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0日，埃及南部古城亞斯文，正在舉辦為期一周的首屆亞斯文國際女性電影節。這是一個面向女性電影與電影人的國際化的盛會，全球的女性電影人、製作方雲集尼羅河畔，以記錄盲藝人生存狀態為己任的亞妮，也應邀赴會。
亞妮歷時十多年拍攝的紀錄片《沒眼人》，其中有一個獨立的章節，取名《姐姐》，講述一個女人與家中六個沒眼人的親情故事。電影節組委會收到《姐姐》的片花與資料後，被亞妮的精神所折服，當即決定邀請她擔任長篇電影競賽單元的評委。出國之前，亞妮一直在太行山跟拍盲藝人，春節前後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和盲哥們一起度過的。
2016年，一部紀實文學《沒眼人》讓亞妮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在大眾的印象中，亞妮是享譽全國的主持人，以她名字開設的《亞妮專訪》欄目，是浙江衛視文化類的標杆性欄目。十年磨一劍，她另闢蹊徑執掌「導筒」，記錄太行山盲藝人的生存狀態，在中國文化圈掀起了不小的轟動。
丙申年臘月，亞妮帶著攝製團隊在山西左權跟拍盲藝人，臨近年關，大隊人馬陸續撤走，她和央視攝影師阿丁留在當地，拍攝姐姐一家人的春節故事。亞妮口中的姐姐，是左權盲宣隊已故盲藝人肉三的姐姐。亞妮認識這戶人家已有13年之久，每每談起這家人，亞妮總是感慨良多。
1984年，亞妮從87版《紅樓夢》劇組跑出來，參演義父蘇裡執導的故事片《點燃朝霞的人》，那部片子的外景地就在左權麻田。2002年，為拍攝「羊倌歌王」石佔明，她第二次來到左權。就在偏僻鄉野，一陣劃破天際的歌聲迴旋，舊祠堂的戲臺上，一群沒眼人坐在鋪蓋上向天而歌，如泣如訴，獨特乾淨，歡快悠遠，那一剎那，亞妮被感動得失聲痛哭。
這個成立於1938年的盲人宣傳隊，遊走鄉村山野近80年，傳唱著被列為「非遺」的遼州小調。從此，這群人成為亞妮割捨不斷的牽掛，探究盲宣隊的歷史淵源，記錄左權民歌最原生的狀態，成為亞妮的文化使命。
這些盲藝人當中，有個鼓打得最好的叫肉三。肉三的姐姐喜籽，是個沉默的，常年在地裡勞作、在家中忙碌的女人。面對命運壓給她的不可思議的重擔，作為姐姐她默默承受，堅韌而淡然。喜籽的次子博士畢業後在上海工作，這個春節，他回老家來過年。到正月初四，拍攝才結束，離開時，沉重的攝像設備就暫時擱在喜籽家。到元宵節前，亞妮帶著攝製團隊重返左權，她打前站去取設備。
那天清晨，山裡的風寒徹入骨，距離縣城60裡地的石暴村，僅餘下兩戶人家，其中一戶就是肉三的姐姐家。被亞妮稱作姐姐的老婦人，見亞妮進來，用方言熟稔地打著招呼。亞妮也操著土話，與姐姐拉起家常。十多年過去，亞妮與這方土地難捨難分，與這些質樸的山裡人親如一家，為此，左權縣政府授予她「榮譽左權人」稱號。
如今，姐姐家只剩下大兒子建林一個盲人，50歲了，他因心理殘障拒絕與人交流，生活無法自理，靠四肢爬行……拍攝期間，亞妮每天堅持訓練他走路，起初他不敢站立，整個體重壓在亞妮的身上，後來可以抱著亞妮的腰慢慢走，為此，摔了不知多少回。亞妮還為建林餵飯，怕燙著他，自己嘗一口再餵他一口……有一天晚上，亞妮正和姐姐在炕上說話。「好賴過了正月十五……正月十五鬧紅火……」她們以為睡著的「啞巴」 建林，破天荒地開口說話了。之後，沒有外人時，他還能與亞妮簡單交流。
「他雖然拒絕與外界交流，其實心裡頭都明白，就是小時候姐姐太忙，顧不上更好地照顧這個孩子，造成了他自我封閉的心理。」亞妮替建林穿好羽絨服，他抿著嘴唇微笑著，不斷晃動雙手和頭部，用異於常人的方式表達著內心的喜悅。亞妮用愛贏得了這個沒眼人的信任。
走進左權，亞妮與沒眼人的故事何其多，她以博大的悲憫之心，與當地人建立了情意相通、坦誠相待的關係。這個沒眼人口中的「杭州女人」，早把自己看成了太行山的女兒！
以主持文化訪談類節目著稱的亞妮，主業竟是導演。她退居幕後，淡出屏幕的原因，一則鍾情於紀錄片，二則就是在太行山遇到了這群沒眼人。
亞妮說，自己一直從事「非遺」的傳播，對沒眼人的關注，也同樣是一份擔當和責任。「我可能只是大海裡的一滴水，微不足道，一個紀錄片就能拯救中國的文化？不可能。但我是一個紀錄片導演，還是一個老新聞工作者的後代，我是帶著一個信念去做這件事，想完成一個屬於中國紀錄片的理想。」她皺著眉頭，嚴肅地說：「再不做就怕來不及了，很多原生的東西都在漸漸消失。」
盲藝人肉三的離去，令亞妮意識到記錄沒眼人生存狀態和非遺藝術的緊迫。從2006年開始，亞妮下定決心做這支隊伍的見證者，為他們著書立說，於是有電影《沒眼人》、新書《沒眼人》、紀錄片《沒眼人》……她希望通過這些講述，記錄下一個族群、一段歷史、一種能讓人冥思的過往，可以回望歷史、觸摸鄉土，將原生的精神家園傳承下去。
在農村拍攝，吃住問題尚可將就，上廁所可是大難題。亞妮說自己以前有個習慣，一出外景，早上就不喝水，一天都不喝水，就是怕上廁所。山裡人家的廁所都在戶外，就地挖個坑，放兩塊板，臭不說，還沒法落腳。在農村，亞妮一直就是去隱蔽的山地裡、野地裡上廁所。春節那幾天，夜裡氣溫達到零下20度，山風呼嘯，黑魆魆，冷颼颼，解一次大便回來，亞妮說全身都被凍僵了。
生於寧波的亞妮，居於有人間天堂之稱的杭州，只因為牽掛遊走吟唱的沒眼人，想以紀錄片的形式留下這些寶貴的財富，她用十餘年的時光，適應了太行山山風的凜冽，習慣了粗茶淡飯，甚至比很多當地人更了解左權，更熟稔向天而歌的沒眼人。
崔永元曾說：「中國實在是不缺女明星，也不缺女主持人，缺的是什麼呢？缺的就是對民間文化保護的有心人。亞妮姐做到了，讓我們把掌聲給她。」亞妮說，自己就是一個「心靈志願者」，以保護和傳承我們民族的生態文化為己任。「別把我想得太高大，我只是在完成一個文化人的職責。」在她看來，文化生態的回歸，靠說教是沒有用的，只要身體力行去做，就算是一塊石頭，丟進水裡，大大小小，也會有一些波瀾。
集主持、編導、製片人於一身的亞妮，不僅口才了得，領導能力和執行力都很強，做事果斷，雷厲風行。平時工作忙，自己做飯的機會少，但只要在家，她就會給母親做飯。
從石暴村回來，她親自下廚為盲藝人做了頓團圓飯。在左權盲宣隊的小廚房裡，她麻利地將涼菜分作兩份裝盤，其他蔬菜分門別類切塊、切絲……她熟練操作，毫不生疏和嬌氣。等飯菜上桌，她又熟練地給盲藝人分菜盛飯，叮囑大家多吃一些。「只要在一起，每次吃飯，亞妮都要給我們親自盛飯，她不放心別人，寧願自己動手……」「她的好，我們都知道，世上很多事，是不用眼睛看的。」沒眼人七嘴八舌，講著他們對亞妮的印象。
那天，當地主管文化宣傳的領導來看望大家。正午陽光下，盲宣隊小院異常熱鬧，有的盲藝人向領導反映生活上的不便，得到回應後，情緒高漲。盲宣隊長劉紅權說：「家有梧桐樹，引得鳳凰來。亞妮就是我們盲宣隊的梧桐樹啊。」
「眼沒了，心就亮了！」在這些幾乎沒有光感的盲藝人心裡，外面的世界他們不懂，知足感恩的心卻是透亮的。
亞妮出生於幹部家庭，父親何守先離休前曾是寧波日報總編輯，一個沉默寡言、淡泊名利的老報人。父親對亞妮影響至深，2013年父親離世，亞妮經受了巨大的創傷，整個一年，她都無法正常工作，抑鬱到幾乎想要自殺。
在外界看來，「天賦異稟，特立獨行，明媚多姿」的亞妮，在父親眼中卻是這樣的：「其實，亞妮並不是一個志向高遠的爭強者，她遷就，忍讓，柔弱，且隨遇而安。」
她整理父親的遺稿時，意外地翻出了一沓用黑色鐵夾子夾著的文稿，封面上寫著「女兒亞妮」，文末落款日期是2008年夏末。亞妮也不清楚父親如何這般了解自己，又如何整理出這麼多的資料。2016年末，經過亞妮的整理編輯，《女兒亞妮》一書正式出版，「算是獻給父親最深情的告白」。
亞妮說，在她拍攝《沒眼人》最困難的時候，父親說了四個字——有始有終，給了她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於是，亞妮帶著父親的期許進了山，開始跟拍沒眼人。這一堅持，就是11個年頭，從電影到書籍，到紀錄片……傾盡了十多年心血，而痴心不改。與她共事的人，都說她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她則嘆息搖頭，「我的身體我清楚，做事情就是這樣，要硬撐啊，停不下來。我真正的毅力不是在拍攝現場，而是在生活當中。」
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一蹴而就的，都會遇到挫折和看似翻不過去的山。11年前拍攝電影《沒眼人》，有一晚，劇組人員輪流找亞妮，一人要求加兩萬元，否則就撂挑子走人，40個人就是80萬元啊，那時候亞妮房子都賣了，哪裡還有多餘的錢？可演員是人家找來的，中途走人，前期投資全部打水漂……還有偷發電機汽油的、偷錄像帶的……「吃一塹，長一智，」亞妮說，「就當交學費了，反正事情總要做，再艱難也不能停下來。」
正月十五一大清早，拍攝團隊和盲藝人一行三四十人，趕往90公裡外的土棚村。這個位於太行山西麓的小山村，不過百餘口人，三面環山，海拔1800米，是左權海拔最高的村莊。石牆、石碾、石階，還有太行山區典型的石板房……
攝製組年前來過一回，這次來是為補拍一些鏡頭。出發前，亞妮在飯廳開過一個短會，安排了四組人員和設備。到現場，大家各司其職，有序地進行拍攝。
冷寂的村莊，迴蕩著亞妮的聲音。村莊高低不平，她一會兒在上方檢查機位，一會兒在石階下調度人員。攝影師阿丁說，在現場亞妮就像個「孫悟空」，又是化妝，又是場記，又做道具，扛起導演組所有的活，有時還要衝過去自己扛攝像機……「沒見過這麼拼的導演，簡直無所不做，無所不能，不僅吃苦敬業，做事還認真嚴苛，是個追求完美的導演。」
對此，亞妮的觀點是，紀錄片導演是田野調查者，與藝術片導演不同。「好在我有美術、戲劇、音樂的底子，以前做過編劇、導演、場記、道具、製片、攝像、攝像指導、美工、服裝、劇務……現在拍紀錄片全能用得上。因為資金不充足，人手常常不夠，但拍攝還不能落下，就只能自己頂上。在記錄過程中，採訪對象的活動片段稍縱即逝，再來一次就完全不對味了，必須時時抓拍，容不得絲毫猶豫。」
在亞妮看來，生活的演繹遠遠高於擺拍，再高明的擺拍都能看出痕跡，露出破綻，失去其活力和生命力。她主張攝像從頭到尾跟拍，你不知道哪句話、哪個片段會出彩，不能怕麻煩和浪費，紀錄片本來就是個奢侈的藝術。在現場，她要求各部門無條件聽從指令，因為稍有遲疑，場景就過了。但過後，大家若有好的建議，她也會聽，大不了再來一遍。在團隊其他人眼中，亞妮對藝術幾近完美地苛求，不管拍攝條件多麼艱苦，不拍到理想的效果絕不停機。
土棚村的拍攝到中午1點半才結束。石板屋頂的積雪漸漸融化，從冷刺骨到暖洋洋，攝製團隊這才放鬆下來。村民給大家準備了油炸麻葉和雞蛋湯，亞妮先讓盲藝人吃，讓他們吃完後靠在牆根稍事休息。其他人要輪流吃飯，亞妮和幾個攝像忙到最後才去吃飯，就一人一碗湯，兩根麻葉，在並不寬綽的院子當中，或站或蹲，與當地村民並無二致。
她的紀錄電影《沒眼人》《活著》《死去》，歷經十多年，仍在拍攝、製作中。有人問亞妮拍攝沒眼人的真正動機，或者最終要做成什麼樣子。亞妮回答，自己是個很隨性的人，沒想那麼遙遠，就是踏踏實實做下去，做到哪一步就說哪一步，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更不想給自己設限。「如果非要說一個目的，我覺得，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看一眼灑在那片生命原生態土地上的陽光，感受那種尚未汙染的快樂與自由。」
得過「金話筒獎」金獎、被評為全國「十佳」主持人的亞妮，經過十多年磨礪，已經成為集主持、編導、製片人於一身的國家一級導演。
2月7日，曾被周恩來譽為「中國共產黨百科全書」的老人黃慕蘭在杭州辭世，享年110歲。十幾年前，亞妮採訪過老人，她說，自己完全被這個從17歲就被周恩來招為特工，幾十年在刀尖上「跳舞」的上海美女震撼了……
她曾問：「你有沒有覺得，國家虧待了你？」黃慕蘭坦然作答：「這是我應該為國家做的。」黃慕蘭講述第三任丈夫——時任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的事跡。在紅軍長徵路上的一次突圍中，一團的人，彈盡糧絕，賀昌把最後兩顆子彈，留給了自己和他的馬……而黃慕蘭對此無從知曉。那幾天，為營救在上海被捕的關向應，她奉命與上海灘律師巨頭的兒子結婚。一邊是燈紅酒綠、鶯歌燕舞，一邊是浴血激戰、飲彈自盡……淚水從黃慕蘭的雙眸不斷落下，她一直重複著：兩顆子彈……
「此片做完，我一下長大了，知道了什麼叫真正的奉獻，知道什麼叫真正的犧牲！」亞妮回憶說，黃慕蘭對自己的影響頗深，讓她懂得了什麼叫付出，什麼叫無怨無悔。
亞妮從2006年開始全力做沒眼人紀錄片，外界有人猜測，她已經從浙江衛視辭職。其實不然，「我仍是浙江衛視的人，每年還要為臺裡拍攝一些紀錄片。央視國際頻道曾挖我，我都拒絕了。因為浙江衛視實在是個人性化的平臺，歷任電視臺的領導，都以『匪夷所思』的信任支持我。否則光打卡上班這一項，在其他臺早被開除了。浙江衛視給我充裕的時間，設備和人員都無條件提供，讓我能從容地將這個專題做下去」。
在亞妮的呼籲和宣傳下，左權盲宣隊的生活條件在十餘年間得到了提高和改善。為此，太行盲藝人聯誼會頒發給亞妮「年度影響力獎」。今年初，獲得由中華文化促進會、鳳凰衛視聯合主辦的「2016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的亞妮，面對盲藝人給她的榮譽，感慨地說：「和盲藝人在一起，心裡乾乾淨淨的。」
孔子云：「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來自西湖之畔的亞妮，有著水一般的柔情，做事專注而興致盎然；愛上太行山的亞妮，更有著博大的悲憫心，默默耕耘，不問收穫。
亞妮去埃及期間，攝製團隊仍留在太行山等雪。去冬少雪，拍攝團隊左等右等，到正月二十五，一場千呼萬喚的大雪鋪天蓋地，整個太行山銀裝素裹，分外妖嬈。拍攝團隊持續工作了9天，直到拍完二月二左權小花戲才順利收工。從埃及回來，亞妮就一頭扎進了機房，開始看盲藝人雪中行的片子，她說，爭取明年將《姐姐》一片送去參評亞斯文國際女性電影節。
我們相信，如姐姐一般的山裡人，像盲藝人一樣的民間藝術家，會隨著亞妮的腳步，走向更高更遠的舞臺。
（作者為三晉都市報評論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