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昨天是胡適先生誕辰129周年，我們轉載許紀霖老師的《一代大家胡適之》以表緬懷之意。
大家，在我們這個技術至上的專業化時代，是越來越稀罕了，隨著二十世紀的落幕，大家也將消失在地平線的蒼茫之中。
—— 許紀霖
在我的書房中，關於胡適的書籍與魯迅的一樣，都佔著書架滿滿的兩大排。然而，當北大的胡適研究專家歐陽哲生告訴我，他編輯的《胡適文集》已經面世時，依然令我貪心頓起。我從小就有個壞毛病，對好書貪得無厭，尤其是自己喜歡的，不搞到手的話簡直寢食不安。最後，那十二大卷的《胡適文集》運進我的書房，在書架上獨霸一格、傲視群雄時，我也終於如願以償地舒了一口氣。
在《胡適全集》未出版之前，這恐怕是海內外收集最齊全的胡適作品集了。其實，這套文集已經收入了大量的未刊稿，再加上歐陽君編的《胡適通信集》，也與全集相去不遠。不說一般讀者，即便是專業工作者，有了這樣的惶惶巨著，也可以足不出戶，研究胡適了。
在中國，凡說到一個文化大師，往往喜歡用「著作等身」來形容。自然，大師之大，不一定以量取勝，倘若為陳寅恪先生編全集，要其「等身」就比較難，好在梁任公早就發過話：我梁某人著作等身，也及不上陳寅恪的一篇論文！(大意)不過，用「著作等身」來形容梁啓超、胡適這樣的「開一代風氣」的大師，就毫不為過了。
海外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學者張灝先生把1895年-1925年那段時間稱為中國歷史上的「轉型時代」。梁啓超和胡適正是這轉型時代學術和思想的領軍人物。
當我一本本瀏覽著《胡適文集》的時候，我發現用現在的標準，似乎很難為胡適的專業準確定位。
哲學家？當然。一冊薄薄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還只有上冊，一生都沒有終卷)竟然打開了通向現代哲學研究的大門，令一向桀傲不馴的傅斯年、顧頡剛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史學家？亦無愧也。畢其一生的《水經注》考證無論見仁見智，總顯示了其非凡的功力，何況「拿證據來」的激烈主張又掀起了一代「疑古」框潮；文學家？也說得過去。沒有胡適的導航，也就沒有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
詩人、散文家？也是。他的白話散文、白話新詩，至今還作為暢銷書一版再版。時評家？更毋庸置疑。從《新青年》到《努力周報》、《新月》、《獨立評論》、《自由中國》，無論風雲如何變幻，總是能聽見自由主義者胡適的聲音。
其實，用我們現在的「什麼家」、「什麼家」來評定胡適那代轉型人物，都不免將他們說小了。如果一定要稱「什麼家」的話，我看只有一個稱呼才適合，那就是：大家。大家不是經常出現的，只有在大時代，才有大家。何謂大時代？按照魯迅的說法：不是生，就是死，那才是大時代。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中，這樣的大時代並不多見。依我之見，大約只有四個：一是先秦，二是魏晉，三是明末清初，四是胡適所在的那個「轉型時代」。
在這樣「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時代裡，舊的一切價值、規範和秩序都「禮崩樂壞」了，而新的希望尚在依稀之間。這就需要一批先知先覺的大家開一代之風氣，指引新的文化路向。這方向不是具體的、技術性的，而是根本的、全方位的。用當代科學哲學家庫恩的專業術語，叫做範式的轉移。
範式的變化是一種類似心理學中的「哥式塔」轉換，等於變化了整個視覺，變化了整個觀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化上的範式轉移，因而也會帶來學術和專業的巨大的革命，人文、科學和宗教等等都會因此而地覆天翻。這樣的大變革是很具風險的，所以魯迅說不是生、就是死。它不僅需要知性的智慧，而且需要道德上的擔當勇氣。在近代中國的「轉型時代」，陳獨秀、魯迅、胡適等大家以啟蒙者的理性姿態，將文化轉型這一大任擔當起來，從而引發了哲學、文學、史學和社會科學的一系列學科的革命。
大家有大家的風採，也有起其不足，正因為太注重宏觀、注重大局的輪廓，所以在學科的細部不免多有病垢。要是論學科的單項成就，胡適是不及他的學生輩的，談哲學史，比不上馮友蘭；談考證紅樓夢，不及俞平伯，論史學功底，也不如顧頡剛、傅斯年，但學生們對老師依然佩服有加，範式畢竟是老師開創的，新路畢竟是老師指引的。學生輩也可以編一個十二卷本的文集之類，也許在專業上更精湛，但要論大局、論氣勢，誰都無法望老師的項背。
大家，在我們這個技術至上的專業化時代，是越來越稀罕了，隨著二十世紀的落幕，大家也將消失在地平線的蒼茫之中。世間已無胡適之，因而更顯得其遺作的珍貴。這，畢竟是絕代大家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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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自公號：許紀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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