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陳紅民 肖如平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陳紅民 肖如平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2009年7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解禁了蔣介石最後一批日記，時間為1956年至1972年。至此，蔣介石從1918至1972年長達54年的日記全部對公眾開放，供研究者查閱（獨缺1924年的日記，原因不詳）。據楊天石教授研究，蔣介石大約從1915年起寫日記，除最初幾年的日記在戰爭中丟失外，其餘全部保存下來。這批日記經蔣介石家屬同意，從2006年起分四批逐步對公眾開放。
閱讀過蔣介石日記的中外學者已經著文披露過不少內容，但多側重先期開放的其1950年前在大陸時期的日記。蔣介石退到臺灣後，環境、格局與在大陸時大不相同，尤其是人到晚年，年老體衰，心境、格局又有很大變化。他那時關心些什麼、想法如何？解讀蔣介石最後的日記，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我們既可以看到一個長期佔據權力核心的威權統治者晚年更強的權力欲，對人對事的猜忌狐疑與反覆多變，也可以看到一個老者被諸病纏身的痛苦，對家庭與親情的渴望，對自己後事的安排等。這些，對評價蔣的一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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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1972年停寫日記
現存蔣介石最後一天的日記寫於1972年7月21日，全文如下：
雪恥。今日體力疲倦益甚，心神時覺不支。下午，安國來訪，後與經兒車遊山下一匝。
「雪恥」二字，是蔣介石自1928年5月日本出兵濟南屠殺中國軍民、阻止其「北伐」後每天日記必首先寫下以勵志的兩個字，48年未曾改變，這應該是一個奇觀。「安國」是蔣好友戴季陶之子，「經兒」是指蔣經國。1972年寫這篇日記時，蔣介石已是85歲高齡的老人，離其1975年4月病逝不到三年。
蔣介石
蔣介石從1915年開始寫日記，無論外在環境如何緊張，事務多麼繁忙，每日不綴，甚至在身體生病時也勉力支撐。偶爾漏記，也會補上。除逐日記載外，周末、月末還要寫「上星期反省錄」、「上月反省錄」，全年還有「反省錄」。這個習慣堅持了57年，寫日記已經成為其日常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僅此一點，即可見其毅力確實有過人之處。為何他在1972年停止了這長達57年的習慣呢？
答案很簡單，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寫字了。
1969年9月，蔣介石遇到一次車禍，蔣在日記中記載如下：「與妻乘車巡視市區，不料回程至村頭時已黃昏，忽爾座車與前導車相撞，當時妻已暈倒，餘則口鼻撞破出血甚多，妻傷勢較重也。」（《蔣介石日記》1969年9月16日，原件藏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以下引均出此處，只寫《日記》與日期。）雖未造成嚴重的損傷，但蔣介石身體大受影響，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晚年的蔣介石經過前列腺手術後留有挺嚴重的後遺症，還有心臟病，體檢後醫生數次建議其停止一切對外活動「靜養」，多臥床休息。1970年起，蔣日記中已有「病不能記事」（《日記》1970年6月1—7日）、「此次大病之中以元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間最為險惡沉重，餘心神沉迷昏暈毫無知覺至今。餘起身解手，此身體僵硬為木棍，必須有二人護持推拉也」等記載（《日記》1971年7月31日（9月8日補記））。1972年起，蔣介石經常要臥床治療，導致肌肉萎縮，尤其是手肌萎縮，幾不能寫字。蔣在日記中多次僅寫：「手抖不能記事」幾個字。（《日記》，1972年4月13日、4月25日、5月2日）或「本日病痛，不能記事。」（《日記》，1972年4月30日）蔣介石真是在無法寫的情況下，才不寫日記的。其最後一天日記中「體力疲倦益甚，心神時覺不支」的字句也可證明。
在形式上，晚年日記也有大變化。1960年代中期之前，蔣介石通常會寫一滿頁的日記，有時還會寫得太多而放在邊款空處。內容也相當豐富，包括「雪恥」、勵志性的「名人名言」、讀書心得、時局觀感、預計要做的事情、日常記事、對人對事的評論等。而其最後幾年的日記，內容基本上只有最重要的記事，已經有時斷時續現象，字數越來越少，有一天甚至只寫了「雪恥」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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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日記
蔣介石1972年第一天的日記如下：
上午，經、緯兩兒及武、勇來拜年。十一時在中山堂團拜，讀文告後照相，正午見軍中英雄與政軍成績最優人員。今日病況如常，但精神甚佳也。
短短的日記，包含四個內容：每年元旦、春節、中秋等節日及蔣介石、宋美齡生日，蔣經國、蔣緯國通常會率全家去向蔣介石拜年與慶賀，這是「家規」。孫輩長大成婚後，也單獨來向蔣介石拜年。蔣介石晚年對孫輩頗為寵愛，頗得「含飴弄孫」之樂，蔣在日記中常有與孫輩遊玩嬉戲之記載，蔣經國的兩個兒子孝武、孝勇更是常伴祖父度過寂寞晚年。他的日記中有「上午武孫來侍膳。……晚緯兒、剛孫來侍膳。（《日記》，1972年6月11日）、「午膳、夜膳，勇孫皆來侍膳，不覺寂寞。」（《日記》，1972年6月12日）「剛孫」是指蔣緯國之子蔣孝剛。
蔣介石日記手稿
雖然醫生已經囑咐蔣介石不能外出活動，但有些場面上的「例行公事」，他即使再痛苦也要勉力參加，尤其是在外界對其健康狀況有種種猜測時，每一次「出場」都有特殊作用。這是長期抱著權力不放的威權統治者晚年的痛苦之處。元旦上午，在陽明山中山堂與臺灣黨政要員團拜、照相也是蔣的「保留節目」，1950、1960年代，蔣介石對每年的「元旦文告」相當重視，常常親自修改，而現在只能是照本宣科了。蔣介石控制軍隊的方式有多種，如時常巡視軍隊、兼任各類軍官學校的校長等。元旦接見「軍中英雄」與其共進午餐也是手法之一。這次可能只是象徵性地見了面，而沒有一起吃飯。
在新年的第一天就寫生病事，應該是大忌。但蔣諸病纏身，每況愈下，能維持「病況如常」，已經不錯，何況「精神甚佳」，故蔣也當好事記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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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尼克森、田中角榮訪問北京的抱怨
蔣介石在臺灣的統治較為穩固，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的支持與保護。蔣介石幻想與美國「平等合作」，甚至能利用美國，但其實臺灣只是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一顆棋子而已，它從來不會因蔣介石的感受而改變政策。美國是臺灣時代蔣介石屢受「挫傷」卻又離不開的最重要靠山，故他的日記中充滿著對美國的抱怨與謾罵。1972年，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尼克森總統決定訪問北京，這是繼前一年被逐出聯合國後臺灣所受的更大的打擊。尼克森曾是蔣介石的好朋友，1953年、1956年兩次以副總統身份訪問臺灣，是訪問過臺灣地位最高的美國人，力挺蔣介石。據說尼克森競選總統時，臺灣出巨資協助過。
1月5日，蔣介石記道：
與經兒在車上談尼函覆信方式與內容要點,決不提其往北平字樣，乃以提醒其慎重行之。
1月11日，蔣介石記道：
上午，經兒來告賈來克昨日見他，問尼克生將來從北平回來後中美兩國是否要最高層會議，經即予以復絕，並告賈，匪、我決無和談之可能，否則等於自殺答之。其意與我完全相同也，而賈則甚驚也。
尼克森到北京前，曾派代表到臺北做些禮節性通報，蔣經國與其會談並將結果告訴其父。屢遭挫折的蔣介石已經無力再譴責美國「背信棄義」，只能「提醒其慎重行之」。當然，尼克森並不為之所動，仍如期訪問北京。2月下旬，蔣介石對尼克森在北京的行程十分重視，幾乎是逐天聽報告，記在日記中：
聽取經兒報告。觀察尼醜訪問匪區情形，毛賊未在機場親迎，其接待情形冷落。下午尼醜帶季辛吉往訪毛賊約談一小時，而未有羅吉斯，是其形同偷訪。據其發表新聞所謂「認真而坦白」者也。（《日記》，1972年2月22日）
上午，省察尼與毛匪會談，與匪方廣播對尼「雙方不放棄其原則」之宴會答詞並略而不載。（《日記》，1972年2月23日）
尼、周會談可以想到者，第一為臺灣問題，第二為越南問題，第三為蘇俄問題，第四為中東以阿問題，第五為一般問題，所謂裁軍問題，第六為結論。本日所思考的為尼周會談情形。（《日記》，1972年2月24日）
尼醜訪北平匪區今日最後一日，其遊紫金城後仍與周匪談三小時，尼、周在晚宴會所是一套舊話，並未有一點內容。（《日記》，1972年2月25日）
匪、美公報在上海發表，其內容皆由共匪一方面的一面之詞，美尼不敢提其所應有之立場，對我「中華民國」皆以「臺灣」代之，尼醜之無恥極矣。（《日記》，1972年2月27日）
閱尼醜與周匪所發表之「聯合公報」不勝憤慨，此為尼醜手出賣我政府既定之方針，亦為其槍下屈服之一舉，無恥已極。（《日記》，1972年2月28日）
臺灣歷次對美國交涉多以「受挫」收場，而過程大致是「三步曲」：先是臺灣向美國提出意願，阻止各種對臺灣不利的情形發生。繼而在交涉過程中，美國根本無視臺灣的要求，蔣介石便會大罵美國「背信棄義」、「帝國主義本性不改」等。最後面對敗局，蔣介石又會強調「處變不驚」，「求人不如求自己」。蔣介石面對尼克森訪問北京，大致上也是如此。日記中更惱羞成怒地以「尼醜」貶稱尼克森，洩其心中怒氣。3月初，蔣針對尼克森訪華後的局勢，結合「歷史教訓」，寫出四點「反省」：
1、大陸以依賴外援而淪陷，駐臺以「經援」斷絕而圖強，於是經濟反得獨立自足。
2、美國今日在臺灣之「軍援」實為有名無實，只保有其機構而已，切勿存以「聯防協定」之存否為基地強弱之決斷。
3、吾人再不可以外援聯防為依據，重蹈大陸時期之覆轍。
4、建立獨立自主之心理。（《日記》，1972年3月4日「上星期反省錄」）
尼克森訪北京，對臺灣社會的震動極大。國民黨召開中央全會商討因應之策，蔣介石抱病出席主持，並親自修改演講稿，「指示外交之不可依賴，應求之於己為立國之道。」（《日記》，1972年3月6日）
蔣介石對尼克森北京「破冰之旅」行程的觀察，特別注意他與北京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其中有許多臆想與誇大的成分。如蔣從毛澤東未到機場迎接，便推測「接待情形冷落」；從尼克森與毛澤東會談時只帶基辛格而未帶國務卿羅傑斯，便說是「形同偷訪」等等。可窺見其內心仍是盼望中美間仍有大矛盾，能為其所用。
尼克森訪華
1972年是臺灣「外交大潰敗」的一年，尼克森訪華之後，臺灣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也發生巨變，與蔣介石交情甚好的首相佐滕榮作下臺，田中角榮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併組閣。蔣對此十分關注，最初曾判斷認為「田中對外交尚慎重也。」（《日記》，1972年7月7日）但很快就發現事情不妙，田中角榮確定要訪問北京，實現日中關係正常化。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也有記載：
下午，與經兒車遊，談日本與匪共問題，此時惟有盡其在已也。（《日記》，1972年7月16日）
經國與日本大使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又說士可殺不可辱。上午審閱國際情報，下午與經兒談日本外交與埃及驅逐俄顧問事，此乃國際前途一大變化也。（《日記》，1972年7月19日）
上午，假眠後審閱情報，並核定中日關係，闡明我嚴正立場。下午，假眠後與妻車遊山下一匝。心緒煩悶，大丈夫能屈能伸。（《日記》，1972年7月20日）
在蔣介石停止寫日記的前幾天，他最關心的就是日本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改善，但他確實知道無法扭轉大勢，故只能用「惟有盡其在己」、「大丈夫能屈能伸」等來表達無可奈何。這年九月，田中角榮訪問北京，中日關係實現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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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總統」
1972年，是臺灣選舉「總統」的年份。根據「憲法」，「總統」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任期六年，最多可連任一次。蔣介石1948年出任「第一屆總統」後，最多只能做到1960年。但國民黨政權退到臺灣後，蔣介石完全操控政治，玩弄「憲法」，篡改規則，在1960年不顧反對強弓硬上當了「第三屆總統」。之後，又在1966年「連任」。1972年時，蔣已經85歲，卻根本不想讓權。每逢「大選」之年，蔣的日記中總會有大量記載，其中不乏想「卸任」，「另選賢能」之類的自我標榜，但實際上卻霸著權位不放，沒有任何「交權」動作，且形成了終生獨霸「總統」權位的趨勢。關於1972年的「大選」，蔣介石也早在運籌帷幄之中。
1970年5月，距下次「大選」尚有近兩年時間，蔣介石即在日記中寫道：
近來研究下任總統，決心辭去，尤以上周檢查體力衰弱現象後為然。惟繼任人選甚難選擇其適當之提名者，以今後光復大陸事業將更艱巨，非有特出之才德者，不能為國人所信服耳。所謂以天下得人難也。（《日記》1971年5月19日）
這段表述非常有代表性。他一面說決心不當「總統」，另一面又說「繼任人」難選，慨嘆「天下得人難也。」事實上，他霸著最高權力，大搞「個人崇拜」，怎麼可能會有人才出來？當年「副總統」陳誠軍政資歷豐滿、政績斐然、民眾口碑也相當不錯，胡適等人明確提出要蔣在「任滿」後「讓位」給陳誠，蔣斷然拒絕，且處處防範陳誠，致其鬱鬱而終。
在臺灣每次「大選」前，臺灣當局都會煽動輿論，鋪天蓋地地營造「擁戴蔣總統連任」的「民意」。有些投機鑽營者不免投其所好，早早地向蔣介石「勸進」。1970年，擔任「國策顧問」的國民黨前高級將領薛嶽在距「大選」尚有兩年時即向蔣介石進言，「擁戴」其再任「總統」。蔣十分不肖薛嶽之所為：
薛嶽以為我再想競選總統，用嘗以惟有我再任總統為言。彼誠老舊軍閥之觀念，以度我心也。殊不知我之心事在如何擺脫此一重負，以早日光復大陸為念也。（《日記》，1971年5月7日）
薛嶽等人拍馬屁拍到馬蹄上，自取其辱。如單看這段日記，真會覺得蔣風格挺「高尚」，日夜在思考如何不做「總統」，還怒斥「勸進」的人是「軍閥觀念」，以小人之心來度他。但實際上蔣此際只是「偽崇高」，是要營造一種他身體不好，根本無心再做，但無人可繼任，自己「連任」只是「為國為民」勉為其難的一種犧牲的公眾印象。用「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來形容是難聽點，但確有幾分相像。蔣的手法並不高明，當年袁世凱搞帝制，也是在文武百官的一再「擁戴」之下，才當皇帝的。
選舉時間臨近，蔣介石的口氣慢慢轉變，1971年年底的日記中，謀求「連任」的心跡日益明顯：
明年為大選之年，為個人進退，為國家安危，關鍵最大。公私利害，生死存亡，應皆為公為國也。（《日記》，1971年11月8日）
今後打破尼醜險惡陰謀之道：第一、接受連任下屆總統，團結內部；第二、加強軍事與國防科技，力求獨立自保而已。（《日記》，1971年12月1日）
本日回臺北，下午身體略佳。近日常思明年大選對於年齡體力皆應乘機退休。但當此國難嚴重，敵勢重壓，如告退休，國脈民命無法保存何？（《日記》，1971年12月20日）
蔣介石此刻給自己「連任」找的理由是：在「對美國外交」受重大挫折後，臺灣形勢嚴重，「敵勢重壓」，他只有「連任」才能打破尼克森的陰謀，「團結內部」，否則，「國脈民命」將無法保存。這其實只是個由頭而已，他以前幾次「連任」時說要「反攻大陸」、「完成復國大業」，均未兌現。
然而，在公開場合下蔣卻又推說自己年老體衰，不願再選「總統」。甚至在1972年2月「國民代表大會」開幕式上致辭時，他談到自己的出處，「非常謙恭」地向代表們表示：
中正自許身國民革命已六十餘年，與我代表同仁竭其苦心毅力，以維護民主憲政，亦已二十有五年。顧終以世局多騫，尚未能使中興大業提前完成。中正雖許國之心有餘，而忝承之疚已久！務期大會另選賢能，繼此職責。（陳紅民等著：《蔣介石的後半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98頁）
蔣介石此番話，只是冠冕堂皇的「客套」。他長期獨攬大權不放，根本沒有任何「交出」職位的意思與安排。至3月6日國民黨中央會議推出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他在日記裡明確表示要「連任」：
尼醜必欲出賣我中華民國於共匪，如我不接受總統候選人，則再無他法以抗其狡計，則乃不忠於國家，雖年老力衰，亦不敢推辭，願為國犧牲也。（《日記》，1972年3月11日）
因蔣介石執意要選，無人敢與其爭，以前被國民黨稱為「友黨」的兩個小夥計青年黨與民社黨還會推出人來陪選，這次卻完全放棄，成為蔣一人出選的「獨角戲」。所以在3月21日「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時，蔣介石以高票「當選」。他當日記道：
今日國民代表大會大選總統，大選揭曉，出席者1316，得票1308，得票比率為百分之九十九點三。此乃天賦之磨練，最艱苦之重任，對內為剿毛復國，對外為雪恥報仇。自感年老力衰亦不得不順受其職也。（《日記》，1972年3月21日）
兩天之後，當王雲五等人當面向蔣介石報告選舉結果時，蔣自述「心緒沉重，甚以能否完成此一任務為念。」懷疑自己不能完成職務賦予的任務，是其理智的一面，但理智終歸敵不過他的權力欲與私心。在蔣介石的記述中，經常出現「公」「國」這樣的名詞，似乎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出於「為公」「為國」的「使命感」，甚至是一種犧牲。這是長期壟斷權力的威權者一個共有的思維特徵，他已經誤將「私」認為「公」，誤將「家」當作「國」，公私不分，化公為私了。
5月20日，蔣介石宣誓就任「第五屆總統」。典禮完成後，他記道：
上午，舉行第五任總統就職典禮，朗誦文告，氣壯聲宏出乎意料外，其他行動如常，惟缺一點宣誓時未舉右手為歉。（《日記》，1972年5月20日）
這段日記，可見病重體衰的蔣對自己的表現十分在意，他高聲宣讀誓詞，「出乎意外」一詞不知是旁人意外，還是他自己意外，抑或兩者均有之。但是，「宣誓時未舉右手」應該是相當嚴重的失誤。從其事後自省看，並非有意為之。蔣已經是第五次做相同的宣誓，其他大場面經歷也不少，當時肯定不是緊張，而是「老糊塗了」導致忘事。宣誓須舉手以示莊重是最基本的要求，哪有不舉手的宣誓？此事若發生在別人身上，蔣一定痛加責罵。但發生在他身上，在場主持宣誓、監誓的卻無人敢提醒一下。威權主義者的強勢，常可將制度與規定踩在腳下，制度和規定是他們制定了來限制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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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蔣經國「交班」
蔣介石所以年邁體衰仍佔著「總統」寶座，很大的原因是要為其子蔣經國「保駕護航」。
蔣介石長期栽培蔣經國。他認為幹部不得力，無人可用是其失去大陸的重要原因，到臺灣後尤為注重對蔣經國的培養， 1960年代中期陳誠過世之後，蔣介石更刻意扶植蔣經國，向其「交班」的趨勢日漸顯露。蔣經國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常委」，1965年起出任「國防部長」，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黨政歷練漸趨完備。蔣介石選擇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是財經專長，性情溫和，權力欲不強，明顯是個過渡性人物。1971年，蔣介石體檢結果不好，腦動脈血管硬化，他擔心自己一病不起，傳子計劃不能順利實行，終於用「遺囑」的形式留下讓蔣經國「接班」的政治交待。畢竟，父傳子繼的傳統權力傳承方式在20世紀被多所詬病，蔣雖稍有所顧忌，但仍行之。對此，他寫道:
審閱檢查身體報告書，腦動脈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覺亦有所病也。如醫藥與休息無效，則國家後事應預作安排。經國乃可繼此復國任務，惟其為我父子關係，不願有此遺囑，但其能力為靜波（嚴家淦字，時為「副總統」——引者注）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則於公於私皆有益，望我黨政軍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復大陸之共同使命也。（《日記》，1971年6月9日）
12月23日，蔣介石再次留下了遺囑：
今後政府組織：一、以家淦繼任總統。二、以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三、黨務應集體領導。
6月的遺囑中，只要求蔣經國任「行政院長」，而年底的這份遺囑中，卻要他再「兼三軍總指揮」，再加上「黨務」集體領導一條，蔣經國將執掌軍政實權，而嚴家淦只得「總統」虛名。這是蔣介石的如意的政治安排。
進入1972年，蔣介石日記中充滿著對蔣經國的「憐愛」與信任。從日記內容涉及蔣經國的表現為幾個方面：
1、對蔣經國日記的審閱。自1937年蔣經國從蘇聯返回後，蔣介石即要求其寫日記，更時常要其交來審閱批註，以了解其行為與品德修養，並時加批註指導。到晚年，閱讀經國日記已成為蔣介石的重要工作。如：
日間看經兒去年日記，精神為之一振，此而可繼我事業，完成革命也。（《日記》，1972年1月25日）
看經兒去年日記，彼之環境冤屈，幸能立志自勵，前途大有可望。餘年老多病，愧對國事無大貢獻耳。（《日記》，1972年1月27日）
看經兒去年日記有益。（《日記》，1972年1月29日）
看經兒去年日記解悶。（《日記》，1972年2月1日）
看經兒去年6、7月日記，心甚安樂，可以繼承我志也。（《日記》，1972年2月8日）
閱經兒去年八、九月日記，心緒煩悶。但經兒志氣強盛，毫無氣餒之意，引以為慰。（《日記》，1972年2月11日）
經國日記今日全部閱畢，悲喜交集。悲者悲其多憂多愁，有損其身體，喜者喜其智能充裕，志氣堅強，足以繼承我事業也。（《日記》，1972年2月13日）
重審經兒日記，加以批示。彼說「成敗之分在於絲毫之間」。此言與我平時經驗，實獲我心也。我又為「存亡之分由於一念之間」也。（《日記》，1972年2月14日）
蔣介石對經國的日記一讀再讀，越讀越愛，對經國不吝讚美之詞，認為其「能立志自勵，前途大有可望」、「志氣強盛，毫無氣餒之意」、「實獲我心也」等，甚至用讀經國的日記來「解悶」。而最大的結論，就是蔣經國可以繼承其志向與事業也。
2、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蔣介石在1971年寫的遺囑中，蔣經國將通過任「行政院長」來控制臺灣實權。1972年蔣介石第五次擔任「總統」後，便認為時不我待，將原定在死後的計劃提前實施。3月下旬，蔣介石日記裡頻有與蔣經國、嚴家淦等人「研討改組政府人事問題」的記載，其中對嚴家淦頗多不滿之辭，如「靜波量小器狹，不能容剛強有為之人，如何能望其革新建國也？」（《日記》，1972年4月3日）「甚以嚴（家淦）、黃（少谷）二人無原則，不能當大難為憂。」（《日記》，1972年4月15日）有意思的是，蔣介石一面仍選擇嚴家淦擔任「副總統」，一面卻如此貶低他，其主要目的，是要嚴讓出所兼的「行政院長」。果然，在隨後的國民黨會議上通過蔣經國任「行政院長」，臺灣的「立法院」4月26日實施對蔣經國任職的同意權，蔣介石對此有詳細的記載：蔣經國獲得381票，得票率為93.4%，有27人反對。他對投反對票者耿耿於懷,說「此乃對本黨反對之死硬派也。」兩天後，蔣經國宣誓就職，蔣介石倍感欣慰，寫道：
經兒已任行政院長，必使先慈在天之靈得到安慰。（《日記》，1972年4月28日）
蔣介石完全將經國當「行政院長」視為自家光宗耀祖之事，足以告慰自幼喜愛經國的母親王採玉的在天之靈。實際上，最高興的應該是他，因為「傳子計劃」終得落實。
3、對蔣經國的依賴與關心。1950年代初期，蔣經國就發現有糖尿病，蔣介石十分擔憂兒子的健康，時常流露出憐惜。進入晚年後，經國不僅是其事業上的接班人，也是其感情上的重要支柱，經國幾乎每日來陪伴。蔣介石將「大業」交給他，卻又不忍有病在身的兒子太勞累。「經兒飛金門巡視，囑其多駐幾日，以資休養。但覺心甚冷落，作伴無人也」。（《日記》，1972年2月16日）一方面想讓兒子在外地多休息，另一面卻又因兒子不在身邊而感冷落，矛盾之情，躍然紙上。5月1日是蔣經國62歲生日，蔣介石「正午設家宴祝壽」。父為子祝壽，可見對兒子的倚重。蔣還有一篇日記：
今晨經兒飛臺中，往省政府新舊任主席監交典禮，以氣候不佳，乃令其乘車回來。（《日記》，1972年6月6日）
恐怕兒子乘飛機從臺中飛臺北時意外，命令其改乘車返回。蔣介石對經國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最後的日記中有將自己全部日記全部託付給蔣經國的記載：「經兒來談時局，對我日記處理事項，經兒對政治與事局早已成熟，其有時還高於我為慰。」（《日記》，1972年7月12日）蔣介石生前對日記相當重視，時常隨身攜帶，隨時閱讀。不知他最後交給蔣經國時，有何感想，有何囑咐？是否有在30多年後公開的打算？（蔣介石日記後由蔣經國傳給其子蔣孝勇，後由蔣孝勇先生夫人蔣方智怡女士交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保管，2006年起分批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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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與日常生活
蔣介石晚年生活中的一個娛樂活動是看電影，從1950年後期起的日記裡，有不少關於看的電影的記載，通常是晚飯後放映一部電影，有國語片，也有不少好萊塢的電影，還有戲劇片（多是京劇片，蔣仍稱其為「平劇」）。蔣從來不記所看電影的名字，有時會在日記中對影片有「好看」、「乏味」之類的簡單評語。受傷之後，日記中關於看電影的記載幾乎絕跡，可能與其身體狀況變差，不能久坐有關。但是，他在1972年7月突然又恢復看電影，在7月1日、2日、3日、5日、10日、13日都有「晚觀影劇」的記載。
蔣介石很早就養成了一個特殊的習慣，在傍晚時坐車出遊，在車上消遣休息或思考問題。通常情況下，是蔣經國、宋美齡或孫輩陪其坐車。車遊的線路是臺北市區或陽明山區，車遊市區時，他會觀察市容市貌，藉以觀察社會。雖在車遊時遭遇車禍，卻未改變他的習慣，堅持不斷。如「今日病狀左腳邊痛疼擴大為苦，與妻車遊市區消遣一小時」。（《日記》，1972年1月17日）「與經兒乘車遊山一匝消遣。」（《日記》，1972年1月17日）在其最後的兩天日記中，仍有抱病車遊的記載：「下午假眠後，與妻車遊山下一匝，心緒煩悶。」（《日記》，1972年7月20日）「下午，安國來訪後與經兒車遊山下一匝。」（《日記》，1972年7月21日）。因為蔣需養病，精力有限，車遊成為他與蔣經國交流思想與情況的重要時間，許多重大決定也是在車遊時做出的。如前文提到他授意蔣經國如何應付尼克森訪問北京事件、關於召開「國民大會」等。再如：
與經兒車遊山上，研討改組政府人事問題。（《日記》，1972年3月27日）
與經兒車遊市區，商談政府事。（《日記》，1972年4月1日）
閱經兒所呈改組行政院所屬人事後，與經兒視察埔裡，車上談心，甚以嚴（家淦）、黃（少谷）二人無原則不能當大難為憂也。（《日記》，1972年4月15日）
上午召見（沈）昌煥，疲倦不堪，以數日來水療過度，體力幾乎不支。與經兒車遊山下一匝，暢談政務，臺北市政府組織完成。（《日記》，1972年6月10日）
這裡，車遊時間又成了決定臺灣政局人事布局的關鍵時刻，汽車成為重要的辦公場所。
從日記看，伴隨蔣介石度過晚年孤寂生活的，還有兩條寵物狗——分別叫做「小白」與「小黑」。蔣在日記中記載他與狗鬥氣的事：「小白」因不守規矩，在地毯上隨地便溺，被蔣罰禁食。蔣與寵物狗在一起拍了不少照片，因怕這類「玩物喪志」的照片影響蔣的「領袖」形象，長期以來禁止傳播。2010年4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邵銘煌來杭州參加「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在其論文中詳細披露了蔣與寵物狗的親密關係，並展示了多幅照片。
人間重晚情。蔣介石晚年家庭生活中，宋美齡是不可或缺的。宋美齡習中國畫，蔣介石在上面題字是他們相偕互持的證明，兩人閒暇時一起下跳棋，與晚輩遊戲。蔣在日記中對宋多是讚揚與關心，顯示夫妻情深。多年夫妻難免也有失歡鬥氣的時候，蔣日記中也偶有對宋的埋怨之詞。1972年，蔣宋之間再次發生爭執，竟鬧到了蔣介石負氣「離家出走」，老夫妻分居的地步。
蔣介石和宋美齡
事情由孔令侃惹起。宋氏三姐妹中，宋慶齡、宋美齡均無子嗣，宋美齡對大姐宋靄齡與孔祥熙的幾個孩子相當疼愛。孔令侃為宋靄齡的長子，1949年後移居美國，宋美齡有時託其處理相關事務，到美國療病時也會住孔令侃處，但蔣介石對孔令侃並無好感。孔令侃自恃在美國政界有朋友，誇口能幫助臺灣購得急需的軍艦，但運作一段後，效果不佳，蔣介石認為其不可靠，中止了他的工作：
以令侃魯莽自是行動為深憂，乃屬妻令其停止在美工作。本日朝課後，手擬令經國制止令侃謀求眾院對潛艇援華之提案，以其不正當行徑對國家有害無益也。（《日記》，1970年3月21日）
蔣介石平素多疑，對人產生成見後很難改變。1972年初孔令侃到臺灣，自然要去拜見姨媽與姨夫，蔣介石想避而不見，無奈宋美齡硬拉他一同見。蔣在日記中頗多抱怨：
晚見令侃心神厭惡，國家生命幾乎為他所送。妻即愛我，為何要加重我精神負擔？身體不安。（《日記》，1972年5月17日）
那段時間，正是蔣如願就任「第五任總統」前後，本該愉悅的心情，卻被孔令侃給攪得亂七八糟。蔣介石5月27日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近日精神苦痛，以女子小人為難養也，故擬獨居自修。
蔣介石並未直接寫導致其「精神苦痛」的原因，但「女子小人為難養」的感嘆，在當時的環境下他身邊的「女子」只能是宋美齡，「小人」則應是指孔令侃。比起10天前初見孔令侃時，蔣介石的怨恨更多地轉到了宋美齡身上，以至不願見到宋，要「獨居自修」。三天後，蔣介石真的離家出走。5月30日下午，「獨自遷移中興賓館」。
倔強固執的蔣介石負氣出走，可將蔣家上下忙壞了。當晚，蔣經國就到中興賓館去探望，並陪父親晚餐（蔣稱之為「伴膳」），但卻無法勸其回官邸。之後的幾天，蔣經國、蔣緯國、蔣孝武、蔣孝勇、孔令偉（孔令侃之妹，著名的「孔二小姐」）或單獨或結伴去中興賓館陪蔣介石，儘量讓其開心。蔣介石雖然痛恨孔令侃，卻又未公開挑明，也不說到中興賓館是為了躲他。孔令侃不明就裡，作為晚輩，他也要隨大家探望姨夫。蔣介石聽到孔令侃要來的消息，心情大壞：「晚聞令偉言令侃要來見我，心神為之痛苦不堪，但只好聽其來見。夜間未能安眠。」（《日記》，1972年6月7日）次日，蔣介石見了孔令侃，與其談話，在日記中很不以為然地記道：「上午，與令侃談話時，任其美國對他開玩笑，而仍自以為得意，殊為可嘆。」（《日記》，1972年6月8日）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老年畏事的蔣介石，聽到討厭的人來見，痛苦不堪到了夜不成寐地步，卻不敢拒絕，而這個人只是個晚輩親戚而已。
蔣仍遷怒於宋美齡，與其分居的意志頗堅。他在6月12日記道：
惟小人與女子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女子更為難養，切勿近之。午膳、夜膳，勇孫皆來侍膳，不覺寂寞。
6月15日是端午節，蔣介石將經國、緯國兩家人約到中興賓館過節，中午聚餐，而宋美齡仍未出現。這對時常以恩愛示人的夫妻，裂痕實在有些大。蔣介石對孔令侃的仇恨一直沒有化解，甚至情緒化地將孔當成了罪惡的淵藪：「恥辱仇憤沒有一時能忘我懷，我的病源起於令侃，我的國恥亦發於令侃，用人不可不慎也。」（《日記》，1972年7月11日）
老夫妻間的矛盾終歸要解決，好像還是宋美齡妥協了。6月19日，蔣介石獨自在中興賓館住了20天後，宋美齡搬來同住。之後的日記中，又有了三次與宋美齡相關的記載：
晡，與妻車遊，雨霧甚大，即回。晚觀影劇。（《日記》，1972年7月3日）
下午，召見馬安瀾後與妻車遊。晚觀影劇。（《日記》，1972年7月14日）
下午，假眠後與妻車遊山下一匝，心緒煩悶。（《日記》，1972年7月20日）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去）
原標題：《從日記看蔣介石晚年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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