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CP，現在的年青人很少知道這四個字母意味著什麼。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帝國，僅僅存在了70年便瓦解了，其壽命比中國歷史上的蒙元帝國還短。蘇聯帝國興衰之秘密，如同羅馬帝國一般引起學者們持久的興趣，祖博克的名著《失敗的帝國：從史達林到戈巴契夫》最近翻譯成中文了，該書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蘇聯成為足以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花了三十年，但這個巨人的解體卻只用了三年時間？
蘇聯的解體，是一次突發的雪崩，誰也沒有預料到。龐大帝國的身影，消失在世紀末的地平線，為半個世紀的冷戰劃上了句號。從十月革命開始，蘇聯經歷了列寧、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巴契夫五個時代。作為一個帝國，其真正的打造者是史達林，經歷了殘酷的衛國戰爭，以死亡2600萬人口為代價，蘇聯在二戰之後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兩大超級大國，達到了它的巔峰，但這也是其衰敗的開始。
在戰爭的後期，幾百萬蘇聯紅軍跨過東歐，打到德國和奧地利，他們是徵服者，但精神上卻為被徵服者所徵服。從國外歸來的軍官們私下說：「我們到過國外的幾百萬士兵，都看到那裡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大家都這樣說，哪裡也沒有比我們國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著名的戰地作家西蒙諾夫在劇本《在布拉格的慄樹下》描寫了一個捷克女郎與蘇軍上校的對話，女郎不無鄙視地說：「您想必不喜歡歐洲。這些闊綽的獨宅大院，這些別墅花園，這些帶鐵皮屋頂的房舍，必定都讓您生氣。但是，您能否認這些嗎？」上校沮喪地承認：「可以否認思想，但絕對否認不了鐵皮屋頂。既然它是鐵的，那就是鐵的」。這一情形如同19世紀初進軍巴黎的俄國軍功貴族為先進的法國文明徵服，回國後成為反對沙皇制度的十二月黨人一般。戰後的蘇聯，要求改革的聲音在地下滋長，但史達林錯過了最佳的時機，他陶醉於帝國的強大之中，偏執地拒絕一切改變。
國門一旦開過，心靈之窗就再也不可能關閉。史達林死後，一場遲到十年之久的改革在赫魯雪夫的領導下啟航。農民出身的赫魯雪夫，懂世俗，有現實感，知道什麼是民眾真正需要的，他喜歡說大白話：「我們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許諾說天上有個天國，可眼下卻沒有土豆吃。……我們應當在地面上給予這種幸福。我當過工人，那時候沒有社會主義，可有土豆；如今社會主義建成了，卻沒有土豆」。精神的天國何其遙遠，赫魯雪夫承諾給人們一個可觸摸的世俗樂園：「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最重要的是赫魯雪夫帶來了免於恐懼的自由與意識形態的「解凍」。為什麼赫魯雪夫要推行非史達林化？他與他的同事們在那個暴君的時代雖然身居高位，卻無時不刻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有一個著名的笑話說，赫魯雪夫做完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一張匿名的字條傳到主席臺：「赫魯雪夫同志，當時您在哪裡？」赫魯雪夫厲聲責問：「寫字條的是誰？請站起來！」臺下一片死靜。赫魯雪夫得意地笑了：「現在我可以回答您的問題，我當時就坐在您此刻的位子上」。
蘇聯比中國的幸運之處在於，其開國國父並非史達林，而是列寧，以列寧批判史達林，不僅不會動搖國本，反而能夠強化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然而，赫魯雪夫畢竟是史達林時代的產物，他無法超越那個時代，其改革也只能是既有體制中的微創手術，他甚至以史達林的方式推進非史達林化。著名的冷戰史專家陳兼教授在《失敗的帝國》書評中有一段評論：「赫魯雪夫能夠成為後史達林時代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不是因為他在思想深度和遠大政治規劃上比他的同志更為傑出，而只是因為他的粗魯和狡猾以及對於高層政治力量對比的無與倫比的閱讀能力，讓他獲得了一種具有『即時性質』的高層政治對峙中的優勢地位。他走不遠，是不奇怪的。」
赫魯雪夫時代的最大成就，乃是培養了像戈巴契夫、葉爾欽這樣一代人，即所謂「樂觀的六十年代人」。正如祖博克所分析的那樣，這些新人擅長批判性思維，具有強烈的改革意識，在他們眼裡，最高的障礙來自僵化的官僚機器，它用鐵鎖捆住了這個國家、堵塞了革新之路。赫魯雪夫的非史達林化是有限的，但解凍時期薰陶出的一代年輕人在二十年後繼承並光大了改革大業。
赫魯雪夫的有限改革，既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官僚階層，也令希望深刻變化的知識分子不滿。他的下臺，無論是史達林主義者，還是反史達林主義者都拍手稱快，支持「解凍」的激進人士以為，哪怕任何人上臺，都要比他好。不過，知識分子馬上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了。雅科夫列夫在《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中如此形容：赫魯雪夫導航的改革航船一再失事。官僚集團的船員們嚎啕大哭，他們將鏽跡斑斑的航船拖回叫做「停滯」的平靜港灣，還選出了新的平庸船長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之流是一批克裡姆林宮的近衛軍，實行的是沒有史達林的史達林路線。大清洗自然不會再發生，只要你不關心公共生活，活得也有安全感。然而社會越來越缺乏改革的熱情，人人過的是犬儒主義的物慾性生活。誠如陳兼指出的那樣：「在勃列日涅夫這一代的蘇聯領導人看來，對蘇聯國家與制度形成最大『思想威脅』的『持不同政見者』，不僅包括那些指望用西方資本主義思想與意識形態來『改造』蘇聯、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變色』的知識分子，也包括那些其實真誠地希望通過糾正蘇聯制度的各種深刻弊病來改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蘇聯國家安全機器也參與了對這些知識分子的壓制乃至鎮壓。其結果，不僅使得蘇聯國家本身失去了從他們的批判性意見中汲取改善自身的思想資源，也使得這些知識分子在自身理想破滅的同時，在同國家的關係中日益成為『他者』。」當溫和的體制內改革力量也受到窒息性壓制時，這個帝國也就慢慢氣血衰落，像它的領袖那樣成為步態沉重的垂死老人。
在經歷了二十年的停滯與空轉之後，1985年總書記的位置終於迎來了年輕的戈巴契夫，「樂觀的六十年代人」重新啟動改革，把握了航船的方向。博祖克指出：戈巴契夫與赫魯雪夫有許多共同點：「農民的社會背景；真心誠意，甚至可以說狂熱的改革衝動；堅定不移的樂觀態度以及強烈的自信；在道義上對蘇聯過去的反感；相信蘇聯人民的常識感」。戈巴契夫並非出身於紅色官僚貴族，沒有保江山的意識；他經歷過完整的西化教育，有知識分子的儒雅氣，他更願意與西方對話，反而與民眾在一起的時候感到不自在。
主導八十年代蘇聯改革的「樂觀的六十年代人」，是一批人性化的社會主義者，思想上更接近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他們既是愛國主義者，也是人道主義者，並試圖將二者統一起來，八十年代的蘇聯生氣勃勃，氣象一新。然而，掌舵人戈巴契夫有改革的「新思維」，卻缺乏治國的方略與掌控全局的手腕。在左右劇烈衝突之際，他缺乏必要的決斷和政治的靈活性，結果改革派離他遠去，保守勢力則發動政變試圖廢黜他。戈巴契夫原本想扮演紅色帝國的拯救者，不料想卻成了它的掘墓人。
《蘇聯史》的作者梁贊諾夫斯基驚嘆道：「蘇聯的消失和它的出現一樣，同樣的出人意料，非常突然。」如何上場，如何下場。蘇聯的全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它的興衰秘密，或許就在它的名稱之中。
先談蘇維埃。這是一種自下而上選舉產生的直接民主政權形式，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俄國出現了少有的兩個政權平行格局，一個是由國家杜馬選出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另一個是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和士兵蘇維埃。10月革命中蘇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從此蘇俄開創了一個現代政治新嘗試，拒絕西方普遍的代議制立憲道路，試圖以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讓人民當家作主。然而，在如此龐大的帝國內部建立工農為主體的直接民主，不啻為空想的烏託邦。在其歷史實踐當中，代表人民執政的是列寧式政黨---由少數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密組織與紀律的先鋒隊。然而，先鋒隊一旦握有至高無上、無所制約的國家權力，便開始自我異化，蛻變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團。從赫魯雪夫到戈巴契夫的改革，試圖實現的就是讓先鋒隊重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1988年，蘇共重提十月革命的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試圖通過釋放多元的政治力量，來代替高度集權的一元化政黨。然而，因為缺乏穩定的憲政架構，由「參與大爆炸」所激發的政治衝突，衝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制度籠子，令政治格局發生嚴重的斷裂。蘇聯誕生於蘇維埃的直接民主，最後也因蘇維埃的復活、自下而上的「參與大爆炸」而自我終結。別爾嘉耶夫早就指出，俄羅斯文化當中有無政府主義和崇拜威權兩種衝突又互補的性格。只要一天沒有建立起以憲法為核心的憲政秩序，國家就會在強權獨裁與無政府主義之間來回震蕩，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也在延續這一歷史邏輯。
再論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種與革命有關的宗教般信仰。陳兼指出：「革命的理念和想像，為蘇維埃國家建設所提供的，是一種意在同近代以來出現的民族國家範式相對抗並取而代之的含有普遍性意義的新選擇。蘇聯的名稱，同地域和民族沒有任何特定的關聯，有的只是基於革命想像的各加盟共和國的『自由結合』。」史達林時代蘇聯帝國的內在凝聚力，不僅憑藉國家暴力，而且還有精神上的烏託邦信仰，它來自東正教獨有的彌賽亞傳統，不僅要拯救俄羅斯，而且要拯救整個人類。然而，到了20世紀，這種清教徒般的宗教精神救贖，只要國門打開一條縫，就無法經受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世俗化衝擊。赫魯雪夫最大的功績，乃是開創了世俗化的共產主義，世俗化按照其自身的邏輯演繹下去，最後必定顛覆信仰上的烏託邦，這使得一個龐大的帝國被抽去了得以保持精神同一性的內在靈魂。其實，在蘇聯的肉身解體之前，它的靈魂早就死了。
最後看共和國聯盟。蘇聯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多民族聯邦，它不是由歷史文化傳統自然形成的，而是沙俄和史達林領土擴張的結果。這個人為的恐龍帝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個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蘇維埃國族，之所以能夠維繫70年，早期靠烏託邦的革命信仰，晚年依賴於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一旦中央權力式微，各民族的政治離心力立即如火山一般噴發。值得注意的是，最終讓蘇聯解體的，還不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傾向，而是核心民族俄羅斯在政治上要求擺脫聯盟的羈絆。帝國改革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於外部勢力的顛覆，恰恰是內部各民族、各版塊的分崩離析。
戈巴契夫時代的改革設計者亞科夫斯基說過一句值得玩味的話：「俄國始終沒有找到一支既能抵制專制制度復闢，又能抵製革命精神的庸俗政治的力量」。何謂庸俗政治？無它者也，乃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立憲民主。
發表於《財新周刊》2015年12期，原文有個別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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