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於4月15日逝世。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楊尚昆主持追悼會，趙紫陽致悼詞。
歷史學者章立凡受胡耀邦家屬委託，在治喪期間負責記錄每日的情況，他撰文稱：「趙紫陽在胡耀邦住院時曾去看望，胡逝世後，趙派其子來家弔唁。鄧小平家除鄧本人外，差不多都來弔慰過。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時間是三中全會的七倍，的確為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會能開得那樣成功。
鄧小平無疑是會議的核心和靈魂。他在同外國記者的談話中肯定毛澤東的功績，遏制並糾正了錯誤的傾向。
對「文革」等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鄧小平還為此專門找許世友等九人談「過關」問題、大局問題。
鄧小平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實際確立於此時。
鄧小平和外國人的兩次談話
1978年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北京市委林乎加、賈庭三和團中央韓英、胡啟立匯報並做了指示後，鄧小平26日會見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同日晚日本時事社就自東京發出電訊，美聯、法新、合眾、路透四大西方通訊社當天根據日本通訊社的消息做了轉播。鄧小平11月27日又會見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回答了諾瓦克提出的一些問題。
小平同志接見日本人的談話，中央工作會議秘書組在28日就印發給會議的出席者；刊載與諾瓦克談話的外交部新聞司27日編印的《外國記者情況簡報》，會議秘書組也發給了中央工作會議的出席者。在這個時候（未記準時間）常委聽各組召集人的匯報，有一位常委問鄧，他同日本客人講的那十九條，可否向幹部傳達，按照這個精神對群眾工作。鄧小平回答說：「那個談話，（日本記者）概括得基本正確。」華國鋒做出決定：鄧小平同志與日本人談話可以傳達給下面。常委聽匯報的會上這些講話就傳達到各分組。鄧小平與外賓的談話，主要內容是講「天安門事件」的。
在同諾瓦克的談話中有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部分。在國內問題部分中講了「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對彭德懷重新評價問題」、「駁斥所謂權力之爭」、「關於大字報和安定團結問題」。在第三個部分中鄧小平說：
「可以告訴你（諾瓦克）一個背景材料。在確定中央領導成員時，有人要我當總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對。倒不是說我不可以當。當總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時我已73歲，現在74歲了。搞不了啦。還是年輕一點的搞好，如華主席就比較適當。
「過去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是錯誤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這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沒有黨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沒有宣布（重新評價）的權力。這不僅是黨中央的意願，而且是全黨的一致願望，是大家決定的。
「關於這個問題，黨中央沒有必要再做什麼新的決定。毛澤東主席一貫主張『有錯必糾』。既然『天安門事件』過去的處理是錯誤的，就必須糾正。
「『天安門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幫』捏造的。人民群眾有疑問，那時候毛主席為什麼批准了（當時黨中央的決定）。群眾不清楚當時的情況。當時毛主席的病非常嚴重。雖然當時負責黨中央工作的是華國鋒主席（當時是副主席），但是，甚至連他也不能見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幫』一夥能見到毛主席。當時，毛主席連話都說不清楚，處於不能判斷或思考許多事情的狀態。『四人幫』利用這種情況，處理問題讓人覺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人民群眾不知道這些情況，心裡有疑問。因此，應當很好地說明這些情況。
「糾正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對此沒有任何人表示異議。只不過是解決複雜的問題需要一定的過程，現在這個時機已經成熟了。
「粉碎『四人幫』後，要糾正的問題很多。不糾正這些，不僅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就連維持現狀也是困難的。
「粉碎『四人幫』後，我們有信心。
「粉碎『四人幫』，群眾高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希望安定團結。
「黨中央和地方領導，正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沒有安定團結，是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
「對『四個現代化』全黨百分之百贊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對安定團結，領導人百分之百贊成，全國百分之九十九贊成。這並不是表面現象。」
鄧小平關於閉幕講話稿起草的幾次談話
會議開了20多天，許多問題都已經提了出來。許多人已就這些問題做了發言。最後連中央人事和組織問題都提出來了，有的組還寫了書面建議。中央工作會議到了該閉幕的時候了。閉幕會上，中央領導人當然要講話。會議已經開過三次大會。除了第二次大會紀登奎做說明外，都只有華國鋒一個人講話。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後，葉劍英和鄧小平就著手準備在大會上的講話，而且找人起草。這一點是我以後很久才知道的，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並不知道。
閉幕會上，華國鋒當然是要講話的。除了他講話之外，大家都認為鄧小平和葉劍英一定會講話，不可能不講。
有一次聽召集人匯報的常委會上，華國鋒請葉劍英、鄧小平兩位在閉幕會上講話。這話傳到西北組，組內同志認為「理應如此」。至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講不講話，沒有人說；至於汪東興，大家對他批評很多，在閉幕時不知道他準備怎樣說，大家也在猜測。後來，在1978年12月13日閉幕會上講話的有三個人：華國鋒、鄧小平和葉劍英，李先念沒有講，汪東興則寫了一個檢討性質的書面發言。
關於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稿的起草，我經歷的事情、可以寫的事情就多了。因為那個稿子是鄧小平要我組織力量起草的，他對自己想怎麼講、講些什麼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寫出來之後鄧小平親自定稿時，我也在場，也可以說參加了定稿的事情。
1997年《百年潮》的編輯韓鋼到我家來約稿，我說到當初鄧小平要我組織力量把他講的想法寫成稿子時給了我他親筆寫的三頁提綱，而且把原件給韓鋼看了。他說他和黨史研究者都不知道有這個提綱，因而對他們來說是個「新發現」。
20多年來我一直珍藏這幾頁提綱，這本來只是為了紀念，並不想用它來說明什麼。關於鄧小平在閉幕會上講話稿起草的情況，鄧小平當然知道得最清楚，胡耀邦比我了解得更全面。比如鄧小平曾布置胡喬木起草這個講話稿但沒有用這件事，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的。在鄧小平、胡耀邦在世時，關於這個講話稿起草的情況，用不著我去回憶。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對這件事，活著的人中，我成了接觸最直接、了解情況最多的人了。
會議議程過了一多半的時候，胡耀邦找我談為鄧小平起草在閉幕會上講話稿的事情。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裡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有七個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後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提綱的最前邊，鄧小平還加了「對會議的評價」這個問題。所以加起來是八個問題。
鄧小平正是根據這個提綱同我們談起草講話稿的事情的。我一直以為除了這個提綱和鄧小平講話稿的正式文本外，我手邊不再有其他有關材料。最近我在翻我自己的「故紙堆」時，竟又意外地找到了幾份當年鄧小平同我們談起草講話稿和修改講話稿時的談話記錄，這使我能更多地回憶起當時的一些情況。由此我想到不要輕視「故紙堆」，「故紙堆」有時能解決大問題。
鄧小平首先說：
想了一下，不準備長稿子。
第一個問題是對會議的評價。他說：
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後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於安定團結，（又有利於）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他說，這個爭論（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筆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他提出要解決新的問題，全黨全民要開動腦筋。
第三個問題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他指出：現在這個時期更要加強民主。集中那麼多年，現在是民主不夠。現在大家不敢講，心有餘悸。發展經濟，（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工廠工人監督，農村社員監督。他還說：目前主要反對空頭政治，反對說空話。現在是正確的意見，也不落實，沒有具體措施，一拖就是一年。要講權力下放，講講千方百計，講調動積極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點土地種一棵樹，有一塊水面搞養殖，有一塊草原種草。他談到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時說，這個矛盾只能靠價值法則及供求關係來調整。否則不能自主。要靠質量，質量好會銷全國。不要怕亂，市場不會亂，承認市場的一定調節。他說：經濟民主，重點不只是政治，重點是經濟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種單行法，種樹應該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個問題是向前看。他說：這個會議向後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乾淨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還說，安定團結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要糾纏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讓時間來說清，過一段時間再說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第五個問題是克服官僚主義。他批評了人浮於事、拖拖沓沓的現象，還批評有幾多如會議多等。鄧小平提出：要學會管理，培養與選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規章制度。好的企業必須用先進的辦法管理。黨委領導好不好，看企業管得好不好，看利潤，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農村也如此，各行各業也如此。
第六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農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鄧小平說這樣才有市場，本身就促進開闢新行業。要反對平均主義。幹得好的，就影響左鄰右舍。
第七個問題是加強責任制。在批評了無人負責的現象後，鄧小平說搞幾定：1.什麼項目，2.從哪裡引進，3.定在什麼地方，4.定哪個人從談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開單子。並頭進行，不耽誤時間。現在打屁股打計委，有什麼用？要打，打個人。國內企業也要專人負責，專門機構搞幾定，請些專家，譬如榮毅仁就可以當專家。
第八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鄧小平提出要搞人員核算標準。
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裡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我們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後送鄧小平審閱。在修改稿子的過程中，鄧小平又找我們談過幾次話，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見。我手邊還有兩份鄧小平談修改問題的記錄稿。其中一份記錄不完全，前面部分的記錄稿沒有找到。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談到要為敢想敢做創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制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制度。總不能隨便打擊同志，對新事物採取支持鼓勵態度嘛！特別是學術研究、思想領域上更需要民主討論嘛！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越軌怎麼辦？這有個信任群眾信任幹部的問題。
他再次談了開動機器的問題。他說：開動機器，一個生產小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麼地方？四個現代化嘛！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健全黨規黨法，他說：黨要有好作風，黨的作風，無非那三個作風，它本身就是制止違法亂紀的。現在看來黨規黨法比國法還重要。經濟民主這方面要強調，這裡有權力下放問題，民主監督。講了經濟民主，選舉不好，沒有權力下放，黨委隨便幹預也沒有民主，也培養不出人才。認真執行黨章，權力義務都講了。沒有民主就沒有法制。現在沒有各種法，要逐步地搞，開始粗一點不要緊，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樹造林沒有專門法令，經濟法規沒有，普通法規就做起來，不要求一下完備（修改法律），單個地搞，各個地區搞。總之，沒有法不行就是了。
談到向前看，鄧小平說對（犯錯誤的人的）過去不要求完備，自我批評不夠，讓他自己考慮，在實際工作中改正。因為過去的問題太複雜，但（對）以後新的錯誤要嚴一些。
關於新的問題，鄧小平說：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大量出現，特別是上層建築一面，有規章制度，用人問題，有選人標準。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發展生產力是主要標準，否則什麼叫政治上強？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還要展開，不要等上層建築，從一個廠，從專業公司搞起，農村從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礙，包括老幹部，總的贊成具體反對。要以大局為重，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要說理。總之，方針明確，方法妥當，沒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鄧小平談了權力下放、責任到人的問題。他說：有一個責任到人的問題。講集體負責、黨委負責就等於無人負責。打屁股不能亂打一通。既然責任到人就應該有權，沒有權也就不可能有責任。領導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技術是否得到不斷的更新，靠體力勞動不行。
談到先富起來的想法，鄧小平說：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帶農村，大城市帶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務行業，大有可為。他還談了城市規劃問題，舉了新加坡的例子，說新加坡一個島上都有衛星城市，為什麼我們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應規劃。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權買一套房子，5間房子70平米，相當半年工資，分期付款。日本獎金搞得好的相當半年工資，相當一部汽車。新加坡房租相當於工資的50％，歐洲日本相當於l／3。他還說，小生產眾多的國家有問題，小生產習慣勢力（稿子裡）可以講。
最後，鄧小平講到稿子短一些頂事，不能長篇大論，語言少些，乾淨利落一些反倒明確。他還希望修改快點，兩天搞好，分寸恰當些。
另一次談話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後。鄧小平肯定稿子由原來講八個問題改為講四個問題，基本可以。同時要求開頭或中間要講一講重點轉移問題，他說這是一個主要的方針，要不了多少語言，但這是個大前提，是總的東西。我的記錄稿上還記有「重點轉移的評價，新時期，真正反映」等字樣。
談話中，鄧小平批評了把個人擺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兩個凡是」重要。真正說來是上層建築有問題，官僚主義是一個內容。權力過分集中，離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脫離了組織，離開民主搞集中，這才是實質。各級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各個組織一直到支書，權太大，不利。我們的制度不是鼓勵支持人們敢想敢做。精神鼓勵不夠，物質鼓勵不夠。僵化的原因，是幹得好幹不好一個樣，而且還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卻覺得可以過得去。政府制度是這樣，黨內製度也這樣，（因此）怪現象發生。鄧小平特別提出要加寫一段所謂追查謠言的問題。他說，這實際上是軟弱，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還說打擊報復是很惡劣的風氣，必須制止、鬥爭。
鄧小平還提出稿子要加寫按勞分配的內容。他說：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領導幹部，就應該多得，就應該先富起來。積極性沒有經濟手段調動不行，只講風格是不行的，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他說：總之有賞有罰都同經濟利益聯繫起來講這個問題。獎勵而且物質獎勵也獎到具體的人，具體的車間。通過責任制，通過賞罰，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養專家，專家這樣一用就用下去，為社會主義事業，實際上為人造福就是政治標準。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舉了六個法律名詞，並且說要研究國際法，不懂外法，國際交往越多，將來要栽很大跟頭。
鄧小平在談話中再次談到向前看的問題。他說，問題太多，只能解決得粗一些。對過去（犯錯誤的人的）處理，特別在政治結論上可寬可嚴的寧肯從寬。還有一個安定團結要寫一大段。對過去，正面解決就行了，不追查細節，從大局著眼，對過去的人可以寬一點，但應把問題講清楚，可以等待、思索。總結經驗（要）時間，不要逼著馬上檢討，這也是黨風。
我們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談。他也說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搶的，幫派思想嚴重的人，風派，溜（溜須拍馬）派，看風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對搞幫派、打砸搶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輕易信任。
關於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改革上層建築，改革生產關係，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涉及到大量的人，減人，安置人，什麼人學習，什麼人改行，可麻煩了。等待安排，工資照發，仍會不滿意。這個改革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並且創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會取得群眾理解、諒解。他說，震動比較大。新的矛盾並不比現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複雜。走群眾路線，信任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可以解決。隨著生產發展，社會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現，後年肯定大量出現，總之隨著生產力發展可以得到很好解決。
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稿子看得更細，意見也談得更具體。起草的同志根據他的意見又做了修改。記不清是哪一天了，當鄧小平聽執筆的同志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一遍之後，說「行了，就這樣拿出去吧」，我們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關於這個講話稿的起草，我想講的主要有這麼幾點：講話的內容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對執筆者寫出的稿子很仔細地看了，在審查草稿的過程中又不斷地深化和充實自己的思想，最後由他拍板定稿；講話用的題目也是他講的，雖然在印發給出席者的文件中，由於按照統一的體例，沒有題目。另外，我想講的，一是在鄧小平家裡布置起草講話稿和改稿、定稿時，胡耀邦和我倆人一直在場，而且除了執筆者之外，再沒有別人在場，他也講過些意見。二是我只做了這麼一件事，即是遵照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執筆起草的人，向他們做了傳達，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時間和拿出來交卷。我沒有提出值得講一講的意見，我也沒有動筆起草稿子。
我這樣動筆桿子的人幫助工作非常忙的領導人做點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職責，就是多做一點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麼「功勞」。何況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氣力。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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