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大伊萬和朋友討論明清易代時期古代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格局問題時，意外地引出了一個全新的話題：古代中國、或者說以古代中華帝國為核心、由中央農耕民族與周邊遊牧民族共同構建形成的華夏文明集叢，到底有沒有遭遇過根本性的挑戰與危機？或者說，古代中國是否有真真切切的「亡國」、被完全異質的文明或民族國家所威脅、從而讓中國的政治版圖乃至文明集叢發生根本改變的危險呢？大伊萬和朋友都認為：這種危險是切實存在的，而且起碼從十六世紀開始，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先後遭遇過兩次重大的、可能讓文明與政治法統發生顛覆性改變的危機，而這兩次危機，可以被認為是華夏文明的「至暗時刻」，從今天這篇文章開始，我們就用上下兩篇的篇目，向大家詳細分析一下，古代中國與中華文明的這兩次危機。
在開始講述之前，我們有必要明確一下古代中國，或者說更為精確的論述：古典中華帝國所面臨的地緣形勢與政治法統。先說古典中華帝國所面臨的基本地緣形勢，從古典中華帝國在東亞的地理特徵來看，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權均直接控制著東亞「兩江一河」（長江、黃河、珠江）流域最為肥沃的雨養農業區，且均以以上三個農業區為核心確立統治（即所謂的「中原」與「江南」）。而在這三個雨養農業區外圍，則有相對於其它地緣政治區域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往東不用說了，是茫茫的大海，僅有古代的日本與部分文明發展更為滯後的南島民族（包括臺灣高山族原住民，印尼矮黑人與玻里尼西亞人等）、部分東南亞族群與中華帝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繫；往南是充滿瘴氣的熱帶雨林，雖然諸如越南的紅河三角洲同樣具備相對較好的雨養農業條件，但難以逾越的熱帶雨林與熱帶地區的溽暑極大地限制了古典中華帝國擴張的腳步，當然，以東南亞諸族群的實力，也幾乎沒有挑戰中華帝國的能力，雙方以兩廣南部的丘陵與雨林地帶為界長期保持平衡；往西南則是同樣高聳入雲的橫斷山脈、川西高原地帶等，山嶽地形的阻隔使得古典時代的軍隊幾乎不可能通過雲南西部、四川西部的崇山峻岭，出現在中華帝國的邊陲地帶，當然了，古典中華帝國想往諸如西藏與雲南拓展影響力也相當困難，雲南直到元代才首次被中央政權染指、到明代才第一次被納入中央直轄範圍。
而在四川以北，則是由茫茫千裡戈壁組成的河西走廊與更加遙遠的吐魯番、中亞七河流域地帶，古典時代的任何軍隊要通過河西走廊向關內發展進攻，在沒有火車的情況下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相應的，古代中國要向關中平原以西投送力量，從漢帝國和唐帝國對中亞地區的經營來看，同樣是一件極其耗費民脂民膏、投入與產出嚴重不成比例、最後被紛紛放棄的事情；最後則是位於古典中華帝國北方、東北方的草原與森林地帶，雖然古典時期的遊牧民族一向被中央農耕民族政權視為大敵、甚至連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成為新的農耕民族政權之後還會把自己草原上的「親兄弟」視為寇讎（比如北魏看柔然），但遊牧民族對中原的侵擾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長期無法真正威脅到中華文明集叢的根本，相反，遊牧民族由於缺乏比較強勢的文化，反倒在不斷地融入農耕民族，讓自己成為了華夏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
故而，正如王鼎傑老師在《復盤甲午》中提出的那樣，從古代中國、或者說古典中華帝國在東亞地區的地理位置與國家實力來說，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古代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大區的地位與基本局勢：「一超無強」。所謂「一超」，指古典中華帝國在東亞地區的體量實在太大，政治、經濟、軍事資源均處於絕對優勢地位，在整個舊大陸東端長期沒有任何一個集中、統一的政權能夠與古代中國政權分庭抗禮；所謂「無強」，在古代中國佔據了東亞地區雨養農業區最為精華部分的情況下，讓所有周邊小政權要麼偏居海隅，要麼避居雨林，要麼乾脆就呆在青藏高原上自成一統，所有小型政權的政治、經濟實力都很差，都沒有威脅古代中國統治核心地區的能力。
而在這種「一超無強」的格局下，形成了古代中國極為特殊的政治法統與國家建構模式，咱們之前提過，古代中國在整個東亞地區所做的國家建構是一種同心圓、洋蔥式的結構：最核心的部位是由「天子」直轄的「編戶」，爾後再外圈是與「天子」保持密切聯繫、接受「天子」冊封的「內臣」，再往外是與「天子」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繫、時不時接受「天子」冊封與賞賜、但與中央政權關係時好時壞的「外藩」，最後則是與「天子」關係不密切的「朝貢」國。但是不管是「編戶」、「內臣」、「外藩」還是「朝貢」政權，在理論上都屬於古典中華文明集叢的範疇，而它們也確實構成了從古代到近代、一以貫之的華夏文明乃至整個東亞、東南亞文明集叢，均可以被視為「古典中國」的廣義範圍。
在明確了古代中國的地緣政治格局與政治法統後，古典中華帝國在歷史長河中遭遇到的第一個「至暗時刻」就不言而喻了：沒錯，正是從15世紀開始、到17世紀中葉於東部沿海、西部邊陲遭遇到的以西方殖民者、準噶爾蒙古、沙俄帝國等相比古典中國國家體系以及文明集叢完全異質的文明、甚至具備了一定民族國家特徵的「前民族國家」的挑戰。
咱們都知道，歐洲從15世紀開始，迎來了「地理大發現」時代，1488年，葡萄牙人迪亞士率船隊抵達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證明了遠航東方的可能性，1521年，葡萄牙人費爾南多.麥哲倫也率領船隊抵達菲律賓的馬魯古群島，在事實上完成了葡、西兩國夢寐以求的「找到通往中國的航道，帶回香料和黃金」的戰略任務。伴隨著葡、西兩國航海家腳步接踵而至的則是西方殖民者，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佔領了菲律賓的宿霧島，實際上在菲律賓建立了殖民統治，其實在這之前，葡萄牙殖民者已經在中國沿海開始了侵擾，1517年，少量葡萄牙殖民者與明朝軍隊發生正面衝突，雖然明軍擊退了這次侵擾，但卻在1557年被葡萄牙人以欺詐的手段奪取了澳門地區的統治權。
1622年（明天啟二年）葡荷澳門戰役，荷蘭戰敗轉而佔領臺灣
進入17世紀後，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三國在古代中國東部沿海的擴張日益囂張，葡萄牙在澳門確立統治、興建堡壘、要塞和教堂，並通過賄賂明朝官員等方式要求壟斷在廣州貿易的專營權。西班牙則在16世紀中後期奪取澎湖列島與臺灣本島北部，以臺灣為基地向古代中國大陸輻射影響力，甚至一度準備派出一支上萬人的殖民軍在中國沿海直接開拓大型殖民地。而荷蘭雖然一開始的動作比較緩慢，卻極其強勢，在1622年到1624年首先與在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軍發生衝突，未能得手後又轉向臺灣，與西班牙殖民者發生交火，驅逐了位於澎湖與臺灣本島的西班牙殖民軍，在臺灣本島建立起了熱蘭遮與赤嵌樓兩個堡壘，東部沿海西方殖民者開始登門踏戶。
明朝天啟四年（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侵佔中國臺灣
大海不再成為古代中國的天然屏障，西部高原地帶與北部草原地帶也將迎來完全異質的文明挑戰：在北部草原地帶，雖然於16世紀後期17世紀前期開始崛起的滿洲軍事貴族、仍然處於四分五裂狀態下的漠北與漠南蒙古尚屬古代中國體系的「外藩」，但它們的後面卻有了一個強大的、日漸逼近的陰影：沙俄帝國。同在16世紀末期留裡克王朝、沙皇鮑裡斯戈丹諾夫執政時期，沙俄帝國已經開始向東擴張，與西伯利亞汗國發生交戰，在滅亡西伯利亞汗國後，沙俄帝國東進的大門被打開，俄國哥薩克殖民軍的腳步一步不停，直逼遙遠的楚科奇半島與鄂霍次克海，也同樣來到了古代中國的黑龍江流域與蒙古高原。而他們遭遇到的，並沒有任何古代中國中央政權的軍事或政治存在，只有少量處於極度羈縻與鬆散狀態的原住民、大量心懷鬼胎的蒙古王公，對於慣於從中拉一派打一派的沙俄帝國來說，這簡直是最好的殖民對象。就這樣，古代中國北部的草原與森林屏障也不再那麼萬無一失了。
最後，彼時在古代中國的西部地區，還有一個剛剛刷出來的「老怪」：準噶爾帝國。咱們前面說到，古代中國在東亞地區所面臨的基本地緣政治格局，用四個字來形容，是「一超無強」，長期以來沒有第二個處於中央集權狀態下的、在文明與經濟上同樣強勢的帝國能夠與中央帝國分庭抗禮，而準噶爾帝國恰恰打破了這一格局。一方面，準噶爾帝國儘管是以漠西蒙古準噶爾部為核心組織起來的，卻囊括了漠西蒙古三部故地，還向西攻伐，佔領了哈薩克汗國的大片土地；一方面，伴隨著1676年準噶爾大汗噶爾丹臺吉擊敗傳統的衛拉特蒙古盟主鄂齊爾圖汗，準噶爾帝國開始快速從鬆散的蒙古部落聯盟向國家化轉變，且領土下轄衛拉特各部與南疆回部，開啟了帝國化進程；第三，雖然草原帝國一向被人詬病缺乏有效的意識形態支撐，但準噶爾帝國卻精準地看到了藏傳佛教在蒙古貴族中的影響力，噶爾丹臺吉本身就在五世達賴喇嘛洛桑嘉措座下學經，自身就享有呼圖克圖尊號，而以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為依託，準噶爾帝國在整個蒙古體系中的影響力如日中天，甚至具備了整合中亞、西藏、內外蒙古地區一切政治勢力的潛力；最後，別忘了，在準噶爾帝國的背後，同樣是遠道而來的沙俄帝國，而沙俄帝國定然不會坐看準噶爾帝國攻城略地，在準噶爾的擴張背後，一樣有沙俄帝國的暗影存在。
清準議和以後雙方的劃界形勢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看出，16世紀到17世紀的古代中國，面臨的是怎樣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東部沿海地區，面臨的是越來越近、越來越強勢的西方海洋殖民者；北部邊境地區，面臨的是已經衝到黑龍江流域、開始索要貢賦、準備建立統治的俄國陸地殖民者；西部邊境地區，面臨的是即將完成國家化整合、具備了整合整個「大西部」地區潛力的準噶爾帝國與背後的沙俄帝國。而不管是西方殖民者，還是沙俄殖民者，抑或是準噶爾帝國，它們在國家性質與國家能力上都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在經濟形式、軍事技術上相對於當時的古典中華帝國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這在咱們之前的「論明清火器」系列文章中已經有了明確論述，相比兵強馬壯、船堅炮利的西方殖民者，古典中國的軍事技術已然落在後面。16世紀初期的西方殖民者由於數量稀少、只有幾十幾百人，古代中國的軍事力量依託數量優勢與內線優勢還能勉強抵擋一番，但伴隨著西方殖民者海權的建立，古代中國是決然無法抵擋這些新興國家進攻的。
圖中陰影部分為晚清丟失的國土，約佔國土總面積的13%
二是在地緣政治格局與國家體系中的位置上，這些國家相對於以古典中華帝國為核心、「外藩」「朝貢」等組成的「天下」體系，全都屬於完全異質的政權與文明。他們並不屬於古典中華體系的一部分，有些西方殖民國家甚至已經完成了從古典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的初步轉化，它們與古代中國發生的戰爭，已經不再屬於古代中國內部「編戶」之間內鬥、或「外藩」入主中原這種內部王朝戰爭的範疇，而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民族國家「侵略與反侵略」戰爭的性質。相應的，這種戰爭一旦戰敗，後果也將比內部農民起義或貴族階層的互相攻伐要可怕得多，可以被稱為是真正的「亡天下」，古典的中華文明將有可能被完全異質的、遠道而來的西方文明所深刻影響乃至取代。
油畫《左宗棠收復新疆》，反映了滿、漢、蒙、回各族官兵組成的西徵軍在維吾爾族人民支持下收復新疆的歷史事實
面對著古典中華文明歷史上「最大危機」的，卻是一個能力相對有限的中央帝國政權：一方面，明帝國的統治能力在15世紀後期已經接近極限，在16世紀後期則已經走上了下坡路，到17世紀初期已經開始了總崩潰的進程，完全不具備在這麼多的威脅面前主動作為的能力與財政水平；另一方面，以明帝國以往的政治手腕來說，在內亞地區的政治操作非常保守，對東北地區的部族羈縻程度很弱、對口外蒙古則長期秉持著「閉關自守」的態度，至於遙遠西北衛拉特蒙古部族的逐步整合，更不在明帝國政治考量的範疇內；第三方面，從古代中國對內亞、尤其是西北地區經營的情況看，始終受到中原、江南士大夫階層的掣肘，畢竟這是兩個往裡填坑的黑窟窿，一種不了地，二收不了租，把咱老爺們的錢收去填這些無底洞到底是幾個意思？
而這幾個方面，決定了起碼以明帝國的國家能力與政治水平，是決然無法度過這「15到17世紀危機」的：財政與軍事能力的削弱，決定了明帝國根本無法拿出足夠的財政與軍事力量，支撐它度過這幾個完全異質文明的挑戰；在內亞地區政治操作的缺陷，決定了明帝國在面對準噶爾與沙俄帝國的整合時，基本上會處於兩眼一抹黑的狀態，甚至會效仿南宋「聯蒙滅金」故事，或者提前上演明末「借虜平寇」大戲，聯合沙俄帝國攻滅漠北、漠南蒙古諸部，還為自己的天才操作沾沾自喜；而面對古代中國「中原-邊疆」的結構性矛盾，即經營邊陲地區與維護士大夫階層利益的矛盾，以明帝國彼時的政治分野來看，也幾乎沒有任何破局的可能。總而來看，如果邊疆地區的這幾大危機在17到18世紀集中爆發，那麼古代中國運氣稍微好一些，會丟掉雨養農業線以外的全部邊疆區域，如果運氣稍微差一點，則可能會導致古典中華文明的完全毀滅，這就是古代中國遭遇到的第一次「至暗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