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陽國志》
常璩畫像
在10位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中，不乏當代人耳熟能詳的文學巨匠、蜀中才女，可提起「常璩」，也許會令不少年輕人迷惑和好奇，他是誰？相較於司馬相如、陳子昂等，常璩並不那麼為當代人所熟知，但若提起地方史志，常璩和其所著的《華陽國志》，無疑在該領域中有著裡程碑式的意義。
「我們對常璩有兩個方面的評價：一是『方志鼻祖』，他是地方志完整體系的創始人；二是『蜀史巨擘』，更是巴蜀史的功臣。《華陽國志》完整地記載了從開闢以來到東晉初年的巴蜀史事，也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這兩大功勞，讓常璩毫無懸念地入選了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四川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舒大剛這樣說。
常璩的「璩」（qú），有故事！
作為「方志鼻祖」，東晉史學家、地理學家常璩將古代志書中歷史、地理、人物三體相結合，創立了體制完備、內容豐富、記事生動的方志體裁。他所撰《華陽國志》，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為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山川、歷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作為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常璩的歷史功績得到了廣泛傳播。人們在了解他的故事生平的同時，也對他的名字產生了興趣：「璩」應該怎麼發音，它的寓意又是什麼？
璩，讀qú（「渠」音）。其釋義上，一作「耳環」，《說文新附》中載：「璩，環屬。」二為「玉名」，鄒陽《酒賦》裡寫「綃綺為席,犀璩為鎮。」也有解釋說古代玉環稱作璩，很高貴。此外，「璩」還是姓氏。
據考，「璩」姓之先祖為春秋時衛國上大夫蘧伯玉，大家熟悉的成語「螳臂當車」的典故就與他有關。說在春秋時期，魯國有個賢人名叫顏闔（hé），被衛國靈公請去當其太子蒯瞶（kuǎiguì）的老師。顏闔聽說蒯瞶是個有兇德的人，到衛國後，就先去拜訪衛國賢者蘧（qú）伯玉，請教如何教好蒯瞶。
蘧伯玉回答說，「您先來問情況是對的，有好處，但要想用您的才能教好太子是很難達到目的的」。隨後他並進一步說道：「汝不知夫螳蜋（『蜋』同『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意思是：「螳螂鼓起雙臂來阻擋前進的車輪子，它不知道自己是力不勝任的，而是確實認為自己的這種舉動是好的，是有益的。顏闔啊！您的心是好的，但您的作為像螳臂當車一樣，您要戒備啊，慎重呀！」另外，《莊子·天地》也有「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這樣的話。
有資料顯示，「蘧」姓易為「璩」是在唐朝天寶年間。蘧伯玉的後裔傳到27世「秉」，曾任唐朝的光祿大夫，因蒙冤遭參，為避禍將其全家分三姓各自逃亡，即易「蘧」姓為「璩」「瞿」和「渠」，音同字異，仍為一家。而「璩」字是「蘧」字去草頭，去走之，意在願後人不做官、不坐車，做布衣平民，耕讀傳家；加王旁(古漢語稱王字旁為玉旁)，意為不忘先祖「伯玉」。因此「璩」姓自唐至今。
還有說「琚」姓演變自「蘧」「璩」。但關於這個演變，目前有說法是因為受漢字簡化誤導，比如「據」的簡體字是「據」，「劇」的簡體字「劇」，所以「璩」的簡體字被認為是「琚」。「琚」讀音為「jū（居）」，解釋為古人佩戴的一種玉。
常璩他老人家早就發現重慶人耿直成都人文雅
漫步文化氣息濃厚的街子古鎮，走到江城街的盡頭，就能看到氣勢宏大、風格清雅的華陽國志館。該館以紀念常璩為文化主題，全面展示了《華陽國志》中所記載的古蜀風流人物、史志典故、民風民俗、自然山川等內涵豐富的內容。
在中華數千年的歷史中，地方史志數量不可枚舉，但大多都流行一時，便湮沒在歲月變遷中。惟有《華陽國志》，流轉千年生命不息，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
《華陽國志》在體裁上將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實為地方志上的一個創舉。「此前的地方志，要麼注重歷史，要麼只寫地理位置，或者只講地方人物。而常璩有意識地借鑑了三種史書的長處融為一體，巧妙地將地理、歷史、人文、物產乃至科技結合起來，所以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四川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舒大剛解釋道。
此外，只注重過分誇張該地域的優越性，沒有「照顧」外鄉人的情緒，也不顧及該地域當時在全國的地位，是當時地方志的「通病」。因此，不少地方志只流行於本地區，出了當地便沒有了價值。「但《華陽國志》不僅本地人喜歡，外地人一樣喜歡，因為其很公正。常璩在寫這本書時，正是蜀人於朝政中被排擠時，但他寫書不只是為了爭一口氣，而是秉承實事求是的態度，沒有過分誇大巴蜀之地。」
舒大剛還介紹說，《華陽國志》中提到的巴和蜀的文化取向，基本上也符合了歷史發展。「書裡寫巴地的人『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說他們比較耿直，愛打抱不平；講蜀地『多文士、好文雅』，總結稱『巴有將，蜀有相』。放到當下來看都非常符合地域特徵，可以說冥冥之中預見巴文化和蜀文化的歷史走向。」
生於蜀中大族注重歷史是家族傳統
常璩，字道將，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西晉末年，常璩出生於蜀地的江原常氏，其為蜀中大族，本就是文化世家、「文獻故家」。因此常氏族人大多研究學藝、擅文文辭、喜愛撰寫文章。
「常璩是一個很豐富的人，《華陽國志》背後也有很豐富的故事。包括常氏家族，常璩所處的時代都非常有故事。」舒大剛介紹到，常璩的從祖常寬，也是博學多聞，著有《典言》、《蜀後志》和《後賢傳》。「常寬熟讀儒家經典，尤其對《易經》非常了解，同時也是對地方史有成就的人物。」也許是從小受族人耳濡目染，得其叔祖父常寬《易》學、史學之真傳。若干年後常璩寫出了《華陽國志》，似乎也印證了常氏家族注重歷史的傳統。
能生於蜀中大族，是常璩之幸；但處於亂世，常璩也經歷了戰亂之苦。公元301年（西晉永寧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義，當地士族紛紛舉家遷往他鄉。常氏家族以常寬為首，跟隨杜弢等人遷徙到荊湘一帶。常璩當時年幼，因家境貧困，沒能遷徙只得留在本地，改為依附青城人範長生。公元304年（西晉永興元年），李雄建立成漢政權，以範長生為丞相。
於是，在範長生的保護下，常璩得以讀書受教，大量閱讀先世遺留下來的書籍，並在之後進入了政權中心。常璩這一支血脈，也因此逐漸強大起來。公元333年（成漢玉衡二十三年），李雄派遣李壽奪取寧州，招還流民，於是其從祖常寬等人也回歸蜀地。此時常璩已四十歲，剛回歸蜀地的族人都來依附他。「可以說，常璩其對家族及其家族文化的保護、延續，也有很大功勞。」舒大剛還談到，從常璩和常氏家族故事中，也能看出比較典型的巴蜀文化，就是不以富貴傳家，而以詩書、文化傳家。「在古代，巴蜀的家族文化很有成就和借鑑意義。好好挖掘下常氏家族，對重新認識我們的巴蜀家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好處。」
處於東晉亂世為「順應大勢」之人
在成漢的政權下，蜀中也度過了一段寧靜的時光，常璩也曾享受過安定的生活。但好景不長，公元347年（東晉永和三年），東晉大將桓溫伐蜀，軍至成都，縱火燒成都城的城門。是戰？是降？當時人們在慌亂之下，意志不復堅定。在此危難之際，常璩與中書監王嘏等人勸當時成漢政權的執政者李勢投降，歸順東晉。
舒大剛分析到，雖然當時在成漢政權的統治下，蜀中人民的生活還過得去，但又如何能與東晉政權相抗衡。若奮起反擊，也只能落個「玉石俱焚」的下場。「從這個意義上，常璩又對維護祖國的統一，使蜀地免去生靈戰火之苦、善良民眾的無妄之災，也做出了貢獻。」在成漢滅亡後，桓溫在蜀地舉任賢能，器重常璩。此後，常璩又依照形勢前往東晉的都城建康。
談及此處，舒大剛也不免感慨到，常璩其人見識的不簡單。能在數次政權更迭中生存下來，並能順應大勢作出重要而正確的判斷，這並非易事。「這個人顧大體、識大局。在從祖常寬舉家遷往他鄉時，他選擇留在蜀地，之後逐漸壯大成為了家族的依靠；東晉大軍兵臨城下之時，他選擇順應時勢、保存生命，這一點也很難得。」
在亂世之中能自保其身，這是一種不可否認的智慧。而在入晉之後，東晉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輕視蜀人，常璩便專注於修史，更利用中央王朝優厚的條件和豐富的史籍典藏來補充、訂正其研究。正因如此，後來才有《華陽國志》的誕生。「常璩見識的不簡單，不光體現在他人生的故事上，也體現在了其寫作之中。」舒大剛總結道。
常璩為何要寫《華陽國志》？
「中國地方志中一顆耀眼的明珠，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之一。」在英國學者李約瑟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不吝讚美之詞，誇讚一本地方志，正是堪稱「方志鼻祖」「輿地功臣」的《華陽國志》，它不僅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更為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山川、歷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常璩為何要寫《華陽國志》？事實上，常璩在書寫《華陽國志》時，正逢人生失意。因為他歸順東晉政權後，東晉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輕視蜀人。當時，常璩已年老，又在朝堂中頗受歧視，便不再在仕途中追求進取，只一心專注於史學。最終，他歷經六年的歲月沉澱，著成《華陽國志》。
巴蜀需要一本完整的史書
「《華陽國志》的誕生，有著主觀、客觀上兩種因素的促成。」四川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舒大剛說道。從客觀上來講，巴蜀本就是中華歷史中的重要存在，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文化區域，有記錄、保護、傳承下去的必要。但是在中原的正史中，對巴蜀一帶的記錄很少。尤其在「二十四史」之首《史記》中，對巴蜀的歷史記載寥寥無幾，包括巴蜀上古時期如何傳承都是缺失的，甚至對「李冰治水」的記載，也有混亂之處。
蜀中不乏有識之士，從司馬相如到揚雄等，靠自身的力量在補寫巴蜀史。但巴蜀對歷史文化的記載本就帶有誇張性、浪漫性，記入歷史讓人覺得不可信。同時自東漢以來，注重各地先賢、鄉賢的記載，在巴蜀也產生此類文獻達20多種。「將紛雜的地方史書統一起來，著成一部完整的巴蜀史書，這是客觀的需要。」
常璩出生於文化世家，家族中本就有注重歷史的傳統。但在入晉為臣後，雖是他促成了成漢政權歸順東晉，但畢竟是前朝舊臣，為「亡國之人」。此外，蜀中這批大臣都不被當朝重視，而是受到冷落、排擠。在此情境下，常璩不免心情鬱悶，開始專注於修史。
巴蜀需要張揚自己的文化
「巴蜀人有一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你看不起我巴蜀人，我就把巴蜀的歷史、風土人情、鄉賢志士展現出來，讓東晉的人看看。」舒大剛表示，雖然從政之路多遭挫折，但常璩並不怨天尤人、不氣餒，而是埋下頭來認真寫史書。大致寫了六年的時間，一部十二卷約十一萬字的《華陽國志》終於由他之手問世。「常璩寫《華陽國志》，是有著張揚巴蜀文化意味的。」
在《華陽國志》中，常璩將古代志書中歷史、地理、人物三體相結合，創立了體制完備、內容豐富、記事生動的方志體裁，堪稱「方志鼻祖」「輿地功臣」。此書綜合繼承了西漢以來八家「蜀紀」、歷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獻，完整構建了北起漢中（今屬陝西）、南到南中（今屬雲南）、東到湘西鄂西、西至康藏甘青的廣袤區域內，上起遠古、下迄晉室的地理人文歷史體系，為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山川、歷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時稱「蜀史」，被譽為「地域淵藪」「巴蜀良史」。《華陽國志》歷來受到學者的高度評價和推崇，範曄的《後漢書》、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酈道元的《水經注》、唐初編修的《晉書》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等，大量取材於《華陽國志》。
那麼，常璩為何將這本書取名為《華陽國志》，而非《巴蜀志》？舒大剛談到，這一點上也體現了常璩開放包容的心態，以及難能可貴的國家觀。《華陽國志》所記地區為《尚書·禹貢》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南而得名為「華陽」。「如果書取名為《巴蜀志》，就像把巴蜀當成了獨立的王國。而取名《華陽國志》，則把巴蜀納入了天下九州之中，寫的是中國歷史中的巴蜀文化。」
李雨心 荀超 來源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