貽後世病。」依照古制，拜謁長者當脫屨上堂；如見君王，更連襪子都不可穿。趙翼指出，這一制度在《左傳》當中已有記載，而到漢代仍然沿用，只有蕭何因被評為功臣第一，可以例外。但自唐以後，朝靴開始盛行，若仍舊跣足入朝，反為不敬。趙翼以此來表達：禮儀制度代有更迭，故不可泥於古禮，不知革新變通。

二是在短篇詩作之首加上一篇詩序，來充分解釋考證的邏輯。例如張耒《韓信祠》：「千金一飯恩猶報，南面稱孤豈遽忘。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鹹陽。」詩前則有長達一百多字的小序，詳細闡發了該詩的主要觀點及理由。序文考辨了韓信被族誅時的背景，當時漢高祖精兵在握，蕭何又穩坐京城，韓信並不具備起兵反叛的條件。由此，作者認為韓信不可能愚蠢到在這樣一個時機反叛，甚至他根本就沒有反叛的想法，以此為其洗冤。整首詩的主要靈感都立足於對史實的考辨。

韓信像

三、詠史詩「翻案」現象的邏輯陷阱

藉助詩歌表達思想，固然因其私人性與靈活性的特點而能獲得更廣闊的探索空間，但也正因此而對其思想與邏輯的質量造成損傷。這種損傷有兩個表現形態：一是形成思維套路，二是出現邏輯漏洞。

（一）思維套路

古代詩人雖然以翻案見奇為寫作詠史詩的一種追求，但又經常針對同一原始文獻進行重複性的翻案。那些閱詩不多或思想鑑別能力不足之人，看到這樣的觀點，會誤以為其頗具新意，實則也不過是拾人牙慧的尋常意見。長此以往，所謂的翻案也會淪為新的套路。尤其是某些翻案性的觀點又具有「萬金油」的特性，該思路能夠適用於諸多同類型的歷史評價之中，如果不能廣泛地閱讀同類型的詠史詩作，就很難意識到其思路的陳腐與思考者的懶惰。

例如，很多詠史懷古詩作都是在登臨遺蹟之後產生的思考，詩人面對斷壁殘垣，再配合斜陽草樹、落日寒煙，營造出一種悽涼蕭瑟的意境，於是感嘆過往的繁華都化作雲煙，曾經攪動風雲的英雄人物最終也不過化為一座枯冢，可見是非可以不論，成敗可以不講，興亡可以不談。這樣的寫法產生於魏晉六朝時期，在唐人的詠史詩作中尤其多見，最終固定為一種詠史詩的寫作套路，但這背後的邏輯卻不堪一擊，其價值觀也是晦暗、消極的。例如清人龔鼎孳《烏江懷古》（其三）云：「蕭蕭碧樹隱紅牆，古廟春沙客斷腸。真霸假王誰勝負？淮陰高冢亦斜陽。」詩人比較韓信與項羽誰勝誰負，看似應是韓信勝、項羽負，詩人卻說韓信最終也死於非命，化為一座墳墓，二人其實無所謂勝負。按此邏輯推演下去，任何勝負都會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所有人最終都會走進墳墓，這簡直就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論調。

龔鼎孳著《定山堂詩集》

又如，詠史詩人探討一個歷史事件的原因時，經常從內因與外因的維度來思考。雖然中國古代思想家每每強調「自省」的重要性，格外看重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一旦將個人的命運放到歷史大勢和國族興亡的洪流中來觀望，總會萌生出強烈的無力感和失落感。這時，人們會習慣於將個人的悲劇命運訴諸他人的陷害，將個人的英雄才能視作社會時勢的附屬物。能從歷史人物自身的素質和行為來尋求對歷史的解釋，就變得難能可貴。當眾人都盯住「外因」來立論的時候，有些目光敏銳的詠史詩人卻能看到「內因」的決定作用，就會顯得更有新意。上文所舉王令《讀西漢》中對賈誼人生悲劇的分析，就屬於這一思維方法。而反過來，對於歷史上的那些成功人物和千秋功業，人們則首先訴諸主人公自身的能力和付出，對於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則關注不足。如果能站在更加全局性的視角來看這件事，就會發掘出「配角」和「環境」的作用，從而營造出翻案的效果。例如，司馬相如藉助為陳皇后撰寫《長門賦》的機會聲名鵲起，唐人黃滔《司馬長卿》詩云：「漢宮不鎖陳皇后，誰肯量金買賦來。」詩人認為，司馬相如《長門賦》的成功不過是後宮爭寵的附帶結果罷了。但是，將司馬相如的成功歸因於后妃爭寵，實在太低估其自身的本領了，司馬相如若無真才實學，又怎能得到陳皇后的充分信任呢？以歷史人物的成與敗為基礎，對外因與內因所作的選擇，逐漸成為詠史詩人實現思維翻案的「終南捷徑」。

類似的終南捷徑當然不限於以上兩種，但已足夠使我們警惕：思維捷徑的實質其實是思維質量本身的不足。詩人不通過真正富有獨創性的思考來翻案出新，就容易滑入思維懶惰的陷阱。一旦懶惰，便容易出錯。所以，思維套路的後續結果，往往就是邏輯漏洞。

《全唐詩》

（二）邏輯漏洞

中國人對古典詩歌的欣賞習慣是偏於抒情性的，更強調詩歌所營造的情感意境，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古典詩歌的基礎是儒家「詩教」理論，詩歌並不只有緣情之用，也有世教之功。詩歌所傳達的思想雖然不是審美感受的主要來源，卻關乎詩歌的社會功能。詠史詩則一邊聯繫著詩，一邊還聯繫著史。古人以史明智，以古鑑今，對歷史的闡釋也會影響世道人心。而一旦這種闡釋中帶有嚴重的邏輯漏洞，其危害可想而知，它會藉助詩歌的傳播能量，帶來更加嚴重的價值觀迷思。

例如，清初詩人沙張白在其《秦檜》詩中說：「武穆真聖賢，秦檜亦豪傑。渡江二百年，趙氏綿血食。」詩人將嶽飛與秦檜並稱為豪傑，認為南宋國祚得以綿延，秦檜也有其功勞。這無異於掩蓋了歷史的真相：南宋得以頑強生存，靠的是金國幾次南侵時南宋愛國將士的勇於犧牲、奮力抗敵，靠的是很多正直文人或在朝或在野，對投降派形成的制衡。將南宋國祚延續的功勞歸於秦檜，這在邏輯上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南宋國祚的延續是單一的結果，其原因則是眾多的，詩人將秦檜的投降政策混入其中，當作眾多原因之一，有瞞天過海的嫌疑。更令我們警戒的是，這一翻案觀點因其新穎而抓住了人們的眼球，最終造成政治倫理上的思想混亂，危害不小。

嶽飛像

以上，我們對中國古代詠史詩中的翻案思維進行了大致的梳理。筆者用這樣一種較為「邏輯化」的方法來描繪古代文人的歷史思維與思想世界，就必然面臨著某些文學研究者的挑戰。因為這樣的分析與傳統的、純粹的文學研究相比，是那麼格格不入。筆者似乎對中國古典詩歌所一再堅持的抒情傾向懷有敵意，實則並非如此。任何的情感抒發，無論有多麼奔放自由、淋漓盡致，恐怕都不同於瘋人的囈語，而有其理性的思想根源。詠史詩的美感既來源於個體在龐大時空面前所展現的卑微感與滄桑感，同樣也源於個體對歷史的理性理解。文學思維與實證思維之間包蘊著複雜而緊張的關係。那些貌似偶然迸發的思想靈感和機智火花，其實也有著深刻的根源與模式；那些看似翻案出新的歷史闡釋和詩歌立意，也許暗藏著嚴重的謬誤與迷思。本文力圖在這方面有所揭示。

編輯：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