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黨史博覽，作者：黃瑤
1949年11月14日, 蔣介石由臺北飛至重慶, 12月10日由成都飛往臺北。這是他在大陸的最後26天。蔣介石到達重慶時, 第二野戰軍發起西南戰役已經14天。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塊比較完整的據點西南四省———四川、貴州、雲南、西康行將不保。此時, 他到四川是抱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態, 指揮西南的國民黨軍對解放軍負隅頑抗, 妄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伺機反撲。
解放軍和國民黨軍在西南攻防的部署
渡江戰役結束後, 1949年5月23日, 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各個野戰軍的進軍部署, 其中要求二野:「準備於兩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 經營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務是準備協助三野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幹涉。」電報說:在上海、寧波、福州和青島被我佔領後, 「美國出兵幹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 那時二野就可以西進了」。電報說:「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 並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 割據西南的夢, 而要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 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因此, 除二野準備經貴州入川之外, 四野在消滅白崇禧佔領廣西之後, 應以一部經百色入雲南。」電報還要求一野除經營西北外, 要有「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 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
7月16日, 中央軍委下達進軍西南、華南的指示, 規定:二野第三、第五兵團經湘西、貴州入川。賀龍、李井泉率華北第十八兵團和一野一部由陝西入川。四兵團暫屬四野指揮, 廣西戰役後進軍雲南。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組成西南局, 經營川、黔、滇、康四省。
9月12日, 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二野和四野領導人的電報中指出:「總之, 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迴動作, 插至敵後, 先完成包圍, 然後再打之方針。」
為迷惑敵人, 在二野出動之前, 一野十八兵團對秦嶺的胡宗南集團發起攻勢, 陝南的地方部隊也積極展開佯動。10月20日, 二野領導機關從南京出發, 群眾高調歡送。南京城內從中山路、下關一直到長江對岸的浦口, 鞭炮轟鳴, 鼓樂喧天, 夾道歡送的人群手持鮮花、彩旗, 歡送二野遠徵。南京市政府贈送的巨幅錦旗由竹竿高高挑起, 錦旗上寫著:把紅旗插遍大西南。這時, 劉伯承、鄧小平還在北京。10月20日, 他們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後, 就同陳毅、粟裕一道乘火車南下。21日到達徐州, 陳、粟繼續南下。劉、鄧則換乘從南京開出的二野專列向西馳去。
10月23日, 第二野戰軍司令部的專列由南京開到鄭州。鄧小平在列車上通過車窗同歡迎的人們熱烈握手。劉伯承則下了火車, 特意出席了群眾的歡迎大會, 宣布大軍即將入川。新華社發布了劉、鄧率二野經徐州、鄭州西進的新聞報導, 給人以二野將由陝西進攻四川的印象。
軍事行動一般是要高度保密的, 此次進軍大西南為何要如此大張旗鼓?這就要看一看國民黨如何部署防守。
8月23日, 蔣介石由臺北飛往廣州, 布置完廣州保衛戰後於次日飛到重慶, 部署西南防禦。他在機場發表書面談話:「抗戰期間, 餘居處重慶至八年之久。今日舊地重遊, 儼如還我故鄉, 感慨之深, 不能自已。十二年前, 政府與人民為保持我國家獨立自由與領土主權之完整, 發動全面抗戰, 西南與西北為我抗戰之大後方, 亦即為我民族復興之根據地。而四川同胞貢獻之大, 乃世人所共見, 更為中正所銘感。重慶為戰時首都, 軍事之推進以及戰後復興之策劃, 皆在於此。國家人民對抗戰所付代價之巨, 對戰後建設期望之殷, 此間人士見聞最切, 至今印象猶新。」「今日重慶再成為反侵略、反共產主義之中心, 重新負起支持作戰艱苦無比之使命, 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戰精神, 為保持抗戰成果, 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國民黨軍在西南的部署是:胡宗南集團 (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團) 依秦嶺主脈構成主要防線, 並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構築第二道防線。宋希濂集團 (第十四、第二十兵團) 位於湖北西部建始、恩施, 和位於巫山、奉節的孫元良第十六兵團配合扼守川東 (今重慶) 門戶。以羅廣文第十五兵團位於南充、達縣, 準備向川北或川東機動。以何紹周兵團配置於貴州湘黔公路兩側地區。以李彌、餘程萬2個軍配置於滇黔、滇越公路沿線。國民黨軍在西南的防守重點是四川, 而防守秦嶺更是重中之重。蔣介石判斷川東多崇山峻岭, 不利於大兵團行動。在湖南還有白崇禧集團10萬餘人可以掩護雲貴後方。川北有隴海路與解放區相連, 後勤保障便利, 秦嶺又是入川捷徑。判斷陝南、隴南是戰場。
國民黨軍要「建都重慶」, 是以四川作為防守重點, 而防守秦嶺、大巴山, 阻擋解放軍由陝入川則是重點中的重點。他們以為, 在四川東面, 地勢險要, 交通極為不便, 大兵團行動困難, 而且在湖南、廣西還有白崇禧集團10萬人馬, 足以保護雲南、貴州後方和胡宗南集團的側背安全, 因此判斷解放軍不會從東面和南面進入四川。而川北方面, 是入川的捷徑, 又有隴海鐵路運輸的便利, 補給容易解決, 因此判斷解放軍最大可能是從北面入川。
通常兩軍對戰, 都是進攻一方針對防守一方的部署制定進攻的方案。現在的問題是毛澤東早在5月就已經有了「二野準備經貴州入川」, 四野「應以一部經百色入雲南」, 「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的預案, 7月16日中央軍委就下達了進軍華南、西南的指示。這都早於國民黨軍的部署。難道毛澤東能夠預見蔣介石的部署嗎?是的。處處被動的國民黨軍部署西南防禦時, 已經沒有多少機動的餘地。解放軍進攻四川, 只有兩個方向:一是由北而南, 一是由東向西。蔣介石只能把北面作為防守的重點。
為夯實國民黨軍這一判斷, 劉伯承、鄧小平在鄭州公開亮相進一步把蔣介石的目光吸引到四川北部。與此同時, 二野主力則悄悄進行大迂迴、大包抄。第四兵團隨四野進行衡寶戰役和廣東戰役後, 經廣西然後兜擊雲南。第五兵團也以四野的部隊面目出現, 在四野進軍的掩護下, 隱蔽地到湘西集結, 準備進攻貴州, 迂迴川南。第三兵團則隨劉、鄧到鄭州後, 隱蔽南下, 至常德、江陵地區集結, 準備直出川東。
蔣介石到重慶是因為重慶已被國民黨作為「首都」
國民黨政府的首都是南京。抗戰期間, 曾內遷至武漢和重慶。抗戰勝利後又還都南京。
1948年11月11日, 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將黃百韜兵團合圍於徐州東面的碾莊。至18日, 解放軍已逼近碾莊。黃百韜兵團被殲, 徐州即將不保。南京門戶洞開。19日, 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國民黨中常委和黨政官員商討時局和今後方針。會上, 有人提出遷都問題, 另有一些人認為如遷都會使人心渙散, 形同崩潰。蔣介石深知長江防線可能守不住, 南京亦將不保。此時如果認為遷都就使人心渙散, 仗就打不下去。於是, 他向與會者表示:重心並不在於首都放在哪裡, 而是「系餘一人也, 如餘在世一日, 反共到底, 則餘何地, 即其重心所在, 不以遷都與否為慮, 更不必以南京之得失為重也」。
此時, 蔣介石已經打算把臺灣作為他最後的落腳點。
早在1948年6月20日, 蔣經國就致電蔣介石:「我政府確已面臨空前之危機, 且有崩潰之可能, 除設法挽回危局之外, 似不可不做後退之準備, 兒絕非因消極或悲觀而出此言, 即所謂退者亦即以退為進之意也。有廣東方有北伐之成功, 有四川才有抗日之勝利, 而今後萬一遭受失敗則非臺灣似不得以立足, 望大人能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劃與準備。」
遷臺決策未必就是蔣經國提出的, 蔣介石當時可能也是這樣考慮, 並著手秘密安排。1948年10月, 他派陳誠主持臺灣政務。11月24日, 他在日記中寫道:「與經國談時局, 深嘆黨政軍幹部之自私無能, 散漫腐敗, 不可救藥, 若為復興民族, 重振革命旗鼓, 欲捨棄現有基業, 另選單純環境, 縮小範圍, 根本改造, 另起爐灶不為功。故現局之成敗不為意矣。」從12月1日起, 他密令把存放在上海的黃金運往臺灣。至1949年5月, 分三批共運走黃金400餘萬兩, 白銀 (含銀圓) 5000餘噸, 1億美元。從12月21日起, 根據他的授意, 又將存放在南京的文物、檔案陸續運往臺灣, 64天內運走5522箱。12月29日, 在蔣介石授意下, 行政院第32次政務會議通過陳誠任臺灣省主席。12月30日,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由蔣經國出任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1949年1月21日, 蔣介石被迫下野。但是, 他並沒有交出政治、軍事和財政大權, 仍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幕後指揮一切。副總統李宗仁接替了他的職務, 但只能稱「代總統」, 徒有虛名。
蔣介石下野後, 著力經營臺灣。但是, 他仍妄想在大陸保留一塊基地, 以便伺機反撲。因此, 他並沒有將國民黨政府立即遷往臺灣, 而是在大陸不斷遷都。1949年1月起, 行政院陸續由南京撤往廣州。4月20日晚, 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此前, 李宗仁下達了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的命令。有一些國家認為國民黨政府在廣州還能撐下去, 隨之把使館也遷往廣州。國民黨政府對長期建都廣州並沒有信心, 如果再遷都又怕影響士氣。5月30日, 行政院提出中央機關分地辦公, 將一些機關轉至重慶。隨著國民黨軍節節敗退, 重慶的地位越來越重要。8月23日, 蔣介石赴重慶部署西南防禦。10月初, 四野在衡寶戰役中殲滅白崇禧的主力第七軍。8日解放衡陽, 廣州門戶洞開。國民黨政府於12日宣布遷至重慶辦公。此時, 那些隨國民黨將大使館遷往廣州的國家看到國民黨政府氣數已盡, 沒有一個跟隨著將大使館再遷往重慶。
蔣介石在重慶的15天半
蔣介石讓胡宗南調兵至重慶, 胡宗南回復「萬難辦到」
1949年10月13日, 李宗仁到達重慶。他回憶道:「重慶城防以及川東防務, 全系蔣先生的嫡系部隊, 我的命令不發生絲毫效力, 而蔣先生卻可為所欲為。我隻身在渝, 一舉一動都在蔣氏心腹監視之下, 言行稍有不慎, 立刻可以失去自由。」
此時, 張群、吳忠信、朱家驊等都向李宗仁表示, 希望李牽頭請蔣介石復職, 遭李拒絕。李宗仁回憶道:「一旦蔣先生來渝, 他必要強迫我籤署勸進書, 此實大違我的心願, 因此我決定以出巡為名, 暫時離開重慶。」
11月1日, 二野主力在四野一部協同下, 在北起湖北巴東, 南至貴州天柱, 寬達500公裡的戰線上多路向西進擊, 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大西南防線」。
11月3日, 李宗仁飛往昆明。張群奉命到昆明勸李宗仁返回重慶。李宗仁明白這是要他牽頭勸進。蔣介石考慮的是沒有李宗仁帶頭勸進, 他復職就名不正言不順。李宗仁已決定不再為蔣介石背書, 再一次拒絕。
11月14日, 蔣介石由臺北飛重慶。他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 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飛渝, 乃為中華民國之存亡, 全國人民之禍福唯一最後之關頭。如幸邀天父眷顧, 此去果能轉變局勢, 使民國轉危為安, 革命轉敗為勝, 是乃天父之金恩。若以人事與戰局而言, 實是危急存亡之秋已至。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時矣。」
後來, 蔣介石在《西南戰局演變之經過》的講話中曾解釋他去重慶的原因:
川、黔、滇三省, 可以說是一個單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軍事政治如發生變化, 則其他二省亦必受到連帶的影響。尤其是貴陽市為重慶、昆明交通的樞紐, 貴陽一失則不僅貴州的人民要直接受到共匪的蹂躪, 就是川、滇兩省的人民, 在心理上也要感受共匪的威脅。而且川、滇環境特殊, 政治軍事情形複雜。當此大敵壓境之際, 內部難免不發生意外的變化, 使大局陷於無可挽救的地步。因此, 我覺得在危急的關頭, 我個人應該去到西南和當地一般忠貞不二、反共到底的幹部, 同生死, 共患難, 以期竭我心力而圖補救。所以我雖然沒有擔負任何實際的責任, 仍舊毅然決然去到重慶。
11月15日, 蔣介石心目中的交通樞紐貴陽解放。16日, 彭水解放。17日, 蔣介石電令胡宗南立即調第一軍以最迅速的方法車運重慶, 限25日到達。胡宗南立即答覆:「不可能, 萬難辦到。」接著又致電蔣介石:「本部在川北, 無兵、無糧、無衣, 川北之內部可知, 故急需第一軍趕到新津鎮壓, 才有立腳點可言, 才能保障川北部隊轉進安全之可言。此著如錯, 全盤皆敗, 決無挽回之機會。除飭第三軍遵令在二十七日車運到渝外。」
11月19日, 蔣介石復電:「聞弟對於第一軍調渝甚為不願, 是或愛惜兵力, 以備決定成敗最後之使用, 餘甚了解。惟中正以為此次渝東作戰實為黨國成敗最後之一戰, 若惜此不願聽命調用, 恐再無使用之時矣。」胡宗南沒轍, 只好把第一軍調往重慶。原定將第一師調往西昌暫停。當日, 胡宗南在日記中寫道:「此情形實為本軍全局失敗之原因。」
為保障重慶東面的安全, 蔣介石決定將羅廣文的第十五兵團調往南川、涪陵, 然後揚言放棄南川, 退守重慶, 設一個套, 將他認為可能輕進的解放軍殲滅。蔣介石將此稱為川東戰役。他致電羅廣文:「此次川東戰役實為黨國存亡唯一之樞機, 亦為吾人生死之關頭, 務希嚴督所部, 有進無退, 重申連坐法, 整飭紀律, 上下一心, 同仇敵愾, 誓以死中求生, 完成重大使命。」但是, 到11月25日, 蔣介石得知羅廣文部已從南川西撤。26日, 又接羅廣文告急的電報。28日, 羅廣文兵團和宋希濂集團在南川已被解放軍殲滅, 解放軍還乘勝解放重慶外圍的南川、綦江、涪陵。蔣介石這一部署同他以往的類似部署一樣, 以失敗告終。他知道大勢已去, 割據西南、伺機反攻的計劃已經破產, 國民黨的失敗已無可挽回。同日, 他在日記中寫道:「時至今日, 由余養育完成之黨國, 而由余之手毀滅之, 此境此情, 將何以堪?」
製造重慶大爆炸
11月29日, 解放軍控制了東起木洞西至江津的長江南岸, 並從江津渡江北上。中午, 蔣介石主持軍事會議, 研討戰局。晚上, 蔣介石居住的林園後面槍聲大作。蔣經國向蔣介石報告, 希望儘快撤離。蔣介石便從林園出發到機場。一路上非常狼狽。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周圍各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 連續不絕。此時山洞林園前, 汽車擁擠, 路不通行, 混亂嘈雜, 前所未有, 故不能再事稽延, 乃決定赴機場宿營。途中為車輛堵塞者三次, 無法前進。」蔣介石只好下車步行。
據《蔣公侍衛見聞錄》說:此時「副侍衛長俞濱東發現潰軍中有一面貌忠良, 外形幹練類似軍官者一人, 遂輕聲告以領袖在難民群中受到阻礙, 請本愛國家、愛領袖之精神, 設法援手。此君毫不猶豫, 毅然以重任自居, 並謂:『蔣委員長身系黨國之安危, 必須請其先行, 我們無所謂。』於是發動潰兵, 協力將拋錨路中之汽車, 在半小時之內即悉數推之路旁……警衛人員當即護送領袖蔣公登車, 駛離困境, 在寒風細雨中向白市驛機場進發, 沿途幸無阻礙, 經三個多小時, 始抵達機場。此刻機場中正忙於空運物資, 軍火、銀圓、公物等堆積如山, 乃請領袖登機少憩, 由衣復恩上校駕駛, 正擬起飛之際, 豈料共諜分子暗將石質的壓路滾筒移入跑道, 企圖謀害領袖, 幸天佑中國, 讓另一架空運機先期起飛, 該機乃觸及壓路滾筒, 而致失事。此時, 俞濟時將軍遂命衣復恩暫緩起飛, 又因細雨濛濛, 能見度不良, 乃請領袖在座機中過夜……翌日晨座機起飛, 於十二月一日安抵成都鳳凰山機場, 次日重慶即告淪陷。」
在機場放置壓路滾筒的未必是解放軍, 如果解放軍已到達機場, 蔣介石未必跑得掉。蔣介石起飛時, 解放軍離機場只有10公裡。
蔣經國在日記中所寫「周圍各兵工廠爆炸之聲又四起」是國民黨特務正在爆炸各兵工廠。總指揮就是隨同蔣介石一起到重慶的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他到重慶是為了執行蔣介石交辦的兩件差事:一是重慶守不住就炸毀各兵工廠和電力設備;二是秘密處決所有政治犯。這些髒活在兩蔣的日記裡, 在蔣介石的大事長編和他的思想言論總集裡, 除蔣經國在日記中對爆炸輕描淡寫, 提了一句外, 一概是避而不談, 對屠殺更是諱莫如深。
11月21日, 毛人鳳召集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兼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周養浩, 交通警察總局局長馬志超, 以及保密局的兩個處長等人開會研究爆炸問題, 決定成立重慶破廠指揮部, 下設參謀、技術、運輸3個組。各兵工廠破壞程度以一年內不能恢復生產為原則。重點破壞第10、第20、第21、第25、第30、第31、第50兵工廠, 大渡口鋼鐵廠, 軍械總庫, 重慶廣播電臺, 大溪溝電力廠, 白市驛、九龍坡和珊瑚壩機場。破廠掩護部隊由交通警察總隊負責。各擬破壞單位的指揮官人選由保密局重慶各單位遴選調配。會後, 負責爆破的技術人員到各廠勘察, 由各廠稽查組負責掩護和提供食宿。
11月22日, 毛人鳳又召集各兵工廠稽查組組長、交警總隊總隊長和破廠指揮部各組組長匯報, 決定:一、破壞目標500餘處。二、由交警總局副局長兼第二旅旅長彭自強為掩護部隊總指揮, 由彭分配兵力和安排進廠時間, 聽候命令行動。三、指派張振武等任各廠指揮官。四、炸藥隨部隊進廠。五、由重慶衛戍總司令楊森發出部隊進廠和起爆的命令。六、長壽水電廠和在長壽的第25兵工廠於11月27日先行破壞。七、軍械總庫的武器在破壞前搶運一部或全部, 做保密局遊擊武裝之用。八、執行起爆命令後, 指揮官即率領交警部隊、各廠稽查人員和技術人員立即離廠到指定地點集中。為實施破壞, 共準備600噸炸藥和17萬餘銀圓券 (其中銀圓3萬枚) 。負責爆炸的保密局技術總隊總隊長杜長城和副總隊長胡凌影狂妄地說:「用這600噸炸藥, 我們就能把重慶炸沉到江底去!」
11月28日, 毛人鳳命令破廠掩護部隊帶著「國防部部長」閻錫山籤署的要各兵工廠停工將警戒勤務交給交警部隊的緊急命令, 到各廠放置炸藥準備起爆。
11月29日中午, 蔣介石召開緊急會議後, 毛人鳳於下午2時下達起爆命令。晚6時, 開始起爆。
爆炸最猛烈的是第21兵工廠。據被俘虜的保密局少將郭旭交代:「我當時正在毛人鳳的住處吃晚飯, 毛打電話給我, 交我偕同他的親信柴滋修、譯電員吳佶達將他的行李和機要文件帶往山洞。當我們經過化龍橋、小龍坎時, 聽到爆炸聲隆隆不絕, 天空映得透紅, 途中行人扶老攜幼, 呼號之聲不絕於耳。」重慶《商務日報》11月30日報導:「僅第21兵工廠, 就有20名職工、63名家屬被炸死, 受傷者59人, 職工房屋全部被炸毀的有249戶, 部分被炸毀的有500多戶。整個江北陷入一片黑暗, 到處可見斷壁殘垣, 碎屍飛縷, 慘不忍睹。」
但是, 解放軍進軍神速, 各工廠工人英勇護廠, 大部分工廠未被破壞。就拿第21兵工廠來說, 該廠最大的一個部門步槍所, 在吳坤山等工人英勇機智的保護下得以保全。
瘋狂的大屠殺
比瘋狂的大爆炸更為兇惡的是瘋狂的大屠殺。
早在9月6日, 保密局已奉蔣介石的密令, 殺害了愛國將領楊虎城。和楊虎城一起遇害的還有他的次子楊拯中和么女楊拯國。楊拯中19歲, 楊拯國只有8歲。沒有蔣介石的命令, 對楊虎城, 毛人鳳是不敢動手的。楊虎城的子女遇害後, 蔣介石並未對毛人鳳有任何指責。對此, 他難辭其咎。
11月27日, 保密局特務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等監獄以及囚禁在新世紀飯店的革命志士進行瘋狂的屠殺。一開始特務打算把被關押者分別槍決, 但害怕政治犯暴動, 乃先用卡賓槍向各牢房掃射, 然後入室補射未死者, 最後縱火將牢房和屍體一起焚毀。在白公館有35人被殺害, 其中有東北軍將領黃顯聲, 曾任同濟大學校長的著名物理學家周均時, 新蜀報社社長王白。在渣滓洞有200餘人被殺害, 其中有江竹筠 (江姐) 、民革川康地區負責人李宗煌等。在新世紀飯店囚禁的32名政治犯, 特務不便於就地屠殺, 把他們用汽車拉到戴公祠附近後, 用亂槍射殺推入挖好的坑內。在這次大屠殺中, 共有330人遇害, 僅有35人衝出魔窟, 死裡逃生。
蔣介石在成都的10天半
西南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脫離了蔣介石的控制
1949年11月30日, 蔣介石飛到成都, 住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準備據守成都, 並選擇下一步的退路。為此, 主要依仗胡宗南集團。
早在11月18日, 蔣介石就致電胡宗南:「彭水昨已失陷, 形勢較急, 務望弟部主力於十日內轉進於成都平原為要。如重慶危急, 則掩護弟部之轉進更難為慮爾。」胡宗南立即部署南撤。解放軍第十八兵團跟蹤南下, 與南面的二野主力對國民黨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至12月上旬, 麇集於成都地區的國民黨軍有胡宗南集團的第八、第七、第十八兵團, 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孫震所部第十六兵團,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直屬的第十五兵團和原屬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第二十兵團殘部, 加上憲兵和後方部隊, 約32萬人。
要守住川西和西康、雲南, 還必須得到西南地方實力派雲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潘文華的配合。為此, 蔣介石剛到成都就接見了鄧錫侯、劉文輝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王瓚緒等官員, 就成都防衛交換意見。隨後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張群同鄧錫侯、劉文輝談話。張群希望鄧、劉和胡宗南合署辦公, 並建議他們把眷屬送往臺灣。
然而, 早在11月21日, 劉伯承、鄧小平即向川、黔、康、滇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公告, 第一項是針對國民黨軍隊的, 指出:「國民黨軍隊應即停止抵抗, 停止破壞, 聽候改編。凡停止抵抗, 聽候改編者, 無論其屬於中央系或地方系, 均一視同仁, 指定駐地, 暫維現狀, 爾後即依照人民解放軍的方式實行改編, 所有官兵, 按級錄用。凡願意放下武器者, 一本自願原則, 或分別錄用, 或資遣回籍。凡迅速脫離反革命陣營並協同人民解放軍作戰者, 當論功行賞。如果你們願意這樣做, 你們隨時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軍接洽。」第二至第四項是分別針對國民黨政府機關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工作人員, 國民黨特務人員和鄉保人員的。
此時, 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已經同中共聯繫, 正在醞釀起義。他們同中共交往有很深的歷史淵源。
早在1938年夏, 出席國民參政會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 (王明) 路過成都時, 就分別到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的寓所同他們會晤。
1942年2月, 周恩來首次會見了劉文輝。4月, 訂立了八路軍和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的十二條協議, 內容包括:兩軍合作, 抗戰到底;設立電臺;不在劉文輝部隊發展中共組織;聯合對付蔣介石, 相互支援。
潘文華是劉湘的繼承人, 接受了劉湘聯共、反蔣、抗日的道路。1939年4月, 周恩來到成都, 同潘談了國內外形勢和任務, 希望潘團結西南的民主力量, 共同反對蔣介石消極抗日、壓制民主、排斥異己的政策。6月, 周恩來先後派唐午園、甘樹人到潘部工作。
1942年6月, 為爭取地方實力派團結抗日, 經中共中央批准, 周恩來向龍雲、劉文輝和潘文華部派出了工作人員, 負責聯絡。他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婦帶著小女兒和報務員楊作愛 (楊不久因病回重慶, 由石勵接替) 到西康省會雅安設置供雙方聯絡的電臺, 這部電臺一直使用到1949年12月劉文輝起義。周恩來還派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電臺臺長錢松甫、江洪夫婦到四川閬中潘部架設聯絡電臺。這部電臺一直使用到抗戰勝利。
中共對鄧錫侯的影響也是比較早的。1937年七七事變後, 鄧錫侯率第二十二集團軍到山西同日軍作戰。第二十二集團軍駐洪洞縣時, 駐地與八路軍總部相鄰。而鄧錫侯和朱德早在民國初年朱德隨蔡鍔的護國軍入川時就相識。因此, 鄧錫侯多次請朱德給軍官講抗日形勢和八路軍的戰略戰術。1940年, 鄧錫侯聘請著名法學家潘大逵為川康綏靖公署顧問。1943年, 潘大逵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9年3月任民盟西南總支部籌委會主任委員) 。其間, 不斷給鄧錫侯做工作, 策動鄧起義。1948年6月, 蔣介石為分化成都地區的地方實力派, 任命鄧為川陝綏靖公署主任, 要調他的部隊第九十五軍到漢中, 協助胡宗南防守川北。鄧藉故拒不赴任, 把部隊留在成都地區。二野進軍四川後派人給鄧錫侯送去電臺呼號和密碼。鄧錫侯即架設電臺同二野聯繫。
1949年九十月間, 在解放軍即將進行西南戰役時, 中共中央電示王少春, 要王勸說劉文輝聯合西南實力派一道起義。劉文輝通過王少春的電臺致電周恩來, 略謂:年來受蔣壓迫, 積怨難言, 處境困難, 只能暗中準備。今已與鄧錫侯等約好, 決定投向人民。今後如何行動, 請予指示。周恩來復電:大軍行將西指, 希積極準備, 相機配合。但不宜過早行動, 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隨後, 中共代表和劉文輝商定:在解放軍逼近成都時發動起義, 然後配合解放軍堵塞胡宗南逃往西康的道路。
蔣介石到成都後, 命張群不斷逼迫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配合胡宗南, 參加川西決戰, 劉、鄧、潘則虛與委蛇。蔣介石派侍從室主任陳希曾給潘送去到海南島的飛機票。潘向中共留蓉工作部副支書呂振修問計。呂要潘離開成都。潘又與鄧錫侯聯繫, 得知灌縣有鄧錫侯的部隊。5日, 潘文華以養病為名到達灌縣。
12月4日, 解放軍解放瀘縣。5日, 解放內江、自流井, 正步步向樂山、成都推進。同日, 周恩來致電王少春:「望即轉告劉自乾 (即劉文輝) 先生, 時機已至, 不必再作等待。蔣匪一切偽命, 不僅要堅決拒絕, 且應聯合鄧 (錫侯) 、孫 (震) 及賀國光諸先生有所行動, 響應劉、鄧兩將軍11月24日的『四項號召』。行動關鍵在勿戀成都, 而要守住西康、西昌, 不讓胡宗南匪軍侵入。萬一侵入, 應步步阻擋, 爭取時日, 以利劉鄧解放軍趕到後協同殲敵。」
蔣介石知道, 成都可能保不住, 準備退往昆明。此時, 他想把「政府」遷至臺灣, 在昆明設一個由他坐鎮的大本營。12月6日, 他要張群第二天飛到昆明同盧漢商量「行政院」或大本營遷昆明的問題。當晚, 張群到劉文輝官邸向劉辭行, 說他要去昆明, 一兩天就回來。張對劉說:「形勢是嚴重的。我們多年共事, 希望你和晉康 (即鄧錫侯) 貫徹始終, 共支危局。國家有辦法, 個人亦有辦法。萬一不成, 要走, 將來我們一起走。」
張群走後, 劉文輝認為這是不祥之兆。他回憶說:「因為蔣對他的政敵, 一向是用兩套戲法, 用一種人來籠絡, 一種人來攻擊。現在, 這以柔術取人的張群走了, 可能下一場就要叫他那兇神惡煞的胡 (宗南) 王 (陵基) 二將出臺演『黑旋風』了。」
12月7日, 蔣介石要召見劉文輝、鄧錫侯。劉、鄧深知, 此乃請君入甕。於是, 兩人秘密離開成都, 到達鄧錫侯部隊控制的彭縣。劉文輝還給蔣介石留了一封信, 說王陵基與其為難。當日,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劉文輝、鄧錫侯避而不敢應召, 觀其來函更可證明其內心所在。彼藉口以怕王主席與其為難, 而實則另有作為。彼等已受匪威脅, 決作投暗棄明之叛離, 似已成竹在胸矣。」
蔣介石又寄希望於雲南的盧漢
中共和盧漢的交往也有很深的歷史淵源, 源頭要從龍雲說起。抗戰初期, 雲南地方和國民黨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銳。1939年中共南方局成立時, 周恩來指示:「要充分利用龍雲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發展統一戰線工作。」決定由原中共雲南工委書記李群傑專門做雲南上層的統戰工作。
1938年六七月間, 龍雲到武漢去見蔣介石, 路過成都時, 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同龍雲會面。為增強抵制蔣介石的力量, 四方籤訂了一個協定, 內容大致如下:一、一致擁護抗戰國策。二、如有違反抗戰國策者, 即為川、滇、康三省之公敵, 共同反對之。三、為確保抗戰國策之實現, 三省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須實現合作, 關於合作具體辦法另行派員商定。
1940年11月, 龍雲接受《新華日報》記者採訪, 表示:「敵人圖謀加緊挑撥離間, 全國應該加緊團結, 抗戰到底。」他支持雲南的民主力量。1940年, 何應欽到昆明督促龍雲建立黨政軍聯席匯報會, 加強對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範和鎮壓。雲南工委通過統戰對象向龍雲指出:成立這個機構會讓國民黨特務乘機插足雲南, 對抗戰不利, 也對地方不利。龍雲藉故拖延。1943年秋, 周恩來應龍雲的要求, 派時任雲南大學教授的華崗與其直接聯繫。此後, 龍雲進一步執行開明政策, 對頑固派幾次策動反共都予以抵制。雲南愛國民主運動迅速發展, 被稱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龍雲的作為遭到蔣介石的忌恨。抗戰勝利後, 蔣介石命令盧漢率領滇軍兩個軍開赴越南受降, 隨後下令駐昆明的第五集團軍司令官杜聿明發動突然襲擊, 將龍雲押往重慶, 給以軍事參議院院長的名義, 加以軟禁。1948年12月9日, 龍雲經美國空軍飛虎隊陳納德的幫助, 逃往香港。
龍雲被軟禁後, 蔣介石命令龍雲的表弟盧漢接替他的職務。
蔣介石軟禁龍雲, 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同雲南地方實力派的矛盾。
1949年3月, 中共中央軍委決定, 從由起義的滇軍改編的解放軍第五十軍中選派一些幹部到雲南做盧漢的策反工作。東北軍區選定由第五十軍代參謀長張秉昌前往。張秉昌早在1929年即在盧漢手下當兵, 一直當到團長, 同盧漢關係密切。
東北軍區領導要求張秉昌向盧漢轉達中共中央軍委的三點意見:一、解放軍過江後, 要盧漢立即表明願否起義。二、希望對蔣敷衍, 給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支援一些武器。三、可以使用朱家璧 (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副司令員) 的電臺。如果盧漢願意起義, 請派人到北平找周恩來和朱德。
張秉昌帶了曾任盧漢警衛營營長的第五十軍第一四九師師長龍耀給盧漢的一封信出發, 於5月5日到達昆明, 隨後向盧漢轉達了中共中央軍委的三點意見。
5月底, 盧漢派他的內弟、雲南保安第三旅旅長龍澤匯到尋甸磨盤寺同朱家璧會晤。雙方商定, 雲南保安部隊不得進攻邊縱。如雲南保安部隊被迫配合國民黨中央軍進攻邊縱, 則應向邊縱通報保安部隊行軍路線, 並及時向邊縱提供國民黨中央軍的有關情報。雙方確定了聯絡方式。會後, 盧漢派汽車向邊縱運送武器和彈藥。
6月, 朱德請隨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的原北平警備總司令兼國民黨軍第四兵團副司令官周體仁到昆明動員盧漢起義。與此同時, 盧漢為準備起義, 派1926年加入共產黨 (1927年失去組織關係) 的宋一痕, 經過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秘密到北平, 受到周恩來、朱德、李維漢、李克農的接見。周恩來針對盧漢準備起義指示:一、歡迎。二、既往不咎。三、現在還不到時候。雙方聯繫通過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此後, 盧漢一面對蔣介石敷衍, 一面加緊做起義的準備。12月, 逃竄的國民黨軍政機關紛至沓來。蔣介石要求盧漢讓出昆明, 將雲南省政府遷移到滇西。盧漢先是拖延, 繼而宣布戒鴉片煙, 病休。3日, 派周體仁和自己的私人代表林南園去香港找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駐港負責人張鐵生接洽起義事宜, 隨後還打算到廣州晉見葉劍英。張鐵生認為, 形勢緊迫, 應爭取時間, 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和西南行政公署遷到昆明之前起義。周、林商量, 決定由周體仁到廣州, 林南園回昆明轉達華南分局的指示。
12月8日, 蔣介石打電話給在昆明的張群, 要他偕第二十六軍軍長餘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和第九十三軍軍長龍澤匯立即飛到成都。張群向蔣介石報告盧漢近況後,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正在戒菸, 故其心身皆變態反常, 只想退避要錢, 至於公義私情皆不顧矣。」蔣介石讓張群等當天再去昆明, 並召見餘、李、龍三位軍長動員盧漢保衛雲南, 「不能作撤退迤西之想」。要求三人轉達盧漢堅定執行, 軍費問題中央可以擔任。
12月9日中午, 張群等飛往昆明。下午2時, 蔣介石獲悉昆明機場已禁止飛機起飛, 知道形勢有變, 同張群通話, 知道張群還沒有見到盧漢。到晚上, 電報、電話皆不通。
就在這一天, 盧漢通電, 響應劉文輝等的通電, 立即起義。
蔣介石看了盧漢的通電, 在日記中寫道:「聞之並無所感, 只覺自身之魯鈍愚拙一再受欺, 一再養亂。以致黨國與軍民遭受此空前侮辱與莫大之災殃耳。小子粗疏, 太不警覺, 儆醒矣。近月以來, 逆盧言行, 早露叛跡, 如及時防範, 或趁早解決, 猶易為力, 奈何一誤再誤, 冥頑不靈如此也。」
蔣介石反思來反思去, 就是不反思他為什麼落得眾叛親離。
在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盧漢是否曾經想扣留蔣介石。有兩則史料支持這一說法。
一則出自李宗仁回憶錄。11月3日, 李宗仁由重慶飛抵昆明。李宗仁回憶:盧漢曾「鄭重其事地向我建議說:『總統, 蔣介石是要復職了, 可否由我二人發電報給他, 建議把國民政府遷到昆明來。等他一到昆明, 我便把他扣起來, 一片一片割掉他, 以洩心頭之憤』」。
另一則出自蔣經國12月10日日記:「今晨, 渝昆電訊復通, 而第一封電報卻是盧漢拍致劉文輝的, 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父親。」
這兩則史料因為筆者未見到旁證, 姑且錄以備考。
蔣介石為什麼要逗留成都
蔣經國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父親近數日來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 必須逗留成都, 以掩護其達成任務, 故屢次準備起行而又屢次終止。」
對此, 蔣介石一度十分得意。在離開大陸的第三天, 他在《西南戰局演變之經過》的講話中說:
在我留駐西南的二十六天當中, 由於我苦心的調度, 軍政幹部晝夜不停的努力, 完成了一件極端艱巨而且極有歷史意義的工作, 就是掩護胡主任宗南四十萬大軍的轉移。這一次胡主任所部大軍在共匪的對峙之下, 由秦嶺山脈一千四百公裡的正面, 脫離戰場, 轉進到距離最前方將近二千公裡的川西地區, 而沒有遭受任何的損失, 可以說歷史上所未有的奇蹟, 也是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一件事。
蔣經國在12月10日的日記中還寫道:「今日以昆明又告陷於共軍手中, 乃詢各方意見, 決回臺北處理政府遷移各種要務。臨行復與胡宗南長官單獨面談三次, 始覺放心。」
下午2時, 蔣介石將要出發到機場。這時又出了一個小插曲。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公將啟行, 時劉文輝所部叛軍已布滿成都陸軍軍官學校分校大門附近, 侍從人員請公從後門出, 公當即嚴詞拒絕, 謂:『我從哪個門進來, 也要從哪個門出去。』」
事實上, 此時劉文輝的主力第二十四軍部署在成 (都) 雅 (安) 公路和樂 (山) 西 (昌) 公路, 準備阻擊胡宗南部隊撤往西康。為掩護電臺和民主人士, 劉文輝在成都只保留了一支小部隊, 已經撤到城外武侯祠一帶。在成都充斥著的是胡宗南部隊, 因此, 蔣介石就不需要走後門了。
12月10日下午, 蔣介石父子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 18時30分到達臺北。蔣介石的專機駕駛員衣復恩回憶:「我們從此離開大陸, 飛向臺北。千山萬水, 不勝依依, 這一飛, 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後一別!」
蔣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記中竟然沒有提離開大陸, 直到16日寫「上星期反省錄」時才「接十日記事」:「午餐後起行到鳳凰山上機, 十四時起飛, 途中假眠三小時, 未能成寐。二十半 (?) 到臺北與辭 (修) 同車入草盧回寓, 空氣輕清, 環境清靜, 與成都晦塞陰沉相較, 則判若天淵矣。」
蔣介石寄予厚望的胡宗南部隊後來戰況如何?至12月21日, 胡宗南部在成都已被解放軍團團圍住。為響應劉伯承、鄧小平的四項公告, 效法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義舉, 12月11日, 國民黨軍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兼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率部在宜賓起義。21日, 國民黨川鄂邊區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團副司令曹甦元率第十六兵團4萬餘人在廣漢起義。24日, 國民黨軍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和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分別率部在彭縣起義。25日, 國民黨軍第七兵團司令裴昌會率部在德陽起義。27日, 國民黨軍第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率部在簡陽以西起義。28日, 國民黨軍第三兵團司令朱鼎卿率部在金堂起義。
在這解放軍重重圍困、國民黨軍紛紛起義的形勢下, 12月22日, 胡宗南在新津召開軍長會議, 確定向雅安、西昌方向奪路突圍。事實上他對此毫無信心, 23日就丟下行將被殲的部隊, 逃往海南島。
蔣介石離開大陸後, 在沒有李宗仁「代總統」的交代下, 於1950年3月1日自行宣布「復行視事」, 以下野的前「總統」身份復任「總統」。按國民黨政府的「憲法」規定, 「總統」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產生。到臺灣後就由逃往臺灣的「國大代表」選舉。但是, 按「憲法」, 「國大代表」每六年需換屆。這對蔣介石來說, 是一個難題。因為逃到臺灣的「國大代表」大體上各省都有, 一換屆, 選出的「國大代表」都是臺灣人, 如果把金門、馬祖算作福建省, 也只有兩個省, 「國大代表」就沒有了代表性, 於是就不換屆。儘管「國大代表」都垂垂老矣, 還是讓蔣介石連選連任, 直到蔣1975年4月5日去世。
蔣介石留下了兩份遺產。一份是民族大義。在抗戰期間, 他堅持抗戰, 威望達到頂點。到臺灣後, 他抵制「臺灣地位未定論」, 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對「臺獨」, 為中華民族統一大業做出歷史貢獻。另一份是反共。抗戰勝利後, 他悍然發動反共內戰, 招致失敗。到臺灣後, 他鼓吹「反攻大陸」, 也以失敗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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