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舉辦的越劇小鎮首屆戲劇節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藝術展，帕拉傑諾夫的肖像照、工作照、電影劇照及拼貼畫等圖片，《石榴的顏色》《蘇拉姆城堡的傳說》《吟遊詩人》三部電影，以及電影裡出現過的亞美尼亞、喬治亞的地毯、歌舞等集中亮相，讓觀眾一窺他電影靈感的複雜來源。
「他有罪，因為他的獨一無二；我們更有罪，因為我們沒有發現一位大師的重要。」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73年12月寫給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如此請求當局不要逮捕他藝術上的摯友謝爾蓋·帕拉傑諾夫。在此前的10年，帕拉傑諾夫雖然只在1964年和1969年拍攝了兩部長片《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與《石榴的顏色》（原名為《薩雅·諾瓦》），但塔可夫斯基認為「它們先是影響了烏克蘭，然後波及蘇聯全國，最後影響了全世界。在藝術領域，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替代帕拉傑諾夫。」不過塔可夫斯基的請願信無人理會。帕拉傑諾夫不久被判數罪，在監獄度過難熬的四年。安在他頭上的罪名都是「莫須有」，歸根結底是他特立獨行的電影，被認為蓄意衝撞社會的構架。對此，帕拉傑諾夫在某次採訪中曾說：「法院賦予我超現實主義的罪行，因為我幻想的社會結構是不現實的，就像我是個站在巴黎聖母院頂端的幻想家，有個長鼻子和一對大腳丫，鳥瞰整個巴黎，對即將到來的黎明虎視眈眈。」牢獄之災，帕拉傑諾夫1982年又在喬治亞遭遇過一次。所幸的是，這次時間不足一年。而把他視為異端的政府為了防患於未然，不讓他借電影亂發揮，《薩雅·諾瓦》經別人操刀剪輯更名為《石榴的顏色》才被允許上映，同時剝奪他從事電影相關工作的機會長達15年。直到1984年，他才被再度賦予拍電影的權利，執導了《蘇拉姆城堡的傳說》。四年之後紀念已逝的塔可夫斯基的《吟遊詩人》，成為他最後的絕唱。上述分屬兩個時代，連接他的多次人生劫難的四部電影，是帕拉傑諾夫高度風格化的「詩電影」的代表作，以飽和鮮豔的色彩、均衡虔誠的構圖、古典莊重的造型、自由跳切的敘事，以及散落其間閃爍光芒的詩句，為影迷津津樂道，也讓它們與同被譽為「電影詩人」的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作出區分。塔可夫斯基的鏡頭很多時候是為製造詩意時刻的出現服務。《鏡子》開場，走向遠方的男人忽然停下，並沒轉頭回應注視他離開的女人的視線，而是為了等風到來，把草叢吹成起伏的波浪。《鄉愁》結尾，遠離祖國的男人在義大利一座幾成廢墟的教堂的中心，和一條狗一道對著一汪水，迎來紛飛的大雪。帕拉傑諾夫電影中的詩歌元素卻效力於畫面，既讓每一幀都像油畫，令觀眾過目難忘忍不住截屏，又令畫面之間形成緩緩銜接的流動關係，宛如一副長卷正在徐徐展開。無論《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裡兩代人輪迴的命運，還是《石榴的顏色》中一個人的一生，皆是如此。追求電影的繪畫質感，是因帕拉傑諾夫從小便有極高的繪畫天賦。而在沒有電影可拍以及被囚禁的那些年，他也用各式各樣的材料製作了許多被他稱為「壓縮電影」的拼貼畫。對達文西《蒙娜麗莎》的種種「惡搞」、用瓷器碎片拼出的生活物件等作品，成為他安置想像力的載體，以及精神上的支撐。獄中經歷，同樣讓他思考與世隔絕的環境，尤其戰俘集中營帶給個體的心理摧殘與思想異化，寫下劇本《天河湖禁區》，探討高壓制度管理下的封閉空間裡的犯罪病理。1990年，劇本被帕拉傑諾夫的烏克蘭同行尤裡·伊利延科拍成同名電影，個體因為外因不斷刺激造成的身心反常，令人不寒而慄。1924年在喬治亞首都提比里西一個亞美尼亞家庭出生的帕拉傑諾夫，和當地很多人一樣，在將不同宗教與民族共冶一爐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從小便嫻熟掌握喬治亞語、亞美尼亞語、亞塞拜然語等語系截然有別的語言，深知多元並存的價值。帕拉傑諾夫的「詩電影」，融入的正是他對腳下土地的熱忱，反映出人類與自然、宗教與信仰、希望與憂愁、生命與悲劇、愛與恨、美與苦等的對峙與共生。《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他用男主人公的兩段愛情悲劇，帶出烏克蘭民族的「性格決定命運」。《石榴的顏色》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講述18世紀的亞美尼亞詩人薩雅·諾瓦尋找愛情及生命意義的歷程。片頭出現的石榴、葡萄、魚等都是《聖經》中常見的象徵物，但人類的腳、匕首等的介入，讓它們從教義走向民間，聖潔與世俗發生碰撞。雖然因為《石榴的顏色》伊始便以字幕形式旗幟鮮明地設置障礙，「不要試圖在影片中尋找諾瓦的一生」，觀眾沒能直觀了解詩人的經歷，不過同樣以字幕方式出現的另一句話，「一個詩人也許會死，但他的繆斯永生」，道出影片展現的亞美尼亞的文化瑰寶，是藝術家修行的永恆寶庫。《蘇拉姆城堡的傳說》與《吟遊詩人》則藉助民間傳說和詩人萊蒙託夫的故事，追溯並探討了喬治亞、亞塞拜然的文化演進。由《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石榴的顏色》兩部影片的內容，以及《薩雅·諾瓦》上映風波回看帕拉傑諾夫的遭遇，一因兩部電影擅作主張，放大了邊緣民族歷史與文明的光輝，屬於時代進程裡的不和諧音符，二是權力部門的自負與自卑。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加劇蘇聯的文藝創作集體偏向歌頌現實與權力。但被史達林、赫魯雪夫的個人崇拜陰霾兩度籠罩過的帕拉傑諾夫看來，歷史重演只會扼殺震驚過全世界的蘇聯電影的優良基因。《薩雅·諾瓦》展示亞美尼亞的民族風情之外，與王后產生無望愛情的詩人，因為不願再受情感的折磨，以及國王的支配，甘願從宮廷流落到民間，踏上自我放逐之路。有人顯然從中嗅到了危險的訊號，把帕拉傑諾夫當作「一個在烏克蘭處理烏克蘭問題的美國人」。被修改更名為《石榴的顏色》的影片結尾，詩人的離經叛道被糾上正規，並向人民屈服。需要說明的是，帕拉傑諾夫非常樂意與具有鮮活生命特徵的人們打交道。《吟遊詩人》中為了娶到心愛的姑娘，在外流浪一千個日夜的詩人，路上常為貧苦和患病的人們彈琴歌唱，但在國王面前，他卻用各種變相的嘲諷維護外人看來不值一提的自尊。這是因為帕拉傑諾夫深知國家歷史是由一個個真實的血肉之軀書寫，就像《蘇拉姆城堡的傳說》裡屢被攻破的城堡，要靠築入年輕男孩的身體才能換來持久的堅固。帕拉傑諾夫《被遺忘的祖先的陰影》之前的創作，走的也是現實主義題材的路線。不過得益於俄羅斯電影學院求學期間，系統接受過蘇聯「詩電影」兩位鼻祖伊·舍普琴科與亞歷山大·杜輔仁科的指導幫助，並在畢業之後跟著杜輔仁科拍片學習，他的作品自學生時代的短片起，便洋溢自然的趣味與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