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9日，日本著名電影導演、編劇佐藤純彌因並發多重器官衰竭，病逝於東京寓所，享年86歲。活躍於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佐藤導演，曾以名作《敦煌》奪得1988年日本學院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兩項殊榮。由他執導的電影《追捕》在70年代末的中國引發過空前轟動，成為整整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
「杜丘你看，你看多麼藍的天啊。一直走下去，你就會融化在藍天裡，走吧，一直向前走，別往兩邊看……」
1978年，一部由高倉健、中野良子主演，上海電影譯製廠譯配的日本電影《追捕》在中國大陸公映，引發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反響。它的臺詞意境、畫面風格和主人公的說話方式，對看慣了「八個樣板戲」以及屈指可數的革命題材影片的中國大陸觀眾來說，是極陌生、也是極新鮮的。
《追捕》劇照
剛毅沉默的杜丘檢察官，陰謀與愛情交織的情節設置，男女主人公在新宿街頭策馬飛奔的浪漫場景……所有這一切造成的文化衝擊和震撼，使得《追捕》（原片名為《你一定要趟過憤怒的河》）這部在當時的日本僅僅屬於普通動作驚悚類電影的作品，一躍而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高倉健所塑造的硬漢形象，女主人公真由美直白熱烈的示愛方式，乃至以電子合成器製作的主題音樂《杜丘之歌》，不僅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代中國大陸電影人的文化啟蒙，更與鄧麗君的歌曲以及《大西洋底來的人》一道，構成了標記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社會整體轉型的文化符號。
《追捕》海報
作為《追捕》的導演和編劇，佐藤純彌未必會認為那是他本人最引以為豪的作品。事實上，儘管1976年在日本上映的《追捕》在當年取得了2.4億日元的票房，但它在權威的《電影旬報》評選的年度影片排行榜上僅僅位列第18名，很難稱得上出挑。萬人空巷爭睹《追捕》，與其說是傾倒於其內容，倒不如說是國門重開之後，禁閉於真空狀態已有時日的普通文藝愛好者和知識精英面對異域文化帶來的新鮮感以及震撼力，陷入了一種「知覺失能」的特殊狀態。今天看來已經毫無新意的一些細節和劇情，在當時卻仿佛是自另一個世界破門而入，兼有情感認知、生活方式和電影藝術三個維度的啟蒙功用。這也只能是特定的時勢造成的景象。
《追捕》劇照
在1978年和《追捕》一同作為首屆「日本電影周」展映片目在中國大陸上映的，還有另外兩部影片《望鄉》以及《狐狸的故事》（紀錄片）。它們雖然也曾引起過一定關注，但在話題性上從未達到可以和《追捕》相提並論的水平。這主要是因為《追捕》乃是一部標準的商業電影，天然地具有易為大眾所接受和認可的特質：哪怕它還不夠出色。無獨有偶，在1994年最終獲準登陸中國大陸電影市場的第一部好萊塢進口大片，也是一部稱不上十分出色商業電影《亡命天涯》。更為巧合的是，它的題材和《追捕》一樣都屬於犯罪驚悚類。
2005年12月8日，日本東京，導演佐藤純彌（圖 | 視覺中國）
晚年的佐藤純彌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坦言，直到2014年高倉健病逝、中國民間的悼念聲浪回傳至日本，他才真正意識到「《追捕》原來已經成為中國影迷心目中不可磨滅的記憶」「高倉健在中國原來這麼有影響力，受到這麼多人的喜愛」。
對他本人而言，《追捕》走紅於中國的直接結果，是使他獲得了受到中國領導人接見的機會，並得以在1981年執導第一部中日合拍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該片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的紀念影片，匯集了孫道臨、三國連太郎等一時群英，曾榮獲1983年蒙特婁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日本電影學院獎優秀作品獎等諸多獎項。繼該片之後，取材於井上靖同名小說、在中國西北取景、由八一電影製片廠協助製作的《敦煌》，更是使佐藤收穫了個人作品票房和榮譽的最高峰，成為影史留名的一代經典。
《敦煌》劇照
而那段中日電影界頻繁往來、密切合作，中國民間對日本電影和日本文化懷抱仰視姿態的蜜月期，在今天已不可能複製。追本溯源，《追捕》的風行，原本便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籤訂後兩國政治接近的副產品；「《追捕》熱」「杜丘熱」的中心，也只在少數大城市的年輕居民中。這種上有官方引導和默許、中有知識精英階層出頭引領、下有普通電影愛好者追捧的特殊氛圍，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和本土商業電影大潮的興起，特別是電影市場消費主體質地的變化和發聲媒介的日趨多元，勢必發生嬗變，直至最終被雨打風吹去。
而刊登在1982年9月號的《大眾電影》雜誌封面上，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的兩位主演沈冠初和紺野美沙子出鏡的那張兩國演員合照，也就和佐藤純彌在當時的幾部代表作一起，變成了那個黃金時代的縮影。
但作為電影導演和編劇的佐藤純彌，其貢獻遠不止於那部《追捕》，遠不止於他和中國之間的牽絆。
在日本電影圈活躍超過40年的佐藤，有過一個著名的綽號「超大（制）作先生」。他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無不以場景宏大、製作精良而著稱。除去與中國關係頗深的《敦煌》等作品外，佐藤的其他幾部代表作《新幹線大爆破》《人證》《男人們的大和》等在票房和業界反響上都相當不俗。而在來華接替年事已高的中村登導演執導《一盤沒有下完的旗》之前，佐藤純彌剛剛迎來自己的事業巔峰：作品《野性的證明》在1978年上映後一舉拿下了21.8億日元的票房。此前的十多年裡，通過拍攝商業類型的「暴力片」，這位東京大學文學部的高材生已經積累了超過15年的業界經驗，並獲得過1963年日本學院獎最佳新人導演獎的榮譽。
《野性的證明》劇照
「暴力電影」（ヤクザ映畫）或者說「仁俠電影」，是日本特有的一個片種類型，許多活躍於「二戰」後的知名導演都拍攝過這類影片。即使是不懂日語的中國人，也能從片名裡的漢字裡窺見「暴力」「極道」「組織」「襲擊」「組」等種種令人心驚肉跳的字眼。佐藤純彌最初十幾年的電影人生涯，基本上便是在這些字眼裡打轉。
當然，雖說都是拍「暴力電影」，各個導演的風格並不相同。執導過高倉健主演的《網走番外地》系列、紅極一時的「暴力電影」導演石井輝男，其主題風格偏好任俠和怪異；而佐藤純彌的風格則更加接近正統的商業類型片。在熟稔了暴力、警察和幫派械鬥題材之後，以《新幹線大爆破》和《追捕》為轉折，他的電影風格開始重新轉向正統莊嚴敘事。這也使得佐藤逐步被歸入和深作欣二、山本薩夫以及降旗康男相近的導演類型，成為宣揚民族文化精神與男性尊嚴的正統商業電影巨擘。「超大作先生」之名也逐漸廣為人知。
《新幹線大爆破》劇照
日本大製作商業電影，往往有一個相當突出的特點：其製作階段投入的金錢之巨、人力之多、場景之宏大，導致影片本身也具備了一種凜然的氣質。大規模的製作成本令拍攝電影變得猶如指揮一場超大型戰役，「皇國興廢，在此一戰」的莊嚴感與大片氣質，在製片人（總指揮）、導演（監督）乃至每一個演員身上都有所折射。就這一點而言，「超大作先生」佐藤純彌的分量可以和只拍大製作的森谷司郎相提並論；佐藤的代表作《敦煌》《男人的大河》壯美肅殺的氣質，也完全可以和森谷司郎的《八甲田山》《海峽》相媲美。日本電影界曾有雲，「非大製作不能成全森谷司郎」，這句評價同樣也可以套用在佐藤純彌身上。
換句話說，佐藤純彌代表著戰後這一代日本商業電影導演身上一種永遠拼搏的精神，一種永不言敗的鬥志。《追捕》中杜丘的性格特質，也是佐藤本人的寫照。他不像黑澤明那樣懷疑人生，也不像小靜安二郎那樣關注小人物，而是以驚人的鬥志去直面艱苦的「男人的人生」，其個人氣質和代表作的類型可謂高度契合。也正是這種專屬於戰後那一代人的好勝心，支持著佐藤純彌在度過電影生涯的巔峰之後，繼續常留在第一線。
2005年，73歲高齡的他再度以編劇兼導演的身份拍攝了當時日本製作費用最高的電影《男人們的大和》，在投資超過25億日元的情況下收穫了50.9億日元的票房。到了2010年，當佐藤擔綱執導他最後一部大製作電影、動員超過8萬人參與拍攝的歷史大片《櫻田門外之變》時，已是整整77歲高齡。
《櫻田門外之變》劇照
如同去世於片場、工作至生命最後時刻的深作欣二和市川昆，那一代高齡日本電影導演，仿佛普遍抱有「片場即戰場」的執念，一定要將生命的最後時刻留在自己畢生熱愛的工作現場。佐藤純彌亦然。對一個以「戰鬥至死」作為人生信條的老人來說，這大概也是他最滿足的離開世界的方式吧。
（作者為電影導演、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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