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 往事如賓周|口述

圖/本刊記者 大食

 

53歲的香港作家馬家輝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龍頭鳳尾》。這部2016年下半年才出版的小說登上了許多圖書排行榜，獲了不少獎，包括「深圳書展十大好書」、「新浪年度十大好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好書」、「臺北國際書展小說類首獎」等等。

在香港城市大學走廊裡的採訪開始之前，馬家輝拿出一本小冊子給我看，上面有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給《龍頭鳳尾》寫的評論文章，題目叫《歷史就是「賓周」》。在粵語裡，「賓周」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在小說的開頭，「我」的外公邊吃烤熟的牛賓周，邊跟「我」大談香港歷史上一位黑道中人「金盆洗捻」的故事，「捻」也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小說裡許多人物的口中會不時冒出「是鳩但啦」這句俚語，「是鳩但啦」是「隨便啦」的意思，具體到「鳩」，仍然是男性生殖器。

「歷史就是賓周，亢奮有時，低迷有時。以猥褻寫悲哀，以狂想寫真實，香港故事無他，就是一場龍頭鳳尾的悲喜劇。天地玄黃，維多利亞港紅潮洶湧，作為小說家的馬家輝由過去望向未來，兀自為他的香港寫下性史——及心史。」這是王德威的一段評論文字，這也是我們的訪談希望達到的目的——通過一些「賓周」、「捻」和「鳩」，進入香港的往事，看一看大歷史中的小人物如何沉浮。

 《龍頭鳳尾》其實是一個意外。它是我原先想寫的書的前傳。我原來想寫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在《龍頭鳳尾》裡變成了一個小小的片段，叫「金盆洗捻」。1967年，有一個黑社會的二把手，60歲了，要金盆洗捻，退出江湖，打算以後不碰其他女人，只對他老婆好。老婆為他舉辦了一場宴會，請了他以前相好的女人一起吃吃喝喝。宴會上，女人們喝了酒，對他老婆說，姐姐，既然要跟你老公告別，能不能讓他把他的「捻」掏出來看看，像瞻仰遺容一樣，看最後一眼。他的老婆說，好，無所謂。他把「捻」掏出來之後，有個女人說，我們能不能摸最後一把。他老婆也很大方，說，好吧，摸吧。又有個女人說，姐姐，能不能讓我親下，就算是吻別。老婆吃醋了，很生氣，覺得她們得寸進尺，就吵了起來，打打鬧鬧。混亂之中，這位黑社會二把手失蹤了，人間蒸發了。

《龍頭鳳尾》

這是一個好玩的段子，你要把段子寫成小說是很困難的，而且也不好看。要段子好看，有力量，就要鋪陳，就要把人物二把手，他原來是誰，他老婆是誰，他有沒有老大，老大是誰等等，把這些鋪陳出來，我就要把故事往前寫。

為了寫1967年的故事，我一不小心往前寫了30年，從1936、1937年開始寫起。結果，就寫出來一個前傳。過程寫了23稿，毫不誇張。寫到第17稿時，覺得不對勁，就全部推倒重來。

《龍頭鳳尾》是前傳，反而原先想寫的「金盆洗捻」的故事可能變成第二部曲，講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黑社會。我還計劃寫第三部曲，講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我跟杜琪峯在談合作，他希望我把第三個故事寫出來，他再拍電影。這蠻好玩的，簡單來說，一開始是想寫第二部，結果出來了第一部，以後拍電影呢，可能先拍第三部。

第三部打算從1970年代的香港寫起。70年代對香港很重要。香港之所以成為如今的香港，包括法治、福利、教育、醫療等等，其實都是在70年代進行了很大的改變。香港原本亂七八糟，到了70年代，來了一個港督叫麥理浩，用了大概十年時間，徹底把香港改變成了另外一個世界。

小說寫到了很多歷史。我對歷史感興趣。過去幾年，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抗戰年間的漢奸問題。「漢奸」在英語裡叫orperator，合作者，與你的敵國合作的人。我對這些人的心理狀態很感興趣。他們在什麼狀態下選擇與敵人合作？合作過程中做了什麼？我大學主修心理學，心理學有個術語叫「認知失調」，行為與想法不一致時，我們要對自己有個說法，需要自我調整，讓行為與想法比較接近，才能生活下去，不然會精神崩潰。漢奸是怎麼說服自己的？他們的理由經常是：我如果不跟敵人合作，他們會做更多的壞事，我用自己的方式幫助了我的同胞。真是這樣嗎？我為此看了很多檔案材料。

比如說汪精衛，有人說他不是漢奸，他是用另一種方式愛國。我說，對不起，他當然是漢奸，重點他是個笨漢奸。他以為和日本人合作，就可以保住中國一些好的地方。可是，我們看他與日本人籤的合約，一方面，日本人想要的都能得到；另一方面，他拿不到號稱要拿的東西，沒有替中國取得任何的便宜。

我在看當年的資料時，看到華北的一個漢奸說，我們在華北跟日本人談判，日本人要十塊錢，我們給兩塊，而汪精衛他們跟日本人談判時，日本人要十塊錢，他們給二十塊。這不是判斷力有問題嗎？當一個領袖，不論是大企業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失去判斷力時，沒有資格當領袖。況且，這麼重要的領袖變成了漢奸，打擊了當時人們的抗戰意志。

《龍頭鳳尾》裡寫到了張嘯林與杜月笙。張嘯林說，為什麼日本鬼子來了，我們就不能當漢奸呢？以前我們的老大黃金榮在法租界當華人巡捕房的探長，就是漢奸。我和你在公共租界是華人董事，我們和英國人合作也是漢奸，為什麼不能和日本人合作？杜月笙說，好吧，二哥，你不走，我走。他來到了香港。我覺得杜月笙除了說不想和日本人合作，還有是因為他人留在上海，是老三。可是在香港，蔣介石給他很多錢，他是老大。他在香港統一了青幫。我希望通過故事寫出人的複雜。

臺灣小說家黃素雲寫過一篇文章，評論一位香港作家的作品，標題很好玩，叫《那麼大的如果，那麼小的格局》。對於過去的歷史，我想說的正好相反——那麼大的格局，那麼小的如果。每個人的選擇影響不了歷史，可是影響得了自己。

 《傾城之戀》難道不是嗎？範柳原與白流蘇的故事沒有改變歷史，倒是成全了他們的愛情。大格局下面，你可以選擇堅持，也可以改變心意。我對大格局中細微的部分更感興趣，那才是有血有肉的地方。比方說，畢飛宇的《推拿》，裡面講了很多故事，如果你讓我選裡面最深刻的一句話，我選的是——「生活就是段子」。所謂段子，就是好笑、荒唐的故事。當然，荒唐裡可能有悲劇的部分，但不要忘記，哲學家提醒我們，任何悲劇隔了一段時間回頭看就是喜劇。

亂世裡面很複雜很曖昧，曖昧有曖昧的好處。比方說，戰爭要愛憎分明，可是漢奸就很曖昧。當時的香港，有國民黨、共產黨、日本人、黑社會……大家有各自的身份，也有模糊的界限。重點在於模糊，沒有那麼堅決地要把立場弄清楚，或者說，立場可以改變。這種曖昧灰色的情況，在我1963年出生到1970年代中期以前，都還是有的。隨著香港的發展，制度給香港帶來了好處，可是，香港開始形成了「官僚行政主義」，什麼都分得清清楚楚，好像你只能做一種選擇，只有一種身份，到了現在更是如此，什麼都要有清清楚楚的立場。這讓大家開始覺得不自在，沒有了曖昧性。我在寫小說之前，也沒有特別關注這個問題，可是，當我寫完之後，才感覺到，我筆下那些曖昧的東西好像在香港消失了，蠻讓我有懷舊的感覺。

《龍頭鳳尾》寫的是灣仔的故事。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打一個很簡單的比喻：大學畢業去保險公司工作，找誰買第一份保險？親人嘛，爸媽、兄弟、姐妹、阿姨、叔叔……你能不能成為一個好的保險經紀人，在於身邊的親人都買保險了，還能不能繼續？這是最大的考驗。寫作也差不多如此。

1970年代之前，灣仔就是香港的中心。你去問如今年齡比較大的作家，幾乎沒有人沒住過灣仔，都是在那長大的。以前的報社在中環，很多書店都在灣仔。我的書裡寫到灣仔的一個球場。只要有球場的地方，就有黑社會。球場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容易招兵買馬。到了晚上，球場周邊成了夜市，有夜市就要有規矩，黑社會收保護費，維持秩序。日本人還沒來香港之前，灣仔就有青樓了。抗戰結束後，那裡又變成了酒吧區。這樣的地方，當然有黑社會了，有利可圖。我就在這個地區成長，許多故事烙印在心裡，一點兒也不意外。

西方把黑社會稱為地下世界，underworld。地下世界有人管理，有價值觀，有遊戲規則，獎罰分明。在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香港亂七八糟的，沒有章法。黑社會有一個原則：幫忙。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寫到上海的白相人，也就是黑社會，很精彩。裡面有一句話：假如白相人出門帶錢，他就不是白相人了。這裡隱藏的潛規則是，出門在外，黑道上的人要互相幫忙。

黑社會還講另外兩個字：公道。盜亦有道。比如說，你去搶錢不要碰人家女人。當然，他們的公道是很大男子主義的，男人做主，男人是老大，講的是父權。香港政府管制沒有那麼嚴謹的時候，這些其實是用得上的。民間秩序可以維持，不會真的進入無政府狀態。當然，黑社會有自己的一套懲罰系統，這裡面很多悲劇。

我的書裡寫到日本人佔領了新界、九龍，香港的黑社會亂起來了，警察也怕了。你能想像嗎，英國的警官把香港的華人黑社會老大找來開會談判。談判的結果就是要錢，但不能拿公帑出來，比如，杜月笙的門徒那邊調了幾萬塊港幣，給黑社會幫派分，答應不殺洋人。有的黑社會還是鬧事，上街打砸搶。當然，他們也有報應。日本人怕黑社會礙事，也殺他們。這些故事我有寫，但是不夠。我比較懶惰，寫得很累。這本小說18萬字，其實可以寫到30萬字。

我小時候，面對周圍的黑社會，心裡很掙扎。一方面是恐懼、擔心；另一方面，黑社會看上去很陽剛，很吸引人。小時候，我和我舅舅蹲在大排檔前吃東西，後面有兩派黑幫砍來砍去，血流成河。

現在常說校園霸凌的事情。我們那年代也有，老師不敢管。老師管的話，下課之後，門外可能坐著幾個來報復的黑社會。我上中學時就被同學霸凌過，兩個個子高的同學把我抓進廁所，對我身上吐口水。

小時候，很多男生討厭我。為什麼？因為我不怎麼讀書，和他們一樣打麻將、撩妹、踢足球，考試成績又好，人又帥，女生喜歡我，這讓別的男生討厭。假如那個時候有黑社會招攬我，搞不好我就進去了。但是沒有。可能黑社會覺得我個子不高，又瘦，覺得我沒有用。我當時對黑社會有迷思，又怕，又羨慕。這可能也是我以黑社會為小說主軸的原因吧。

小說裡，「家輝」會跳出來說話，你問我這是不是我本人？嗯，那是寫作上的技巧。有時候我是想將讀者情緒帶到一個地方，有時候我是想打斷讀者，跳出來告訴讀者，我在說一個故事。這樣進進出出會更有感覺，讓讀者有閱讀的趣味，形成更多的層次。對我也是一種樂趣。

小說的真實是另外一種真實。臺灣的小說家朱天心朱天文姐妹經常講的一句話是，寫小說是作家把自己的血肉拆掉，來重構別人的生命。或是說，小說家把自己的房子拆掉，用磚來蓋別人的房子。我覺得這樣的比喻非常準確。

小說中有的故事是我們家族的傳說。有時候，你對於家族的很多傳說不想去印證。有些秘密不要觸碰，萬一是真的呢？你能承受得起嗎？就像我們家裡的某些角落，有髒東西，有時候你拿手電將它清理，但有時候你很懶，不想清理。寫作裡也有好玩的東西，比如在看檔案，很多名字、事件跳出來，我就想起家裡長輩說過的歷史。這些故事，有血有肉，等於給家族史補充了很多材料，你就會覺得自己跟著長輩們的腳步，重新過了一次他們的生活。村上春樹曾經想，自己什麼也不幹就寫作，有意義嗎？之後他想明白了，就是I don't care，就是好玩。

不管是長輩、老師還是讀者的肯定，對我來說這些都是附加的，主要是樂趣，我最大的報酬已經得到了。希望這些快樂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現在是痛苦期了。假如上一部作品獲得了口碑，對自己的要求也會高。前面的快樂越大，後面的痛苦越大，沒辦法了，這是創作人的宿命。

圖/本刊記者 大食

過去，我花了很多時間寫評論、雜文和散文，所寫的小說只有兩篇吧。一篇是17歲時寫的1000字的極短篇，得了文學獎。1997年，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在香港報社工作，香港回歸過程中，我是副總編，每天早上看新聞，再把新聞裡的事兒編進小說，第二天見報，讀者看起來很新鮮。我努力想寫出香港回歸時的社會心理狀況。

在文學創作的光譜裡有一個金字塔，大概金字塔的高峰就是詩，然後就是小說，再就是其他類別。所有喜歡文學藝術的人心裡都想攀登高峰，爬山的人總想徵服一峰又一峰。我到了這個歲數開始寫長篇小說，有這個原因。

可是，你不能怪陶淵明為什麼不早點歸園田居，他總要經歷一些生命裡的挫敗，獲得一些經驗。50歲之後，我的臉皮忽然變厚了，好多事情突然想通了。我自以為通過一部長篇小說的容量去承載我的一些想法是合適的。我這種人，像廣東人說的「火麒麟」，什麼都想玩一下。寫小說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你拍電影、電視劇、寫歌，要牽扯團隊、資本、機會，寫小說沒有，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要有紙有筆，就可以寫作。最痛苦的事情在於，不管你有多少才華，你總是要一個人坐下來，一筆一筆寫，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沒有人能夠代替你。

在一個公開演講的場合，我想講跟父親的關係，可是，大家都想聽黑社會，我就只講了黑社會。我想講講父親。我父親是新聞工作者，年少時非常不幸：16歲，父親去世，17歲，母親去世，剩下他一個人。讀了兩年中學之後，有人介紹他去報社工作。他從小記者做起，一天寫八個專欄，混到香港最大報紙的總編輯。他沒什麼機會教我，因為那個年代的報人，一年就放幾天假，半夜才下班，有時候吃宵夜喝酒回來，還跟我媽吵架。白天睡到下午兩點，又去上班。可是他的身教讓我學到三個字，也不敢忘記這三個字：家、責任。他在我的名字裡用了「家」字。我父親當時在那麼艱難的情況下，養我媽、姐姐、妹妹和我，再後來，把我外公外婆甚至我幾個進進出出戒毒所的舅舅也接回來住，小小的地方擠著十幾口人，都是他一份薪水來養。我看著他每天沒有怨言，這叫負責任。我自己工作之後，有個外號：稿神。我寫了幾十年專欄，沒有拖過稿。再忙，再辛苦，都要準時。跟我工作的同事，覺得我是負責任的人，這些都是從我父親那裡學來的。

我父親現在老了，因為以前喝酒沒有太注意，身體不好，有一陣子他很虛弱。記得那陣子，我忽然覺得我父親不兇了，會對我笑，很客氣，很有禮貌，不是我熟識的父親。我覺得那是生命的無力感。他身體不好，讓已經老去的小孩照顧他，他不好意思，能夠對你笑是他惟一能表達的謝意和擁有的能力。這讓我感到高興，也讓我感到難過。

父母親愛賭，他們從賭博中領悟出蠻多人生道理。命運，有時候是自己騙自己，這些感覺我會點點滴滴寫進書裡。可是，寫完之後，我不敢給我父母親看，我怕他們罵我，他們會看得出自己。他們知道我在寫這本書（《龍頭鳳尾》），但沒有看過，我也絕口不提的。吃飯的時候，他們會說，新小說怎麼樣了啊？我會說，你們要吃什麼？我馬上轉移話題。人之間，有些東西最好不提，關係越近越不能提。

我53歲了，經驗告訴我，人是多麼脆弱，不要試探。我猜以後我也會像父親那樣笑吧。我不懂得笑，整張臉都是兇兇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的笑容，那表示我真的需要人幫忙，老到不能再老了。

 

本刊記者｜衛毅  實習記者｜劉明瑤  發自香港

編輯｜鄭廷鑫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