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發的誓，而且是開國皇帝發的誓，對其繼承者應該是具有絕對的權威和約束力的。
一千年前的趙匡胤，敢立這塊"不殺士大夫「的石碑，固然出於萬世基業的考慮，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勢所必然、順應社會發展的行為。中國人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趙匡胤要結束軍人對政治的幹預，也許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此乃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這句話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趙匡胤就身體力行做到了。槍桿子可以出政權，但這個政權絕不能再被槍桿子左右。實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國而不是軍事家治國，便是趙匡胤執政的奮鬥目標。誓碑雖小，意義重大，因為它極其明確地刻下了"不殺「二字，也就提供了實行文官制度的最起碼保障。
在此之前，中國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衙役」，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著時用之、用不著時甩之的"抹布」，是被當官的、有錢的、拿刀動槍的視為可以騎在頭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當然更是以秦始皇為首的暴君們視為大逆不道的整肅對象。
在此之後，至少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殺」。大宋王朝，第一併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第二，士人確實也殺得較他朝為少，因此，這誓碑意義非凡。
中國之文化精神，其輝煌燦爛，其博大精深，其傳統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歷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視文化為民族生命，視文人為國家棟梁，乃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中國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為其國力強大，不是因為其人口眾多，不是因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為其歷史悠久，而是因為其擁有的這種文化淵源。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敗弱過，窮困過，破碎過，被人侵略得都幾乎亡國過，但之所以衰而不敗，敗而不滅、滅而重生，生生不息，得以篳路藍縷，走出困境，全在於支撐看我們精神的這顛撲不破、歷久彌新的由方塊字組成的文化傳統。
在中國，也許相當一段時間內，文明，會被抑制得喘不過氣；文化，會被扼殺得了無生氣文人，會被鉗製得萬馬齊喑文學和文藝，會被整肅到寸草不長、顆粒無收。但是，這種誓碑上的精神傳承，猶如橫亙在中原腹地的長江大河一樣，枯水期再長，也不會斷流。
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起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德國漢學家庫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書中指出：
中國在11世紀至13世紀發生了根本的社會變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鎮為代表的軍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擔任政府高級行政官員；孟子以王道治國的思想第一次付諸實施。其次，宋朝在農業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質文明(如手工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農業技術的新發展，新土地的開墾，以及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經濟繁榮的基礎。城市商業和手工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出現了以商人為代表的新富人階層，促進了飲食文化、茶文化、建築和居住文化的發展。
因此，庫恩甚至認為，宋朝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的開始。
宋代採取重文抑武的國策，第一是趙匡胤對於歷史的經驗總結；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養、精神淵源的影響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對於武將奪權篡位的巨大威脅始終不敢掉以輕心。
因為他自己搞過這樣一次突然襲擊，也就是"陳橋兵變「，僥倖成功，他不能戒之懼之，不能不防患於未然，不能讓別人在撿這個便宜。
其實"黃袍加身"的發明權，並非他的首創，而是蹈襲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長官起事就更倉促了，甚至連黃袍這樣重要的道具也未準備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黃旗裹在身上，就劍不出鞘，刀不血刃的把江山奪了。這才有了」杯酒釋兵權「，這才有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軍事體制，這才有了重用文官的一系列措施，這才有了大量招收士子的科舉制度。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將宋代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也是在強調唐宋大轉變中的文化含量的變化。11到13世紀期間，在政治社會和生活諸領域中，沒有一處不表現出較先前時代的深刻變化。
這不單單是指一種社會現象的變化（人口的增長，生產的突飛猛進，內外交流的發展……），而更是指一種質的變化，政治風俗、社會、階級關係、軍隊、城鄉關係和經濟形態均與唐朝貴族的仍是中世紀中期的帝國完全不同，一個新的社會誕生了，其基本特徵可以說已是近代中國特徵的端倪了。
僅就中國人的四大發明來說，除造紙外，火藥、活字印刷術、指南針三項，這些宋朝人智慧的結晶，一直到今天仍為當代社會所需要。現在電腦上使用的印刷體被稱為」宋體「，這個「宋」，就是宋朝的「宋」。
宋朝人的社會生活模式為後世中國人所承襲。或者說，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與秦，與漢，與唐，都不搭界，從文化淵源上講，與宋，卻是最為接近的。
趙匡胤的誓碑，也許子虛烏有，然而，有一點是不可抹殺的，兩宋王朝對於文人的優容，對於文化的扶掖，對於文明的提倡，對於文學和文藝的寬容，也許是中國歷史中最值得肯定的時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