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許紀霖、劉擎、崇明和王利四位學者，就西方的兩張面孔，通過email在巴黎、上海和北京作了一場相當生動、豐富又有深度的討論。這組學術通信刊登在《知識分子論叢》第9輯。原文較長，分上、下兩次刊出。
來巴黎十天了，都是每天上午工作，午後出去行走，深深迷戀19世紀的巴黎。上次來巴黎，沒有時間去榮軍院。今天去了，在榮軍院大教堂拿破崙墓面前，感到極大的震撼。
巴黎的兩所世俗化聖地，先賢祠與榮軍院大教堂，象徵著法國革命所建立的兩種正當性，埋葬在先賢祠的伏爾泰、盧梭、左拉、雨果等啟蒙知識分子，奠定了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正當性，但近代的法蘭西還有沉睡在榮軍院裡面的拿破崙所代表的另一種正當性，那就是以國家榮耀為最高追求的帝國正當性。
▲榮軍院
自由主義繼承的是先賢祠的啟蒙傳統，而左派經常批評榮軍院的西方帝國本質。實際上，現代西方的完整性正是有這兩張面孔：啟蒙與國家、文明與帝國。而且，對於大國來說，民族國家與帝國之夢又難以分離。
不過，先賢祠的知識分子傳統與榮軍院的權力傳統在法國一直構成了緊張，最近巴黎的大學師生們連續幾個月在先賢祠門口聚集，罷課遊行，抗議薩科齊的教育改革政策。啟蒙與帝國，都是西方同樣真實的兩張面孔。那麼，二者之間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我暫時還不很清楚。
▲先賢祠
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追求的是現代國家的啟蒙正當性，而國家主義者要的卻是帝國的正當性，《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說穿了就是想重溫帝國的舊夢。不過，他們提出的問題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在這個帝國爭霸的世界裡面，難道中國可以只要王道（自由民主）而捨棄霸道（強國夢）嗎？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又該如何回應國家建構這另一種正當性呢？
榮軍院給我的震撼，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法國，讓我無法僅僅沉湎於先賢祠的啟蒙理想，不得不正面面對國家。我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出國遊學的時刻，可能會在心態上形成一種與當下關切的距離，有時可以讓思考別開洞天。更何況歐洲的標誌性建築都凝結著深厚的文化歷史的積澱，這些是思想的象徵符號，也激發人的靈感與思路。
我一直在考慮自由主義的兩面性：一方面在理論上那麼缺乏魅力，難敵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仍然是近代以來世界強國的主導意識形態。這是一個難解之謎。
▲馬克思
馬克思早年的批判多麼有洞察力，但自由主義歷盡風雨，病而不死。福山說「歷史的終結」（終結於自由主義民主），大多數人不以為然。我卻覺得，他的預言說不定會應驗的（雖然，歷史終結於如果「末人」世紀真不是什麼值得慶賀的事情）。那天陳方正演講後，幾個一起晚餐交談，也說起自由主義好像有一種「吸星大法」，總是能將異己的、對立的力量吸納和化解，「化為己有」。
1960年代的激進文化，想想當時的搖滾樂，那麼有顛覆性，但最後放開了讓你隨便「搖」隨便「滾」，但搖滾樂也變成了「商品」，顛覆力量全部被化解掉了。回頭看這一兩個世紀，現代性危機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最為嚴峻，經歷了革命的疾風暴雨，那麼多大風大浪，但自由主義居然都挺過來了。所以，911也好，現在的金融危機也好，歷史地看，可能都過是過眼雲煙。在更大的歷史尺度上看，黑格爾的命題是或許還是成立的，世界在走向「世界歷史」終結的進程之中。
▲黑格爾
西方現代化的一個成就，就是將傳統帝國改造為「現代帝國」——自由民主的法制國。就強國夢而言，沒有任何一種政體比現代法制國更強大。這是為什麼？美國很多史學家認為，自由主義接受、吸納或者改造了共和主義的國家理論。
在現代性的條件下，只有人民認同這個國家，體認「國家是我們的」，才願意為之效力，國家才會強大。而「國家是我們的」需要一種認知的象徵儀式，「選舉」在很大一個意義上就是這個作用。選舉是古代對帝王朝拜儀式的替代物。在南潯開會最後的晚上，我到王利那裡開小會，就是和他談這個觀點。美國的民眾看上去那麼自由散漫，那麼反政府，但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國家。因為他們認這個「國體」。打起仗來，只要事出有因，都是很忠誠。
而我不認為，其他政體的人民對國家會有持久的忠誠度。國家合法性（正當性）的實踐意義，是公民對「政治國體」的高度認同，而不是對某個領導人，或者某個時期的政策。當然，自由主義的悖論牽涉到許多方面，我沒有獲得滿意的解決，仍然在思考之中。
現代法治國是一種現代的帝國，但對內與對外是有區別的。在晚清思想家中，以鼓吹「金鐵主義」而聞名一時的楊度就注意到： 「中國今日所遇之國為文明國，中國今日所處之世界為野蠻之世界」。因為西方文明國家內外政策之矛盾：「今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今世各國對於內皆是文明，對於外皆野蠻，對於內惟理是言，對於外惟力是視。故其國而言之，則文明之國也；自世界而言之，則野蠻之世界也。何以見之？則即其國內法、國際法之區別而可以見之」。
誠如楊度已經發現的那樣，西方對內文明，對外野蠻。至少在殖民時代是如此，前幾年的小布希又試圖重溫帝國舊夢。西方的兩張面孔「啟蒙」與「戰爭」如影如隨， 西方來到東方，用野蠻推銷文明，以文明實施野蠻。
▲楊度
自由派與新左派都將西方單一化了，新左派只看到帝國主義的嘴臉，而自由派則缺乏沃勒斯坦那樣的世界體系視野，從國家關係的外部考察西方法治國的帝國面相。今天我們之所以對西方有如此多的分歧和爭論，與這兩歧性有關。這兩歧性之間的內在關聯，正是需要說清楚的薄弱環節。
前不久讀了一些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竹內好、子安宣邦和酒井直樹的論著，感覺今天中國正在重複當年日本的心路歷程。日本脫亞入歐，試圖抵抗西方的帝國主義，「超克」西方的近代化，結果卻是以最西方的方式（帝國夢）跌入了反抗的對象。通過抵抗西方而實現自我認同，使得日本作為一個主體，變成一個曖昧模糊的抽象物。只有明確的反抗客體，卻沒有主體的抵抗。——這與今天中國的那些「不高興」派何其相似！
▲中國五四運動
戰後，日本重新回到西方軌道，左派們對這種喪失了日本主體性的近代化失望，於是轉向對中國革命的嚮往，在他們的想像之中，中國革命是超越了西方的東方主體性的革命。今天中國的左派們不幸得多，他們既不像戰後的日本左派，也不像五四時期的李大釗、陳獨秀，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東方可以模仿，只能藉助於中國自身的「社會主義新傳統」。但那段歷史記憶遠遠沒有得到清算，仍然是一片灰暗。
對於西方的兩張面孔，中國的自由派與新左派各自抱住了大象的一條腿，自由派看到了天使，新左派發現的是魔鬼。而真正的西方是複雜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天使與魔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家與人性其實也差不多，存在著一個內部的緊張。
紀霖的觀察很細緻，民族國家和帝國，啟蒙和帝國或者說自由主義和帝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兩個問題。英國人在現代取得的成功在於，通過編織帝國來建構民族國家，以帝國的資源來積累民族的財富，藉助帝國的光榮來激發民族的驕傲和自信。
但是英國人同時又把文明作為帝國的基礎而使帝國獲得正當性，而非簡單地訴諸於羅馬人的軍事擴張，而英國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們並不把文明僅僅作為一種必須推行的普遍主義理想，而是作為一種統治手段，他們可以讓印度的上層人接受他們的文明，但依然保留英國的種姓制度，結果他們只需要幾千人就統治了龐大的印度。所以通過英帝國，英國人收穫了財富、文明、政治光榮，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三個方面展示帝國的內涵和意義，現在經常有人提起的海洋精神大概就是這種帝國精神。
▲1886英帝國在世界上控制的地區（紅色）
英帝國成為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效法的榜樣，但法國、德國、日本顯然失敗了，而美國成功了一半，但其帝國道路也很危險，其危險就在於一方面野心太大，一方面又自負於他們的天定命運，可能把自己也騙了，為了帝國而帝國，最後弄不好會危及他們自己的合眾國，像當年的羅馬帝國毀滅自己的共和國一樣。
當下中國的主體敘述和天下話語也試圖超越民族國家為建構未來的中國帝國做準備，這可能同樣危險。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帝國的努力當中，只有英國是相對成功的，雖然最後帝國也瓦解了，但英國全身而退，沒有什麼分裂、羞辱，並且還拼湊了一個大英國協。這說明什麼問題？民族國家只要能夠強大，都必然有建構帝國的衝動，因為自由尋求擴張、民族要尋求光榮，然而如果缺乏英國人的政治能力、經濟基礎和命運時機，這種衝動大多不過是一種不能持久的亢奮。
▲拿破崙
拿破崙給法國人帶來了表面的光榮，然而他狂妄地認為他可以憑藉武力和他的天才建立帝國，甚至因此可以忽視經濟（譬如對付英國而實行大陸封鎖政策），他推行法國大革命的建國理念（平等、理性主義）卻看不到這套東西會轉化為顛覆其帝國的民族主義。他的軍事天才相比於英國人的實用主義和審慎實在是微不足道，其徵服給法國人帶來的是幻想和沒有多少文明創造力的擴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法蘭西帝國的崩潰，如不是戴高樂憑藉其威望和智慧收拾危局，幾乎帶來法蘭西內戰。
德國人和法國人一樣在1871年統一後去尋求他們的世界命運，拋棄了俾斯麥明智固守的大陸政策，結果兩次大戰、兩次羞辱，掙扎半天還是不能擺脫成為英美附庸的命運。日本試圖以大東亞理念來建構帝國，然而其強暴和野蠻表明日本缺乏帝國文明。如果暫且放下對帝國的道德譴責，要建立一個多少具有現代文明內涵或者能推動文明發展的帝國，我們發現這確實需要足夠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如果不具備這兩者，某個民族國家僅僅憑一時的強力或某個超凡魅力的領袖來建構帝國，霸王硬上弓，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其他國家的災難，更是本民族的災難。
▲《中國不高興》
我沒有看過《中國不高興》，不知道其作者是否明白現代帝國的道理。中國的民族國家還遠未建構妥當，夷夏之辨的天下理想如果不是一去不返、至少是不合時宜，中國憑什麼來資源和精神來建構帝國呢？
值得注意的是，英帝國所代表的現代帝國對不少現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很有吸引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密爾、託克維爾這樣的自由派都是帝國主義者。密爾以文明來辯護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專制，託克維爾則試圖通過帝國的偉大事業來激發法國人的政治精神。
英帝國體現的現代帝國結合了啟蒙的兩個重要理念：普世的現代文明和富強的民族國家。啟蒙之所以在十八、十九世紀具有強大的召喚力，原因就在這裡，帝國和啟蒙在很多方面有深刻的一致。今天對啟蒙的批判也恰恰集中在「普世」和「民族國家」這兩個方面——據說今天已經進入了後民族國家時代。然而這種批判很大程度上是把啟蒙的邏輯推倒極端的結果，正如英帝國的瓦解也正是其帝國邏輯的結果：帝國給其他文明帶來了現代文明和對民族國家的訴求，結果只能終結帝國。
▲法國啟蒙運動
現代世界歷史當中的帝國和啟蒙對於中國的啟示是很重要的。中國在西方帝國建構的衝擊下訴諸啟蒙、訴諸普世的現代文明來建構民族國家，這個過程依然在繼續，並且在今天遭遇重大的挑戰。今天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如何首先通過啟蒙來建構國家。但是，必須防止這種國家建構變成一種指向民族威權和帝國擴張的國家主義、一種沒有生育力的亢奮（用韋伯的話來說）的民族主義。只有英國人的政治能力和運氣才能使帝國成為民族國家的載體，而英國也最終無法逃脫帝國邏輯。
託克維爾晚年放棄了其帝國理想，他認識到法國不具備帝國能力，也就是說法國無法建立一個他期待的結合自由與文明、儘量不訴諸於暴力的帝國。中國必須在民族國家這一政治形式當中尋求民族載體，在國家建構的基礎上進行共同體建構。這時必須追問，啟蒙是否能夠為我們提供充足的資源來進行共同體建構？能夠應對中國當下的道德危機所體現出來的道德基礎的瓦解所可能帶來的災難？正是在這裡，我覺得有必要回到啟蒙內部的張力以及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對十七、十八世紀啟蒙的反思。
崇明的來信收到，對你的論述完全同意，非常激賞。我想我們與國家主義的最大不同在於並不把「大國夢」作為一種霸道，而是試圖以王道統攝之，即崇明不斷強調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至於自由民主是不是王道，我存疑。其實，崇明所論也是最近幾年我個人的關注重心所在，不妨多說幾句。在考慮西方文明時，我們需要將「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不斷落到實處，而不僅僅是在思想觀念上打轉轉。坦白說，我一直不太喜歡那種將觀念層面的東西過於伸張的做法，對抱持著一種「反抗」心態的消極自由觀也不太看好。原因在於，這是一種將西方（的力道和氣度）局限化的做法，對我們這個民族的助益並不甚大。
在我看來，1840年或1895年輸掉的並不是船炮，而是制度，更詳細些，就是涵括了制度在內的一個現代文明形式，這種文明以現代國家為載體和代表。我們原有的文明不足以對抗這種文明，但並沒有被完全吃掉，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也是今天談自由個體，談政治實力，談國家談帝國的「體」。傳統的夷夏之辯在今天碰到的困難是，現在不是像以往一樣，需要處理文明與野蠻的關係，而變成了「文明」（中華文明）和「文明」（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之間的關係，或「此」文明和「彼」文明的關係，而且「彼」文明是有文化有紀律有道德有理想的，一句話，它是文武並用，是一種擴展秩序，有著鮮明的擴張傾向。民族國家就是這個文明生長的載體，民族國家不是帝國的對立物，也不是公民個體自由的對立物。
▲歐洲宗教改革
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從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開始，一直做的是「一體兩面」的工作。對內，就是個體自由權利/自由能力和國家建構的一體兩面，對外，就是現代國家建構和帝國建構的一體兩面，兩個一體兩面才是整全，突出強調其中任何一個都是側面，是局部。
對內而言，現代國家的奧秘在於它是把權威和自由、權力和權利整合起來的一個架構。從社會契約論開始，現代政治就是以特定的「政治想像」起步的，即對人性、自然權利、自然狀態、政治社會等有一套新的說法。大家琢磨的事情，就是如何既有主權國家的整合，又有個體自由的伸張，而且要將二者建構為一個保護-服從之間相互關係的理性原理。只是這兩個關係不易搞好，總有強國家弱個人的擔心，所以很多理論家才殫精竭慮地在如何確保並實踐個人自由上做文章。
崇明說英國有機緣，美國有運氣，誠如所言。但是，他們也有自由政治的傳統，可謂是他們的幸運，或稱之為「特殊性」。前者蘊含在中世紀的普通法、混合政體、議會、新教等傳統中，後者有鄉鎮自治、基督教等。法、德、日在玩這個一體兩面的時候一般都以凸顯國家而弱化個體的面目出現，這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就是他們要不斷尋求擔綱者。
▲盧梭《社會契約論》
英美好辦，有傳統保留下來的貴族，有經過革命洗禮的新貴。但是法、德、日就不好辦，要想幹事先要培養人，一個有教養、有擔當、有能力、有責任的群體或代理者去哪裡找？這是他們不得不把自由弄得面目全非，把個體弄成階級、群體、社團的道理。一體兩面大家都懂，問題是怎麼辦，既要有效還要有節制，不容易。尤其是要找到一個（或一群）能幹事還有德性的擔綱者，承載使命，凝聚力量，還能不驕不餒，更為不易。
對外而言，就是民族國家和帝國的一體兩面。近代世界，還是英美玩得好，法、德、日玩不轉。其中緣由很多，海洋和陸地是一個大視角，但具體的，還在於英國的帝國政策是機動靈活的，富有彈性的，而且國內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鬥爭在處理外部問題時雖然也有爭執，但在大向度上是以英國的國家利益，或者說「女王/國王」的名號統一起來的。
搞帝國一定要有個旗號，旗號有軟硬兩手，硬的就是實力，軟的就是文化，比如崇明說的「文明」是個旗號，女王是個旗號，現在美國說的自由平等人權也是個旗號。只不過今天美國的玩法不再是佔地盤、搶空間，而是定標準、搞價值觀、輸出民主，等等。說來說去，帝國一定會有個母體，這是body politics在今天不被異化為「承認政治」的關鍵，它的意思並不是各種各樣的身份政治，而是一個民族構築自己穩定而有序的政治生活的「體」，這個「體」是民族-國家（以國家建構民族的政治身份，即political identity）和帝國（以帝國提供國家的生長空間和政治世界）一「體」兩「面」的基石。
▲馬克斯.韋伯
問題在於，先發國家好辦，後發國家難辦，它們不能不體現為爭奪生存空間，韋伯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講得很清楚：爭奪陽光下的地盤！在殖民地和勢力範圍都劃好了的前提下，在標準價值都制定了的情況下，後發國家要想改變、要想出頭該怎麼辦？鬥爭，乃至戰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想翻這個盤，被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把持了將近四五百年的盤，或者說被新教的加爾文宗把持了數百年的既定格局——任何對帝國夢的重溫不得不過民族國家建構這一關，關鍵是要在同一個「體」上做文章，既要有大空間政治的構想，又能避免在短時間內把民族國家的能量消耗殆盡，這是一個平衡節制的藝術。幸好，中華文明不是一個像基督教文明一樣力主擴張的文明，但是在既定格局下，在雅爾達體系下，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搞現代文明的空間到底有多大？
崇明的筆談寫得好，好就好在把現代國家和公民個體的自由能力之間的一體兩面深化並拓展了。營造一種有意義的公民生活，或者說基於國家建構基礎上的共同體建構，並不是消極自由能夠解決的問題，也不是以啟蒙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傳統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要訴諸於一種有著足夠自省能力和充分自我理解的公民的合理行動。那種以反抗極權主義或擺脫所謂「束縛」的消極自由在這個方面沒有任何助益，反倒對塑造一種健康正派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有害無益。
其實，我倒希望一種審慎的、成熟的、有力道的自由主義能夠繁榮壯大起來（而不是極端的、口號的、軟綿綿的自由主義），成為學界和社會上一種產生影響力的主流話語。相形之下，無論是亞里斯多德還是孟德斯鳩、託克維爾，都讚揚並呼喚具有中庸精神的「中間層」或「中間力量」。他們普遍認為，只有這個力量壯大了，才能形成一個穩定、有序、充滿活力的良序社會。問題在於，現實中的中間層或中間力量在哪兒？他們與擔綱者是什麼關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下，他們怎樣才能具有文明精神和政治能力？對於一個有士紳傳統而無公民社會傳統的社會，營造一種什麼樣的公共生活才是適宜而恰當的呢？
王利的西方內外兩種的「一體兩面」的精彩分析，我非常贊成。崇明對啟蒙與擴張、民族國家與帝國的關係的歷史性分析，可謂卓見。近代西方的真實面孔可以說基本講清楚了。
我補充一個看法，在近代歐洲人裡面，一直有一種民族國家與帝國世界的緊張性。拿破崙帶著法典、指揮千軍萬馬，以普世文明的名義掃蕩歐洲，在法蘭西榮耀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基督教普世王國的夢想。只不過，那一古老的宗教夢想到19世紀世俗化為以啟蒙為旗幟的利益擴張，一種新的十字軍東徵。西方人以近代民族國家為基地，但只要有機會，不會放棄源於羅馬帝國和基督教傳統的世界主義夢想，而以啟蒙為象徵的世俗文明價值正是其正當性所在。
再說英國的成功和德法的失敗。英國繼承的是羅馬帝國的統治傳統，只改變殖民地的上層結構，而保留其自身的風俗和文化傳統，而拿破崙的大陸法典過於深入社會，它要改變的，乃是整個社會結構乃至文化，因此早早碰壁。文化價值和宗教價值是最碰不得的東西，真正的反抗都是來自自身的文化價值解體，認同感的失落，而不在乎是否異族統治。在中國兩千年歷史當中，異族統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歷史，但中國還是中國，因為文化是中國的，所以世界依然是天下的，天下即中國，而不是別的。
▲中國戊戌變法運動
問題在於，晚清以後的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天下變了，文化變了，而不是僅僅被新的異族徵服了。這是真正的恐懼和失落。新建立的民族國家具有近代國家的一切形式特徵，唯獨缺乏自身獨特的文明和價值，那些核心的東西是人家的，是異族的，這是動蕩至今的所謂的「主體性」危機所在。毛澤東時代一度以為找到了中國的文明，又很快被證明是虛幻的烏託邦。潘維擔心即使中國崛起了，主導價值觀還是西方的，原因就在這裡。他與甘陽都注意到了文明國家比民族國家更重要，話語權比經濟實力更有力，但這兩位老兄所幻想的中國價值，依然是一個虛幻而空洞的種族性的「我們」。
關於晚清文明與富強之間的緊張，當時中國所面對的是一個列強競爭的世界，同時又是一個西方文明徵服了東方的現實。他們在追求國家富強的時候，又將成為西方那樣的文明國家作為自己的目標。那麼，在功利的國家富強與普世的文明價值之間，如何處理這二者的關係？何者處於優先性的地位？楊度在發現了西方對內對外兩重性之後，在文明與富強的關係上，楊度採取了一種二元論的立場：前者是善惡的問題，後者是優劣的問題。為了與諸文明強國對抗，楊度提出了文明和野蠻（強權）的雙重對策：「中國所遇者為文明國，則不文明不足與彼對立，中國所居者為野蠻之世界，不野蠻則不足以圖生存」。這有點像毛澤東的「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我未必贊同這種國家關係中的霸道邏輯，但作為一種現代主義的觀察，不能不承認楊度要比今人深刻得多。
▲西方描繪的晚清權貴肖像
王利談到的貴族衰敗特別有意思。法國貴族的腐敗，於是讓原先的邊緣人啟蒙知識分子取而代之，成為社會的重心，但知識分子本身是分裂的，特別是介入到意識形態紛爭和政治利益之後，更是如此，造成大革命之後的動蕩格局。近代中國的歷史亦是如此。英國的貴族早早與資產階級合流妥協，而缺乏貴族傳統的美國在社會自治的基礎上，出現的是一批務實的、非知識的草根精英。而德國的容克貴族以權貴壓抑資產階級，是威權政治的社會基礎。在前民主時代，社會精英的趨向決定一切，如今中國不是只有統治者腐敗，而是整個精英層的腐敗，看不到健康的替代力量。
草根精英因為缺乏公民社會而多帶草莽氣、痞子氣，知識精英又被利益化，本身四分五裂。由此看來，未來的中國難逃一亂。中國歷史上封建（分裂）的傳統與大一統的傳統同樣悠久，兩千年歷史之中有將近一半時間是分裂的。當內部的、未來的問題解決不了，往往藉助帝國的邏輯對外擴張，尋找敵人以獲得整體感和虛幻的認同。國家主義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強大，其現實淵源與自由主義同樣深厚。
這樣的討論令人興奮。紀霖身在歐洲、心繫中國的發問和思考應該是我們的學問姿態，對中國危機的分析非常深刻；劉擎提出的自由主義的兩面性的問題非常關鍵，也許這首先要求我們思考王利所指出的有力道的自由主義。
我還是想從啟蒙和帝國、自由主義和帝國的內在關聯談起。這一關聯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在西方傳統中，自由必須以文明為基礎。在西方傳統裡，自由與文明是合而為一的東西。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開篇中稱「希臘人統治野蠻人是正當的」，因為希臘人是自由的，所以文明，而野蠻人則是奴隸，所以野蠻；希臘多德的《歷史》講述的就是希臘人所代表的自由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波斯人所代表的野蠻的也就是奴役的生活方式的衝突。
在基督教那裡，自由是立足於信仰、擺脫罪的捆綁的釋放和超越，因此自由成為自我的道德操練。在近代，自由也被貢斯當、託克維爾、密爾等自由主義思想家視為一種以個體的理性和道德為前提的、自主的生活方式。粗略地說，在西方傳統裡，至少到二十世紀之前，一種非常積極的、在道德、宗教和政治上追求自主的自由一直處於支配地位，所謂自由以文明為基礎，就體現在這裡。這種自由既解釋了以英帝國為代表的現代帝國的形成及其力量，也說明了劉擎提到的何以自由主義民主經歷狂風驟雨、依然「雖死猶生」（套用紀霖的話）的問題。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
在英國自由主義者那裡，英帝國不僅僅是自由貿易的需要，而且是自由文明的體現，而缺乏文明的殖民地還處在幼年，需要自由的成年人的統治，因此密爾說「在對付野蠻人時，專制政府正是一個合法的型式，只要目的是為著使他們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這個目的之得以實現而顯為正當。自由，作為一條原則來說，在人類還未達到能夠借自由的和對等的討論而獲得改善的階段以前的人和狀態中，是無所適用的。」（《論自由》）這與亞里斯多德如出一轍。在十九世紀，英帝國事實上加強了英國人對其自由身份的認同，他們在帝國的「文明事業」中感受到作為英國人和英國自由的價值。
紀霖論述的晚清士大夫對西方的文明與野蠻的兩面性的討論是很精彩的，他們以及今天很多左派和保守主義者的尷尬就在於，他們可以以正義和公理為依據譴責西方人以文明為旗號施行野蠻，但不得不面對密爾之流盛氣凌人的宣判：中國人、中國文明，你們雖然可以譴責帝國主義的野蠻、西方的虛偽，但不得不承認你們缺乏達到自由的文明。這怎麼辦？或者像梁啓超那樣為了對抗西方而學習西方文明的精神、由文明而進自由。或者乾脆拋棄自由，視之為西方的價值觀或者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可以被中國文明鄙棄或者可以被社會主義超越。
今天，這種拋棄自由的衝動還是非常強勁的，因為即使通過中國文明的再造來達到和實現自由，仍然不過是接受了密爾、也就是西方自由的邏輯罷了，也就是紀霖提到的日本左派和中國左派的焦慮：以現代化的方式抵抗西方仍然不過是認同西方，從而喪失了所謂「主體性」。
▲象徵自由民主的美國自由女神像
然而，我認為擺脫這種焦慮，就必須正視現代性的普遍性，必須接受自由和文明的關聯。或者說回到劉擎提到的歷史終結的問題。福山提到的歷史終結主要是為了論證自由民主的正當性，然而如果把自由民主的正當性僅僅落實在「承認政治」的基礎上，還是失之於簡單。自由民主的力量不在於給每個人被承認的權利、不在於個體自由選擇的權利——這些都是自由民主的題中應有之意，而在於前面提到的這種積極的自由。
我非常認同王利對消極自由的批評。柏林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區分是正當的，但是柏林的錯誤在於認為近代的主要自由主義者乃至於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堅持這兩者的區分、並且傾向於支持消極自由，事實上，在貢斯當、密爾、託克維爾那裡，自由從來就是個體獨立、政治自由和價值自由的結合。雖然可以說這三個方面之間存在張力，但他們從來不會認為自由可以不是一種道德和政治的自主。劉擎提到西方的自由主義整合了共和主義，在我看來，近代的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事實上是很難分開的，這兩個基本上就是一回事，至少在貢斯當和託克維爾那裡是這樣。
▲孟德斯鳩
自由民主的強大之處就在於自由背後的——毋寧說構成自由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是這些力量構成的公民社會或者王利說的中間力量。孟德斯鳩說的好，英國人的長處在於他們的商業、自由和虔誠，託克維爾認為美國人的成功之處在於結合了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我認為對自由民主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其表面的權利和憲政話語，還必須深入到其背後，理解自由背後的文明和力量，理解近代西方如何以一種批判性的態度來維護和建構自由民主，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對於我們的意義就體現在這裡。
中國的危機仍然是還沒有找到自由背後的文明來建構這種積極自由，尤其缺乏成熟的政治擔綱者——結果我們看到一種赤裸裸的、可怕的、人吃人的消極自由。紀霖提到的將來中國難免一亂，我想不是危言聳聽。但我希望這種亂是自由歷程的代價，而非秩序的崩潰。然而這如何可能呢？這是我不知道的。
把自由抬到文明的高度，就近代西方我同意，古代西方沒有那麼美好。但是談中國的部分我全部不同意，自由背後的文明是何種文明，成熟的擔綱者擔的是誰的自由？明天出差，具體意見等回來再寫。劉擎也要來長篇大論？哈哈，激揚文字，縱論中西，快哉！
還有，為什麼必有一亂？一旦亂了，就是萬劫不復，基本沒有分久必「合」的一丁點可能了！還談什麼所謂的自由！請注意，現代世界的遊擊戰=恐怖主義，現代世界的常規戰爭=核威懾下的海戰。這些都是在主權高度整合和全球治理的世界體系下的嚴密控制，索馬利亞海盜也許代表了現代世界某些另類的「自由」。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