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北京不喝二鍋頭，就跟去貴州不喝茅臺一樣遺憾。當然，作為「國宴用酒」的茅臺，屬於赫赫貴族，二鍋頭算什麼?在舊時代，恐怕販夫走卒之流才好這一口。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北京本地的酒文化。絕對是由二鍋頭代表的。它是一尊民間的酒神。
二鍋頭，這名字起得很土氣，很古樸，使一種粗糙且俚俗的生活呈現在我們眼前。老北京的皇宮、王府裡喝什麼酒，我不知道。滿漢全席既華麗又複雜，估計不會把廉價的二鍋頭擺上檯面。但我相信，在胡同裡奔波一生的駱駝祥子們，勞碌之餘，習慣了喝一碗二鍋頭，暖暖身子，解解乏。
跟二鍋頭搭配的下酒菜通常很簡單：拍黃瓜、水煮花生米，若能再來一把烤羊肉串就更棒了。由此可見，二鍋頭挺好「伺候」的，不需要七葷八素呀什麼的；窮人，也挺好打發的。但窮人的酒，照樣能喝出很富有的滋味。
二鍋頭也算是老字號了。北京大興酒廠(原名「裕興燒鍋」)生產的永豐牌二鍋頭白酒，還被同仁堂中藥店選為浸制虎骨酒等藥酒的專用產品：「蓋取燒酒用虎骨煎之，為正陽門外樂家藥鋪(同仁堂)專門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
我對二鍋頭是有感情的。在大風起兮的北京城裡，喝二鍋頭，讀聖賢書，構成我整個青春的忠實寫照。
紅星牌二鍋頭，漲價前每瓶只值二塊四毛錢，它就和老舍的小說一樣，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我一向以為喝二鍋頭要選擇地點，要在陳舊低矮的老式四合院裡，才能品出滄桑的感覺；若是在高樓上、在燈火通明的星級飯店裡喝，味道就變了，姿態也顯得做作。
我在北京，寫下了五大本詩，那牆腳處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證明。醉臥長安，醉臥在長安街上，我是李白的遠房親戚。二鍋頭幫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駱駝祥子式的人力車夫攙扶著我)，找到了詩歌的老家：院子裡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二鍋頭是親切的、笨拙的甚至粗野的，但是對於我的詩歌來說，它一點不比洋派十足的人頭馬遜色。
魯迅當年在北京，是否愛喝二鍋頭?他寄宿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時，經常「夜飲於廣和居」(據其日記所載)，借酒澆愁。只是不知道他通常選擇哪種酒。根據他剛烈的性格，不會對辛辣的二鍋頭有太多的牴觸情緒。至少，他頻頻買醉的那段時間所寫的作品(《狂人日記》、《藥》、《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黃酒那樣綿軟、溫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乾一般刺激。
我想，僅憑花雕、加飯之類，無法使魯迅爆發出撕心裂肺、驚世駭俗的一聲吶喊。魯迅的文章，至今仍散發著藥的氣質，是我們民族養心強體的「虎骨酒」。
北京的大小餐館裡，雖然各地名酒應有盡有，但銷得最快的，恐怕還是二鍋頭。這倒不是因為什麼「地方保護主義」，北京人，似乎還是覺得喝二鍋頭最對口。
近年來又推出一種二兩五小瓶裝二鍋頭，頗受歡迎，北京人親切地稱之為「小二」。在外面吃飯，常能聽見招呼堂倌的聲音：再加一瓶「小二」哎!像是叫喚誰的小名。
我知道在舊社會，堂倌通常又叫做店小二的。
喝二鍋頭還有個好處：因其價格便宜，所以制假售假的較少。在假冒偽劣橫行的時代，這還是挺讓人放心的。
我父親數次去俄羅斯出差，每次在北京登上國際列車前，都要採購一箱二鍋頭，作為送給那邊的「關係戶」的小禮物。想像著一箱二鍋頭陪伴著老父親橫穿西伯利亞大草原，我就覺得挺有意思的。
父親說俄羅斯人嗜烈酒如命，對北京的二鍋頭一見如故，如獲至寶。而且最認「紅星牌」的。假如你打計程車，送司機一瓶二鍋頭，他絕對屁顛屁顛地替你跑，並且不收你的車錢了。
俄羅斯原本也產烈酒(譬如大名鼎鼎的伏特加)，只是限量供應，滿足不了眾多「酒鬼」的需求。二鍋頭在他們眼中，相當於來自中國的「伏特加」。若照此推理：伏特加在俄羅斯，是否也帶有「二鍋頭」的性質?父親帶回一瓶伏特加，我嘗了，在口感上跟二鍋頭極像。都屬於勁挺大的。甚至連酒瓶子都仿佛同出一轍，印刷的商標也一樣簡單、樸實。可見真正的烈酒，無需講究外包裝的。有「口碑」就足矣。
文 | 洪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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