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臺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統派」的旗幟性人物

第3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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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是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者，前後兩次入獄共21年。他是臺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統派」的旗幟性人物之一。年過八旬，回顧一生，他說：「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路。」

 

1950年夏天，因被懷疑是共產黨員，我（註：本文作者陳明忠）在高雄岡山農校被捕，先被送到岡山憲兵隊，又轉移到彰化憲兵隊，然後是臺南憲兵隊、臺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後到「軍法處」。

1960年7月，陳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獄後，攝於家中頂樓。

在彰化憲兵隊，被刑求（即刑訊逼供），先是灌水、夾手指，然後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我都不承認。刑求的人說：「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我一想，是啊。於是招供。招什麼？我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這個組織。他們說我不老實，把我移交到臺南憲兵隊。

在臺南憲兵隊牢房，同房有一憲兵，因為開玩笑玩槍誤殺了同事，也被關在這裡。晚上，有憲兵來跟他聊天。那人問：「陳明忠是哪一個？」「裡面那個。」「隊長說，這個人要死了。」「他不承認是『共匪』啊！」「當然不會承認啦。你知道××師長，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斃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殺，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厲害啦……」我聽到他們聊天，心想，看來定案了，必死無疑。

監禁期間，獄方每年為政治犯拍攝一張照片。

幾天後的一天早上，聽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錶、雜物整理好，交給同牢房的黃介石，準備去死。我那時21歲，黃介石22歲。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著我的東西，看著我，一句話也說不出。（註：後來知道，黃介石是臺中師範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判死刑。）

走出牢房時，我覺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有點緊張。出來才發現，是要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情報處，不是槍斃。

後來又從「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轉到「保密局」南所，這裡環境最差，因為抓的人太多了。房間不夠，一個房間關24個人，所以只能8個人躺下睡覺，16個人站著或蹲著，三班輪換睡。這樣站了一個禮拜之後，腦子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

一九五一年「新生訓導處」成立，負責監管、密集勞改和教育政治犯。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這天早上喝稀飯，裡面有綠豆，我一口氣喝了好幾碗，結果老是想上廁所，打了幾次報告都不許。後來，看守把我叫出去一頓暴打。原來，這裡的規矩是每三小時開放一次上廁所。之前在憲兵隊時，有人趁上廁所逃跑，所以他們加強戒備，犯人在裡面大便時，門是開著的。開著也算了，衛兵還站在門口，舉槍對著你。

再後來，我又從「保密局」南所轉到北所。北所原來是辜顏碧霞（註：辜嶽甫之妻，後來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嫂子）經營的高砂鐵工廠，聽說附近有呂赫若（著名臺灣本土作家）的大安印刷所。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父親節，家人探視。

呂赫若變賣了自己的祖厝，又從辜顏碧霞那裡拿到一筆錢，開辦了這個印刷所，表面上印樂譜、歌譜，實際印地下黨的宣傳品，包括《光明報》。

1950年《光明報》案發，呂赫若關閉了印刷所，辜顏碧霞被捕，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就改為「保密局」北所。北所房間較寬，終於可以睡了，每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覺。最後，我被移到「軍法處」。

「軍法處」有二層樓，關押犯人的地方分幾個區。一區、二區在樓下。二樓是三區，關女犯，後來成為我太太的馮守娥就關在那裡，那時我們還不認識。

馮守娥

這裡給犯人穿的囚衣是紅色的，紅內褲和短袖紅內衣。早上放出去洗臉五分鐘，要求必須穿這種囚衣，因為醒目，方便衛兵監視。很多人都不喜歡，只在那五分鐘穿。我因為被捕以後，轉移來轉移去，幾個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爛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紅衣褲，二話不說就換上。同房難友說，這個人很乾脆。

我們這個房間三十多人，分兩班睡覺。我認識了同房的張伯哲，最初是他叫我過去，問：「你叫什麼名字？」我說：「陳明忠。」他說：「哦。」然後，他就把我的情況一一都說出來。

我嚇了一跳。他說：「不要怕，我是你上級的上級。」他是臺灣地區中共地下黨的重要領導，臺中地區地委。他在魚池鄉林業試驗所擔任總務科長，那裡離我工作的茶葉試驗所不遠，他曾偷偷地來觀察過我兩三次。所以，我不認識他，他記得我。

我進二十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輝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臺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地跳，他居然這麼鎮靜。

馮錦輝

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很久以後，我終於知道，馮錦輝是宜蘭地區的地下黨負責人，他早就知道一定會死，所以視死如歸。也是後來才知道，我太太馮守娥是馮錦輝的妹妹。

又過了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臺籍共產黨員）也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中共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鍾浩東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內湖小學「新生訓導處」，但他堅決不接受感訓，被調回「軍法處」。

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鍾浩東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

張伯哲告訴我，「基隆中學案」外省人都槍決，本省人都判感訓，讓本省人產生了不該有的幻想，以為國民黨對本省人比較寬大，加上大家以為臺灣快解放了，於是，許多人被捕後就坦白交代關係。張伯哲說，其實，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欺騙手法，沒有國民黨統治經驗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果然，以後的判決狀況證實了張伯哲的說法。抓了一大批人（如臺北市委案、臺中市委案、學委案等等）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書記以上的人都會死。

南日島俘虜

不久之後，判死刑的「行情」提升為三分之一，於是，小組長以上的都死了。再過一段時間後，行情更上一層，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來，連參加小組會議的人，以及繳過黨費的人都要死。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臺後是臺中市、臺中縣地區的地委委員，他當然一定死。但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道」就是共產主義。

張伯哲是廣東東江地區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蠻好的，全家只他一個人參加革命。他寫了遺書，給我看過，其中有一段大意是這樣：你們反對我參加共產黨，可是你們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證明我們是對的。那時候共產黨在大陸已經打贏了內戰，建立了新中國，所以張伯哲覺得革命基本上已經成功，他死而無憾。

張伯哲

張伯哲死後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義寄來的西裝料，家人很驚訝，以為他還活著。據我判斷，這個西裝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臺灣地下黨領導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之間的聯絡員，蔡孝乾跟洪幼樵都投降了，所以，國民黨也讓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張伯哲可能是同鄉，或者組織上常會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

「解嚴」以後，有人回大陸探親，特別跑到張伯哲家，跟他們家人講張伯哲犧牲的經過，因為這個原因，張伯哲被大陸追認為烈士。

後來才知道這個人叫作謝漢光，是張伯哲所服務的「魚池林業試驗所」的所長，是由張伯哲吸收入黨的。臺中地區地下黨被破後，張伯哲通知謝漢光趕快離開。謝漢光逃難到臺東縣山地後，剛好有一個少數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數民族那張身份證，躲過了三十多年的「戒嚴」恐怖。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五十年代政治案件殉難者春季追悼大會。（中：陳明忠）

我看到馮錦輝、鍾浩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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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黨史天地》《新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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