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南門內燕南園57號一所幽靜的宅院裡，有三棵古老挺拔、枝葉茂盛的松樹，它的屋主人，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教授，非常喜愛這三棵松樹，因之就為寓所命名，並題額為「三松堂」，進而把自己七十餘年筆耕的500萬字著作總題為《三松堂全集》。「松」表現了馮先生畢生治學的嚴肅態度和鍥而不捨的韌性作風。
馮友蘭先生字芝生，是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人，生於1895年12月4日。幼年就讀私塾，後來到開封，考入中州公學的中學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的文科哲學門。從此，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成為他畢生研究的專業，他在哲學領域裡辛勤地耕耘，在哲學研究的桂冠上摘取了一顆又一顆明珠。
據北京圖書館參考研究部編寫的《馮友蘭教授著作目錄》所記：1921-1985年間，馮友蘭先生所著中、西文圖書已有36種，中、西文論文達231篇。其中《中國哲學史》一書，可說是打破以學案式論述中國哲學的形式以後，最具影響的一部哲學史著作。它不僅通貫了先秦至民初的內容，而且最早採用了從唯物史觀到邏輯分析法，成為中國第一部超越封建史學的系統的哲學通史，開創了用當今世界新的史觀和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的先河。這部著作已先後被譯成各種文字，是外國學者了解和研究中國哲學的一本主要參考書。
馮友蘭先生經歷了當代中國歷史上最豐富的一段歷程，從「五四」運動直到現在實行改革開放，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馮先生都有論著發表，表達他的思想見解和觀點。
馮友蘭先生是中外知名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他博學多才，精通文史，擅長書法、英語（在美國講學期間，曾用英文撰寫了一部《中國哲學簡史》；後來，由於國內人士要求，在國內發行的本書是用中文轉譯的。）曾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及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美國普林西頓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及印度德裡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1923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回國時年僅28歲，即首任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哲學教授，文學院院長，以後相繼擔任廣東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哲學教授。解放前長期在清華大學執教，曾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抗日戰爭爆發後，成為西南聯大教授會的重要成員，並擔任文學院院長職務。西南聯大校歌、以及「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文，都是馮友蘭先生撰寫的。
1990年為紀念抗戰期間「西南聯大」這段歷史，又仿照「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原樣，另制一座在北京大學西門內樹立起來。紀念碑署明：「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教授聞一多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書丹」，碑陰刻著從軍的聯大學生名單。北京大學是馮友蘭先生的母校，也是他從解放初直至逝世前一直工作、生活的地方，另外他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常務委員。
馮老講課深刻透徹，並親自指導學生進行英譯漢練習，培養學生學哲學、和外語的興趣。馮老的學生不少已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
馮先生在政治上態度鮮明，有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1936年國民黨反動派出動軍隊將清華大學圍住，搜捕進步學生，馮先生剛吃過晚飯，接到校長梅貽琦打來的電話，要馮先生到他家去開會，馮先生剛要跨出家門，突然有兩個學生被軍警追捕跑到馮先生家門，馮先生立刻開門讓他倆躲進，隨後馮先生便去梅家，到梅家以後，才知道大部分學生聚集在體育館內，守著體育館，軍警荷槍實彈準備攻打體育館逮捕學生，梅貽琦對馮先生等人說：「看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不幸事件，校務會議的人都不要離開這裡，準備應付……」
梅貽琦及時向城裡各處打電話請求援助，後來找到了當時的北平市市長秦德純（秦是朱哲元的重要幕僚），秦德純答應梅貽琦去找宋哲元。過了片刻秦打來電話說：「已下令軍警撤退」。果然不大工夫，軍警就撤退了，校務會議的人也就隨之散去。馮先生回到家，學校裡已是靜悄悄地，那兩個學生也走了。馮先生的夫人任載坤對馮先生說：「那兩個學生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睡覺了，發出很大的鼾聲，馮夫人聽見門外常常有人走動，擔心發生危險，就把兩個學生叫醒，讓他倆躲藏在後院廚房裡，直到外面平靜下來，他倆才走……。」
解放後馮先生在參加一次中央首長召集的會議上，姚依林同志主動地走到馮先生跟前，提起這件事，並且告訴馮先生說：「當時到馮先生家躲避的兩個學生，其中一個就是我。」馮先生聽了才知道。
抗日戰爭時期，馮先生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感到極大憤慨，他決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認為「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
馮先生概括自己一生著作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他說的「三史」就是《人生哲學》、《中國哲學史》和1949年解放後所寫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六書」指的是抗日戰爭期間寫的《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六部書。日本已有書店把它們合印為一部書，題為《貞元六書》。
194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中國共產黨即取得全中國解放之際，有人勸馮先生在美國定居。馮先生說：俄國革命以後，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居留下去，被稱為「白俄」，我決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他竟辭謝了幾個地方的邀請，於1948年2月回到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派人邀請他赴南京，馮先生堅決拒絕了。
新中國成立後，一切新的事物激勵著馮先生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中國哲學史》。但由於十年的浩劫的極大摧殘，致使他的著述工作一度中斷。粉碎了「四人幫」，鄧小平同志正式恢復工作後，馮先生才得完成他畢生最後一部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1-7卷。全書共300餘萬言，從春秋時代寫到近代，跨越2000餘年。
他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以確鑿的論據，寫中國歷史上的思潮及每個思潮的中心，力圖使之成為一部以中國哲學為中心而又對中國文化有所闡述的歷史著作。
我與馮先生結識於1988年夏，協助馮先生工作。主要是《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的著述，由馮先生口述，我作記錄，有時需要參考其他著作，則由我讀他聽。那時他的視力極差，據說是老年性白內障，但醫院始終未施以手術，因此；他只好以耳代目。除著述工作外，還代他答覆各方面來的信件，並為他捉刀題些字，榜書則有河南「張衡大學」，「世界和平醫學院」。
馮先生一再對家人及親友們說：「馬鳳蓀先生是我的朋友中最好的朋友……」他還對我說：「你就是我的秘書……。」記錄下他寫的對聯，詩歌等均交由塗又光先生編纂整理。那時馮先生已經歷了93個春秋，而依舊精神矍鑠，健飯如昔。他和全國人民一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鼓舞下，心花怒放，雄姿英發，雖屆暮年，壯心不已，克服視力、聽力減弱的困難，不顧氣候的寒暑，孜孜不倦，奮力拼搏，毅然採取自己口述，我做記錄的方式，每天積極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外，還帶研究生。他也承認在「極左路線」下，曾寫過一些違心之論，並常引為憾事。
由於馮先生數十年來勤學不輟，博聞強識，工力極深，在著述中每有引用經傳原文時，輒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經查閱《十三經索引一》不爽毫釐。工作之餘馮先生還不時向我講述一些笑話，可見馮先生既幽默又肯廣加涉獵，旁搜博採，用方方面面的知識，使自己頭腦不斷豐富，各種知識有時確實可以互為佐證，其樂也融融。
馮先生的記憶力還體現在所述前後章節瞭然胸中，每有刪易增補，即指明無誤。在著述態度上，更是嚴肅認真，對記錄稿一字、一詞、一句，反覆訂正無誤，方能首肯。真可謂：「老漢益壯，寧移白首之心。」一位90多歲的學者，能有這樣良好的體質與精力，使我們不能不從馮先生的生活方面加以窺測。
馮先生一生不吸菸，能飲酒但不多飲，自從步入老年時起，就嚴格控制自己，做到生活有規律，起居有定時，摒除飲灑，早6時起床，入睡不超過晚10時，每天上午9—11時半為固定著作時間，堅持午睡，每天下午要做一遍「卻病延年二十式」，藉收活動肢體、舒展筋骨之效，加以精神樂觀，心胸豁達，才得以享年95歲。
馮先生曾於94歲時自書一副自壽聯以明志：「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他自己解釋說：「上聯勉行，下聯言志，我經常想起儒家經典《詩經》中的兩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原載《三松堂自序》）
馮先生更以睿智的目光，從哲學的角度展望世界，他認為宋代理學家張載說的「仇必和而解」，便是世界未來的趨勢。他舉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醞釀出一個「國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了一個「聯合國」，就是逐步趨向和平共處的明證。馮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最後寫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具有國際影響的我國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於1990年11月26日辭世了，1990年12月4日下午曾在北京醫院小禮堂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我挽以聯云：「豪哉，壯哉，皓首著書，月旦前賢，弘揚哲理；師也，長也，苦心孤詣，培植後進，永景高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