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鵬
本文選自《東方歷史評論》第3輯
歷史敘述無法避免歷史學家的主觀幹預，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常識。但由於傳統中國歷史撰述的豐富，相關具體話題的永遠挖掘不盡。曹操形象的塑造，是這一領域的熱門話題，也是仍有討論餘地的話題。
裴松之引用大量史料以補《三國志》之簡約，其中必然有不少陳壽當年棄而不用的素材。仔細閱讀《三國志•武帝紀》的裴松之注部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裴松之所引正麵塑造曹操的材料，大多出自北方史學家之手；而詆毀曹操的材料，基本都出自南方文人，尤其是東吳文人之手。
試各舉典型的例證。《曹瞞傳》作者為誰久無定讞，然出自東吳士人之手則無疑問。《曹瞞傳》中的曹操，縱非一無是處，但作者對於曹操的基本態度，從書名就可以看出。後世所傳曹操為夏侯氏之子、年少之時遊蕩無度、懷奸挾詐、輕佻無威等多個故事，即出自這部書。其中最令讀者觸目驚心者，莫過於迫害伏皇后一節：
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後，後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後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後被發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後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建安十九年裴注所引）
這段記載令人難以採信。且不說華歆其人何至狂悖如此，提及早已去世的伏完是明顯的硬傷。但從後人喜歡藉此以為談資來看，《曹瞞傳》這一矛盾衝突劇烈的情節塑造，顯然是成功的，曹操大逆不臣的形象躍然紙上。和《曹瞞傳》同類性質的著述還有《吳書》、《吳錄》、《江表傳》等。其中有些著作遲至兩晉之際才問世，但檢核其背景，無一不與江南傳統有關。
另有一類性質截然相反的史書，同為裴注稱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署名作者為王沈的《魏書》。為方便與《曹瞞傳》中的曹操形象形成對比，我們可以從王沈《魏書》中挑出這樣一個例子：
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於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建安二十一年裴注引）
這段文字敘述的背景，是建安二十一年春，身為魏公的曹操祭祀家廟。所謂「令曰」，指的是曹操的教令。按禮，祭祀祖廟當解履登殿。但曹操指出，自己蒙受漢獻帝的恩寵，被允許上殿面君時佩劍不解履。如果參君不解履，祭祖反而解履，那是讓自己的祖先尊貴於君王了，所以曹操最終決定祭祖時也不解履。
我們不討論這件事可不可信，關鍵是這裡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對漢室恭敬尊崇，不惜貶損祭祖禮節，與《曹瞞傳》中大逆弒後的曹操形象恰成鮮明對比。《魏書》的署名作者王沈，雖然在魏晉之際扮演了投靠司馬氏的急先鋒，但就《魏書》本身而言，卻是曹魏時期僅有的官修「國史」。除王沈之外，當時中原名士大夫荀顗、阮籍、應璩等都曾參與其事。對這部書的評價，唐代史學家說：「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晉書•王沈傳》）與《魏書》傾向相近的，還有魚豢的《魏略》，也是典型的北方史學家作品。所不同者，《魏書》乃官修，《魏略》為私作。
王沈《魏書》中的曹操形象不是實錄，《曹瞞傳》中的曹操就一定是實錄嗎？很難講。這兩個曹操，哪個是比較真實的曹操？持不同意見者，恐怕誰也說服不了對方。而這種分歧，自從將曹操作為歷史敘述對象以來，就一直存在。再舉一個不同立場的史家對同一事件進行不同詮釋的例子。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曹操因躲避董卓而東歸，路經呂伯奢家而釀成血案，此事雖不為《三國志》所取，卻廣為流傳。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郭頒《世語》、孫盛《雜記》都記載了這一事件，但諸家對該事件的解釋又都不同。先看《魏書》怎麼說：「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再看《世語》的記載，完全不同：「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兩種記載唯一的共同點是呂伯奢不在家，負責招待曹操的是呂伯奢的兒子。在《魏書》描繪的情景中，呂家子弟搶劫財物，曹操自衛反擊。而郭頒《世語》藉此事描繪的曹操，卻是多疑而不惜人命的奸雄形象。
王沈《魏書》的立場已如前述。郭頒生平事跡隱晦，據現代學者考證，應該是兩晉之際人。從擔任過襄陽令這點來看，郭頒採擇南方人的歷史敘述以成《世語》的可能性很大。襄陽是劉備勢力集團的大本營，東晉時期的襄陽籍史學家習鑿齒正是尊蜀黜魏的第一人。地域差別，體現在王、郭二人對呂家血案的不同解釋上。
平心而論，這兩種解釋，都很難讓人接受。《魏書》中的呂家子弟不知禮數到無可理喻，以至於劫奪父客。《世語》中的曹操自相矛盾，既如此多疑，又何必投宿呂家。正因為這兩種說法的漏洞都太明顯，所以有了第三種版本，即孫盛《雜記》所載的版本：「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魏書》、《世語》、《雜記》對該事件的記載，皆見於《三國志》卷一《武帝紀》中平六年裴松之注。）孫盛通過製造曹操和呂氏家人之間的誤會，來彌縫前兩個版本的破綻，使得故事看起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現代學術眼光來看，孫盛的記述與其說是歷史書寫，不如說是文學創作。其實對於孫盛的修史態度，裴松之也早有批評：「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建安五年裴注）
很顯然，孫盛所述，是後來《三國演義》相關回目的藍本。只不過小說家筆下的曹操形象，比孫盛描繪得更腹黑。由於我們無法斷定孫盛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原貌，所以也就很難批評小說家們是否在更大程度上違背了史實。孫盛生活於東晉，對三足鼎立時期各政權的態度，也沒有太明顯的傾向性，故雖是折中潤色，卻未刻意褒貶。而在孫盛之前的很多史家則不同，因離那個時代更近，南北史學各自受區域敘述傳統的影響更大，所以呈現出極端相反的曹操形象。可以想見，在第一批整理曹操以及相關史跡的歷史學家中，政治立場強烈幹預了他們對史料的採擇與處理。隨著時間的推延，史實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立場傾向在決定人們如何確定曹操形象時，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具有不同立場的人群間，明顯存在「一個曹操，各自表述」的現象。
接著我們可以來談一談普通群眾熟悉的曹操形象。應該認識到，戲臺上的白臉曹操，並不是與歷史認識毫無關係的單純藝術形象。否則，在上世紀50年代，也就不會發生由郭沫若、翦伯贊等一線史學家親自領隊、一哄而上為曹操翻案的現象。以《三國演義》和大量戲曲劇目為代表的三國故事，其實是某種精英史觀的延伸，並以故事的形式深刻地影響著普通人群的歷史認識。
為戲曲舞臺上白臉曹操開路的，是萌芽於東晉，成熟於北宋中期的黜魏尊蜀的「正統」史觀。歷來對曹魏政權的性質有兩種看法，其一，認為曹魏政權來自於漢的禪讓，有合法來源，故在分裂鼎立之際代表正統。在史學著作中體現這一觀點的代表性作品是陳壽的《三國志》，而且這一觀點在西晉時並沒有遇到太有力的挑戰。第二種觀點，認為漢的禪讓源於曹氏篡逆性的挾持，曹魏政權因此具有先天的不道德性，故應將正統歸之於意在紹續漢統的劉備政權。這一觀點的始作俑者是東晉的習鑿齒。後世學者認為，習鑿齒欲為偏安南方的東晉王朝尋找合法性理由，故提出尊蜀的觀點。這樣的聯想，恐怕要謹慎。因為習鑿吃貶魏還有另外一層重要的內容，就是由晉直接繼承漢朝，在這個譜系裡沒有蜀漢的位置。當然，為了達到貶魏的目的，塑造對抗時期蜀漢君臣的正面形象，的確是習鑿齒下工夫的重點。到宋代，道德哲學日趨成熟，將蜀漢定位為更加合乎道德秩序的政權，因而應當擁有正統性的觀點，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南宋以後尤甚。
在這一正統觀念的關照下，曹、劉兩家便有了善惡邪正的對立，善與正被判給了具有正統性的劉姓，那麼留給曹姓的就只剩邪惡了。《三國演義》中的故事縱然有虛構、誇張，但尋其底色，無疑正是上述正統史觀在文藝領域的延續。在這一背景下，若單純地指出《三國演義》中的故事不符合史實，意義可能不大。正如前文所述，各家史書所載三國史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原貌尚是疑問，持道德正統論的史家，更重視的是判定曹劉兩家邪正的「史意」。那麼小說戲曲故事，雖然不符史實，但它最終通過藝術升華所宣揚的價值觀，無疑是符合這種「史意」的。這是數百年間《三國演義》以及據其改編的戲曲故事，不僅沒有遭到文人士大夫的圍剿，反而成為普通群眾認知三國歷史重要路徑的原因。
但到上世紀50年代，情況似乎變了。很多主流歷史學家對道德正統論關照下的三國歷史認知不再滿意，由道德正統論催生的藝術形象自然也難免受到衝擊。1959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這篇文章的本意是討論《胡笳十八拍》是否為蔡文姬所作，以及它的文學價值。只是在文末最後一段，藉由蔡文姬的生平經歷談到了曹操，把贖回蔡文姬作為一個縮影，稱讚曹操為那段歷史作出了貢獻。一個月不到，翦伯贊緊接著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正式提出要為曹操證明，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曹操問題的大討論。集中式的討論持續了半年左右，到這一年七月，見諸報端的曹操論已有一百三十餘篇。成名學者如吳晗、鄭天挺、尚鉞、譚其驤、楊寬、周一良、繆鉞等紛紛上陣，其中也不乏當時雖屬晚輩，後來能執學界牛耳的學者，如田餘慶先生等。在大討論掀起之後，郭沫若特地另寫了一篇《替曹操翻案》，鮮明而堅定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同年，三聯出版社從這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中挑出了三十六篇，結集成《曹操論集》出版。
其實在郭沫若、翦伯贊發起大討論之前，王仲犖早在1956年就撰寫過一部六七萬字小冊子《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對曹操的生平事跡作了全面而細緻的梳理，對於曹操的歷史貢獻也給予高度肯定。曹操無疑成為50年代史學界最大的熱門話題。討論的結果，雖然在細節問題上學者們還有分歧，但整體上正面評價曹操的基調已經確定。
這次學界替曹操翻案運動，實質上是要跳出道德評判的窠臼，客觀看待歷史發展的趨勢。但我以為那一場運動找錯了辯論對象。因民間認同的白臉曹操形象，多由聽讀《三國演義》或觀看戲曲而來，所以學者在為曹操正名的過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不符合歷史。其中有一篇王崑崙撰寫的文章，題為《歷史上的曹操和舞臺上的曹操》，意欲將曹操的歷史形象與藝術形象作兩分處理。正如我在前文中已指出的，歷史資料中的曹操受不同歷史學家的主觀立場幹預，未必盡符事實；而文藝作品中的曹操，正是正統觀立場幹預下曹操形象的延伸，未必全無歷史依據。所以，要決然分清哪個曹操屬於歷史，哪個曹操屬於舞臺，其實是很困難，幾乎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說，舞臺上的曹操，也是一種歷史上的曹操。故而筆者以為，在這裡需要辨明的，並不是歷史上曹操與舞臺上的曹操的區別，而是傳統史學評定曹操之取徑與現代史學評定曹操之取徑的不同。現代史學所要申明的是，我們的研究不應該在傳統史學正統觀籠罩下，繼續對人物作道德評判。可惜，當時的大討論並未涉及這個話題。
如果單論對歷史人物的認識的話，學者和民眾似乎生活在兩個平行空間裡。曹操這個人應該怎麼看待，50年代的學術界已經有了共識。但這個共識，恐怕直到今天都難以為大多數群眾接受。很多知識精英對我的這個判斷大概難以接受，但以我這兩年從事歷史普及工作的經驗來說，這是事實。比如我在《三國前史》中談到如何從歷史發展趨勢的看待曹操和劉備的問題，就遭到了很多業餘文史愛好者的激烈抵制。
群眾願意接受的，還是善惡分明、忠奸昭然的歷史圖像。當然他們不會意識到，這其實是傳統史學的一種敘述模式，也不會認識到現代史學揚棄這種模式有何意義。他們對於這種歷史圖像的嚮往，大概主要是因為，在奸臣對面的英雄身上，隱藏了他們的諸多理想。所以，用現代史學理念向群眾重新解釋歷史，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迥然不同的人物評價，會被認為冒犯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或抬高了歷史罪人。於是現代史學視野中的曹操，和民眾心目中的曹操，繼續著「一個曹操，各自表述」的狀態。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歷史普及並不是一件簡單輕鬆的工作，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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